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物品案例分析32466

著名经济学家科斯（ R．Coase）在1974年发表的《经济学上的灯塔》一文中，研究了英国早期的灯塔制度。

17世纪以前，灯塔在英国是名不见经传的，17世纪初，由领港公会造了两个灯塔并由政府授权专门管理航海事务。

科斯注意到，虽然领港公会有特权建造灯塔，向船只收取费用，但是该公会却不愿投资于灯塔。

1610－1675年间，领港公会没有建造一个新灯塔，但同期，私人却投资建造了至少10个灯塔。

但在当时的灯塔制度下，私人的投资要避开领港公会的特权而营造灯塔，他们必须向政府申请许可证，希望政府同意授权向船只收费。

该申请还必须由许多船主签名，说明灯塔的建造对他们有益，同时要表示愿意支付过路费，过路费的多少是由船的大小及航程经过的灯塔多少而确定的。

久而久之，不同航程的不同灯塔费，就干脆印成册，统一收费。

私营的灯塔是向政府租地而建造的，租期满后，再由政府收回让领港公会经营。

到1820年，英国当时的公营灯塔有24个，而私营灯塔有22个。

在总共46个灯塔中，有34个是私人投资建造的。

后来，政府开始收回私营灯塔。

到1834年，在总共56个灯塔中，公营（即由领港公会经营）的占42个。

到1836年，政府通过法规将剩余的私营灯塔全部收回，在1842年以后，英国的灯塔全部由公会经营了。

灯塔是经济学家探讨公共产品理论时最喜欢用的一个例子。

从穆勒到萨缪尔森，都认为灯塔收费困难而只能由政府经营。

科斯的论文却提出了一个命题：公共产品非得由政府提供吗？科斯的挑战有没有成功呢？关于收购私营灯塔的理由，英国当局的解释并不在于私人收费的困难，而在于私人收费过高。

科斯自己说，他调查英国灯塔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证明灯塔的私人收费是可能的，从而表明从穆勒到萨缪尔森关于把灯塔看作必须由政府经营的观点是枉费心思的。

但是，正如张五常教授所言，问题并非这么简单。

“我们要问，假若政府不许以特权，私营收费能否办到？”科斯似乎没有提及这个问题。

例如，有人准备在适宜建造灯塔的地方购买或租借一块土地，并在公布其计划之后，就跑到船主那里要他们签约并支付买路费。

签约的船主得到灯塔的服务，当然就要按约交费，否则就会惹起官司。

这样一来，收费问题似乎就解决了。

但是更根本的问题是，有多少个船主肯签约？科斯在文中提到了船主联合申请的步骤，但究竟有多少船主会在申请上签名？船主的签名只是帮助灯塔建造者向政府申请特许权，而特许权被批准之后，不签字的船主也要交费，在这种情况下，又会遇到收费的困难。

因此，张五常教授指出，在灯塔的例子中，收费困难有两种，而包括科斯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将两者混淆起来。

第一种就是船主否认从灯塔中受益，从而不愿付费。

这类收费的困难不太大，因为船只进入港口在航线上显然是要经过灯塔的，否认是不容易办到的。

只是对于经过有灯塔的航线但未进入港口的船才与这种收费困难。

当然这种情况不多，因而第一种收费的困难并不重要。

第二种困难是“搭便车”，就是承认从灯塔中受益，但不肯付费。

对于这一困难，科斯没有提供解决的办法。

张五常教授的主要证据就是政府给予私营灯塔一个专卖权（Patent），这意味着每一艘船只要使用灯塔都必须交付费用。

这种专卖权就好像向发明者授予专利权一样，本质上是一回事。

用“专卖权”来压制“搭便车”的行为，是解决公共产品收费困难的可行途径。

必须指出，无论何种收费办法都难以彻底解决收费问题。

因为灯塔和其他公共产品一样，其自然属性决定了使用上的“非排他性”，要真正设计或发明一整套排他的装置和制度将公共产品“私有化”，必须考虑制度设计的成本以及执行和监督的费用。

在一般情况下，这些成本是昂贵的。

这就是为什么公共产品的供给缺乏刺激和效率的根本原因。

可见，科斯的分析是在政府许以特权的前提下进行的，而政府许以特权事实上就是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

如果公共产品由私人提供，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不妨再举一个事例来说明。

据《新民晚报》1989年8月30日报道，上海市北京路上有幢房子，7户人家合用一个6平方米的灶间。

每当夜幕降临家家烧饭的时候，7盏灯齐放光明，把个斗室照得通明。

各家“划地为牢”，围绕煤气灶炸、炒、爆、煮。

殊不知，多少度电在“空耗”中白白浪费了。

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公共走道、公用卫生间等地方也有发生。

这则并非虚构的故事告诉人们：公共产品（即电灯或灯光）的完全私有化（即每户拥有一盏灯）并非是一件好事，对于社会来说，公共产品的完全私有化会导致资源重复配置，造成浪费。

虽然公共产品的这般私有化解决了收费的困难，每户都按表付费，但由于公共产品已经变成每户的私人产品，因而，私有产权制度每户所缴纳的费用（即为购买灯光的价格）大致上等于7户人家构成的社团产权制度下所需费用的7倍，因为在私有产权下，电力资源的配置将7倍于社团产权制度下的电力供应。

显然，公共产品的私有化会造成费用的过多支出和重复配置电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从而可以证明公共产品的私有化并不是社会最佳的制度选择，尽管这一办法可以解决收费困难问题。

因此，在公共产品的私有化与公共产品的合理配置之间，也有一个比较成本的问题。

公共产品私有化的代价包括资源重复配置的浪费以及设计排他装置的费用（如每户要安装一个独用电度表和独用开关等），而对公共产品设计一种社团产权制度的代价只包括收费的困难或“免搭车”造成的逃费损失以及谈判的交易费用。

对这两种代价或费用的比较是考虑产权制度变革或制度安排的主要参数。

这个例子实际上反映了合用一间厨房的邻居关系的复杂性。

为什么7户人家当中没有一户出来提议由7户人家共用一盏灯而不要同时使用7盏灯呢？这里面大多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和人际关系的因素，是这些因素阻碍了这个建议的提出。

但从经济学的观点看，这些非经济的因素可以转化为成本的因素。

所有这些非经济的因素实则都是使合作的协议难以达成的“交易费用”。

因此，“交易费用”的存在阻止了从私有产权制度向社团产权制度的转变，而且参与者人数越多，这一交易费用越大，制度的转变难度也越高。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推行社团产权制度，就需要外在力量（如政府、居委会）的努力。

居民楼里单元防盗门由谁安装更好？朋友一直抱怨所住楼房的安全问题。

原来他住的楼房是原所在单位管理的住宅小区，由于多种原因，物业管理和社区服务很不健全，小区的生活环境不太好。

某些家庭屡次发生失窃事件，原因之一是该居民楼里各单元没有加装公共防盗门。

每次失窃案发生以后，大家都希望楼里能装上一扇单元防盗门，各家进出有钥匙，朋友来了就在楼下通过电话喊一声，使整幢楼的安全性增加。

但防盗门一直没有装上。

向单位房管部门反映，说是住在楼里的已经不完全是本单位的人，费用难以协调；再说这些住房已经出售给私人，装防盗门应该由居民自己出钱。

于是该居民楼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中，没有一个机构出面负责解决“装防盗门”这样的公共事务。

先看着防盗门问题能否通过私人方式去解决。

在没有加装单元防盗门的情况下，一些最担心家里被盗、被抢的人首先出资给自己家里加装防盗门。

对个人来说，这要花更多的钱，但比起费时费力地去搞“制度创新”还是合算的。

从长远来讲，由于有钱的人加装防盗门，窃贼的盗窃难度大了，成功概率低了，盗窃行为的净收益小了，边际收益降低。

因此，窃贼要么设法提高盗窃技能，要么就是光顾那些不装防盗门的家庭。

这样一来，那些原以为自己没有多少钱，小偷不会光临，毋需加装防盗门的家庭会受到损失。

最后的结局是：不管有钱还是没钱、钱多还是钱少，家家都装防盗门。

对每一个家庭来讲，投资于防盗门的支出与自己对家庭财产被盗的预期损失是相关的。

也就是说，盗窃的预期损失越大，投资防盗门的愿望和实际投资越大；盗窃的预期损失越小，投资防盗门的愿望和实际投资越小。

就整幢楼而言，每个家庭用于防盗门的支出远远大于统一安装一扇单元防盗门的费用，两者之差额，代表一种制度成本，它并没有带来社会福利，却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

如何以公共方式提供的安全服务——加装防盗门成为可能？这种事情该由谁来管？怎样管？其实，加装单元防盗门应该是政府管的事，因为“安全”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

第一，如果没有公共治安，犯罪必定泛滥，个人用于防治犯罪的成本大量增加，全社会用于防治犯罪的总支出也增加，不如建立公共治安体系来得经济，而防盗门的安装正是公共治安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就是说，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安装单元防盗门比大家各自投资更有效率。

第二，政府是社会中惟一能够合法使用暴力来保护产权的机构，也是惟一能够借助于强权来征税的机构，拥有提供公共产品的便利条件。

因此，加装防盗门这件事应该由政府来管。

当然，政府的职能是负责公共产品的供给，并不一定要由政府自己来生产防盗门。

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消费的非排他性，非排他性是相对而言的，是针对特定的消费群体的，因此，对公共产品的理解也是相对的。

从大的方面讲，公共治安在全国范围内是公共产品，每一个公民的消费均具有非排他性，公民享受这种消费通过公民纳税来支付。

从小的方面看，防盗门对于同一幢居民楼的消费者来讲，具有非排他性，他们应该为消费公共产品负责，也就是说，应该支付该公共产品的成本。

通俗地讲，谁受益谁付费，居民应该为加装公共防盗门付费。

虽然居民都是单元防盗门的受益者，但对于每一个居民来讲，他们实际的边际收益是不同的，有人愿意，有人不愿意。

举个极端的例子，对于家中没有什么财产的赤贫者来讲，根本没有财产失窃的可能，他是不愿意为单元防盗门付费的。

一个百万富翁就很愿意付费。

既然加装单元防盗门会给不同的消费者带来不同的收益，因此，他们为加装防盗门而愿意支付的成本也不一样，即边际收益高的居民愿意付较高的价格，边际收益低的居民愿意付较低的价格。

当实际价格超出预期时，人们愿意支付的价格上限就是心理价格。

人们的心理价格是不固定的，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最近发生的失窃事件，会提高居民愿意支付的心理价格。

由于团体压力的存在，出于对团体的认同，人们在共同商议的过程中，也会作出让步以便达成协议。

加装单元防盗门的成本如何分摊呢？假设一扇公共防盗门的成本为C，该幢楼有n套住房，单元防盗门给每户家庭带来的私人收益分别是V1，V2，……Vn。

只要∑Vi＞C，防盗门就应该装。

为了防止每户家庭“免费搭车”最终导致防盗门无法安装，可以设计一个类似投标的机制。

由政府（户籍警、居委会、单位房管部门等）出面组织召开居民大会，让每户家庭认捐。

设每户家庭认捐的数额为P1，P2，……Pn。

假如∑Pi＜ C，单元防盗门就不能安装，政府将款项退回每户家庭；假如∑Pi＞C，则可安装防盗门，多余款项按捐赠比例退回。

如果第一次失败，再让大家重新认捐，直到某次∑Pi＞C 防盗门安装为止。

事实上，由于∑Vi ＞ C，所以安装单元防盗门会使每户家庭的私人收益Vi超过认捐数额Pi。

这就意味着，每户家庭会在一次又一次的认捐过程中逐渐增加认捐数额，直到最后可以安装单元防盗门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