领导科学产生与发展_王景耀

领导科学产生与发展王景耀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领导科学在中国大地兴起至今，已经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

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的建立，推动了领导科学的发展。

值此建党九十周年之际，对领导科学的发展，特别是作为一名亲历领导科学发展历程的老同志，对领导科学在产生与发展的历程上做一个见证性的回顾与总结，也算是我这个老同志对领导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做一个历史性的交代。

一、 现代领导活动呼唤领导科学领导活动自古有之，是人类社会分工的产物。

它是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变化的。

任何一门新的学科建立，都是在历史与现实的成熟之中完成的，领导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也具有这样一个突出的特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路线，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任务。

面对新形势，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的各级领导干部，迫切需要新的知识来充实自己，并能迅速地提高自己的领导能力，以适应迅速变化了的形式。

这一新形势也为党的干部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新的任务。

1981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这为我提出了一个能够认真读书的机会。

在学习期间，我对党的干部教育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认识到我们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

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些经验，是否可以进行理论上的升华，形成一门科学，对未来的领导活动进行指导。

萌生了这个想法之后就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上的准备。

在学习中，我不断的领悟到，领导活动中，蕴含着学问，而且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学问。

“领导科学”能不能成为一门学科，英国学者贝尔纳（科学学创始人之一）认为：科学是一种建制，科学是一种方法。

千百万各级领导干部，他们支撑着社会运行机制，管理和控制着社会发展，难道他们的活动没有规律可循吗？他们不需要一门专业理论吗？回答是肯定的。

在这一想法确定以后，就更加坚定了我对这一学科的研究与探索。

就学科的名称问题，是叫“领导学”还是叫“领导科学”,当时与同组安徽省委党校教员钱根树同志一起进行多次探讨。

由于对这一学科概念的提出以及经常对这一问题探讨，引起了我所在的党支部成员的反感，并提出要对我进行批判。

支部书记张建国（河南省委党校）、辅导员陈家俊（中央党校）、支部委员汤九一（上海市委党校）等在支委会讨论中多次提出批评的意见。

何云清（支部学习委员、福建省委党校）在讨论中认为是是学术研究，不应该搞什么批判，于是就没有批成。

这种举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人们的思想还是禁锢的，还是非常僵化的，对新生事物还不可能轻易接受。

（一）调查研究 提出课题面对干部教育的新形势，首先从调查研究入手，了解领导工作中的实际情况。

在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回到黑龙江省委党校后，曾先后到牡丹江、齐齐哈尔等地进行调研，了解领导干部在实践中的所思、所想，并同他们一起分析领导工作中的实际案例。

在校内多次召开学员座谈会，大家一致认为，干部教育应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增加新知识，重点应放在培养素质，提高领导能力等方面。

根据学员的要求，于1982年2月间，提出了在黑龙江省委党校进行干部教育的七个专题讲座。

校党委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党委每位成员都进行了认真的传阅、批示。

之后，在轮训班开设了讲座课。

此间，先后讲授了“人才学”、“领导方法”、“领导素质”、“领导修养”、“领导决策”、“思想政治工作”、“领导作风”等几个方面的专题。

在这期间，我国从事软科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先后发表了一些文章，使我们进一步开拓了思路。

我们采取边教学，边听取意见，不断总结经验，不断丰富教学内容，教学质量得到了逐步提高，受到学员普遍欢迎，迅速成为一门主课。

（二）建立组织 开展领导科学教学研究在专题讲座的基础上，由主管教学的两位副校长、党史党建教研室主任和王景耀等四人。

以四个人的个人名义向党委提出：“关于组建领导科学教研室，开设领导科学系列讲座的建议。

”1982年5月20日黑龙江省委党校召开了校长办公会，决定由王景耀负责筹建领导科学教研室，开设领导科学系列专题课，并形成文件向省编委正式申请编制。

同年7月黑龙江省编委正式批准成立黑龙江省委党校领导科学教研室。

教研室成立后，为了适应专题讲座的需要，我们编写了《干部素质与修养》的小册子，收入了刘吉的《现代领导艺术》等十四篇文章。

1982年7月间，大连市管理干部学院举办“决策科学化”培训班，我校派边占林、刘兰芬、王景耀等三位同志参加学习，经过20天的学习，“还不知道什么是决策科学化”，学员们的反映很大。

学习班结束后，我同刘兰芬同志到中央组织部，见到了沙洪同志（中组部副秘书长、干教局局长），向他汇报了我们黑龙江省委党校已开设了领导科学专题课，并组建了领导科学教研室。

他听了很高兴，并当即表示：组建教研室很好，研究领导科学，开设这门课程是非常必要的，干部教育讲领导科学是没有问题的，我支持你们的研究，如果取得经验，我给你们推广。

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国家机关干部教育工作决定”中，明确提出了领导科学作为干部教育的重要内容。

为此，我们研究领导科学的信心更加坚定了，一定要把这门学问研究下去，使其成熟与发展（当时我们正在着手编写领导科学教学大纲）。

为了加强领导科学研究，丰富教学内容，我们经常在学员中召开座谈会，搞调查研究。

这样既了解了他们的情况，又丰富了我们的教学内容。

（三）教育者先受教育为了使大家（当时教研室已配备4名同志）尽快进入角色，开展教学和研究工作，于1983年3月27日教研室一行3人进行全国性访学：首先来到北京，在中组部，沙洪同志接待了我们（办公室主任陈鸿苏同志参加）。

当时我们向沙洪同志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央决定中，提出了领导科学的问题。

而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科学的领导方法问题，是否中央在提法上有什么变化；二是我们准备编写领导科学教学大纲，并提出七个专题：科学决策问题；选人用人问题；思想政治工作问题；领导方法艺术问题；领导者素质修养；关于调查研究问题；领导作风问题。

沙洪同志当时表示：“中央的决定没有变化，主要是对干部要进行科学的领导方法的培训与教育，而这一内容，是需要通过领导科学的教学来实现的。

你们编写教学大纲很好，我支持。

有经验我们给推广，有啥事经常联系。

”这说明党中央已把领导科学作为干部教育内容之一规定下来了，中央组织部是赞成研究领导科学的。

中组部接受领导科学概念，并支持研究领导科学除了看到干部教育的实际需要外，也是受当时罗共中央党校的影响。

1980年期间中央党校曾派宋振庭、周逸、蔡长水等同志赴罗共中央党校考察，期间见到罗共中央党校建立三人组成的领导科学教研室，并带回一个“所谓”的教学大纲，实际只是一个课程表（我在中组部见过）。

当时因为宋振庭同志生病。

而周逸同志不赞成搞什么领导科学。

而当把情况汇报给沙洪同志后，中组部的相关同志接受了（领导科学）这个观点，并积极地促成了这门课程在干部教育中实施并把这个情况介绍给田夫、赵洪州，让他们去研究。

从北京到天津，见到了何仲秀同志，他向我们介绍了科学学界的学术活动情况。

特别向我们介绍了赵洪州在《科学学与管理》杂志发表的文章，署名反对的人不少，他告诉赵洪州同志要注意这个情况。

1983年4月2日，我们来到江苏省委党校，王慧君同志接待了我们，介绍了他们也在编一本领导科学方面的书的想法。

她说福建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邱一平请山西社科院陈良谨讲决策科学化问题，很受启发，想编写一本这方面的书因为他已调动工作，因此，请王慧君同志牵头编书。

后来，华东几省哲学教研室同志在黄山讨论书稿，请辽宁省委党校黄金堂同志参加，他说你们要编写领导科学方面的书最好要加上“马克思主义”的字样，于是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领导科学概论》一书。

在江苏期间，我校一位同志曾把我们拟定的几个专题介绍给王慧君同志。

在我的记忆中，这本书没有在市场上发行。

从南京于4月4日到达上海，市委组织部安排与周克同志见面，但因故未成。

刘吉同志热情地在上海科学会堂接待了我们，并交谈了他们正在编写的《现代领导者》。

这本书，后来先出了油印本，给我们寄了30本。

书稿送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社认为主要是讲企业的，微观的多一些，引进的多一些，未予出版，并给一些资料费。

该书后来改为《领导科学基础》，在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经过修正、改版，发行量很大，为领导科学普及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编写教材 实现系统化教学经过专题讲座后，学员们普遍提出应该有一本教材，适应他们进行系统学习的需要。

根据学员的这种普遍要求，我们认为经过对资料的积累，编写一本专业教材的条件已经成熟。

于是我们就在领导科学大纲的基础上着手编写领导科学讲义。

领导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性学科，因此必须摒弃那种经院式的研究方法，而应与实际相结合，紧密结合干部培训的实际需要，既要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又要注重应用性。

这样我们就决定编写一本比较系统地阐述领导科学知识的教材——《领导科学讲义》。

为了编好这本书，首先编写大纲，按照大纲体系，编写了十五章的讲义的框架体系。

为了使教材具有一定的权威性，邀请了中组部的陈鸿苏同志，同时又想从中央党校选择一位参加。

我校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冯伯录同志介绍说：孙钱章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管理学的，可否请他参加进来？就这样中央党校请了孙钱章同志参加编写工作。

人员确定之后我带着书稿到中组部沙洪同志处进行了简要汇报，他表示赞同。

同时又邀请了陈鸿苏、孙钱章同志，我们三人对框架体系进行了讨论，仅用半天的时间便全部通过。

并于1984年出版（内部版）。

二、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 构筑学科体系（一）领导活动的基本特点从领导活动的本质来看，它是体现群体意志、实现群体目标的行为，一般的说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首先，领导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是较高层次的社会实践，而且是主观认识见之于客观实际的活动，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

其次，领导活动也是表现为一种人际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反映。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一的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在人的社会关系中，存在着政治、经济、思想、道德、伦理等等。

总之，不同的社会形态，人们的价值观与价值取向是不同的。

再其次，领导活动是社会组织的产生、稳定和发展的内在条件。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够自组织、自发展，是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有机的体系，而领导则是这种社会组织的一种内在机制。

一个组织由于有了领导存在，其内部就有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权利与服从的关系，就有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正是形成组织的有序性的产生组织功能的根基所在。

领导在一个组织中，总是与外部联系的代表和中介；在内部联系中，仅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集中点”。

因而可以说，领导是社会组织与社会机制中的启动点和支点。

正是基于领导活动的特点的基本分析，领导科学的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总结我们党的领导经验为主体，继承吸收古今中外的领导和管理思想的方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领导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