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与中国学术传统_周可真
论顾炎武经世致用思想及历史影响
论顾炎武经世致用思想及历史影响顾炎武（1613-1682），名敬，字天汉，又字应良，号永谷，江苏无锡人，清代思想家、学者、政治家、文学家。
他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对中国的政治、历史、文化等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
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主要体现在其治学之道上。
他认为，学问的目的在于致用，即取之真实、直接、明晰，引以致用，求得治道。
他主张以经世思想去影响和改善现实社会，认为知识与实践要相结合，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他对历史的研究也着重于经世致用，提出“经国学”、“经世学”的理念，即要以史为鉴，治国先治家，鼓励人们学习历史经验以应用于实际社会中。
这种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使人们将历史研究与现实社会联系起来，寻求历史经验的启示，以解决现实问题。
顾炎武的历史影响主要表现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贡献上。
他对儒家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提出了新的解释和认识。
他强调儒家思想的实践性，认为学者应该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对社会进行有效的改革。
他还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主张政权应该由民众来决定，强调人民的权利和地位。
这些思想对后来的中国思想、政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顾炎武对中国的宪政改革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提出了“君主立宪”、“独立司法”、“选官举贤”等一系列宪政改革的思想，主张以宪政为基础来进行政治改革，以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这些思想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中国近代政治制度的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顾炎武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
他提倡以实用主义的思想来发展文学，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强调以文学来影响社会和改善人们的精神世界。
他主张文学要关注社会问题，反映社会现实，为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
这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近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范式。
顾炎武经世致用思想及其历史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对治学观念的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等。
国学经典解读 清学开山 顾炎武
国学经典解读清学开山顾炎武清学开山顾炎武（1613—1682）作者：邱进之顾炎武是明末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昆山）人，起初名绛，后来改名继绅，以后仍名绛，字忠清，顺治二年（1645）清兵占领南京后，才改名为炎武（一作炎午），字宁人，而学者都尊称他为亭林先生；曾经自署圭年，又因为一度侨居南京钟山下，所以有时自号蒋山佣。
炎武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公元1613年7月15日），清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九（1682年2月15日）在山西曲沃因病去世，按过去的习惯计算，享年70岁。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伟大的思想家、开一代之风的著名学者，同时又是伟大的民族志士。
他“耿耿孤忠”，至死不向清统治者低头，平生“足迹半天下”，一面考察山川形势，同时结识豪杰，联络同志，希望能有机会恢复明室；他一生勤奋治学，尤其重视有关国计民生、能“经世致用”的知识，治学的态度谨严而慎重，特别强调实地考察取证，所以能够“博学于文”，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对清代学术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梁启超称为“清学开山之祖”。
一、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顾氏为江东望族，祖居吴郡（今江苏苏州），后世几经迁徙，到南宋初年定居昆山。
顾炎武曾祖章志，嘉靖癸丑（1553）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这以后家道中落，祖父绍芳万历了丑（1577）科进士，官却只做到从六品的左赞善，到了他的父亲同应（字宾瑶），就仅仅是个未曾入佳的国子监萌生了。
炎武叔祖绍芾（字德甫，号蠡源）之子同古未娶而丰，其聘妻王氏矢志守节，因此，炎武出世之后，就过继给已去世的堂叔为嗣，由王氏抚育。
顾炎武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
嗣母王氏是太学生之女，知书识字，而且意志坚强、深明大义，作为一个居孀的妇女，她别居一室，“昼则纺绩，夜观书至二更乃息”，尤其喜欢读“《史记》、《通鉴》及本朝政纪诸书”（《先妣王硕人行状》）。
炎武6岁，王氏就教他读《大学》，9岁又读《周易》。
万历四十七年（1617），顾炎武人塾学习，而家中对他的教育仍然抓得很紧。
顾炎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
顾炎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
许苏民
【期刊名称】《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6(005)001
【摘要】顾炎武是中国17世纪伟大的早期启蒙思想家.在以清代明的历史条件下,他认真总结明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以"明体适用"、"引古筹今"的远见卓识,汇集三千年中国历史上志士仁人论道经邦的优秀智慧,批判继承晚明以来中国社会的新思潮,在哲学思想、史学思想、道德伦理思想、经济政治思想、宗教思想和文学思想诸方面都作出了新的理论创造.他的学术成就,使他成为继往开来的一代学术宗师;而他的理论创造,则对于晚清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总页数】10页(P11-20)
【作者】许苏民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南京,21009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2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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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日知录的博学与批判精神
顾炎武日知录的博学与批判精神在我国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想领域，顾炎武的《日知录》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这部著作不仅展现了顾炎武的博学多才，更蕴含着他深刻的批判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顾炎武生活在一个社会动荡、思想变革的时代。
在那个时候，传统的学术观念受到了挑战，人们对于知识的追求和思考方式也在发生着转变。
顾炎武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坚定的学术信念，投身于对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领域的研究之中，《日知录》便是他多年思考与研究的结晶。
博学，是《日知录》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
顾炎武在书中广泛涉猎了经史子集、天文地理、政治经济、风俗礼仪等各个方面的知识。
他对古代经典的解读精准而独到，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剖析其中的深意。
例如，在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中，他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注疏，而是结合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提出了自己全新的见解。
同时，顾炎武对于历史的研究也极为深入。
他梳理了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社会变迁，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分析总结出经验教训。
这种对历史的全面把握，使他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社会发展的规律，为他的批判精神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地理方面，顾炎武也有着丰富的知识储备。
他对各地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都有所了解，并且能够将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进行思考。
这种跨领域的博学，使得《日知录》成为了一部综合性极强的学术著作。
然而，《日知录》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博学，更在于顾炎武所展现出的批判精神。
他敢于对传统的观念和学说进行质疑和反思，不盲目跟从权威。
在当时，宋明理学占据着学术的主流地位，但顾炎武却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他认为宋明理学空谈义理，脱离实际，对于解决社会问题毫无益处。
顾炎武强调学以致用，主张学术研究应当与社会现实相结合。
他反对那种只注重书本知识，而忽视实践经验的治学方法。
这种批判精神在他对科举制度的看法中也有所体现。
他指出科举制度存在着诸多弊端，使得读书人只追求功名利禄，而忽视了真正的学问和道德修养。
论顾炎武经世致用思想及历史影响
论顾炎武经世致用思想及历史影响
顾炎武（1613-1682年）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政治家、经学家、历史学家和散文家。
他主要著作有《日知录》和《青箱四笺》等。
作为清代前期文化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顾炎武的思想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顾炎武认为，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要从治理民风、加强军备、治理贪污、提高文化素质、改善土地制度等多方面入手，以达到“致用”的目的。
他主张政治民本主义，并且寄希望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通过整合经典和学派的观点，来构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
顾炎武的思想影响最深远的还是他的“敬业学”的思想。
顾炎武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抛弃平庸、个人私心和享乐主义的生活态度，而是要坚守道德注重职业精神，为国家、为民族的繁荣和强大贡献自己的才智。
他鼓励各级官员以身作则、清正廉洁，并提高民众的文化素养。
他认为，唯有这样才能支持“致用”，才能创造最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环境，才能使中国实现强大、崛起和文明发展的目标。
顾炎武的思想为后世政治家、公务员、教育工作者、文化界人士奠定了思想基础，其“敬业学”的理念成为当代社会的一种价值观念。
在现今中国，提倡勤政廉洁、注重职业道德、倡导学习努力、坚守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价值追求，成为推动中国文明进步的有力力量。
总之，顾炎武的思想不仅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当代时代也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他的“致用”思想，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提供了灵感和思路，同时也为人们倍增自信、爱国奋斗、服务社会的信念和精神注入了新的活力。
论顾炎武经世致用思想及历史影响
论顾炎武经世致用思想及历史影响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对中国近代化进程和现代国家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顾炎武认为，百姓生活最重要的是生产和财富，只有生产和财富才能使国家富强、百姓安乐。
他主张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提高生产水平，鼓励商贸活动，从而增加财富。
他提出了“民生即天下大事”的思想，认为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关心人民的生活，建设富裕和谐的社会。
顾炎武在治理上，强调政府官员的廉洁、能力和为民服务的责任。
他主张清除腐败现象，对官员进行评议，提拔能力出众者为官，对贪污受贿者予以严惩。
他认为政府的职责在于保障人民的权益、提供公共服务和解决公共问题，而不是单纯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权力。
顾炎武还提出“反孔”思想，认为孔子的思想已不适合当时的社会和时代，主张用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观念取代孔子思想。
他也反对一切的教条主义和官学，主张尊重现实和实践，注重解决实际问题。
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对中国近代化进程起了重要的作用。
它呼唤政府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关注民生，鼓励经商，使得各种力量能够被充分发挥，推动经济发展。
同时他也提倡学术思想的开放和创新，为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思想支持和指导。
顾炎武思想的影响还体现在他的学生和后继者身上，如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均受到了顾炎武经世致用思想的深远影响，他们不断地推动社会变革和现代化建设。
总的来说，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是一种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想，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对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顾炎武
顾炎武顾炎武简介：顾炎武（1613—1682）著名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
本名继坤，改名绛，字忠清；南都败后，改炎武，字宁人，号亭林，自署蒋山俑，汉族，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属江苏）人。
明季诸生，青年时发愤为经世致用之学，并参加昆山抗清义军，败后漫游南北，曾十谒明陵，晚岁卒于曲沃。
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
晚年治经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
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
诗多伤时感事之作。
【生平】早年求学顾炎武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613年7月15日）生于昆山千灯镇，原为顾同应之子，曾祖顾章志，顾氏为江东望族，徐干学、徐秉义、徐元文三人是顾炎武的外甥。
顾炎武过继给去世的堂伯顾同吉为嗣，寡母是王逑之女，十六岁未婚守节，“昼则纺织，夜观书至二更乃息”，独力抚养顾炎武成人，教以岳飞、文天祥、方孝孺忠义之节。
顾炎武14岁取得诸生资格后，便与同里挚友归庄共入复社。
二人个性特立耿介，时人号为“归奇顾怪”。
顾炎武以“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为学问宗旨，屡试不中，“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盛于咸阳之郊”，自27岁起，断然弃绝科举帖括之学，遍览历代史乘、郡县志书，以及文集、章奏之类，辑录其中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等记载，兼以地理沿革的材料，开始撰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
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祖父顾绍芾病故。
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以捐纳成为国子监生。
南明抗清清兵入关后，顾炎武暂居语濂经，由昆山县令杨永言之荐，投入南明朝廷，任兵部司务，“须知六军出，一扫定神州。
”（《亭林诗集》一，《感事》）顾炎武把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弘光小朝廷之上，他满腔热忱，“思有所建白”（吴映奎《顾亭林先生年谱》），撰成《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即著名的“乙西四论”，为行朝出谋划策，针对南京政权军政废弛及明末种种弊端，从军事战略、兵力来源和财政整顿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建议。
顾炎武的学术旨趣
顾炎武的学术旨趣
顾炎武的学术旨趣
顾炎武被称作是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是著名经学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
学识渊博，在经学、史学、音韵、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以及诗文诸学上，都有较深造诣，建树了承前启后之功，成为开启一代学术先路的杰出大师。
他继承明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
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
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
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
顾炎武还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
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
他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历史学家钱穆称其重实用而不尚空谈，“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
顾炎武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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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顾炎武与中国学术传统周 可 真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中国古代学问内在的学术理路是以形上直觉思维为本质特征的。顾炎武学术首次突破了形上直觉思维传统,开创了以归纳为体、演绎为用的思维方法。清代考据学者吸取了顾氏学术中的归纳法,建立并发展了“征实之学”,其特点是重“实事”而轻“求是”。近代学问主要是传统今文经学的发展,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吸纳了“西学”中某些科学思维因素,但尚未突破今文经学的思维框架。当今中国学者应该像顾炎武那样,既自知“匹夫之贱”的身份,又不失“有责”于“天下兴亡”的“豪杰”之气,才能站到实事求是的起点上。关键词:学术 思维方法 形上直觉 实事求是 豪杰
一、顾氏以前的中国学术传统中国古代学术寓于中国古代学问之中。这包含两层意思:其一,中国古代学术是中国古代学问的一种自觉形态,是对历史上或当时现存的学问的一种反思形式;其二,中国古代学问有其内在的学术理路,
即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一定的逻辑来思考和研究问题的。中国古代学问内在的学术理路与中国古代学术之间存在着一种互通、互动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后者能动地反映前者,认同或批判、修正前者;另一方面,前者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后者的渗透或指导。在中国古代学问发展的不同阶段上,都有学者起而反思历史上或当时现存的学问,以此达成其对思维规律的把握。先秦时期在诸子百家中居“显学”地位并以“名学”(逻辑学)见长的墨家,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学术代表。其创始人墨子(约前468—前376)所提出的“三表”说,是他对历史上和当时现存的学问进行反思的思想结晶。“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者?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三表也。”(《墨子・非命上》)这里,第三表实际上是解答“为何思”的问题的,对此,墨子的回答是:为“刑政”之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而思。第一表、第二表则是解答“怎么思”的问题的,墨子的回答是:思必有所本,必有所原,即思想一定要有根据,思维一定要合乎逻辑。所谓“古者圣王之事”和“百姓耳目之实”,便是墨子为人的思维所确定的两个逻辑前提,凡离开这两个前提而进行的思维,即被视为不合逻辑的思维,是无效思维。后期墨家继承和发展了墨子的学术思想,更围绕“思是什么”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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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探讨,认为思维(“虑”)是主体凭借其认识能力而向外的一种求知活动,而要获得知识,则必“以五路知”,并依靠“心”(思维器官)对由“五路”(感觉器官)所获得的经验知识进行考察、辨别、推理,方能形成深切著明的理性认识。后期墨家还按其来源将知识区分为“亲知”(直接经验知识)、“闻知”(间接经验知识)和“说知”(由推理得来的知识)三类。墨家的上述学术成果,作为对历史上和当时现存的学问的深刻反思的产物,是对先秦学问事业的全面总结,既能动地反映了该阶段学问内在的学术理路,也在中国古代学问奠基于该阶段的意义上反映了其后中国学问发展的基本走势。中国古代学问之崇尚不确定思维,在一定意义上是其思维辩证性的表现,然而,因其缺乏形式逻辑的基础,它又并非是科学意义的辩证思维,而实属于“不谴是非”的形上直觉,即思维过程中“由此及彼”的过程或程序极不明朗而实属“暗箱操作”的混沌思维或非序性思维。这种内在地排斥逻辑的形上直觉思维,势必导致形上之学。形上之学的追求,在先秦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以及儒道兼综的《易传》中,就已然有比较明显的体现(只是其程度不同而已),汉代以后更其明显,至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
乃是充分地体现出来了。可以说,形上直觉思维便是内在于中国古代学问内在的学术理路。这种思维形式的本质特点就在于其思维的非程序性和由此决定的内在地排斥逻辑的倾向。当然,在一定意义上,其思维的非程序性也可以说是一种逻辑形式,即具有鲜明中国古代思维特色的“辩证逻辑”,它可以用《易传》中提到的那个“唯变所适”的“屡迁”之“道”来表示。此“道”,不是确定不易的规律或必然性,而是柔弱随时、变化无方的偶然性。思维过程中的必然性表现为前提与结论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即由某个前提只能相应地得出某个结论;反之,其偶然性则表现为前提与结论之间不具有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即由某个前提可以得出若干乃至无数不同的结论来。现代人通常所谓逻辑思维,实是指前一种情况(必然性思维)而言。本文所谓非程序性思维,则是指后一种情况(偶然性思维)而言。在偶然性思维中,由于前提与结论之间存在着一种完全不确定的关系,这就势必导致思维主体只是把前提当作“虚位”(韩愈语)来看待,由此则不外乎出现如下两种情况:重视“虚位”者,是“唯变所适”地去填充“虚位”,亦即根据出于某种需要事先定下的结论来诠释既成之前提(犹“我注六经”),抑或根据自己所希望得到的结论来收集材料或寻求例证以确立与其结论相应的未成之前提(犹“六经注我”);反之,
藐视“虚位”者则是“唯变所适”地“空言”,单凭主观下结论,抑或干脆“无言”,不作任何判断。大体上,顾炎武以前从事经史之学者可以归入重视“虚位“者一类,而从事禅学、心学者则可归入藐视“虚位”者一类。无论是重“虚位”的还是轻“虚位”的,其共性在于其思维的主观随意性。中国古代学问中“辩证逻辑”的学术理路,是与其学问作为政治附庸的意识形态性直接相关的。它实质上是中国古代社会君主专制政体下政治运行机制上的非程序性或行政操作过程中的主观随意性在思维过程中的反映。
二、顾氏学术及其影响之下的清代学术传统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顾炎武(1613—1682)是一位开近代学术之先河的巨匠。从他开始,中国的学问开始摆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逐步走上相对独立发展的道路。顾炎武之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的学问摆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概括说来,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33顾炎武与中国学术传统©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其一,顾炎武是明朝遗民。他生当明清之际,大半生(1644—1682)都是在清朝(顺治、康熙年间)度过的。入清后,他一直恪守其嗣母“无仕二姓”的遗嘱,誓死不与清朝合作,过着“以游为隐”的生活。身为“隐”于清朝的明朝遗民,其漠视当时的国事,疏离现实政治,遂使其有可能摆脱当时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以“匹夫之心”来思考和研究有关“天下”的问题。其二,顾炎武是代表当时新兴市民阶层利益的启蒙思想家。在政治上,他反对“人君独治”,主张“分天子之权”而实行“君臣分猷共治”,提出了旨在改变君主专制政体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改革方案(详见拙作:《论顾炎武的“众治”思想》,《苏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这一富有近代民主意识的政治主张,表明其不仅在外在形式上同当时官方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内在精神上也与当时官方意识形态有实质性的差异。顾氏学术是基于其亡国之痛,对明亡原因进行深刻反省而产生的。顾炎武认为,有明三百年之基业之所以会毁亡于一旦,是与明朝士子“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
《顾亭林诗文集》本,中华书局,1983年)有必然的因果联系的(详见:《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卷十三《廉耻》)。以此,他提出了“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的学术原则。所谓“行己有耻”,就是“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同上),即所谓“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亭林余集・与潘次耕札》,《顾亭林诗文集》本,中华书局,1983年)。顾炎武探究了“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的原因,认为是由于“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才导致“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日知录集释(外七种)》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其提倡“博学于文”,便是要在学问上行“拨乱反正之事”,破“明心见性之空言”,以立“修己治人之实学”。“博学于文”作为顾氏“实学”的一条基本原则,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明道”意义上的“博学于文”,即求“道”于“诗书六艺之文”;二是“救世”意义上的“博学于文”,即体“道”于“经纬天地”、“化成天下”的“文行忠信”之实践(详参:《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日知录》卷十九《修辞》、卷七《博学于文》)。故顾氏之“实学”实含有“实知其道”和“实行其道”之双重意义。顾炎武认为,如欲“实知其道”,则必须“博学于文”,求“道”于“诗书六艺之文”。他借用孔子的话,将其求“道”的方法概括为“下学而上达”: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说在乎孔子之学琴于师襄也。已习其数,然后可以得其志。已习其志,然后可以得其为人。是虽孔子之天纵,未尝不求之象数也。故其自言曰“下学而上达”。(《日知录》卷一《形而下者谓之器》)顾炎武根据“非器则道无所寓”的观点,提出“下学而上达”的求“道”方法,表明其所求之“道”全然不同于宋明理学家所虚构出来的、先于具体事物(“器”)而存在的宇宙本体之“道”,而是内在包含于具体事物(“器”)之中,作为个别中的一般、特殊中的普遍而存在的“道”。显而易见,顾氏的求“道“方法,是遵循了
由个别到一般、特殊到普遍的科学认识路线的,是属于科学归纳法范畴。顾炎武不但明确提出了科学归纳法,并且将其自觉地运用于学问之中,服务于其求知活动。他曾将其《日知录》的写作过程比作“采铜于山”:
……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十》)所谓“采铜于山”,就是依凭“早夜诵读”所积累起来的材料,通过“反复寻究”的抽象概括,形成堪称“采山之铜”的理性认识。这是典型的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过程。正是由于顾炎武自觉地遵循科学的归纳原则来进行思考和研究问题,总是尽可能依据自己所收集
43《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