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秦汉三国时期的屠城现象

谈秦汉三国时期的屠城现象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人们的印象中，战争总是与残酷、惨烈之类的词语相联系，而野蛮的屠城现象，更是战争残酷性的集中体现。

秦汉三国时期，特别是两汉四百年间，中国进入了封建社会第一个长时期和平稳定的年代，但即便在和平年代里，战争也从未销声匿迹，更不用说动荡分裂的三国时代了。

王粲《七哀诗》中:“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诗句，真切地描绘出汉末军阀混战，百姓生无所依的悲惨景象。

目前学术界对秦汉时期战争中的屠城现象研究成果较少，主要有王子今的《刘项屠城史事辨正》、程远的《试论项羽的复仇心理》、叶哲明的《重评曹操一生功过及其战争杀人问题》等几篇论文，但他们的研究仅针对了个别现象，缺乏整体性的论述，刘固盛的《中国古代战争中的屠城问题》一文，虽然是从宏观角度进行研究，但研究的时间段是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具体到秦汉三国时期就略显粗糙。

所有研究成果中，最为详尽细致的是郭俊然的《秦汉时期屠城现象研究》。

他在对秦汉时期屠城进行统计的基础上，分析了这一时期屠城的基本特点，屠城行动的发动者和执行者等问题，并将秦汉时期屠城现象与儒学的发展联系起来，探讨了儒学发展对屠城的抑制作用。

笔者拟在郭文研究的基础上，对秦汉时期屠城现象作进一步分析和补充，以求通过对屠城现象的研究，反映出这一时期战争的基本情况。

一、秦汉以前的屠城历史屠城现象出现在战争中的时间很早。

在商周时期的祭祀仪式中，就已经出现将战争中的俘虏作为祭品而杀死的现象。

这样一来，杀死敌方的俘虏，不仅不被认为是违反仁义道德的行径，反而成为一种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就为后来战争中的屠城埋下了伏笔。

春秋战国以后，国家间的战争变得越来越频繁和惨烈。

随着战争中以极其残酷的手段杀戮敌人作为计功依据的出现，在战场上，士兵若想获得军功，就必须不停地杀戮，大规模屠杀敌方士兵的现象变得越来越常见。

“屠城”现象也随之出现。

据《史记·晋世家》记载:“平公元年，伐齐，齐灵公与战靡下，齐师败走。

晏婴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战?’遂去。

晋追，遂围临淄，尽烧屠其郭中。

东至胶，南至沂，齐皆城守，晋乃引兵归。

”晋平公元年( 公元前557 年)，晋国讨伐齐国，齐灵公战败逃亡。

晋国军队乘胜追击，包围并焚烧了齐国临淄城，还大肆屠杀临淄城内的平民百姓，这是史料记载最早的屠城事件。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屠城事件还有吴国军队屠楚国国都郢都，田单屠聊城、蒙骜屠魏国大梁等。

与后世的屠城相比，春秋战国时期的屠城大多属于临时性行为，而不是事先已计划好的行动。

从屠城的次数上看，也不如后世那样频繁。

二、秦汉三国时期屠城现象的发展变化秦汉时期发生屠城的地域，较春秋战国时期大为扩展。

笔者将这一时期曾遭屠城的50 多座城市，按照今天国家行政区划进行统计，属于江苏的城市最多，共有7 座;其次是河南6 座;河北4 座;安徽、山西、甘肃、辽宁和陕西各有3 座;山东、湖北、新疆有2 座;广东、福建、云南各1 座。

其范围，最北到今内蒙古与山西交界处;南至今广州一带;东北至今辽宁东部和朝鲜北部地区;西南至今云南南部和缅甸东北部地区;东到山东滨海地区;西到西域的轮台、焉耆;几乎覆盖了今天中国全境，甚至包括一部分与中国毗邻的其他国家的部分地区。

分布范围虽广，但屠城多发地段却相对较为集中，主要是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特别是黄河中下游以及淮河流域。

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秦汉三国时期，这一地区人口密集，社会富庶，城市林立。

据陈晓鸣的统计，西汉黄河中下游司隶、兖、青、翼州共有县级城市496 座，平均711 平方公里一座。

同期江淮间的豫、徐二州共有县级城市240座，平均668 平方公里一座。

不论从城市数量还是城市规模来看，它们都远超其他地区。

城市因为囤积大量的财富和人口，一旦发生战争，往往成为主要的被攻击目标。

具体来说，秦至西汉初期，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全国涌现出众多大型商业都市，除西汉国都长安外，其余绝大部分都分布在黄河流域至长江流域之间，如邯郸、临淄、吴、江陵等。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吴“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江陵“故郢都，西通巴巫，东有云梦之饶，亦一都会也”。

除一些大的商业都市之外，在其周围另有若干较小的商业都市，如陈(今河南淮阳)“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

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受江、汉、淮、宛，亦一都会也”。

它们同大商业都市一起组成完整的经济网络。

商业的持续发展，使这些商业城市囤积了大量的财富，这一地区也成为全国最为富裕的地区之一。

秦末汉初以刘邦、项羽集团为首的各军阀间的战争绝大多数是在这一地区展开。

频繁的战争，使这里的城市遭屠城的概率大大增加。

13 起屠城事件中的9 起就发生在这一地区。

西汉中期以后，经过立国之初的动荡，国家已基本稳定下来，百姓生活也逐渐好转。

汉武帝在处理边疆问题上，开始改变立国以来一直采用的消极防御政策，转而推行积极的对外扩张政策。

随着基本国策的转变，战场开始由国内转向汉朝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接壤的边疆地区。

《史记》和《汉书》记载这段时期发生的屠城事件有四起，其中两起发生在汉武帝时期帝国的边境地区:太初元年( 公元前104 年)，李广利率军征大宛，因轮台国拒不投降，遂“攻数日，屠之”。

以及元鼎六年( 公元前111 年)，杨仆在征讨南越战役中，放火焚烧了南越国都番禹城，迫使南越国投降，这与汉武帝以后汉朝基本国策的转变不无关系。

东汉末至三国时期，屠城的地域又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屠城多发地域由黄河、淮河流域扩展到淮河以南至长江沿岸地区。

东汉黄巾起义之后，黄河流域陷入连年混战，百姓不堪忍受战乱之苦，纷纷向南迁徙。

江淮地区本就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流民的大批涌入，又为这里带来充足的劳动力以及先进的耕作技术。

再加上当地官员注重招揽流民，鼓励生产，经过百年发展，江淮地区经济逐步繁荣起来，城市也变得更为富庶。

长江沿岸的吴越、荆襄以及巴蜀地区成为国家新的经济中心。

据《抱朴子·吴失》记载，当时江东的富豪之家“僮仆成军，闭门为市。

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

江淮地区的繁华富庶，成为各军阀觊觎之地，东汉末年若干重大战役皆是围绕这一地区展开，频繁的战争，使江淮地区遭到屠城的城市数量较国家安定时期显著增多，如建安十三年( 公元208 年)，孙权所屠沙羡，建安二十四年( 公元219 年)，曹仁所屠宛城，皆在这一地区。

第二，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交界的边疆地区是屠城的又一高发地域。

这与东汉以后，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趋于紧张有很大关系。

《后汉书·乌桓鲜卑传》中就指出:“四夷之暴，其执互强矣。

匈奴炽于隆汉，西羌猛于中兴。

而灵献之间，二虏(乌桓、鲜卑) 迭盛……其陵跨中国，结患生人者，靡世而宁焉。

”具体来说，北方和东北方向上，随着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内部发生动乱，大批少数民族人口迁移至汉朝控制下的边疆地区。

然而由于东汉政府在处理民族关系政策上的失误，致使边疆地区叛乱不断。

特别是鲜卑民族崛起后，趁中原军阀混战无暇北顾之际，频繁南下骚扰抢掠。

统一北方之后的曹操，一方面通过安抚利诱的政策逐步分化鲜卑族人，另一方面又采取坚决的军事行动遏制鲜卑族的内侵。

建安十二年( 公元207 年)，曹操屠柳城事件就发生在抵御鲜卑族内侵的军事行动中。

西北方向上，羌族不断向内地迁徙，但东汉政府不仅未能及时予以妥善安置，反而采取高压管理政策，致使他们同汉民族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

早在建武十年，先零等部羌人不堪忍受压迫，就曾发动叛乱，“寇金城、陇西。

”直到东汉灭亡，羌族发动大规模的反叛就有五次，其他小规模的反叛更是不计其数。

东汉末期，西北的军阀利用羌人对汉人的仇恨情绪，与他们相勾结，数次侵扰中原。

东汉王朝面对羌人的反叛，采取了血腥的镇压手段。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建安十九年，“韩遂徙金城，入氐王千万部，率羌、胡万余骑与夏侯渊战，击，大破之，遂走西平。

渊与诸将攻兴国，屠之”。

不久之后，枹罕宋建趁凉州动荡之机发动叛乱，夏侯渊又率军“围枹罕，月余拔之，斩建及所置丞相已下”。

建安二十年，曹操在攻打氐王窦茂的战役中又纵兵屠杀了河池城的百姓。

短短两年间发生了三起针对羌人的屠城事件，反映了汉民族政权对待羌人一贯的高压政策。

从时间上来看，秦汉三国时期屠城事件的高发时段往往是在新旧政权交替，军阀连年混战之时。

据郭俊然的统计，秦汉四百多年间，史书中明确记载的屠城、烧城以及灌城事件，共有42 起，约有50多座城池被屠灭。

这其中又尤以秦末农民战争时期、王莽篡汉至光武帝统一全国以及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三个时间段屠城现象最为普遍，分别为13 起、6 起和18 起。

相反，在国家安定、社会治安良好的时期，屠城事件则较少发生:西汉和东汉和平时期，有记载的屠城事件各仅3 起。

从总体上看，秦汉四百年间，屠城次数的变化基本上呈现出一种波浪式的循环演变。

但这仅是史书明确记载的屠城事件，除此之外，应有更多未见史书记载的屠城事件。

如《后汉书·耿弇传》有:“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 常) [尝]挫折。

”所谓“屠城三百”的说法，虽略显夸张，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时期战争是非常频繁的，屠城更是屡屡发生。

三、屠城原因分析秦汉时代的军事屠城，还处于低级野蛮阶段，屠城的原因较简单。

这些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 首先是出于报复和泄愤的心理。

汉代，特别是西汉时期，上距春秋战国未远，复仇之风仍然十分浓烈。

西汉时人鲍宣就曾将“怨仇相残”列为百姓的“七死”之一，“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也。

”东汉人桓谭也说:“今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结怨仇，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

”从个人层面看，《春秋公羊传》中“父母之仇，不同戴天;兄弟之仇，不同国; 九族之仇，不同乡党”的血亲复仇原则，在汉代仍旧盛行不衰，血亲复仇成为秦汉时期复仇的主要形式之一。

这一时期的屠城行动，出于复仇目的者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以项羽为例。

程远在《试论项羽的复仇心理》一文中指出:“家仇国恨在项羽幼小的心灵深处埋下了仇恨秦王朝的种子，悠久的复仇传统、特殊的家庭背景、楚文化的熏陶哺育、楚地浓烈的复仇氛围使这颗种子生根发芽。

项梁又对其进行了定向性的强化培养，终于使其枝繁叶茂，达到极致。

”正是在复仇心理影响之下，项羽在占领秦都咸阳之后，“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

”又如初平四年( 公元193年)，曹操打着为父报仇的旗号，率军讨伐陶谦，对沿途所经过的城邑发动了惨无人道的屠城行动，致使“泗水为之不流。

”同样出于复仇的心理。

从民族层面看，西汉中前期北方的匈奴，东汉时期北方的鲜卑和高句骊，以及西北的羌人，都曾数次深入边疆地区大肆屠杀汉朝百姓，焚烧汉朝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