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的廉政举措_杨雪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是指对政府官员廉洁奉公、清正廉明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起源于古代社会的君子风范，强调官员应以公正廉洁的行为态度服务于人民，并以廉政为美德标准。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忠诚奉公：古代官员强调忠诚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公正的态度为人民服务，不图私利，严守职责。
2. 廉洁清正：古代官员注重个人操守和廉洁自律，不接受贿赂和私利，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以清正无私的形象示人。
3. 严惩贪污腐败：中国古代法律对贪污腐败行为有着严厉的惩治措施，如剥夺官职、处以极刑等，倡导公正执法和清明法治。
4. 公平正义：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强调公平、正义和法治，推崇公正的官员和决策，保障人民的权益。
5. 公共利益优先：古代官员注重整体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尊重和关心人民利益，以国家利益为先。
6. 君子风范：古代廉政文化倡导官员具备君子之风，体现在廉洁自律、公正忠诚、以身作则等方面，塑造了一种高尚的道德品质。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对后世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有积极影响。
然而，在现代社会，廉政文化也需要与时俱进，结合现代社会制度和法治体系进行创新和发展。
反腐倡廉是古代王朝的治国方略
反腐倡廉是古代王朝的治国方略，它的许多措施对当时社会的繁荣昌盛产生过积极作用。
以客观的态度正视这份历史遗产，对于我们今天的反腐败斗争不无裨益。
一、中国古代的反腐倡廉举措（一）倡节俭，戒奢侈，少兴作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各朝代的创业君主或中举君主，往往身体力行，提倡俭朴的生活方式，同时实行少兴土木、少事更张的“无为而治”的治理方式。
西汉文帝时曾欲建露台，后得知需费百金，相当于10户中产人家的财产，便主动取消此项计划。
他在建陵时又下诏，要“因其山，不起坟”，“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
唐太宗亲眼目睹了隋炀帝“驱天下以纵欲，罄万物而自奉”，终致“民不堪命，率土分崩”，深刻指出：“为主贪，必丧其国。
”（《贞观政要·君道》）他即位伊始，便把后宫美女释放3000人，任其择偶出嫁。
贞观十二年（638年），太宗出巡山西，浦州刺史赵元楷大肆铺张接迎，太宗斥责他此举纯属“亡隋弊俗”，吓得赵元楷“数日不食而卒”。
农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说：“所谓俭约，非身先之，何以率下？”洪武八年（1375年）改建大内宫殿，他指示只求安全牢固，不可追求华丽奇巧。
他的生活非常朴素，每日早膳，只用蔬菜就餐。
（二）严刑峻法，惩治贪官污吏我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非常重视反腐败立法工作，一些王朝还制定了反腐败的专项法律法规，如秦朝的《为吏之道》、唐律中的《职律》、明朝的《大诰》等。
古代反腐立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刑治贪。
如秦律规定贪污与“盗”同罪；汉律规定“吏坐受赇枉法，皆弃市”，且子孙三世“皆禁锢不得为吏”；唐律规定对监临主司受财“二十五匹绞”，收受钱财而枉法者“加役流”；宋律徐重申唐律对贪污行为的规定外，还利用“准敕”、“臣等参详”等形式加强对赃罪的惩处，且对犯赃官员实行连坐制。
只有立法而没有执法，法律就会成为一纸空文。
所以，严格执法、审明政纪是吏治清明的关键。
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与他的严格执法是分不开的。
《资治通鉴》记载：当时有广州刺史党仁弘因“赃百万”而被弹劾，按律处死。
弘扬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促进领导干部廉洁从政
侵渔百姓 ， 难矣 ！东汉末思想家仲长统在他所著《 ” 昌
中言 ：夫选用必取善士 ， 士富少而贫者多 ， “ 善 禄 人善任还必须真任实用 ，充分相信他们能够出色地 言》 完成工作 。司马光认为 ：有贤不能知 ， “ 与无贤同 ； 知 不足 以供养 ， 安能不少营私 门乎 ？从而罪之 ， 是设机 而不能用 ， 与不知同； 用而不能信 ， 与不用 同。” 四是
奉禄可以使官吏廉洁奉公。 西汉汉宣帝在诏令中说 ： “ 吏不廉洁则治道哀 。 今小吏皆勤事 ， 而奉禄薄 ， 欲毋 人善任就要善于用才 ，能够用其所长 ，而不用其所
唯贤 ， 否则 ， 以天下为私则必将任人唯亲。二是知 若
短。 魏源说 ：用人者 ， “ 取人之长 ， 避人之短” 三是知 。
中图分 类号 ： ２ 文献 标识 码 ： Ｄ Ａ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源远流长 ， 博大精深。 廉政文 访 者 ， 以免怠慢客人 ， 即使这样 ， 还担心因未能足够 吐哺握发 ” 来形容 化 中丰 富的廉政思想对于我们加强廉政制度建设 ， 尊重而失掉天下的贤才。后世以“
健全廉政制度体系 ， 促进领导干部廉洁从政 ， 具有重 君 主思贤若渴 、 礼贤下士 。第二 ， 选贤举才 。选 贤举 要意义。 才 ，就是指统治者应 当积极选拔吸收贤良的人才参 着眼于完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 借鉴中 国古代廉 政 文 化 以加 强“ 能廉 ” 度建 设 制
弘扬 中国古代廉 政 文化 ， 进领导 干部廉 洁从政 促
谢兵 良
（ 中共湖南省委直属机关党校 ， 湖南 长沙 ４ ００ ） １０ １ 摘要：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 中丰富的廉政 思想对于我们加强廉政制度建设 ， 促进领 导干部廉 洁从政 ， 具有
重要意义。 要着眼于完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 以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加强“ 能廉 ” 制度建设 ； 着手于完善 要 领导干部激励保护制度 ， 以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加强“ 促廉 ” 制度建设 ； 着重 于实现权力运行的法制化 ， 要 以中 国古代廉政文化加 强“ 保廉 ” 制度建设 ； 着力于完善监督约束制度 ， 要 以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加 强“ 必廉 ” 制度 建设 。 关键词 ： 中国古代 ； 廉正文化 ； 导干部 ； 领 制度
谈谈中国古代廉政教育方法
谈谈中国古代廉政教育方法中国古代很重视廉政教育并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入仕前有廉德教育，包括教之以儒学和考之以廉德；入仕后也有廉政教育，包括率先垂范，以身作则；训诫劝导，常抓不懈；优待廉吏，破格拔擢；严惩贪赃，打击邪气等。
古代廉政教育确曾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德才兼备的统治人才，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其精华仍值得今天珍视和借鉴。
标签：廉政教育方法入仕前入仕后培养德才兼备人才积极作用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官员的品德操行，并以此作为选拔任用官员的一个重要依据。
因此，中国古代很重视廉政教育并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一、入仕前的廉德教育中国古代推行廉政教育的一大特色就是寓廉政教育于学校教育之中。
学校是中国古代早就官员的摇篮。
学校进行廉政教育的基本教材是儒家经典。
1.教之以儒学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提出以后直至清代，“五经”一直是官学钦定教材，也是各级各类学校的基本教学内容。
宋代又增加了“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四种儒家经典。
自汉代以来，儒家经典也一直是选官考试的必考内容。
儒家经典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当时进行廉政道德教育的极好教材。
譬如儒家的法治观、民本观、忧乐观、义利观、修齐观、自省观、慎独观、生死观、清廉观等，直至今天仍有其积极的思想意义，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道德营养。
2.考之以廉德考之以廉德，即将儒家经典以及有关廉德教化的内容列入考试范围。
从考试内容可以看到：汉代太学的学生——博士弟子，他们在校学习时要求精通一经（即一部儒家经典），经考试合格后才授以官职。
这么一条硬性规定，使得不少学生刻苦读经。
在隋唐科举考试中，明经科主要考《礼记》《春秋左氏传》《尚书》《周易》《诗经》《周礼》《仪礼》《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
延续至明清时期的乡试、会试，考官只准在“四书”“五经”内命题。
将儒家经典列入必考范围，既是儒家经典作为教学内容的逻辑必然，又可以通过考试这一刚性约束保障学子们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和掌握，从而使廉德规范在学生头脑中反复强化，深深扎根，成为日后廉洁从政的道德支柱。
古代廉政制度对当代反腐倡廉的启示
古代廉政制度对当代反腐倡廉的启示
古代廉政制度对当代反腐倡廉的启示有以下几点：
1. 重视道德教育：古代廉政制度通常注重培养公务员的道德品质，强调廉洁奉公的理念。
这对当代反腐倡廉也有启示，即要注重加强公职人员的道德教育，强化廉洁意识和职业道德。
2. 建立监察机构：古代廉政制度中常设有专门的监察机构，负责对官员行为进行监督和调查。
这对当代反腐倡廉也有启示，即要建立独立的监察机构，实行严格的监督制度，加强对公职人员行为的监管。
3. 加强制度建设：古代廉政制度通常通过法律和制度来规范公务员的行为，如明确的禁令和规章制度等。
这对当代反腐倡廉也有启示，即要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完善的反腐倡廉法律体系，制定严格的惩处措施，确保制度的有效执行。
4. 提倡群众监督：古代廉政制度中，常鼓励民众对公务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和举报，形成全民参与的反腐倡廉氛围。
这对当代反腐倡廉也有启示，即要加强群众监督，倡导公众参与反腐倡廉工作，形成全社会参与反腐倡廉的共识和合力。
总之，古代廉政制度的有益经验对当代反腐倡廉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通过借鉴古代廉政制度的经验，可以有效地加强公职人员的廉洁意识，完善反腐倡廉制度，推动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开展。
浅析中国古代治理官吏腐败的对策
浅析中国古代治理官吏腐败的对策贪污腐败是有政府以来各国政府共同面临的问题。
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出现，出现了阶级和国家，公共权力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由于人类自私利己的本性，加之权力易被滥用的特点，贪污腐败现象也随之产生。
这个阶段在我国大约出现于“五帝”时代后期，随后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实行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加之民主制度的缺失，使贪污腐败现象更为盛行。
所以有学者说：“中国古代的一部二十四史，其实就是一部贪污史。
”过于泛滥的腐败往往会引起民众的不满和抗争，从而危害统治阶级统治基础，因此历代统治者为缓和社会矛盾，均采取措施以遏制腐败的蔓延，在惩治贪污腐败方面进行了不懈地努力，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其中有些做法对我们新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加强廉政教育，树立廉政风范，积极倡导廉政。
古代统治者在管理官吏和预防官吏腐败方面，非常重视廉政教育的预防作用,并且大力倡导廉政。
（一）进行思想教化，强调“德礼为政教之本”。
历代明君贤相，都十分重视官吏的思想教育和道德修养，以此营造廉洁的社会风气。
被赞誉为“春秋第一人”的郑国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子产说过“德者，国家之基”；“敬德必胜，失德必败。
”[2]孔子把“欲而不贪”作为从政的“五德”之一”[3]并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苟正其身，予以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4]韩非视“贪愎喜利”为官吏“十过”之一；唐太宗强调“廉洁兴国，贪奢丧邦”；包拯声称“廉著，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于谦诗言“两袖青风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而康熙更明确指出：“治国莫要于惩贪。
”。
又说：“朕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
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元朝大德五年徐元瑞纂集的《史学指南》，是吏员启蒙教育的优秀教材，其中《吏员三尚》提出了“尚廉、尚勤、尚能”的“三尚”，其中“尚廉”解释为“甘心淡薄，绝意纷华，不纳苞苴，不受贿赂，门无清谒。
古代的清廉政策
古代的清廉政策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执政基础最容易因腐败而削弱，执政能力最容易因腐败而降低，执政地位最容易因腐败而动摇，每个封建王朝在开创之初，吏治清明，国强民安，到了后期，吏治腐败，人息政亡，因此，每个王朝的统治者都采取一些清廉政策，惩治贪污腐败，以达长治久安之目的。
在历朝历代选拔任用官吏诸多标准中，清廉是仅次于忠君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标准，战国秦汉时期淘汰了商周的世卿世禄制而代之以察举征辟制，秦朝遴选官吏时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凡为吏之道，必清洁正直。
”秦简《为吏之道》中对官员的第二项要求就是“精契正直”。
汉代察举制度中强调为官必须是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其最重要的一科即为“孝廉科”。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九品中正制选官，虽然重视门阀出身，但也规定所选官吏必须“洁身劳廉”。
自隋炀帝开始，至清末1905年止，一直推行科举制，以公开考试选拔官吏，但科举考试中也有“孝悌廉让”一科，所录用的官吏讲求清廉守节。
自秦至清，我国历代统治者录用官吏时对“为官清廉”都十分重视。
历代统治者为奖廉肃贪、举善弹违制定了一系列考核制度，凡清廉者重赐嘉奖，优加升迁，贪赃枉法者轻则削职为民，重则严惩不贷，西周时建立了“六计”考核官员的制度，其中就有“廉善”和“廉正”的内容。
秦简《为吏之道》是一篇约定当时官吏行为规范的法规，规定了“五善”、“五失”的考核原则，“五善”中首先必须“清廉毋谤”，“五失”之一为“贱士而贵货贝”。
两汉时的“上计”考核中明确规定“贱民贪污”的官吏，要取消做官的资格。
晋朝考核官吏以“正身”、“公谦”为首。
唐、宋、明、清在考核官吏时，始终把清谨勤公和居官廉恪放在首位。
清朝前期，对于京官或地方官吏的考核，都严格遵守“四格八法”的考核处理办法。
乾隆四年起，把考核官吏廉洁与否由三年一次改为“经常之事”。
清前期的廉政措施，为“康乾盛世”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到了清晚期，上述考核罢黜的措施渐趋荒废，招致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腐败现象，预示着封建王朝即将走到尽头。
文化润其内 廉政固其本——浅议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几点现实意义
文化润其内廉政固其本——浅议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几点现实意义中国古代廉政文化源远流长，古人从严治政的思想与实践，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提倡廉政、整肃腐败的思想与实践。
其中，很多经验至今仍能引人思考，给人启迪，给予现实指导。
认真研究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吸收精华，剔除糟粕，对于当前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选廉用廉是廉政的前提官员的选任制度是确保官员廉洁的基础。
“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
”中国古代许多君主圣贤深谙这个道理，都很重视选拔和任用廉洁的官员。
汉代的察举制，由下而上推举人才，是官员选任制度的创举。
察举的科目主要有孝廉、贤良方正、文学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孝廉。
察举制的建立，对于汉政权的巩固、保证政治清明以及推动社会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诸葛亮将任用贤才作为治理国家的关键，他提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的方针。
唐太宗李世民亦十分重视人才，他广选廉吏，倚之为国家栋梁。
他认为“任官惟贤才”，“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
其不善者，似多亦奚为？”康熙帝则在选择贤能官员时注重两条标准，一是读书做事“勤苦”，二是生活上“清苦”，他对廉洁清俭的官员给予极大的优遇，有功时加以褒扬，有过时加以保全。
古代廉政文化中选廉用廉的思想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二）注重教育是廉政的基础中国古代很注重进行廉政教育，培育廉政思想。
一是强调自身教养。
对中国士大夫来说，最高的人生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放在第一位的正是“修身”，即自我教育。
古代帝王正是注重自我廉政教育的典范。
如，唐太宗指出：“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虽休勿休。
”注重以身作则，重视加强自身廉政修养，产生廉洁效应，则上行下效，君臣和谐，朝廷、天下自然清晏太平。
康熙帝以“正君心”为治国之本，以居敬行俭为其途径，实行以德治国方略。
康熙对自己提出了很高的廉政要求，如清心寡欲，禁奢倡俭；勤于政务，善于纳谏等。
二是重视学校教育。
东汉史学家班固强调:“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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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台世界２０１４·１月下旬腐败现象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社会问题。
在我国古代，由于政治制度高度集权，致使封建社会腐败泛滥，而官员的腐败行为直接损害国家的利益，影响社稷的安定。
因此，历代封建统治者均采取各种措施与腐败行为作斗争，从而遏制腐败的蔓延，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提倡为政清廉，注重选廉任贤廉政对政权稳固的重要性早在先秦时代就为人们所认识，如《老子》第五十八章中提到，“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即是表达了为人要廉正宽厚的思想。
《管子·牧民》中，管仲把礼义廉耻称为国之“四维”，特别提出“廉不蔽恶”的原则。
春秋时晏婴也认为“廉者，政之本也”，把“廉”作为重要的治国方略。
封建社会的历代统治者也都认识到了反贪的重要，如《汉书·宣帝纪》中“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意指官吏们若不能廉洁自律，国家就不能长治久安。
清代的康熙皇帝也对腐败深恶痛绝，指出“治国莫要于惩贪”。
为防止吏治腐败，历代封建王朝在任官标准上都强调选廉任贤，将才德、人品作为选官的重要因素，以保证官吏的清正廉洁。
如秦朝规定“凡为吏之道，必精絜正直”，“严刚毋暴，廉而毋刖”。
《汉书·贡禹传》记载：“禹又言孝文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
”秦汉以后，中央特别加强对官吏的管理，采取各种考核制度。
如唐代考核官吏的标准主要是“四善”和“二十七最”，简单理解，“四善”即“德”、“慎”、“公”、“勤”，“二十七最”乃是根据各部门分别制定的工作要求，可见唐代将“德”作为任官的首要标准。
宋代考核官吏以“公勤廉恪”为主，清代则以“四格八法”为准，亦将官员的为政操守放在首位。
二、防止任人唯亲，实行回避制度我国古代的回避制度早在春秋战国时就已经萌芽，到了汉代，统治者正式提出了回避的主张，最早见于东汉的《三互法》：“初，朝议以州郡相党，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周人士不得对相监临”，《三互法》得到了较好的执行，据《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其县级长吏１３０人，无一东海郡出身。
史载“史弼选山阳太守，其妻钜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转拜平原相”［１］１３２。
魏晋时期回避制度有所发展，地缘回避的范围也有所扩大。
唐朝时明确规定，“凡同司联事及勾检之官，皆不得为大功以上亲”［２］９０。
宋代则继承了唐朝的回避制，并规定亲属不得在同一系统里任职，甚至不能在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地区任职。
到了明代，为了预防官吏职务犯罪，实行地缘回避制度，南北更调，规定当地人不得在本地任官。
清朝时期，统治者吸取了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更是把廉洁作为国家长治久安的法宝，关于亲属回避的范围更为广泛，明确提出了“避乡”、“避亲”、“避籍”的回避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政务环境的清廉。
三、实行行政监察，确保政令畅通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者为巩固政权，维护国家和皇帝利益，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监察制度。
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具有准法律性质，是我国古代政治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监督法律法令、维护国家秩序、保证官员的清正廉洁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
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萌芽于先秦时期，唐代房玄龄注《管子》卷中提到夏朝已经设有主管监察的官员“啬夫”，战国时开始出现了“御史”，但真正意义上的监察制度是秦汉时期正式建立的。
秦一统天下后设置了御史大夫一职，职责之一就是监督各级官吏。
汉代的监察制度在沿袭秦朝的基础上又有较大发展，主要的特点就是建立了刺史制度，并制定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内容可查的地方监察法规———刺史六条问事。
到了隋唐，监察制度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唐朝的御史台下设三院：台院、殿院和察院，三院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形成中央至地方的监察网。
宋元以来，各朝代进一步加大了监督的力度，封建社会的监察体制业发展得更加完备。
宋朝要求御史“风闻弹人”，若上任百日仍无所弹，则罢黜做地方官。
到了明清时期，监察制度更加严密，监察权更加集中，为封建统治阶级抵制腐败、加强和巩固皇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四、依法保证清廉，严厉惩处腐败先秦时期，各朝代就颁布了很多法典，只是内容上还不够完善。
如尧舜禹时期就有了昏、墨、贼、杀等罪名，墨即“贪以败官”，指的就是贪污受贿的行为。
西周时，周穆王命吕候制定《吕刑》，包含墨、劓、剕、宫、大辟五刑，其中“狱货非宝，惟府辜功，报以庶尤”强调了为官者不要违背法律贪图钱财，否则严惩不贷。
战国时魏国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典———《法经》，法经共六篇，其中就包含了对贪污受贿等行为的法律制裁，如“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以下受金则诛”。
秦始皇建立秦朝后，颁布了更为严苛的法律，对于官吏的贪污腐败行为如挪用公款、以权谋私等也制定了较为细致的法律条文。
如秦律对受贿重罚，受赃不足一钱者与盗千钱的同论［３］９７。
汉朝对官吏的贪污行为制定了更为严厉的制度，“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可见对于官吏的以权谋私行为严重的将处以极刑。
唐朝首次提出了“六赃”罪名，即强盗、窃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
其中除了强盗、窃盗，其余罪名均是针对官吏的贪污腐败行为。
宋代基本沿用了唐代的法律制度，在立法上更加细致和完善。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待贪官污吏不徇私、不留情，曾提出“杀尽贪官”的口号，其制定的《大诰》以史上最为残酷的严刑峻法惩治贪腐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清代继承了唐律六赃，又沿袭了明初从严治吏的精神，使惩治贪腐的法律更加系统和完善。
特别是雍正在位期间，运用各种手段坚决打击腐败行为，整顿朝纲，严肃吏治。
五、建立巡视制度，加强监督管理巡视制度起源于先秦，秦汉时期初步确立，隋唐宋时期逐步成熟，明清时期渐趋完善，并得以强化，历代相沿，并成为封建统治者巩固统治的有效措施。
先秦时期的国家体制是诸侯国的联盟，为了显示其威德，维护统一，天子要不断去各地巡视，以便有效地对各诸侯国在我国封建社会官吏的腐败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历朝历代的明主贤君无不大力整顿吏治，采取各种廉政举措以维护社稷的长治久安。
古代的廉政措施对于今天的反腐倡廉建设仍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总结。
古代廉政举措□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杨雪摘要关键词以史为ｙｉｓｈｉｗｅｉｊｉａｎ３７兰台世界２０１４·１月下旬进行自上而下的监督，这样天子巡守制度逐步确立。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继承和发展了战国时期的巡行制度，带领群臣巡视郡县。
到了汉代，汉武帝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十三州部，每州设刺史一人，刺史每年八月巡视所部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４］２７。
刺史定期巡查所辖郡县，广泛接触吏民，对地方治理成果作出准确的评定。
为加强对地方的巡查，隋朝进一步完善了刺史制度，对汉代的法规进行了修订，将监察对象扩大到“品官以上”，强调考察地方官员的“理政能力”，重视检查地方官员是否“实言”，对重大问题是否隐而不报。
到了唐朝，御史台分为台院、殿院、察院，监察御史即属察院，直接受皇帝指派，“御史出使，不能动摇山岳，震慑州县，为不任职”。
明代独创了相对严密的御史巡按制度，规定了御史选派、巡按职责、巡按范围、巡按时限、出巡规定、回道考察等内容。
大约从弘治以后，御史巡按制度发生了变化，明代御史巡按制度的败坏，从体制上说是弘治以后巡按权力的不断扩张，除独专出巡、举劫事之外，又攫取了不少监察外的行政权、军事权［５］８５，从而破坏了原来的监察体制。
清初的巡按制度把察吏作为重要职责，巡按御史首要的任务就是察吏安民，这促进了清初社会秩序的安定。
到了康熙初年，又废除了巡按御史制度，将权力划归地方总督和巡抚所有。
六、提倡思想教化，加强道德约束贯穿整个封建社会并占据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儒家思想认为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可以使人拥有良好的思想品质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从而以道德来约束自我，规范行为。
因此，中国古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利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来教化臣民，促进其道德修养和思想境界的提升，并向民众和官员灌输廉政伦理道德观念，提倡为官清廉，鼓励官员在行为上严于律己，做廉洁从政的表率。
汉景帝认为奢侈浮靡之风是腐败产生的重要根源，告诫大臣：“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
”唐太宗李世民常对左右大臣说“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告诫群臣要清廉守法，并以此勉励自身。
清圣主康熙皇帝要求身边大臣：“朝廷政治，惟在端本清源，臣子服官，首宜奉公杜弊，大臣为小臣之表率，京官为外吏之观型。
大法则小康，源清则流洁，此从来不易之理。
”参考文献［１］程树德．九朝律考［Ｍ］．中华书局，１９６３．［２］蒲坚．中国古代行政立法［Ｍ］．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３］刘守芬．对中国古代廉政法律制度的历史考察［Ｊ］．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０３（３）．［４］姚澄宇．两汉十三州部刺史述论［Ｊ］．南京师大学报，１９８６（３）．［５］王世华．略论明代御史巡按制度［Ｊ］．历史研究，１９９０（６）．★本文为２０１３年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课题号：Ｗ２０１３２７３。
★作者杨雪为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讲师。
范仲淹在一次政治漩涡中曾告诫儿子范纯佑说：“我既死，汝辈勿复仕宦，但于坟侧教授为业。
”［１］１７一代名臣范仲淹竟在生死关头嘱咐儿子以教学为业，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教书育人在宋代读书人心目中，已成为跻身仕途外较为理想的职业取向。
与魏晋以来“不闻有师”的风气不同，宋代复兴并进一步弘扬了先秦、两汉时期的尊师重教之风，这一转变使得宋代的文化教育领域气象一新。
目前，学界尚未对宋代的尊师风尚引起重视，鉴于此，本文立足两宋文教繁荣的时代场域，试对该风尚及其成因作初步探讨。
一、宋代尊师风尚的形成宋人方勺在《泊宅编》中记载：“王通隋末隐白牛溪教授，学者常数百人。
唐将相如王、魏辈皆其门人也，既显，绝口不道其师，此何理哉！”［２］５３方勺批评魏征等唐朝名臣不尊师行为固然带有非古褒今的情绪，但基本上反映出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柳宗元对本朝读书人的不尊师行为很是无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
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
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
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
”［３］８７１然而有宋一代，前代“人益不事师”的状况已不复存在，尊师重教之风逐渐弥漫全社会，出现了所谓“庠塾崇师道”的文教盛况。
理学家陆九渊对此深有体会，并赞曰：“秦汉以来，学绝道丧，世不复有师，以至于唐，曰师、曰弟子云者，反以为笑，韩退之、柳子厚犹为之屡叹。
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始复有师道。
”［４］１４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是较早呼吁弘扬师道的学者。
欧阳修曾回忆道：“师道废久矣，自明道、景祐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与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
”［５］３８９如胡瑗教授湖州时，“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被聘太学后更不遗余力地倡导师道尊严，收效显著：“随才高下，喜自修饬，衣服容止，往往相类，人遇之虽不识，皆知其瑗弟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