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得时效制度的适用性及其效力分析(林旭霞)

取得时效制度的适用性及其效力分析林旭霞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上传时间:2008-5-19关键词: 取得时效/占有/动产/不动产/消灭时效内容提要: 从对相关制度的比较分析中可见:在存在动产善意取得、先占,以及对遗失物、拾得物的占有取得等诸项制度的情况下,动产时效取得仍有其适用的逻辑空间；以不动产登记为核心的现代财产登记制度亦不能取代取得时效的适用价值；设立取得时效制度符合立法的效率原则。

准确界定时效完成后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协调取得时效与财产登记制度、取得时效与物上请求权消灭时效的关系。

取得时效是传统民法中的重要制度,它是指未有权利人以一定的状态占有他人财产或行使他人财产权利,经过法律规定的期间,便依法取得该财产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的制度。

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尚未采纳取得时效制度。

关于我国应否设立取得时效制度,民法理论界向来有肯定与否定两种意见。

目前,在立法机关酝酿编纂民法典的过程中,取得时效制度再次引起关注。

本文拟就取得时效在民法体系中的逻辑空间、价值功能进行论证,并对如何设计取得时效规范以实现其功能展开分析,以期对建立我国民法取得时效制度有所裨益。

一、取得时效在我国民法中的适用价值通说认为,罗马法以来,各国民法的取得时效制度,其作用在于“促使原权利人善尽积极利用其财产之社会责任,并尊重长期占有之既成秩序,以增进公共利益,并使所有权之状态,得以从速确定。

”[1] “时效取得制度亦具有保护所有权的机能,即动产所有人于难以证明其系所有人时,得主张其因时效取得其所有权。

”[2]同时,“取得时效制度属于一种依法律直接规定而取得他人财产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的制度,本质上仍属于立法就社会财货之归属与分配所作的一种强制性的物权配置。

”[3]可以说,依传统理论,取得时效制度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或者说为了公共利益而牺牲个人权利的制度选择。

问题的关键是,取得时效制度初创于简单商品经济时代,其时各项法律制度都相当简陋。

而在当代有关界定财产权利的制度日趋健全的情况下,取得时效是否还有其可能适用的空间？对设立取得时效制度持否定意见者认为:第一,以善意为构成要件的取得时效,在动产取得制度中并无适用的余地,理由是:善意的继受占有应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善意的原始占有中,对无主物、漂流物的先占,一般均在法律上成立即时取得所有权；而对遗失物、埋藏物之取得所有权,依法律之直接规定,而与占有事实延续一定的时间并无必然联系。

[4]第二,取得时效在善意占有不动产的情形下,亦无适用余地。

理由是:不动产一经登记,即等于公示了所有权的存在,占有他人的已经登记的不动产,自不应适用以善意为构成要件的取得时效；另一方面,不动产强迫登记,将使善意占有“他人的”“未经登记的不动产”几不可能；在土地公有的我国,不可能出现“自主占有他人土地30年”的情况。

[5]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对取得时效在民法体系中的逻辑定位及其现实需要的判断均不准确,本文从取得时效与其他制度的关联与区别中得出:取得时效在我国民法中存在其适用的空间。

（一）动产善意取得、先占及对遗失物、埋藏物取得之规定,不能取代取得时效1.取得时效与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条件不同。

善意取得是因法律行为而取得,是通过交易、支付对价而获得动产所有权。

取得时效则以事实行为为基础,不以交易为必要,更无须支付对价。

善意取得的法律后果是使无权处分人和原所有人之外的当事人取得所有权,原所有人丧失了所有权返还请求权,但依然享有侵权行为之债的请求权,从而至少涉及三方当事人,而取得时效仅仅发生在原权利人和占有人之间,原权利人在期间经过以后,丧失了任何请求权。

2.取得时效与先占取得的客体不同。

先占指依自己单方事实行为,先于他人取得无主物的占有。

先占的客体须为无主物,即占有开始时,该物不属于任何人所有,或为他人所抛弃。

如海洋中的鱼虾、山野的禽兽等。

可见,先占制度并不适用于占有“他人之动产”。

3.拾得遗失物,发现埋藏物仅为占有他人动产的特例,占有他人动产既可以发生在善意条件下,也可能发生在恶意侵占的情形下。

如:甲有某画,出租于经营画廊之乙,租期界满后,乙对甲表示经查知,该画为其先父遗物,物归原主,拒不返还,继续公然占有。

[6]此即公然、和平、持续占有他人财产的情形。

即使是恶意侵占他人动产,也存在占有持续相当时间,原权利人未行使请求权致使诉讼时效超过后,占有物的归属界定问题。

以上比较分析可见,善意取得与取得时效是根本不同的制度。

而在占有制度下,对无主物的先占及对拾得物、遗失物的占有取得均不足以排除取得时效存在的空间。

尽管实务中对动产适用取得时效的实例较为鲜见,但从法律规则体系的完整性与严密性出发,设立取得时效制度仍有其必要性。

（二）在以不动产登记为核心的现代财产登记制度下,取得时效仍有其适用价值1.财产权登记制度与时效取得制度的作用各不相同。

财产登记的效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财产权的确认或证明效力；权利的变动生效效力；登记财产的对抗效力；登记的公信力。

[7]登记的不同效力可能在不同具体环境中有不同的表现。

首先,所谓财产权登记的确认效力表现为通过登记的方式确定权利归属、确定财产状况,使事实上的权利获得法律上的权利外观。

但是,这种确认与证明的效力须以现实的财产利益关系为基础,是基于登记而产生的。

因此,对于尚未登记的财产、权利与事实不一致的财产,首先需要依据一定的法律规则来确定权利归属,对此,登记制度是无能为力的。

第二,对于法律要求登记的财产权发生变动时,登记的效力在于决定权利是否发生变动或其设立是否有效,通过登记决定权利发生的时间及财产权的内容。

登记决定权利变动生效效力发生在通过法律行为变动物权的条件下。

第三,财产登记的对抗力,是指经过公示表彰的权利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8]即在第三人的权利与登记权利人的权利发生冲突时,登记权利人的权利受法律保护。

登记对抗力发生作用的情形如:在一物二卖或一物多卖的情形下,登记的受让人有对抗其他人的效力；不动产所有权转让后,未办理过户手续,又将同一不动产抵押,此时,若抵押权经过登记,则具有对抗受让人的效力；又如,对房屋预售合同实行预告登记,受让人的请求权经过登记后可以对抗其他人。

可见,登记的对抗力与动产善意取得类似,其至少涉及三方当事人。

第四,财产登记的公信力是为了保护商品交换中的信任登记或占有效力,即使物权变动的公示有暇疵,标的的出让人事实上无权处分,法律也视登记及占有的权利为真实正当,使善意受让人仍取得其受让的权利,[9]公信力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交易安全,保护交易相对人的利益,主张公信力保护的只能是第三人。

因此,公信力效力并非在一切情况下都意味着登记效力的绝对性,各国立法对公信力都给予必要的限制。

从以上分析可见,尽管现代不动产登记制度已渐完备,但登记的效力有多方面的表现。

不动产物权在依法律行为而被取得、设定、丧失及变更时,非经登记不生效力；在非因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时（如因法律直接规定、法院判决和强制执行、政府指令、继承及因事实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若权利人未经办理取得登记,亦不得处分该不动产。

但财产登记的上述效力须因登记这种法律事实的存在而发生。

对于因事实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而言,首先要明确的是登记的前提是否存在,即引起物权变动的原因、条件是否具备。

而取得时效正是对某些占有事实的延续是否符合权利变动的条件加以界定。

因此就完善财产归属秩序而言,财产登记与取得时效制度各有其重要作用。

2.判例、司法解释、行政规章亦肯定了取得时效可适用于不动产物权的取得。

1992年7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营老山林场与渭昔屯林木土地纠纷如何处理的复函》,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在实务上运用了取得时效。

复函指出:“国营老山林场与渭昔屯讼争的渭贵沟、渭贵坡位于渭昔屯村背后三公里处。

解放前后谓昔屯村民曾在该地割草、放牧,1961年、1962年曾在该地垦荒种植农作物。

1965年老山林场将该地纳入老山林场扩建规划,并从1967年至1968年雇请民工种植杉木,但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将该地划归老山林场。

纠纷发生后,当地人民政府将该地确权归渭昔屯所有。

据此,为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基本上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的意见,即:本案可视为借地造林,讼争的土地归渭昔屯所有,成材杉木归老山林场所有,由林场给渭昔屯补偿一定的土地使用费。

学者认为:本案老山林场在权属不明的土地上种植杉木林,其后该土地确权给他人,就形成了老山林场对其杉木林所享有的地上权。

老山林场对该地上权的取得,并非经双方合意而取得,而是依实际占有使用,且这种事实状态持续了20余年而取得,因而是依取得时效而取得。

[10]1984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意见》第58条规定,承典人可因出典人对有典期而逾期10年,无典期而满30年未赎的出典房屋取得所有权,这条规定亦属典型的时效取得。

1995年,国家土地管理局颁布的《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农民连续使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满20年的,可视为现使用者所有”这一规定说明取得时效对于解决农民集体之间的土地权属纠纷亦有重要作用。

以上复函、解释、规章均以官方法律文件的形式表明了对取得时效制度部分适用的肯定。

（三）设立取得时效制度符合立法的效率原则首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活动在另一层面上也是一种经济活动———要耗费资源（人力、物力）同时也产生效益。

法律的效益表现为其所节省的市场交易成本,体现为避免在没有这种法律规则时可能出现的各种麻烦、扯皮和风险。

因此,立法时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就是必须估算执法和司法是否可行、是否便宜,费用和收益之比是否比采取其他措施的费用收益之比要大。

[11]这是适用于立法自身和立法对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效益原则。

采纳取得时效制度,在时效完成后,动产占有人即取得所有权,不动产占有人得以请求登记为所有人,既可避免占有人与权利人之间因权利归属而发生的磨擦及为产权而不得不进行的诉讼,还可为登记机关履行不动产登记程序提供依据,减少行政诉讼。

因此,设置取得时效对于减少产权纠纷提高财产权法律制度本身的效率有积极的意义。

其次,在财产权问题上,法律必须要协调利益分配。

一方面要保护社会整体利益,另一方面也要保护财产原所有人的利益。

民法的许多制度设计就在于从中寻求平衡点,取得时效制度亦是如此。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法律应当在权利界定上使社会成本最低,社会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点”。

[12]显而易见的是,取得时效制度解决了原所有权与事实占有权分离后形成的产权模糊问题,而模糊的产权制度是增加社会成本的最基本的原因。

同时,取得时效诱使闲置资源得以重新配置和利用,必然有助于物尽其用,充分利用有限的社会资源造福社会。

二、取得时效的构成要件取得时效要具备何种要件才能成立,学界一向见解不一,本文认为,取得时效应具备以下要件:（一）须有为自己所有或为自己取得权利的主观意思,这是构成取得时效的主观要件《法国民法典》第2229条规定:“为因时效而取得所有权,必须以所有人的名义持续地并不中断地、无争议地、公开地、明确地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