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退四川：抗战的“东方敦刻尔克”奇迹
中国工业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中国工业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作者：潘前芝来源：《党员生活·中》2020年第11期1940年5月末，英国利用一周时间从法国的敦刻尔克港口成功撤退30余万英法聯军，敦刻尔克因此名垂史册，为盟国保存了反攻所需的关键人员。
而在比这更早一些时候，发生在中国川江航线上的宜昌大撤退，为中国民族工业保存了发展命脉。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决定“以空间换时间”，将东部沿海地区的机关、学校、工矿企业等向西部迁移。
迁移所依靠的交通工具中，飞机、火车、汽车资源有限，速度最慢的水路成为内迁主要通道。
当时，大多数人，包括国民政府，对能抵抗到哪一步并不清楚。
有些厂家以为到了武汉基本就安全了，于是开始寻址建厂，着手恢复生产。
但战事发展超出预料，南京沦陷不久，国民政府发布迁都重庆的宣言，随后，企业被要求继续内迁入川。
由汉入川，宜昌是必经之地。
长江航道，自宜昌至四川，水流湍急，滩险林立，两岸峭壁，船只只能满帆借助风力上行，且大型船只根本无法上驶。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宜昌处在日军的星月形包围之中。
此刻的宜昌长江码头，物资器材积压成堆，从下游运来的各种器材设备，加上兵工器材总计在12万吨以上，可以说，全中国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了宜昌，一旦无法及时入川，后果实难预料。
但以当时可用轮船数和单艘轮船运力计算，完成这批人员与物资的抢运，需要约1年时间，且此时离川江枯水期只有40多天，一旦进入枯水期，抢运就更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同时，日军飞机在头顶盘旋轰炸，人们争先恐后地挤在码头上抢着登船，慌乱和无序的境况成为制约抢运工作最大的不确定性问题。
已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兼任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的卢作孚临危受命，经过调查和计算后，他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驾驶员以及宜昌港口的管理人员开会，商定出详细的抢运计划。
在这次抢运计划中，首先要求所有单位将物资按轻重缓急分为三个顺序，优先起运最重要物资，按秩序装船，不得争先恐后;根据航段情况、物资重要程度和装卸难度实行分段航运，调节航程以提高现有运力;增加装卸设备，设立转运站，增添趸船大型起重吊杆;同时增设电台，加强调度，把船、岸和宜昌指挥中心连接起来，随时了解船舶运输情况，以保证有序调度。
悲壮的撤退敦刻尔克大撤退行动
悲壮的撤退敦刻尔克大撤退行动悲壮的撤退——敦刻尔克大撤退行动敦刻尔克大撤退行动是二战期间一次重要而悲壮的历史事件，发生在1940年5月的法国敦刻尔克。
在战争的背景下，盟军士兵们进行了一场艰难而危险的撤离行动，以获得重要的时间和空间，为后续的战斗做准备。
本文将从背景、行动过程以及影响等方面，对敦刻尔克大撤退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
背景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
当时法国已被德国纳粹占领，英法盟军在与德军的冲突中一度失利。
在此背景下，盟军被迫撤退至法国北部的敦刻尔克，开始了一场艰险而具有挑战性的大撤退行动。
行动过程敦刻尔克大撤退行动自1940年5月27日开始，历时9天，至6月4日结束。
行动中，英法盟军通过陆军、海军及民用船只等多种方式，将近40万的士兵从敦刻尔克撤离至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英国。
在撤退的早期，德军对盟军形成了较大的包围圈，使得撤退行动面临着极高的风险。
然而，盟军通过精心组织和周密计划，利用前线的武装部队掩护以及船只的接运，成功地将大量士兵撤出战场。
这场撤退行动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事撤退，需要迅速而精确的决策，以及士兵们的勇气和英勇行动。
从战场到海滩，从阵地到船舶，每个环节都需要协调一致，且时间紧迫。
重型军车和步兵阻塞了街道，德军的空袭和炮击不断造成伤亡。
然而，尽管种种困难和危险，撤退行动仍然顺利进行，最终成功地将士兵转运至英国本土。
影响敦刻尔克大撤退行动对于整个二战的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它为英法盟军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以重组力量，为后续在欧洲战场上的抵抗做准备。
撤退后的盟军在英国进行了有效的整编，为未来陆战、空战和海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此外，敦刻尔克大撤退行动也彰显了团结与合作的重要性。
英法两国士兵在面对重重困难时，紧密合作，相互支持，共同迎战敌人。
而这种团结与合作也体现在其他国家的加入和帮助中，比如荷兰、比利时等国，他们提供了船只和军人，为撤退行动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撤退四川：抗战的“东方敦刻尔克”奇迹
撤退四川：抗战的“东方敦刻尔克”奇迹民康轮运输支前物资后空船返回重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尽管中国军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看到的仍是连连丢城失地。
随着上海沦陷，首都南京失守，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急，就在这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被称为“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发生了。
而在这场光照千秋的大撤退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便是川人的民生公司与川地军民百姓。
著名的民生轮船公司是四川合江人卢作孚于1925年创立，战前主要经营重庆至上海的长江航运。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民生公司已拥有轮船46艘，总吨位18718吨，成为我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营企业，长江航运的主力。
抗战爆发后，卢作孚临危受命，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军事委员会第二部副部长兼农产、工矿、贸易调整委员会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
自此，卢氏放弃了预定的欧洲之行（战前曾设想到欧洲旅行考察船运业务），全力投身于反侵略战争的航运组织之中，并向他的员工明确提出了“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的倡议。
随着华北陷落，淞沪战争爆发，南京告急，武汉面临威胁，民生公司奉命集中了所有的轮船，在两个星期内将四个师、两个独立旅的川军将士，由重庆、万县等地以最快的速度输送到了武汉前线。
上海、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中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卢作浮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同时兼任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水陆运输委员会主任--包括民生公司、招商局等在内的所有大小轮船公司的船只均归这个委员会指挥。
主要的任务就是抢运战略物资入川。
此时，从上海、南京和华北、华中撤退到武汉的工厂设备、战略物资，大批的军队和给养，以及故宫南迁的国宝等等，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运到西南后方。
卢作孚集中川江中下游的所有轮船，在武汉保卫战的炮火硝烟中，日夜工作，紧急抢运。
1938年10月21日，广州落入敌手。
25日，武汉沦陷，日军沿长江一线开始向西南大举进攻。
至此，中国国土精华尽失，彻底陷入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
整个国民政府抗敌武装力量，已无一个完整的师可以继续作战。
军事理论 期中 那些年,我们记忆里的国防
那些年，我们记忆里的国防信息管理学院 11编出学委 2011300740006 杜诗卿国防这个词在我耳边提了不知多少次，留在记忆里的可能是一些故事。
我的初中在湖北宜昌四中就读。
我们学校旁边就是一个很大的儿童公园，城市仿佛就是围着这个公园建起来的。
我们每个去过公园的孩子都知晓，公园下方是密密麻麻的地道，出口颇多。
有一些出口现在也开着，被辟为纳凉和游玩的地下场所，经营者取了个很好听的名字：地下长城。
所谓地下长城，即是防空洞。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全民备战的紧张气氛中，毛泽东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全国大中城市都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活动，参加者数以亿计。
全国挖洞的轴长度超过万里长城，挖掘土石的体积超过长城的土石方总量。
后来我们有些人还说，这个“地下长城”名字取得真贴切。
然而现在又有多少在里面玩耍的孩子乃至成年人知道这些呢？尽管墙上还依稀可见当年深挖洞时的各种口号、标语，尤其是毛主席老人家的号召。
我们学校历史很久远了，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旅宜同乡会”创办的，解放之后教育部门为了以示纪念，就把学校命名为湖北省第四中学，后来即为宜昌市四中——城市中心地带最大的初中。
因此，这样一个关键的地方自然也是备战防空洞延伸的一处。
初中时，一位叫赵国芳的白发老先生，教我们地方课，直白说就是教授学校和这座城市的历史。
地方课的赵老先生告诉我们：当年，一个老教师站在讲台上，地下正在挖洞，挖着挖着教室讲台后的地面突然陷了下去，老师连人带书一起掉了进去。
老先生提起这段轶事，全班哄堂大笑，也许笑过之后大家的记忆里也就抹去了这一笔。
这些年过去了，估计很多人把这位地方课的老先生也一并忘记了。
今天想起那时天真无邪的我们，对地方课上的精彩讲述听得兴奋不已，会浅浅一笑。
对于军事上的事情，我听得最多的几个词还是枣宜会战、石牌保卫战、宜昌大撤退等等。
这些战争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战争给民族的创伤，还有对中国军人、对实业救国的民族企业家油然而生的敬意。
卢作孚与“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卢作孚与“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作者：徐文杰来源：《晚晴》2017年第10期最近，电影《敦刻尔克》登陆各大院线，让人们重回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
二战史上，有一场号称中国版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这场由实业家卢作孚指挥的“宜昌大撤退”，拯救了150万人，打破了日本粉碎中国的美梦。
宜昌大撤退是中国抗战史上辉煌的一页，卢作孚作为民族英雄将永载史册。
生逢乱世，卢作孚的“修身救国”之志从未改变，一生践行中国梦。
救国：从教育到实业卢作孚幼年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即辍学，后赴成都，凭借数学和国文方面的天赋自学成才。
他先后做过教师报社记者和主笔。
期间，他加入了同盟会，积极支持四川的学生运动。
随着阅历的丰富，卢作孚逐渐认识到落后的教育状况对国家民族进步的制约，于是萌发了“教育救国”思想。
1921年，四川军阀杨森在泸州推行新政，卢作孚担任沪州永宁公署教育科长，主持教育改革，后因军阀混战而中断。
三年后，四川政局刚一稳定，卢作孚在成都创办通俗教育馆，又因四川军阀内战而陷入艰难境地。
卢作孚悟出了一个道理：“纷乱的政治不可凭依”，依靠军阀政权办教育是难以成功的。
经过多方考察，卢作孚决定以内河航运作为实业救国的突破口。
1926年，卢作孚以多方募集的8000元作为资本，发起成立“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从公司的名字上他就想表明，公司关注民生。
他要创造一个“新的集团生活”的“建设事业”。
卢作孚突破传统的“买办制”管理方式，实行经理负责制，并提出“一切为了顾客”的宗旨。
在卢作孚的经营下，民生公司的声誉迅速传扬开来，几乎班班客满。
此后，通过整合兼并，到1937年抗战前夕，民生公司的轮船达到46艘，职工3991人，股本为350万元，资产达1215万元，承担了长江上游70%以上的航运业务，成为我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集团。
毁业纾难青史流芳正当民生公司迅速发展壮大之际，抗日战争爆发了。
国难当头，卢作孚急电公司员工提出“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
中国版“敦刻尔克大撤退”
中国版“敦刻尔克大撤退”作者：董尹来源：《支点》2015年第10期日本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工业化发展进程。
在当时经济凋敝、实业不振的情况下，抗日战争胜利的取得着实不易。
在这背后，一场由爱国企业家发动和组织的，自上海溯江而上至重庆的“工业长征”，保存了战时有限的工业生产能力，完成了重要工业装备跨区域转移的空前壮举。
这场被誉为中国版“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工业内迁，它的意义不止于抗战的胜利，对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格局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战火逼近，西迁武汉我国近代工业发展十分落后，并且布局很不合理，绝大部分工业企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尤以上海为最，而西南、西北等内陆各省现代化工业寥若星辰。
据1932年的统计显示，上海登记的工厂数为1235家，占全国的31.39%，资本总额1亿4千多万元，占全国资本总额的39.73%。
而蓄谋已久的日军，则妄想于摧毁中国的工业基础，达到实现侵华的目的。
全面抗战爆发后，工业荟萃之地上海的形势岌岌可危，一旦落入敌人之手则非常危险。
而内地各省地广人稀，几乎没有工业基础，难以满足抗战的需求，重新建设又为时过晚。
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沿海工厂迁至内地。
如此一来，既可以避免沿海工业遭到灭顶之灾，为战时大后方建立长期抗战的物质基础，又可以避免沿海民族工业落于敌手为敌所用。
与消极抗战路线相一致，国民党政府对于沿海地区工厂的内迁也只是一个粗略的意向，随着战事的不断扩大，工厂内迁的呼声越来越高。
上海机器五金制造业同业公会主席委员颜耀秋，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要求内迁：“这次事变不是局部性的，如不内迁，势必沦入敌手，也就是间接资敌，纵有任何困难，也要想办法搬进去。
”国难当头，颜耀秋的话代表了大部分民族企业家当时的想法。
虽然也有持反对意见的人，但形势危急，内迁的序幕已经在上海拉开。
经过数日协调，迁移委员会决定“凡中国国民投资之工厂，均可一律迁徙……迁移目的地为武汉……政府给与相当津贴”。
《须知》一经公布，上海工厂纷纷报名登记，紧张的内迁开始了。
抗战时期中国工业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宜昌大撤退线路图
卢作孚 正在抢救物资的民生轮船员工
装满物资开往重庆的民生轮船 水流端急的长江
昌抢运得以顺利完成，同样离不开多方力量的支持和牺牲。
首先要感谢正面战场的顽强抵抗。
当时，张自忠、薛岳等部在宜昌周边地区与日军作战，迟滞了日1000余名船工集体写信给国民参政会说：“如果说我们是在为微薄的工资苟延残喘，实在不如说是在为争取抗日的胜利。
”话虽不长，但爱国热忱跃然纸上。
停靠在重庆码头等待卸下物资的民生轮船。
敦刻尔克大撤退
敦刻尔克大撤退：希特勒为何命令德军停止前进？2015年07月01日 10:08来源：中国新闻网作者：金煜核心提示：撤退的第二天，驳船、拖船、货船、客轮、渔船、汽艇乃至私人游艇，纷纷出海驶往敦刻尔克。
联军撤退过程中，距港口仅10英里的德军先头部队却接到希特勒亲自下达的停止前进命令。
决定历史的一瞬是什么？解答的关窍如同摩尔斯密码，我们只能根据规律去破译。
从1937到1945，我们追寻国内抗战史的目光，已历12期；从这一期开始，我们将关注投向1939年后波澜壮阔的世界战场。
我们重走70多年前亲历者的足迹，跨越欧洲、亚洲和美洲，去丈量战争的图景，去还原这场正义的和平，以及人性的光辉，这也是我们对二战的诠释。
1945年，死亡和暴力再次被牢牢锁住，每一位亲历者都是这密密麻麻锁扣中的一环。
在诺曼底的美军公墓，安息着漂洋过海来的年轻人；伦敦的博物馆里，坠毁的飞机残片被制成永久的纪念碑；敦刻尔克的海边，众人合唱的《马赛曲》响起，如同雪崩般扩散开去。
所以，未来的报道里，你会看到我们力图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史迹里，重新找寻有温度的印迹，从陌生名字、墓碑和纪念册里，捡拾诗歌戏剧一样的人生。
历史才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套用茨威格的名言：没人能超越它。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把二战国际报道的第一期留给敦刻尔克。
因为短暂的撤退孕育着未来的胜利。
启示录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国军队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40年，马其诺防线被突破，比利时军队投降，30多万英法联军全部集中在法国敦刻尔克和沿海港口，一场撤退行动开始。
在敦刻尔克大撤退纪念馆馆长卢西恩·贝恩看来，灰暗的战争岁月里，大撤退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胜利。
为了纪念敦刻尔克大撤退，巴黎曾举行一场花卉比赛，选出全法最美的玫瑰，这株玫瑰就被命名为“敦刻尔克”玫瑰。
它闻起来有胡椒的味道，也有淡淡的清香。
“这是法国人民对待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态度——它是成功的。
”卢西恩·贝恩说。
敦刻尔克战役简介：二战最大规模撤退行动
敦刻尔克大撤退：1940年5月，英法联军的防线崩溃后，英军在法国东北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港口城市敦刻尔克进行了当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撤退行动。
在这项代号为“发电机计划”的行动中，英国利用各种船只撤出了大量部队。
战役背景随着德国军队于1939年9月1日对波兰发动进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9月3日，英法对德国宣战，但英法联军只是躲在马奇诺防线后，没有对波兰进行有效的军事支援。
9月27日，德军占领华沙，波兰完全沦陷。
1940年5月10日，德军136个师在3000多辆坦克引导下，绕过马奇诺防线进攻比利时、荷兰等国。
仅十多天，德国装甲部队就直插英吉利海峡岸边。
北部的英法联军事实上已被包围在法国北部的佛兰德地区。
5月27日比利时军队投降，40万英法联军开始向敦刻尔克撤退。
利用这座港口城市设置阻击防线，再利用船只渡过英吉利海峡成为英法联军的唯一生路。
战役过程5月24日，德军从西、南、东三个方向逐渐逼近敦刻尔克。
当德军坦克距离港口仅10英里时，却接到了希特勒停止前进的命令。
这一命令在后来引起争议，军事专家普遍认为由于敦刻尔克地势险要，不利于装甲部队作战，希特勒是为了保存装甲力量。
事实上，英国早在5月19日就预见到了失败，战时内阁指示海军部制定代号“发电机行动”的远征军撤退计划。
希特勒阻止德军坦克进逼敦刻尔克给了英法联军建立阻击阵地的机会。
尽管5月27日德军装甲部队恢复了对敦刻尔克的攻势，但他们面临敌人有组织的防线而无法突破。
英法联军成功地延迟了德军进攻，并且为部队撤离敦刻尔克赢得更多时间。
5月26日晚，英国海军部下令开始执行“发电机行动”，该行动由多佛尔军港司令伯特伦·拉姆齐海军中将全权指挥。
由于敦刻尔克地区一直遭到德军猛烈轰炸，只有东堤可以停泊船只。
在“发电机行动”的第一个晚上，在英国海军的努力下，首批人员顺利离开敦刻尔克回到英国。
英国海军部开始在沿海和泰晤士河沿岸征用船只。
5月27日，德国空军第3航空队和第2航空队大举出动，猛烈轰炸敦刻尔克港区和海滩，而英国空军起飞200架次战机掩护海滩登船点和运输船只。
1938：中国版“敦刻尔克大撤退”
1938：中国版“敦刻尔克大撤退”作者：毛剑杰来源：《党员文摘》2017年第11期1938年，中国抗战进入关键阶段：华中战场激战正酣，武汉面临沦陷，重庆成为战时首都。
随之，大量入川的抗战物资滞留在长江枢纽港宜昌。
枯水期到来前，十余万吨物资、数万人员由穿越三峡的船只安全转移至重庆……这一壮举让人想到了两年后欧洲战场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被世界知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
宜昌，生死存亡清末、民国时期入川，长江水路几乎是唯一畅通的大道。
宜昌以上的峡江航道滩多浪急，1500吨以上吞吐量的轮船不能溯江而上，从中下游来的大船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下船“换载”，才能继续溯江入川。
1938年夏天，当中日武汉会战正酣、国民政府准备撤往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腹地时，夹在武汉、重庆两大重镇之间的宜昌，成为举足轻重甚至决定生死存亡的角色——浩浩荡荡的人流不断涌入这个长江上、中游的转运枢纽。
1938年的一份报告统计，当时在宜昌候渡的各类人员，最多时有3万多人（不含流动人数）。
比难民更亟须进川的，是各种各样的抢运物资。
当时的杂志《新世界》刊载文章称：“（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十月二十五日……当时存积宜昌的兵工器材，差不多有十三万吨必须赶速抢运。
”除了入川的，还有需要出川的几十万增援的川军部队和装备，亟待通过长江水道转运到抗日前线。
当时，人口只有10万余人的宜昌城一下子被挤爆了，数公里区域内，各种大宗物资堆积成山——它们并非等闲之物，而是全中国航空、军工、轻重工业的精华。
更让人心急火燎的是：再过40天左右，峡江航道就要迎来漫长的枯水期，届时装载大型设备的轮船根本无法行驶。
这也意味着，所有滞留宜昌的人员、物资须在40天内运完！按照当时中国船舶的运力，这些物资转运入川至少需要一年！比灾难本身更可怕的，是笼罩在宜昌上空的恐慌气氛。
各企业、各机关都在争先恐后要求尽快撤到后方去，宜昌陷入一片混乱和恐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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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退四川：抗战的“东方敦刻尔克”奇迹民康轮运输支前物资后空船返回重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尽管中国军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看到的仍是连连丢城失地。
随着上海沦陷，首都南京失守，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急，就在这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被称为“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发生了。
而在这场光照千秋的大撤退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便是川人的民生公司与川地军民百姓。
著名的民生轮船公司是四川合江人卢作孚于1925年创立，战前主要经营重庆至上海的长江航运。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民生公司已拥有轮船46艘，总吨位18718吨，成为我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营企业，长江航运的主力。
抗战爆发后，卢作孚临危受命，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军事委员会第二部副部长兼农产、工矿、贸易调整委员会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
自此，卢氏放弃了预定的欧洲之行（战前曾设想到欧洲旅行考察船运业务），全力投身于反侵略战争的航运组织之中，并向他的员工明确提出了“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的倡议。
随着华北陷落，淞沪战争爆发，南京告急，武汉面临威胁，民生公司奉命集中了所有的轮船，在两个星期内将四个师、两个独立旅的川军将士，由重庆、万县等地以最快的速度输送到了武汉前线。
上海、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中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卢作浮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同时兼任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水陆运输委员会主任--包括民生公司、招商局等在内的所有大小轮船公司的船只均归这个委员会指挥。
主要的任务就是抢运战略物资入川。
此时，从上海、南京和华北、华中撤退到武汉的工厂设备、战略物资，大批的军队和给养，以及故宫南迁的国宝等等，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运到西南后方。
卢作孚集中川江中下游的所有轮船，在武汉保卫战的炮火硝烟中，日夜工作，紧急抢运。
1938年10月21日，广州落入敌手。
25日，武汉沦陷，日军沿长江一线开始向西南大举进攻。
至此，中国国土精华尽失，彻底陷入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
整个国民政府抗敌武装力量，已无一个完整的师可以继续作战。
若论外援，除苏联赏赐的一点有限军援外，英美和其它所谓民主国家皆袖手旁观，几无片甲之赠。
有些巧合的是，就在武汉沦陷的那天晚上，驻美大使胡适与奉命前往美国借贷的金融家陈光甫，正在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家中拜佛求神，竭求美国方面尽快为借款求援打开绿灯，以为身衰力竭，即将崩溃的中国政府“打一剂救命针”。
而这个时候美国的战略物资如钢铁等仍源源注入日本敌国。
抢运人员物资的民元轮航行在长江上。
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决定中国不被灭亡的最后一线希望，就是滞留在武汉西部长江岸边宜昌城内的九万吨重要战略器材——这是中华民族得以生存并决定未来反攻的有生力量。
卢作孚后来在回忆这段艰难岁月时说道，那些器材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
敌机已飞临宜昌，日军正向宜昌推进，而民生公司承担的任务，除了这九万吨极其重要和珍贵的战略物资，还有十万聚集在宜昌等待入川的军政两界要员及其部下与附属人员，外加一百万吨左右的零散物资和不计其数的难民，处境万分危急。
当时国内重量级的船运实业家是浙江巨商虞洽卿和卢作孚，虞洽卿掌控的三北轮埠公司、中华公司轮船和鸿安轮船公司更大，总吨位达到9万余吨，主要在长江下游和海面上经营。
但抗战爆发后，虞洽卿的船只大部分被凿沉于长江下游，以封锁江面，尚余的4万吨左右大船因吃水深而无法进入川江。
当时可在川江行驶的船只有24艘，其中22艘属于民生公司。
10月23日，就在武汉沦陷的前两天，卢作孚到达宜昌坐镇指挥。
摆在卢次长面前另一个严峻的事实是：从宜昌到重庆，上水航行至少需4天，下水航行至少2天，而当时川江已接近枯水期，较大轮船尚能航行的时间只有40天，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停航期，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和物都必须在40余天的时间内运走。
而要完成这么大的运输量，以民生公司当年的运力计算，需要整整一年。
面对危局，卢作孚到达宜昌的当天晚上，立即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船长、技术人员开会，促使众人要以孙子兵法中所云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悲壮精神，想方设法打破困境，突出重围，保全中化民族生存、反攻的仅存的一点血脉.次日清晨，随着太阳光芒初照战争阴影笼罩下的宜昌，抢运方案形成，所采取的方法是三段航行：宜昌至三峡入川为第一段，三峡至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以分段运输缩短航程，多运快运。
待运物资中，除了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和最不容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到重庆外，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则缩短一半航程，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卸下，留待以后再转运。
这样，川江中水位的时间被充分利用了，仅有的运力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为了尽快抢送百万吨零散物资与大批难民，卢作孚指挥部下在三峡航线增设码头和转运站，临时增加雇工3000多人，征用民间木船850余只予以协助。
这场后来被著名教育家晏阳初称为“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注一]行动开始后，卢作孚指挥他的民生公司，在日机轰鸣与残酷轰炸中，把重要物资的三分之二在40天内安全转运到大后方。
此后，枯水期来临，中水位轮船已不能在川江继续航行，卢作浮临危不乱，组织民生公司职员改用木船和绞盘拖船装载着最后三分之一的物资日夜运输。
遇到浅滩水枯处，民生公司的员工与前来援助的军民一道，改用人力在长江岸边拖着一艘艘分装的木船步步艰难前行，从而开始了长江航运史上前所未有的意志与力量的竟拼。
尽管有为数众多的轮船被追遂而来的日机炸沉，有的触礁而毁，船上水手伤亡惨重，但那大船小船齐头并进，那军民不分，通力合作的场面，以及在硝烟密布，弹片横飞的川江水面负重前行的身影，永远留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史上而使后人越发奋励。
其间，有外国记者拍下了全裸的民生公司职员和当地纤夫，为抢运战时物资于寒风凛冽中，在长江岸边匍匐前行的照片。
民生公司重庆总公司办公大楼。
当这些照片在西方报刊登载后，引起了强大震撼。
为此，西方特别是美国人才知道世界东方这个被讥讽为“拿着筷子与日本军队交战”的民族，在最危急的时刻会用肉体与炸弹、刺刀搏斗，用鲜血浇泼战火的烟焰，中国民众有着一种不可战胜的意志与潜在力量——这样的民族是不会灭亡的。
美国民众援华的呼声空前高涨，美国政府与议会对中国抗日前途的估计，以及对华政策为之发生了巨大改观。
拥塞在宜昌的人员1938年12月，经过民生公司20多艘轮船和征集而来的850多只木船不停地在峡江来回穿梭了40多天后，宜昌大撤退结束。
此次抢运的物资，相当于民生公司战前1936年全年的运输总量。
直到宜昌沦陷前，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货物100余万吨，其中包括两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
正是得益于这次抢运，一批现代化的钢铁厂、兵工厂和纺织厂，在长江上游的大后方又相继建立起来，为国民政府组织反攻和夺取整个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日本军方后来在检讨武汉会战得失时，才认识到此次中国军民拼着性命抢运战略物资在整个战争中的作用，并慨叹道：“假定昭和十三年（1938）攻占武汉作战的同时就攻占宜昌，其战略价值就大不一样了。
”[李天元杨金邦《东方的敦克尔刻大撤退》，载《宜昌文史资料》第七辑。
]限于当时的特定条件，日本侵略者没有这样做，或者上帝没有给予他们机会实施这一进攻计划，天佑中华，在川人不惜以肉体/热血与牺牲生命的全力协助下，中华民族绝处逢生，最终等到了战略反攻的那一天。
资料：敦克尔克大撤退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法联军防线在德国机械化部队快速攻势下崩溃之后，于敦刻尔克这个位于法国东北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港口城市进行当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撤退行动。
大体经过如下：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国军队在稀特勒命令下，对波兰发动了突然袭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9月3日，英国和法国被迫对德国宣战，但实际上英法军队躲在马奇诺防线后，各自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对波兰进行有效的军事支援。
9月27日，气势正盛的德军占领波兰首都华沙，波兰完全沦陷。
1940年5月10日清晨，德军136个师在3000多辆坦克引导下，绕过马奇诺防线，以A、B两个集团军群发起强大攻势，进攻比利时、荷兰、法国、卢森堡等国。
仅十多天时间，德国装甲部队就横贯法国大陆，直插英吉利海峡岸边。
5月20日，德军装甲部队切断了的英法联军与其南翼法军的联系，仓促中组成的英法联军三个集团军约四十个师被包围在法、比边境的佛兰德地区。
随后德军抵达英吉利海峡沿岸，联军被压缩在宽50公里的敦刻尔克周边滨海地区不能动弹。
5月26日英国海军下令代号为“发电机”的撤退行动。
德国空军猛烈轰炸敦刻尔克，将港口炸成废墟，阻止联军撤退。
5月27日，比利时军队大批投降，40万英法联军不得不集中起来，拼上最后性命向敦刻尔克撤退——西面的英吉利海峡成为联军绝处逢生的惟一希望。
盟军的敦克尔克大撤退由于英国海军军舰吃水深，无法靠近海滩，撤退速度较慢，27日全天只撤出了七千多人，而德国大军缓缓而来，并调集一切力量设法切断联军唯一的后退之路。
面对如此险恶的局面，英国政府呼吁民众提供任何可用的船只，并调集所有能抽调的军舰和民船，无数业余水手和私人船主也应召而来。
这支由驳船、货轮、汽艇、渔船，甚至花花绿绿的游艇和内河船只组成的“敦刻尔克联合舰队”，冒着德国飞机、潜艇与大炮的猛烈炮火，往返穿梭于海峡之间，将一批批联军官兵送回到英国本土。
由于德军空袭和逼近敦刻尔克海滩的密集炮火令英国海空军无法匹敌，自6月2日开始，联军撤退改为夜间进行。
其后三天，联军利用暗夜的掩护，每天将26000左右的人员撤往英国。
6月4日，德军攻克敦刻尔克，担任后卫来不及撤离的法国军队40000余人被俘。
自5月27日开始，至6月4日结束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历时9天。
据英国政府后来披露的数字显示，此次撤军共有338226人从敦刻尔克撤到英国，其中英军约21.5万人，法军约9万人，比利时军约3.3万人。
近34万从死亡陷阱中撤退而出的大军，为盟军日后反攻保存了有生力量，敦刻尔克大撤退作为二战史上的一个奇迹传遍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