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国以来外交政策史料梳理

中国建国以来外交政策史料梳理机械六班张超王廷振韩晓亮闫旭巫振兴李晨蕊1、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是新中国外交最本质的概括。

新中国奉行这一政策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要求。

首先，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通过革命获得民族独立与解放后，对独立自主十分珍视。

其次，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不能输出”的基本原理，明确以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为基本指导思想。

第三，热爱和平是中华民族本性。

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一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其主要内容包括：1、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原则。

对于一切国际事务，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

中国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搞军事集团，不参加军备竞赛，不进行军事扩张。

2、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3、中国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4、中国愿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5、中国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愿在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和地区广泛开展贸易往来、经济技术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促进共同繁荣。

6、中国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

2、一边倒新中国建国初期外交领域的“三大决策”之一。

该决策的核心含义是在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国际格局中，新中国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毛泽东在建国前夕阐释了“一边倒”政策的历史必然性：“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

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

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一边倒”政策的具体化是建国初期毛泽东对苏联进行的国事访问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

这一决策的历史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一边倒”使中国提前二十多年收回了依据国民党与苏联签定的条约一直要存在到1975年的苏联在华特权；其次，“一边倒”使新中国在西方势力敌视的国际环境中迅速巩固了政权；第三，“一边倒”使新中国诞生伊始就获得了极为宝贵的财政和经济援助。

但是，“一边倒”决不意味着放弃独立自主。

因此，当苏联侵犯中国国家利益，侵犯中国独立自主夙愿时，中苏关系开始恶化。

毛泽东以“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对外政策问题的三大重要决策。

这三大决策回答了新中国一诞生就将面临的三大外交问题，即如何建立自己的外交关系，如何对待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如何对待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被压迫民族。

“三大决策”中包含的政策思想，在带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得以法律化。

3、另起炉灶新中国建国初期外交领域的“三大决策”之一。

“另起炉灶”方针有其对外和对内两层含义，即怎样处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与外国的现有关系问题和怎样组建新中国外交队伍的问题。

“另起炉灶”的核心是不继承国民党政府与外国建立的外交关系，把不平等的外交关系彻底割断。

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作出了“另起炉灶”的重要指示。

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

”“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与旧中国屈辱外交关系彻底割裂相对应的，是组建一支全新的外交队伍，这是“另起炉灶”的另一层含义。

周恩来提出：“我们决不能依靠旧外交部的一套人马办外交，必须‘另起炉灶’，创建新型的外交队伍。

”这支队伍，应当像人民解放军那样，是一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队伍，是一支立场坚定、忠实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纪律严明、有战斗力的队伍，是一支“文装的解放军”。

有了一个新的外交关系的基础，又有了一支合格的外交队伍，新中国便有了执行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基本保证。

4、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新中国建国初期外交领域的“三大决策”之一。

该决策的核心含义是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与势力清除干净以后再谈与它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毛泽东于1949年2月在石家庄会见苏联领导人米高扬时首次阐述了这一政策思想。

在谈到新政权的对外政策总方针时，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

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统统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

”这就是著名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政策思想。

后来周恩来在解释毛泽东这一思想时更明确地指出：“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

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

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

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百余年来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

这种情况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

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5、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接见参加中印谈判的印度代表团时，提出了自成体系、言简意赅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谈判的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

”在1954年4月29日签订的《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这五项原则被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

在同年7月分别发表的中印（度）与中缅（甸）总理的两个联合声明中，三国领导人建议将这些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诞生，就体现了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依据这五项原则圆满解决了历史遗留的印度在中国西藏享有的特权问题。

中国在日内瓦谈判中依据这一政策思想正确地把握了对待老挝、柬埔寨两个民族独立国家的政策界线，成为日内瓦会议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1955年召开的第一次亚非首脑会议上，中国同样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恰当地处理了会议期间出现的复杂情况，使国际关系历史上首次由过去的被压迫民族独自发起和召开的国际会议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

至今，已经有上百个国家在与中国签订的双边关系文件中确认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是不少国家赞同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原则。

这一原则已成为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中国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法理论的重要贡献。

6、求同存异方针这是中国对第一次亚非会议的策略方针。

第一次亚非会议于1955年4月18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考虑到与会各国的不同政治倾向和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中国代表团制定了具体的策略方针：会上多提亚非国家的共性问题，不突出我国的特殊问题；从大多数亚非国家的要求出发，再联系到我国的要求；中国支持他们，不要求他们支持中国；不提任何不可能达到协议的议题，对某些国家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不了解和疑惧而可能进行的攻击、诬蔑，则采取申明立场、不为所动的方针，避免会议陷入关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争论；尽力争取团结大多数与会国，使会议能就共同愿望和要求达成协议，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

这就是后来在国际关系实践中传为美谈的“求同存异”方针。

在会议进程中，当其他亲西方国家代表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攻击时，周恩来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我们这两类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起来的，而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这个发言把会议气氛拉回到了预定主题上，推动了会议的进展。

会议最终达成协议，发表了包含和平共处基本思想的宣言。

与会各国代表团赞扬中国代表团的工作，认为“没有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会议成功不了”。

“求同存异”方针现已成为处理国际分歧的普遍原则之一。

7、一国两制“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邓小平提出的解决中国统一问题的构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1979年1月，邓小平在美国参众两院所作的演讲中指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

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其中包括“国家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

1982年1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第一次把解决台湾问题的上述方针概括为“一国两制”，他指出，九条方针“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两制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要破坏他那个制度。

不只是台湾，还有香港问题大体也是这九条。

”“一国两制”最早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的，但首先用于香港、澳门问题的解决。

在实践过程中，这一思想不断发展，更加完善。

“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包括：1、基础是一个中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2、核心问题是祖国统一。

3、“两制”指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由宪法规定在台湾、香港、澳门设立特别行政区。

特别行政区地方政府除在外交、国防、宣战、媾和方面服从中央政府外，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生活方式、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都受法律保护。

4、“一国两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即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作为国家主要部分的大陆地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

两种制度长期共存，和平共处，相互支援，共同发展。

“一国两制”思想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问题，既洗雪了中华民族的屈辱，维护了香港、澳门的稳定与繁荣，为争取中国完全统一指明了方向。

同时，中国运用“一国两制”思想分别与英国、葡萄牙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实践，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对世界和平事业将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