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碑学的兴盛对晚清书风的影响
浅谈碑学书法对书法教育的影响
龙源期刊网 浅谈碑学书法对书法教育的影响作者：许铭来源：《教育界·综合教育》2019年第11期【摘要】清代书法与前朝书法最大的不同在于书法家对金石的研究和学习。
文人由访碑进而习碑，正是清代碑学运动的开始，一场持续数百年、影响至今的书法变革就这样悄然进行着，看似偶然其实必然。
历史上从未出现的书体都在这时全面出现，碑学书法的艺术重要性对现代书法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碑学书法;书法艺术;现代书法教育一、碑学书法的发展碑学始于宋代，清中叶以后，帖学衰微，金石大盛而碑派书法兴起。
至清末民初，碑学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出现了康有为、吴昌硕、赵之谦、沈曾植、张裕钊、李瑞清等大批碑学家。
在继承宋元明以来在帖学传统的基础上，又掀起了碑学热潮，书法家众多，各有千秋。
清初，因为康熙皇帝对董其昌书法情有独钟，使董书一时风靡海内。
而乾隆特别喜欢赵孟頫书法，于是圆润丰腴的赵体书又成时尚书风，士大夫们对此趋之若鹜。
至此，清代帖学臻于高峰。
碑学的兴盛，直接刺激了晋唐以来一直处于低潮的篆、隶书法，使其得到充分的发展。
理论上，从阮元到包世臣，再到康有为，已经把碑学书法推向了顶峰，甚至达到了以谈碑学碑为荣，以谈贴学帖为不屑一顾的地步。
在书法诸体中，草书与碑学风貌距离最远，最具实践难度，其实践价值也最高，故引碑入草应为碑帖结合的高级形态。
李志敏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深刻洞悉这一发展趋向，在汲取前辈书家碑帖，结合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率先明确提出“引碑入草”的命题，并进行了开创性的尝试和探索。
碑学不同于帖学的特点主要是金石之气，文字通过书丹和刀工后，就给线条注入了另一种生命，坚强、刚毅、俊郎、阳刚等，加上时间和风雨的洗礼，则更具斑斓、沧桑、雄浑、姿肆之魂，这是帖学无法实现的一种书法之魂。
作为学书者，对于碑学的学习都要从“透过刀锋看笔锋”的路径去研究，在書写中，能够充分发挥毛笔的书写特性，做到万毫齐力，使人的心、手、笔融为一体，更大程度地发挥出书写的意味，这也许就是碑学书法的魅力所在。
清代尊碑之风的兴起与衰落——兼论清代中后期书法艺术的发展
75决策探索2020.7下清代尊碑之风的兴起与衰落 文/宛维真 清代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独特的魅力，尤其是清朝中后期兴起的尊碑之风为清代前期一味尊帖的书法界带来了一股朴茂古拙的气息，引发更多人抛弃清代前期柔媚、僵化的馆阁体，开始崇尚篆书和隶书的风骨。
在嘉庆道光年间，这种风气逐渐衰弱，当时的有学之士更倾向于对唐及上溯六朝的碑帖进行临摹，这一行为开启了复古与创新相结合的新的书法创作时期，史称“碑学期”。
清朝中后期的书法风格由帖学盛行转化为尊碑之风，碑学的兴起和衰落有其独特的历史根源，其带来的复古与经典的思辨引人深思。
一、碑学兴起的历史原因清代中前期帖学书风逐渐式微，尊碑之风在清代后期开始逐渐兴起，有学之士越来越重视碑学书法。
碑学书法主要包括对篆书、隶书的模仿以及对北魏楷书的推崇。
和其他字体的兴起一样，碑学的兴起也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具有一定的特殊历史意义。
清代文字狱使得学士开始转入实学考据。
乾嘉学派逐渐兴起，大量文人为考证经史收集金石、碑碣，这导致金石学得以盛行。
秦汉时期的碑文书法清新质朴且与前朝流行的字体具有较大的差异，这种碑文一般都是由篆、隶两种字体写成，虽然这两种字体是向楷行草书体过度的重要字体，但是由于当时流行的字体迥异，导致唐朝和宋朝的书法家并未对这两种字体有足够的重视，因此当时并未出现以篆书或者隶书见长的书法家。
碑学之兴与当时主导书坛的帖学式微有直接的关系。
清朝中前期帖学名家通过辗转翻刻，书体线条已经趋于模糊，所供参考的法帖范本几乎失去其本来面目，所谓“古法”已经基本消失。
比如以《淳化阁帖》为代表的笔法源流的丧失，就是由于当时印刷复制技术不发达，辗转翻刻导致用笔和墨法失真造成的。
加之当时“馆阁体”风靡士林，上至奏折诏书，下至科考试卷都将其奉为圭臬。
这些线条平淡、毫无特点的书体同样遭到碑学书者的贬抑。
在这种情况下，清朝中后期急需一种新的书体，而金石碑的书迹淳朴、厚重、清新，特别适合书者释放他们压抑已久的情怀，于是尊碑之风应运而生。
清代隶书：一为碑学发展开了头，二伴随清三百年书法的发展而发展
清代隶书：一为碑学发展开了头，二伴随清三百年书法的发展而发展清朝隶书直接汉人（杨守敬句），贯穿于有清三百年的历史发展历程中，名家辈出，风格多样。
清隶为清朝碑学的兴起，从根本上击溃帖学垄断的僵局，起到了重中之重的历史作用。
典册告诉人们，有清一代擅长隶书的名家达500人之多。
清朝初期的隶书名家有：郭允伯(?-1652)、万授一(1659- 1741)、王嵩樵(1592-1652)、王烟客(1592-1680)、王虚舟(1668-1743)、傅青主(1607-1684)、郑谷口(1622-1693)、朱竹坨(1629-1709)、垢道人(1605-1691)、林吉人(1660-?)、周亮工(1612-1672)；清代中期的隶书名家有：邓石如(1743- 1805)、伊墨卿(1754-1817)、曲江外史(1687-1763)、南阜山人(1683-1748)、汪近人(1686-1762)、高西唐(1688-1753)、郑克柔(1693-1765)、杨石(上宀下戊)(1696-?)、罗两峰(1733-1799)、龙泓山人(1695-1765)、黄小松(1744-1802)、奚冈(1746-1803)、陈曼生(1768-1822)、巴隽堂(1744-1793)、桂馥(1736-1805)、翁方纲(1733-1818)、阮芸台(1764-1849)、钱立群(1759-1844)、张文鱼(1738-1814)；清代晚期的隶书名家有：吴熙载(1799-1870)、何绍基(1799-1873)、莫(吕阝)亭(1811-1871)、杨濠叟(1812-1881)、胡不恐(1817-1862)、杨见山(1819-1896)、俞荫甫(1821-1907)、胡荄甫(1825-1872)、赵之谦(1829-1884)、吴大澂(1835-1902)、徐袖海(1826-1890)、翁叔平(1830-1904)、杨惺吾(1839-1914)，等等。
漫谈清代碑学与帖学
漫谈清代碑学与帖学作者：吴听雨来源：《文艺生活·中旬刊》2018年第01期摘要：每一个新朝代的开始与旧的朝代灭亡的时候，就会兴起一股复古与求变的风潮，例如秦朝开始时小篆的出现、汉代初始的时候隶书的兴起，晋朝行书的风行、隋末唐初时楷书的风靡。
到了清朝，一个朝代即将崩塌的时候，清朝的书家也开始了复古求变之路。
新创造出一种书体，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那么清朝的各路书家就要从复古这一方面入手。
关键词：碑学的兴起；贴学的式微；清朝的碑与帖碑，最初在庙里是扎放牺牲的石头，在墓上是安卸棺材的石头，都没有文字。
后来才有刻字的。
最后凡是刻字的石头都叫碑。
而帖，本来是指帛书，后来扩大范围泛指一般书札，包括书信及其他小件帛书和纸书，五代以后公私汇编历代名家书迹摹勒上石，以广流传，称为法帖，也简称为帖。
碑学兴起的最初原因是由于雍正、乾隆年间，文字狱愈演愈烈，要巩固满族贵族的政权，清政府对内实行了残酷的民族高压政策和反动的文化政策，“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龚自珍诗），多数学者们被文字狱治怕了，为了逃避政治迫害，纷纷钻进了琐碎的训诂考据学的圈子学者们为考经证史的需要，竭力去收集金石、碑碣，引起了一大批古代刻石文字的出土和发现，为清代碑学的兴起带来了直接的契机。
“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广艺舟双楫》），元明时期的复古思潮到了清初更为肆烈，清帝王个人的喜爱，使董其昌、赵孟烦的字体在全国流行，科举制度倡导的馆阁体对书法艺术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帖学已经被这个时期的书家写的千篇一律，不像样子了。
在这个贴学被写坏的时候，碑学的出现给这个时期的书家带来了新的曙光，原来自还可以这样子去写，光滑流畅的笔划与森严的结体己经不再流行而一种旧的风潮结束的时候必然会伴随着新的风潮的兴起，粗糙带有金石味道的点画与随意却富有天趣的结构，则成了新的流行趋势。
当然，这个时候的贴学虽然己然式微，但此时的许多碑学书家也并非完全不去写帖，他们的尺牍里还是可以看到帖学的影子，而贴学，也并非糟粕，只是法帖一般以纸质为主，贴上的字迹只能保存百余年，而人们对前人经典法帖，只能依靠翻刻与临摹来进行传承，经过无数次的翻刻与再翻刻、摹写与再摹写，法帖的原本面貌己然失真，或许流传在此时的大多法帖也只是徒有其形而精神全无了。
清朝碑学的兴起和发展，何绍基作为晚清一员碑学猛将，功不可没
清朝碑学的兴起和发展，何绍基作为晚清一员碑学猛将，功不可没清代碑学的兴起清代是一个碑学鼎盛的时代，是一个重大的艺术变革时期。
主要原因是清政府大兴“文字狱”，导致大部分知识分子为了避免政治上的牵连、迫害，纷纷加入了“考据学”（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等）的队伍。
龚自珍诗：“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这些知识分子们在收集和整理金石、碑碣的过程中，发掘和出土了一大批古代石刻文字，这一发现直接奠定了清代碑学兴起的基础。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则是帖学的衰落，受元、明两朝对书画方面的复古思想的影响，加上帝王的个人喜爱，使得赵孟頫、董其昌两人的书法全国流行。
我们也知道，赵孟頫和董其昌两人的书体风格都属于中规中矩，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反复学习容易变得油滑。
所以，清朝的书风开始走向“馆阁体”，科举制度也是以“馆阁体”作为书写的标准。
久而久之，帖学之风逐渐滑向深渊，沦落到奄奄一息的地步。
俗话说：“一物衰则一物盛”，这恰恰给碑学的兴起创造了一个契机，就如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里说：“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
清朝碑学的兴盛，贯穿着大清300年的发展历程。
彼时涌现出一大批碑学运动者，名家辈出，风格多种多样，如碑学大家伊秉绶、钱澧、邓石如等逐渐开宗立派。
后来碑学的大家们又在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的积极推崇下，使得碑学在书法上的地位一跃而上，自此碑学更加受世人的欢迎和追捧。
据典籍的数据统计，光擅长隶书的名家就多达500余人。
其中何绍基就是晚清碑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一员碑学猛将，对后世碑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何绍基像何绍基的碑学造诣造诣何绍基，字子贞，号东洲，清代卓越的碑学大家，精通楷书、行书、草书、篆书、隶书等，其中行书、草书最为让人称道。
近人吴隐这样称赞何绍基：“于学无所不窥，尤精小学，旁及金石、碑版文字。
书法具体平原，上溯周秦两汉古篆籀，下逮六朝南北碑碣，搜孴至千余种，皆心模手追，卓然自成一子，草书尤为一代之冠”。
晚清书家康有为书法
晚清书家康有为书法清代帖学衰微，碑学逐渐兴起，书法家们开始注重从前代的碑刻、墓志、钟鼎中汲取艺术营养，融入自身的书法创作中。
康有为是晚清时碑学的大力提倡者，其著《广艺舟双楫》，尊碑抑帖，将清代的碑学推向了一个高潮。
同时在其后半生致力于碑帖融合，把《广艺舟双楫》中的理论付诸实践，遂形成大气磅礴、高逸浑朴的个人书风，被称作康体。
从书法史的角度来看，康有为以其开阔的眼界和不懈的探索实践，取得了很高的书法成就。
康有为像一康有为生平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
广东南海人，因此也被称作“康南海”。
他出生在一个仕宦家庭，乃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
康有为聪颖过人，从小接受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但是在科举道路上却并不顺遂，屡试不第。
1876年，康有为19岁，他到九江山学堂跟随理学大师朱次琦学习，在这里，康有为受到朱次琦“济人经世”思想的影响。
后来，康有为又接触到西学，开阔了视野。
当时的中国受到外国的侵略，并且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康有为立下“澄清天下”的大志，以中西学集于一身的广博知识为根基，逐渐形成了变法维新的思想。
1888年，康有为作为一介无名监生，以大无畏的精神向光绪皇帝上奏《为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折》，倡议变法，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建议。
但是他这封奏折却因为受到朝廷顽固派的阻挠，没有上达光绪皇帝的手里。
此后，无可奈何的康有为在北京南海会馆潜心研究金石碑版之学，写出了书法理论著作《广艺舟双楫》。
1891年，他在广州开办长兴学舍，“与诸子日夕讲业，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为日后的维新变法培养了一批人才。
在这期间，他还完成了《新学伪经考》（1891）和《孔子改制考》（1896）两部著作，猛烈抨击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正统观念，为维新变法奠定了强大的理论基础。
1893年，康有为考中乡试，当时他已经35岁。
清代碑学的建立和影响
南朝 智永千字文
北朝刻石的質樸天然守舊是社會環境，地理條件，時代文化 等諸多因素形成的，並非書家個體主觀審美意識的自覺和追 求，與魏晉時期的書體改革有本質的不同。北朝刻石並非全 是精品，大量都是粗劣之作，審美價值極低，不能作為今天 的取法對象。
隋唐:書風融合—俊秀典雅的楷書高峰
歐陽詢九成宮禮泉銘
懷素 自敘帖
唐楷表現出博大雍容的廟堂氣息，字形變大，筆劃兩端 關節處多加頓挫，以此彌補楷書放大后的空泛。正因如 此，改變了晉以來，楷書與行書筆法相互貫通的規律。
宋遼金:繼唐法，追晉人，重意趣
米 芾 蜀 素 帖
蘇軾 黃州寒食帖
宋四家的書法，雖然發源于二王一系，但是都能跳出 唐人藩籬，各具鮮明特色，就是因為注入了“己意”。 這種追求，使得宋代書法發展與唐產生明顯變化，不 喜唐楷規矩嚴格，不喜唐草癲狂激情。於是非真非草， 產生行書最高成就。
的碑刻归为北派“碑學”领域，揭開清代碑學序幕。
包世臣《藝舟雙楫》 抑帖揚碑，完善碑學理論，強調北碑之法為主要格調， 論述了自己對北碑的技法和審美，這種說法是在為開帖 學之外的技法和審美尋找支撐，為清代碑派書法的興盛 推波助瀾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 將抑帖揚碑變成尊碑貶貼，認為變者必勝，不變者必敗， 竭力批判唐碑和帖學，提出北碑十美，希望給北碑以美 學上的支撐。 清代碑学兴起的重要意义僅僅体现在书法发展史上的变 革与创新，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倒退作 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負面貢献。
魏晉:書體演變成熟時期
王羲之蘭亭序人們有意識地去追求書法美， 書法成為了成熟的藝術實踐活動。 此外《四體書勢》的編纂，成為我國存世最早的書法理論， 其對後世書法理論發展有重大影響，奠定了中國古代書論的 基礎。
南北朝:南北書風的分割
碑学对中国书法的影响探究-书法篆刻论文-艺术论文
碑学对中国书法的影响探究-书法篆刻论文-艺术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摘要：十七世纪, 碑学萌芽, 中国书法品位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也是中国书法史由帖学转为碑学的重要时期。
整个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转变, 不仅包含社会文化底蕴, 也涉及多种艺术形式的演变。
对十七世纪书法变化的探讨, 也是对过去三百多年碑学对中国书法深远影响的研究。
关键词：书法; 转变; 文化;汉字在不断的发展演变中, 书体也随之变化, 演绎出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风格各异的中国书法字体。
到了明朝末期, 中国的书法出现了一个十分吊诡的现象, 即重视碑甚过字帖。
书法发展到18世纪, 出现碑学的系统, 打破了帖学一统天下的局面。
《傅山的世界》中探索碑学出现前夜的书法世界, 相当于印象画在西方艺术史上的地位。
碑学之前的书法主流, 就是以王羲之优美典雅的书风为主流, 也就是帖学这个系统。
这些系统在唐朝就被官方纳入主流的书风, 成为官方的正式文字, 在科举、官方碑文、公文等一系列的官方文件中, 都是以这种书风为主, 一直到清代都是如此。
而相对于这种优美典雅的书风, 那种长相不太端正, 甚至还有点歪瓜裂枣的字就显得奇怪、有奇趣。
文化上, 相比于靠手工的传抄, 宋代的活字印刷术对知识的传播效率显然要快得多, 多得多, 而且成本也大幅度下降。
到了晚明, 一般的城市居民, 都能识字。
这样一来, 只要经过若干年的训练, 平民也能写出一手传统的帖学书风来。
这就会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上层文化跟下层文化, 或者说是雅俗之间的界限, 就开始变模糊了, 以前传统的上层文化, 也会受到俗文化、或者说是下层文化、平民文化的影响。
上层的精英, 他们发现自己本来玩的一手很高雅的书法, 平民大众现在也随时在玩, 所以, 精英的优越感就没有了。
这个时候, 他们就有意识去拉开和普通民众书写者的差距。
经济上, 晚明这个时候, 商品经济急剧扩张, 城市文化就比较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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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碑学的兴盛对晚清书风的影响
耿进垒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帖学式微至碑学兴盛的发展过程的梳理，并在总结清朝著名书家的书学史论观点及审美取向之上，呈现了碑学兴盛对晚清书风的影响。
关键词：碑学晚清书风影响
清朝晚期，碑派书法与碑学理论风靡于世，深入人心。
篆、隶二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然而，碑学书法的巨大局限性及帖学的式微，却导致了行草书的没落。
这个时期引领书风的著名书家如赵之谦、何绍基、张裕钊、吴昌硕、杨守敬、康有为、沈曾植等，皆为学碑的积极倡导与实践者。
从而，也致使了该时期习书之人的书法创作尽向取法与碑。
清朝书法，存在着崇尚发帖和尊尚碑版两种风气。
而以“帖学”和“碑学”的称位概括书学理论与书法创作风格，则是在晚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才得以提出和明确的。
碑学就是指汉、魏、六朝石刻碑版的书法史论观点和审美取向及取法碑版的创作风气。
较之帖学，碑学出现甚晚，它是在嘉道之际，有阮元提倡到包世臣的推波助澜才得以兴盛。
直至道光以后，碑学理论思想覆盖了整个书坛，近而取代帖学成为主流。
帖学指自宋、元以来，尊尚二王及二王一脉的唐、宋诸
家的书法史论观点和审美取向及取法晋、唐法帖的创作风气。
北宋时期，自《淳化阁帖》问世以后，这种选辑古人法书作品汇刻成丛贴以适应学书及鉴赏需要的做法，迅速普及开来。
刻贴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至明朝，已成为习书之人书法创作遵循的不二法门。
而宋明间的书法史论观点及审美取向皆以刻贴为依据，帖学理论也就应运而生了。
明朝晚期，帖学达到极盛状态。
至清初，明朝董其昌的书风及书学理论被众多书家所崇尚。
然而，正所谓物极必反，在书画交流繁荣前人真迹涌现的形势下，很多书家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与评判，对于董其昌的批评和不满也就开始出现了。
清朝中期，刘墉、张照等书家仍延续帖学书法，并另成面目，成为了清朝帖学发展的里程碑。
但这样的延续未能再继续。
在郑燮、金农等书家求新尚奇、个性张扬的书风冲击下，帖学已陷入穷途末路，逐渐式微。
道光以后，帖学者终被碑派书法的潮流所淹没。
入清以后，由于古代金石碑刻文字资料受到重视，考据学开始兴盛，从而也引起了金石学与文字学的发展。
在顾炎武、朱彝尊、阎若璩对金石学研究及访碑风气的影响下，傅山、郑簠等一批书家开始了对汉碑的探索与研究。
在这种访碑、考碑的活动中，评论性文字开始出现。
如傅山在《霜红龛集》中提出的“篆隶一法”、“硬拙”等对汉碑审美观点，“四宁四勿”的技法追求等。
郑簠虽未留下理论著作，但其
在书法创作上，越唐隶而直接取法汉隶的书法实践，影响了众多习隶书家去追求碑刻书法的厚重沉实，生拙朴茂的意趣。
这种风气随即普遍开来。
对汉、魏、六朝碑刻的重视已是不可逆转改变的趋向。
许多崇尚帖学的书家也渐渐改变了对碑刻书法的看法，在著述中纷纷赞同碑刻书法的重要性。
虽然此时还未有系统的理论阐述碑刻艺术，但已显然突破了帖学书论的藩篱。
这种新鲜活力预示了碑学的发展。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著名金石学者和书家翁方纲的《汉石经残字考》、《两汉金石记》等金石学著作，很多都以书法风格、用笔特点为论据。
在考证隶书与八分、缪篆等问题上，把金石学与书法有机结合，超出了帖学论书的范畴。
这个时期，还有黄易、桂馥等都有力的推动了金石学与书法的结合。
这些书家为清代碑学理论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至嘉庆、道光年间，阮元的《南北书派论》与《北碑南帖论》问世。
在大量汉、魏、六朝碑版文字资料出现的基础上，阮元重新审视自晋唐以来的书法风格。
认为书法于魏晋分南北两派，究其源头，北派为古法正宗;至唐代，太宗李世民独尊王羲之，碑派随即被南派所掩;宋代《淳化阁帖》等大量刻贴的出现，碑刻被人渐渐遗忘，北派书法日趋式微。
阮元呼吁弘扬古法，由于其书论材料广泛可靠，论据有力，吸引了大量书家争相学习。
他十分彻底的阐述了帖学流弊，
否定了自宋以来帖学独尊的地位。
北碑在长期的没落之后，又重新燃起了光芒。
阮元动摇了帖学的地位，随后的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对碑版书法的见解及碑学理论的观点则把碑学系统化了，碑学开始正式登上书坛的舞台，并广泛传播。
自道光始，碑学理论开始引领时代潮流。
一大批书家在书法创作上皆取法汉、魏、六朝碑刻，不在拘泥于唐碑，在技法上有了明显的突破。
同时，对于碑学理论的发展与探索也在不断深化。
阮元作为碑学理论的奠基人，但从其书法作品中看仍然于帖学之中。
而包世臣虽对碑学理论的系统化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其书法风格也并未完全突破帖学窠臼；他对于利用碑版书风来达到帖学的审美范畴，并没有得到当时社会的承认。
而之后的何绍基却有了大胆的突破与创新。
作为清代晚期碑学影响下的杰出代表书家，何绍基并没有给后世留下关于书学理论的专著。
但从其留下大量题跋与书画的诗文可窥探到何绍基的书法艺术观点。
例如他曾说过“余学书从篆分入手，故与北碑无不习，而南人简札一派不甚留意”。
[1]可见何绍基对碑版书法的挚爱。
而作为阮元的门生，更可见何绍基对阮元书学观的赞同。
碑学理论于清晚期得到广泛普及，出现了“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2]的局面。
汉、魏、六
朝的碑刻不断涌现，为碑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材料，大大开阔了学者的视野。
这个时期，出现了如沈曾植、杨守敬等影像较大的书家。
他们客观的评论了北碑与南帖的异同，并不武断赞同哪一方面。
从而此时期以北碑为主要取法对象但兼容南帖风格的趋向开始出现。
沈曾植作为在历史、文学、艺术、医学等方面都有所建树的学者，其书法仍是先取法南帖。
后经包世臣理论的影响，以贴容碑。
对于北碑、南帖的史论观点，他则强调“简牍、碑版为二体”，但详论时，却不强分南北。
可见他对碑学书法的客观审视是具有很大进步性的。
杨守敬与沈曾植走的书法道路是一样的，书学观点也基本是一路。
他晚年的书学专著《学书迩言》，明确其尊尚汉、魏、六朝碑刻，并轻视自宋以来的刻贴态度，但并不分南北与鸿沟两侧。
其对清代碑派著名书家如邓石如、伊秉绶、黄易、何绍基等给予了高度评价。
从此可以鲜明的看出其对碑学的态度及在理论上所作出的贡献。
光绪年间，康有为作《广艺舟双楫》。
对清朝书法各时期的发展做出了客观的总结。
他忠诚的继承发展了包世臣的书学观点，尚碑而抑贴，并大加褒扬南北朝碑版书法。
使清代碑学理论与碑派书法更加系统化、体系化了。
康有为还是清朝末年今文经学的杰出代表，其政治主张会通过学术研究而阐发，其治学犹重个人见解的发挥。
“碑
学”这一名词就出自其手，同时“帖学”从此也开始使用。
用此二名词作为分野标准，康有为把清朝的书法走势归纳为帖学的盛极而衰到碑学的应运而生的转换过程。
同时也鲜明的指出帖学式微碑学兴盛的合理性和自己坚定的碑学立场。
而与沈曾植、杨守敬一样，康有为主张：“书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文达之为是论，盖见南碑犹少，未能竟其源流，故妄以碑帖为界，强分南北也”。
[3]他对碑刻书法考察时，不分南北，皆统称南北碑。
但其曾说：“北碑莫胜于魏，莫备于魏”。
[4]可见，他还是犹重北魏碑刻的。
他还曾告诫习书者“无从唐人入也”。
可以看出，其对唐碑的不以为然，从而也再次体现了他尊尚南北朝碑刻的极端态度。
在此之上，康有为对魏晋南北朝进行了全面客观的品评，使习书之人对该期碑刻艺术风格理解进一步深入与具体。
进而确立了南北朝碑刻艺术的地位。
他高度评价了邓石如、张裕钊、伊秉绶等著名书家的书法，称邓与伊开启了碑法之门，而张裕钊是碑学的集大成者。
但却赵之谦不那么推崇，说其“气体靡弱”。
可见他追求骨力气势、苍茫朴拙的审美观。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清代帖学式微到碑学兴盛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
至清晚期，又由于赵之谦、何绍基、张裕钊、吴昌硕、杨守敬、康有为、沈曾植等著名书家的积极倡导，使该时期习书之人的书法创作尽向取法与碑。
而碑的局限性在于所呈现的行草书体几乎没有，相反，篆、隶二体却比比
皆是。
所以碑学的兴盛，也造成了晚清篆、隶书体的空前繁荣及行草书的没落。
注释：
[1]崔伟.中国书法家全集:何绍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210
[2][3][4]潘运告主编.晚清书论[C].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 202
.302.309
参考文献：
[1]叶鹏飞.中国书法家全集:阮元包世臣[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
2003
[2]崔伟.中国书法家全集:何绍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3]潘运告主编.晚清书论[C]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
[4]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5]周睿.儒学与书道:清代碑学的发生与建构[M].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8
[6]尔康.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