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与“日”的交融――试论伍尔夫“双性同体理论及实践

“夜”与“日”的交融――试论伍尔夫“双性同体理论及实践
[论文摘要]1928年，英国女性主义作家，理论家伍尔夫提出了“双性同体”的概念。

她超越了生理性别上的差异，向传统的性别区分模式发出了挑战，将自己的“双性同体”构建在男女的社会性别上，从而打破了传统的男／女二元对立模式，创造性的提出了两性之外的“第三性”。

这既是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中的重要概念，也成为后来众多女权主义者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在整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伍尔夫；双性同体
女性主义思潮最早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女性主义继文艺复兴之后再度兴起，并以更加迅猛的气势，更加规范的组织向“父权主义”发出挑战。

女性在政治，经济，法律上争取权利平等的运动，使男性感受到妇女对其“父权权威的威胁，因此，战后一些文学作品中出现了贬低，厌恶女性的言辞。

这种“厌女症”的出现，反而刺激了女性作家的反抗意识。

她们开始在精神文化领域与男性展开新一轮的激战，由此掀起了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即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起。

一、“双性同体”理论本体特质
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存在着一个如何看待文学活动中性别差异的问题。

无论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为代表的“激进女性主义”，还是9o年代以后在英美兴起的“后女性主义”，“权利女性主义”等，都无可避免的关注着女性地位以及男性和女性的关系问题。

其实，早在1928年，作为女性主义批评的先驱者，英国女性主义作家，理论家伍尔夫在她的《一间自己的房间》就提出了一种解决男女性别对立的办法，即“双性同体”理论。

“双性同体”又称“雌雄同体”，这一概念并不是伍尔夫的首创，而是源自一个生物学术语。

“最原始和最直观的含义是同一躯体具备男性与女性特征其字源便是‘男人’(andro)和‘女人’(gyn)加在一起的意思。

”但伍尔夫却是第一个在文学创作和批评领域中援用这一概念的人。

在她的《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不仅讨论了女性的创作问题还用姑娘和男子停下来，钻进出租车里悄没声息的消失这一形象比喻，提出了两性应该和睦相处。

伍尔夫作出了自己的阐释：“我们每个人。

都受两种力量的制约，一种是男性的，一种是女性的，在男性的头脑中，男人支配女人，在女性的头脑中，女人支配男人。

正常的和适宜的存在状态是，两人情谊相投，和睦的生活在一起。

如果你是男人，头脑中女性的一面应该发挥作用；如果你是女人，也应与头脑中的男性一面交流”。

首先，伍尔夫作为女权主义的先驱，是坚决反对单一的“男性中心”论的，她认为在以男权为主导的话语形态中，女性形象过于单一，有的甚至遭到了歪曲，遗漏。

在这种形象歧视的背后，有着更深刻的男权文化因素，伍尔夫所要抵制和突破的正是这种更广泛的男性价值体系。

然而，伍尔夫对男性话语的批判并没有停留在否定一性(男性)肯定另一性(女性)的传统模式上。

她指出：“挑动一个性别反对另
一个性别，一种身份抗拒另一种身份；自命不凡，鄙薄他人，如此等等，都属于人类生存的小学阶段”。

如果说执意要获得男性那样的权利和成就，实质上是对男性价值标准和文化体制的认同，努力确立不同于男性的女性价值体系，只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结果男女两性都将视对方为“他者”。

伍尔夫就曾把自己称作“局外人”，认为所有的女性在父权社会都受到压迫，从来没有什么地位可言。

她在挑战男权文化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同时还试图创造出一个达到完美人格的“第三性”，它融合了男性的勇敢、理智和女性的浪漫、想像。

在伍尔夫看来，任何纯粹的男性化或女性化的头脑都是不能创作的，只有当一个作家“像女人一样写作，与此同时又忘记了自己身为女人”时，才会出现那种“性的质感”。

这是一种忽略性别的思维方式。

由此可见，伍尔夫并不是想在男性中心的对立面重建一套女性价值体系，因为这样无疑是重复男性权威的错误，她试图对建立男女性别秩序本身提出质疑。

男女在生物性上的差别其实掩盖了人为造成的男女社会性别差异，而真正产生歧视、压迫的根源就在于性属(gender)，而不是性(sex)，这对女性而言是十分不公平的。

生理性别被附上了社会性属的意义，男女在父权制下被教化成不同气质的人，两性才进人了对立冲突的状态。

原始族群和母权制时代，人类并不存在一个性别压迫另一个性别的现象，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文明时代开始，两性之间不断分裂，才产生了性别压迫。

于是，伍尔夫站在历史的更高点提出“双性同体”的构想，在打破男性先天优于女性的神话的同时，实际上也表明了重铸女性的相关身份问题与重铸男性相关的身份问题同等重要。

“双性同体”的提出，不仅是由于女性自己的利益，同样也是为了揭示男性的性别实质。

二、“双性同体”理论的实践
在伍尔夫的许多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种性别意识的模糊性。

《达洛维夫人》中虽没有明确提出“双性同体”的设想，但伍尔夫在谈到创作时曾提到她塑造塞普蒂莫斯的目的是让他作为克拉丽莎的“替身”(double)，以便“使达洛维夫人的形象更完满”。

这可以看作是伍尔夫对文学创作中两性关系的初次探索。

她的另一部小说《夜与日》的题目也蕴含着这种寓意，女性是“夜”，代表着想像，情感和直觉，男性则是“日”，代表着对事实逻辑和理性的崇尚，两性间虽然客观存在着差异，但两者并不应该简单的对立，而应该相互融合。

而伍尔夫的另一部小说《奥兰多》则是将“双性同体”的理论发挥到了极致，她利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将男性与女性的不同身份和体验融合于同一个人物。

作品中的主人公奥兰多先后经历了四个世纪，不断地随着时代的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自己的情感和行为方式，自由游走于男性女性之间。

改变了性别的他(她)总是在两性间摇摆不定。

这种犹豫不决直接影响他(她)对外部世界的看法。

她常常拿现在的自己和过去的自己进行比较，从而引发诸多关于性别的思考。

奥兰多在先后体验了男性和女性的思维模式后发现“两性都有可悲的缺陷”，从而提出渴望两性能够通过交流，和睦相处。

伍尔夫之所以创造出这样一个可以用两性视角来审视世界的人物，就是为了证明她的“双性同体”较之单性人格所具有的优越性。

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双性同体’的形象代言人奥兰多身上，针对男性的批评要大于女性的。

虽然他(她)的个性被描述为“双性同体”的，但奥兰多这个人物是更加女性化的。

”¨很显然，奥兰多仍是女
权主义的产物。

正是通过这一形象，伍尔夫结构了性别二元论，而奥兰多由男而女的性别转变让读者得以对父权社会进行反思。

关于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理论，许多女性主义者都提出了自己或肯定或否定的意见。

支持者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融合，反对者则提出这是一种消极的逃避。

以肖尔瓦特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者就认为，“双性同体”是一种不现实的构想，是对女性气质和独特经验的压抑。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男性中心”的一种妥协。

这种通过淡化性别而达到的两性之问的和睦相处，在男权社会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是以双性的假象掩盖实质的男性中心。

另一位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蒙・德・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从生物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有关妇女的命运问题。

伍尔夫所推崇的“男性化的女人”和“女性化的男人”并没有真正解决一直以来存在于女性主义批评中性别差异的问题。

上述论断的确有它的可取之处，但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伍尔夫的“双性同体”并没有抹杀男女在生理属性上的差别，相反，她在《一问自己的房间》中还提到过：“女人如果像男人那样写作，生活，或像男人那般模样，也会使人大为惋惜，想想世界的浩瀚繁复，两个性别尚且不足，只剩下一个性别又怎么能行?”进而指出教育应该发掘两性的不同点，而不是相同点。

可见，认为“双性同体”是超性别幻想的说法是缺乏依据的。

但对于伍尔夫所处的时代而言，社会性别研究显然是超前的，往往不能被世人所理解。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伍尔夫和她的“双性同体”都已超越了时代的限制，具有现代女性主义的色彩。

统观女性主义批评研究领域，主要关注的是文学活动中“性别身份的建构”问题。

因此，性别差异问题一直以来都受到理论家的高度重视，无论是激进的批判，还是温和的“双性同体”构想，都体现了早期女性主义批评家为争取女性创作合法性，调整，重建文学批评体系所作出的积极探索。

其中，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理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后世的理论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