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散文真话集珍藏精选：怀念满涛同志
巴金随想录散文精选三篇
巴金随想录散文精选三篇巴金先生曾说：“读多了，读熟了，常常可以顺口背出来，也就慢慢地体会到他们的好处，也就慢慢地摸到文章的调子。
”。
下面是店铺给大家精选的巴金随想录散文三篇，供大家欣赏。
巴金随想录散文精选一：绝不会忘记我还记得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在成都买过一种“良心印花”，贴在自己用的书上。
这种印花比普通的邮票稍微大一点，当中一颗红心，两边各四个字：“万众一心”和“勿忘国耻”。
据说外国人讥笑我们是“一盘散沙”，而且只有“五分钟的热度”，所以我们发售这种印花以激励自己。
我那个时候是一个狂热的爱国主义者。
后来我相信了无政府主义，但爱国主义始终丢不掉，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一直受到各种的歧视和欺凌，我感到不平，我的命运始终跟我的祖国分不开。
然而有一点我应当承认：我当时贴了印花，我记住了国耻纪念日，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和五月九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条约“二十一条”，五月七日提出最后通牒，五月九日袁世凯表示接受。
因此当时有两个国耻纪念日)，但过了一个时期我就把“印花”的事忘得干干净净，偶尔想起来自己也感到难过：难道我真的只有“五分钟的热度”吗?我每自责一次，这个记忆在我的脑子里就印得更深一些。
所谓国耻早已雪尽。
今天的青年并不知道“五·七”和“五·九”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我没有忘记，而且我不愿意做健忘的人。
这一年我身体不好，工作较多，很少时间读书。
但偶尔也翻看了几篇青年作者的作品，有的写了他们个人的不幸的遭遇，有的反映了某一段时期的现实生活，有的接触了一些社会问题……总之这些作品或多或少地揭露了某一个时期我们社会生活的真实的侧面。
有人讨厌这些作品，称它们为“伤痕文学”、“暴露文学”，说这些作品“难免使人伤悲”，使人“觉得命运之难测、前途之渺茫”。
也有人说：“斗争才是主流”，“写反抗的令人感愤”。
我很奇怪，究竟是我在做梦，还是别人在做梦?难道那十一年中间我自己的经历全是虚假?难道文艺界遭受到的那一场浩劫只是幻景?“_”垮台才只三年，就有人不高兴别人控诉他们的罪恶和毒害。
巴金散文随想录真话集推荐（2）
巴金散文随想录真话集推荐(2)五十二年来我到西湖不知多少次。
我第一次来时，是一个作家，今天我还是作家，可见我的变化不大。
西湖的变化似乎也不太大，少了些坟，少了些庙，多了些高楼……人民的精神面貌是有过大的变化的。
我很想写一部西湖变化史，可惜我没有精力做这工作。
但记下点滴的回忆还是可以的。
说出来会有人感到不可理解吧，我对西湖的坟墓特别有兴趣。
其实并不是对所有的墓，只是对那几位我所崇敬的伟大的爱国者的遗迹有感情，有说不尽的敬爱之情，我经常到这些坟前寻求鼓舞和信心。
有一个时期我到处寻找秋瑾的《风雨亭》。
她是我们民族中一位了不起的女英雄，即使人们忘记了她，她也会通过鲁迅小说中的形象流传万代。
三十年代我写短篇《苏堤》时，小说中还提到“秋瑾墓”，后来连“秋风秋雨愁煞人”的风雨亭也不见了，换上了一座矮小的墓碑，以后墓和碑又都消失了，我对着一片草坪深思苦想，等待着奇迹。
现在奇迹出现了，孤山脚下立起了巾帼英雄的塑像，她的遗骨就埋在像旁，她终于在这里定居了。
我在平凡的面貌上看到无穷的毅力，她拄着宝剑沉静地望着湖水，她的确给湖山增添了光彩。
有一个时期我寻找过于谦的墓，却找到一个放酱缸的地方。
当时正在岳王庙内长期举办“花鸟虫鱼”的展览，大殿上陈列着最引人注目的展品——绿毛龟。
我和一位来西湖养病的朋友谈起，我们对这种做法有意见，又想起了三百多年前张煌言的诗句。
苍水先生抗清失败，被捕后给押送杭州，在杭州就义。
他写了两首《入武林》，其中一首的前四句是：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我同朋友合作，借用了三、四两句把它们改成“油盐酱醋于氏墓，花鸟虫鱼岳家祠”。
我们看见的就是这样。
又过了若干年之后，今天我第若干次来到西湖，“于氏墓”的情况我不清楚，“岳家祠”给人捣毁之后又重新修建起来，不仅坟前石像还是旧日模样，连堂堂大宰相也依然长跪在铁栏杆内。
大殿内、岳坟前瞻仰的人络绎不绝，如同到了闹市。
看来，岳王坟是要同西子湖长存下去的了。
巴金散文真话集珍藏精选
巴金散文真话集珍藏精选巴金在谈到自己的写作动机时说：“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呐喊。
”下面是店铺给大家精选珍藏的巴金散文真话集，供大家欣赏。
巴金散文真话集珍藏精选：怀念满涛同志有一位朋友(他是搞文艺评论的)读了我的《探索集》，写信来说：“我觉得你律己似嫌过于严格，当时有当时的历史条件，有些事不是个人可以负责的。
”他的话里还有可以商量的地方。
首先，我对自己并无严格要求，倘使要求严格，我早就活不下去了，因此我总是事后拿悔恨折磨自己。
说到责任的问题，我想要是我们能够丢开“明哲保身”的古训，用认真负责的态度待人处世，那么有些事可能就不会发生，有些事就可能改换一个面目。
……我想起了一件事，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张满涛同志。
我和满涛同志间并无私交。
关于他的事情我知道很少。
一九四○年我在上海写《秋》兼管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编辑工作，在我编的一种丛书里收了一部满涛的译稿，就是契诃夫的四幕剧《樱桃园》，它是李健吾兄介绍来的，我只知译者懂俄语，喜欢契诃夫，所以译得好。
一直到解放以后我才看见满涛同志，见面的次数不多，大都是在学习会上，偶尔也在戏园里，见面后我们只是点头握手，至多也不过寒暄几句。
一九五五年发表的关于胡风问题的第二批材料中出现了给满涛信里的几句话，讲到什么“组织原则”，我也搞不清楚，但不免为他担心。
不过出乎我的意外，他好像并未吃到多少苦头，过一个时期又出头露面，仍然是市政协委员，他译的书也还在出版。
他喜欢看川戏，川剧团来上海演出，我总有机会在剧场里遇见他。
于是来了所谓的“十年浩劫”。
我后来给朋友写信说：“十年只是一瞬间。
”其实那十年的岁月真长啊。
这之间我听到不少关于熟人们的小道消息。
我也曾想到满涛，后来我听说他在干校做翻译工作，再后又听说他身体不好，同时我看到了他和别人一起译成的小说。
人们说他工作积极。
一九七五年秋天作协上海分会给“_”的爪牙彻底砸烂，我被“分配”到上海人民出版社专搞翻译的××室，不管我本人是否愿意，而且仍旧是“控制使用”，这正是对我这个不承认“人权”的人的惩罚。
巴金随想录散文珍藏
巴金随想录散文珍藏巴金是一个文学巨匠，他学贯中西，文笔雄厚优雅，深受读者喜爱。
下面是店铺给大家带来的巴金随想录散文珍藏，供大家欣赏。
巴金随想录散文珍藏：中国人我出国之前完全没有想到，在法国十八天中间，我会看见那么多的中国人。
各种各样的中国人，他们来自世界各地，过着各样的生活，有着不同的思想，站在不同的立场。
他们穿不同的服装，发不同的口音，有不同的职业。
我们参加过巴黎三个大学(第三、第七、第八)中文系的座谈会和招待会，会上见到他们;我们出席过在弗纳克书籍超级市场里举行的和读者见面会，会上见到他们;我们出席过法中友协的座谈会，在那里也见到他们。
有些人好像真是无处不在，不过我也没有想过避开他们。
我过去常说我写小说如同在生活，我的小说里的人物从来不是一好全好，一坏到底。
事物永远在变，人也不会不变，我自己也是这样。
我的思想也并不是一潭死水。
所以我想，即使跟思想不同的人接触，只要经过敞开胸怀的辩论，总可以澄清一些问题。
只要不是搞阴谋诡计、别有用心的人，我们就用不着害怕，索性摆出自己的观点，看谁能说服别人。
离开了祖国，我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我是中国人。
这感觉并不是这一次才有的。
五十二年前我就有过。
我们常常把祖国比做母亲。
祖国的确是母亲，但是过去这位老母亲贫病交加、朝不保夕，哪里管得了自己儿女的死活!可是今天不同了。
出了国境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觉得有一双慈爱的眼睛关心地注视着我。
好像丹东讲过类似这样的话：人不能带着祖国到处跑。
我不是这么看法。
这次出国访问使我懂得更多的事情。
不管你跑到天涯地角，你始终摆脱不了祖国，祖国永远在你的身边。
这样一想，对于从四面八方来到巴黎的中国人，我的看法就不同了。
在他们面前我热情地伸出手来，我感觉到祖国近在我的身旁。
祖国关心漂流在世界各地的游子。
他们也离不开祖国母亲。
即使你入了外国籍，即使你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即使你在某国某地有产业，有事业，有工作，有办法，吃得开，甚至为子孙后代做了妥善的安排，倘使没有祖国母亲的支持，一旦起了风暴，意想不到的灾祸从天而降，一切都会给龙卷风卷走，留给你的只是家破人亡。
巴金怀念茅盾先生阅读答案
巴金怀念茅盾先生阅读答案怀念鲁迅先生巴金①四十五年了，一个声音站终留在我的耳边：“忘记我。
”声音那样温和，那样恳切。
那样熟悉，但它常常又是那样严厉。
我不知对自己说了多少次：“我决不忘记先生。
”可是四十五年中间我究竟记住一些什么事情？！②四十五年前一个秋天的夜晚和一个秋天的清晨，在万国殡仪馆的灵堂里。
我静静地站在先生灵柩前，透过半截玻璃棺盖，望着先生慈祥的面颜，紧闭的双眼，浓黑的唇髭，先生好像在安睡。
四周都是用鲜花扎的花圈和花篮，没有一点干扰，先生睡在香花丛中。
两次我都注视了四五分钟，我的眼睛模糊了，我仿佛看见先生在微笑。
我想，要是先生睁开眼睛坐起来又怎么样呢？我多么希望先生活起来啊！③我还记得在乌云盖天的日子，在人兽不分的日子。
有人把鲁迅先生奉为神明，把他的片语只字当成符咒；他的著作被人断章取义、用来打人，他的名字给新出现的“战友”、“知己”们作为装饰品。
在香火烧得很旺，咒语念得很响的时候，我早已被打成“反动权威”，做了先生的“死敌”，连纪念先生的权利也给剥夺了。
在作协分会的草地上有一座先生的塑像。
我经常在园子里劳动，拔野草，通阴沟。
一个窄小的“煤气闸”充当我们的“牛棚”，六七名作家挤在一起写“交代”。
我有时写不出什么，就放下笔空想。
我没有权利拜神，可是我会想到我所接触过的鲁迅先生。
在那个秋天的下午我向他告了别。
我同七八千群众伴送他到墓地。
在幕色苍茫中我看见覆盖着“民族魂”旗子的棺木下沉到墓穴里。
在“牛棚”的一个角落，我又看见了他。
他并没有改变。
还是那样一个和蔼可亲的小小老头子，一个没有派头、没有架子，没有官气的普通人。
④我想的还是从前的事情，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
⑤我当时不过是一个青年作家。
我第一次编辑一套《文学丛刊》。
向先生约稿，他一口答应。
过两天就叫人带来口信，让我把他正在写作的短篇集《故事新编》收进去。
《丛刊》第一集编成，出版社刊登广告介绍内容，最后附带一句：全书在春节前出齐。
先生很快地把稿子送来了。
巴金散文真话集精选（2）
巴金散文真话集精选(2)巴金散文真话集精选：怀念马宗融大哥罗淑(世弥)逝世后十一年，她的丈夫马宗融也离开了人世。
他是按照回族的习惯，举行公葬仪式，埋在回民公墓的。
宗融死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上旬，正是上海解放的前夕，大家都有不少的事情，没有人拉住我写悼念文章。
他的两个孩子住在我们家里，有时我同他们谈过话，静下来我的眼前便会出现那位长兄似的友人的高大身影，我忍受不了这分别，我又不能向他的孩子诉说我的痛苦，为了平静我的感情的波涛，我对自己说：“写吧，写下你心里的话，你会觉得好受些。
”我过去的怀念文章大都是怀着这种心情写成的。
但是这一次我却静不下心来，一直没有写，新的繁忙的工作占去了我的大部分时间，事情多了起来，人就顾不得怀旧了。
这样地一拖就是几年、甚至几十年。
三十三年了!这中间我常有一种负债的感觉，仿佛欠了“马大哥”一笔债。
我想还债，但是越拖下去，我越是缺乏拿笔的勇气，因为时间越久，印象越淡，记忆也越模糊，下笔就不那么容易。
尽管欠债的感觉还常来折磨我，我已经决定搁笔不写了。
现在是深夜十一点一刻钟，又是今年第一个寒冷的夜，我坐在书桌前手僵脚冻。
四周没有一点声音。
我不想动，也不想睡，我愿意就这样地坐下去。
但是我的脑子动得厉害，它几十年前前后后来回地跑。
我分明听见好些熟人讲话的声音，久别了的亡友在我的眼前一一重现。
为什么?为什么?……难道我真的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就要参加他们的行列?难道我真的不能再做任何事情必须撒手而去?不，不!我想起来了。
在我不少悼念的文章里都有类似这样的话：我不单是埋葬死者，我也是在埋葬我自己的一部分。
我不会在亡友的墓前说假话，我背后已经筑起了一座高坟，为了准备给自己这一生作总结，我在挖这座坟，挖出自己的过去，也挖出了亲友们的遗物。
我又一次看见了马宗融大哥，看见他那非常和蔼的笑容。
他说：“你好吗?这些年?”他在我背后的沙发上坐下来，接下去又说：“我们替你担心啊!”多么亲切的声音。
我站起来唤一声“马大哥!”我回过头去，眼前只有一屋子的书刊和信件，连沙发上也凌乱地堆着新书和报纸，房里再没有其他的人，我的想象走得太远了。
巴金随想录散文精选
巴金随想录散文精选巴金笔大如椽，一生写作数百万字。
其写的随想录，是一本说真话的散文集，非常的难得可贵。
下面是店铺给大家精选的巴金随想录散文，供大家欣赏。
巴金随想录散文精选：里昂现在继续谈友谊。
里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从那里带走的是另一种回忆。
我第一次来到里昂。
我在日记里这样写着：“七点半到达里昂(机场)。
来接的人不少，还献了花。
某夫人带着她两个女儿开车把我送到沙瓦旅馆。
”某夫人是当地友协的一位成员，她的两个“女儿”中一个叫克勒尔，另一个叫杜伟凤，是来了不久的中国留学生，寄宿在夫人的家里，夫人把她当亲闺女看待，叫她做“女儿”。
杜伟凤不过十八九岁，同夫人母女相处得很好。
某夫人送我们到旅馆，同我们照了相，又把我们接到一家中国菜馆万福楼去。
我原以为只是“共进晚餐”，没有想到饭店楼上三张长桌都坐满了人，大约四十位左右。
我们好像在这里过节日，谈笑、祝酒，毫无拘束，仿佛旧友重逢，也不知从哪里来的那么多的话!一直谈到午夜，大家才想到结束。
还有少数人来得较晚，但也在这里待了两个多小时。
还是那位夫人把我送回旅馆，我因为这个欢乐的聚会一再向她致谢。
她带着两个“女儿”走了。
第二天我没有再见到她们。
不到傍晚，我就坐上了飞巴黎的客机。
我多么想再见她们一面，小姑娘似的杜伟凤和她的法国“母亲”在一起不正是我们两国人民友谊的最好的象征吗?在里昂我们待了不到一天。
我们参观了中法大学的旧址，参观了十九世纪的大教堂，参观了古罗马剧场的废墟;我们看了丝织博物馆，看了过去丝织工人居住的地区，了解了过去丝织工人的斗争;我们游览了现代化的商业中心，参观了现代化的图书馆。
短短的大半天的时间里，我们从古罗马跑到本世纪后半叶五光十色的喷泉。
每时每刻我们都受到亲切、热情的接待。
现代化的建筑和设备，壮丽的景象和吸引人的活动使我眼花缭乱。
但是牵系住我的心的还是深厚的友情。
在里昂也有两份报刊的记者来采访，那是两位年轻姑娘，我没有机会读到她们的报道或者文章，但是我觉得我是在同两个谦虚的学生亲切交谈。
巴金散文真话集推荐（2）
巴金散文真话集推荐(2)巴金散文真话集推荐：怀念方令孺大姐最近去杭州住了六天，几乎天天下雨，我不常外出，也很少伏案写作。
我住在招待所的二楼，或者在阳台上散步;或者长久地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或者站在廊前，两只胳膊压着栏杆，隔着里西湖眺望白堤。
白堤是我熟悉的，但这样看白堤在我还是第一次。
那么多的人鱼贯而行，脚步不停，我仿佛在看皮影戏。
颜色鲜明的公共汽车，杨柳的新绿和桃花的浅红，都在那幅幕布上现了出来。
我记起来了：十六年前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和萧珊买了回上海的车票，动身去车站之前，匆匆赶到白堤走了一大段路，为了看一树桃花和一株杨柳的美景，桃花和杨柳都比现在的高大得多。
树让挖掉了，又给种起来，它们仍然长得好。
可是萧珊，她不会再走上白堤了。
我哪里有心思游山玩水?!游山玩水，那是三十年代的事情，从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七年，我几乎每年都去杭州，我们习惯在清明前后游西湖，有一两年春秋两季都去，每次不过三四天，大家喜欢登山走路，不论天晴下雨，早晨离开湖滨的旅馆，总要不停步地走到黄昏，随身只带一点干粮，一路上有说有笑。
同游的人常有变更，但习惯和兴致始终不改。
南高峰、北高峰、玉皇山、五云山、龙井、虎跑、六桥、三竺仿佛是永远走不完、也走不厌似的。
那个时候我们好像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感情!我还记得就是在沿着九溪十八涧走回湖滨的蜿蜒的小路上，陆蠡、丽尼和我在谈笑中决定了三个人分译屠格涅夫六部长篇小说的计划。
我们都践了诺言，陆蠡最先交出译稿，我的译文出版最迟。
陆蠡死在日本侵略军的宪兵队里，丽尼则把生命交给自己的同胞。
当时同游的法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黎烈文后来贫困地病死在台北。
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六十年代中从六○年到六六年我每年都到杭州，但是我已经没有登山的兴趣了。
我也无心寻找故人的脚迹。
头一年我常常一个人租船游湖，或者泡一杯茶在湖滨坐一两个小时，在西湖我开始感到了寂寞。
后来的几年我就拉萧珊同去，有时还有二三朋友同行，不再是美丽的风景吸引着我，我们只是为了报答一位朋友的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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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散文真话集珍藏精选：怀念满涛同志
巴金散文真话集珍藏精选：怀念满涛同志有一位朋友(他是搞文艺评论的)读了我的《探索集》，写信来说：“我觉得你律己似嫌过于严格，当时有当时的历史条件，有些事不是个人可以负责的。
”
他的话里还有可以商量的地方。
首先，我对自己并无严格要求，倘使要求严格，我早就活不下去了，因此我总是事后拿悔恨折磨自己。
说到责任的问题，我想要是我们能够丢开“明哲保身”的古训，用认真负责的态度待人处世，那么有些事可能就不会发生，有些事就可能改换一个面目。
……
我想起了一件事，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张满涛同志。
我和满涛同志间并无私交。
关于他的事情我知道很少。
一九四○年我在上海写《秋》兼管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编辑工作，在我编的一种丛书里收了一部满涛的译稿，就是契诃夫的四幕剧《樱桃园》，它是李健吾兄介绍来的，我只知译者懂俄语，喜欢契诃夫，所以译得好。
一直到解放以后我才看见满涛同志，见面的次数不多，大都是在学习会上，偶尔也在戏园里，见面后我们只是点头握手，至多也不过寒暄几句。
一九五五年发表的关于胡风问题的第二批材料中出现了给满涛信里的几句话，讲到什么“组织原则”，我也搞不清楚，但不免为他担心。
不过出乎我的意外，他好像并未吃到多少苦头，过一
个时期又出头露面，仍然是市政协委员，他译的书也还在出版。
他喜欢看川戏，川剧团来上海演出，我总有机会在剧场里遇见他。
于是来了所谓的“十年浩劫”。
我后来给朋友写信说：“十年只是一瞬间。
”其实那十年的岁月真长啊。
这之间我听到不少关于熟人们的小道消息。
我也曾想到满涛，后来我听说他在干校做翻译工作，再后又听说他身体不好，同时我看到了他和别人一起译成的小说。
人们说他工作积极。
一九七五年秋天作协上海分会给“四人帮”的爪牙彻底砸烂，我被“分配”到上海人民出版社专搞翻译的××室，不管我本人是否愿意，而且仍旧是“控制使用”，这正是对我这个不承认“人权”的人的惩罚。
我借口身体不好，一个星期只去两个半天参加政治学习。
头一次去参加传达什么文件的全体会议，走进弄堂不久看见了满涛，他也发现了我，很高兴，就到我身边来，表示欢迎，边走边谈，有说有笑，而且学着讲四川话，对我很亲切。
这样的遇见或谈话我们之间有过几次。
我初到××室，很少熟人，满涛的笑语的确给我带来一些温暖。
我听人说，他身体不好，有一次昏倒在人行道上;又听说他工作积极，总是争取多做。
我便劝他注意身体。
他笑笑，说，“不要紧”。
又过了一些时候，时间我记不准确了，大约是一九七六年七八月吧，总之是在“四人帮”活动猖獗的时期，一天上午我在××室四楼学习，开始时学习组长讲了几件事情，其中的一件是关于满涛的。
据说满涛原来给定为“胡风分子”，应当接受监督劳动，当时由于疏忽没有照办，但是二十年来他表现很好，因此也就不必监督劳动了。
不过据某某机关说这项“******”帽子是张春桥
领导的十人小组给戴上的，不能变动，应当拿他当******分子看待，剥夺他的政治权利，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一下子发愣了。
哪里会有这种道理?二十年很好的表现换来一顶“******”的帽子，就只因为当初给张春桥领导的小组定成“胡风分子”。
我又想：满涛怎么受得了?!然而没有人出来发表意见。
我那时还是一个不戴帽的“******”，虽然已经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在学习会上心惊肉跳，坐立不安，只想如何保全自己，不敢讲一句真话。
而且我知道我们的学习组长的想法不会跟我的相差多远，即使是他，他也不敢公开怀疑某某机关的解释。
这以后我就没有再看见满涛，只有一次学习结束我下楼，在楼梯口遇见他，我想打个招呼，他埋着头走开了。
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忽然要宣布他是“******分子”，又无法向人打听。
后来我无意间听人说，这里的负责人看见满涛态度好，工作积极，想给他摘掉“胡风分子”的帽子，就打了报告到上级和某某机关去请示，万万想不到会得到那样的答复。
这可能是一种误会吧。
但是这里的负责人却不敢再打报告上去说明原意，或者要求宽大。
于是大家将错就错，让满涛一夜之间平白无故地给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
我不声不响，又似怪非怪。
我当时正在翻译亚·赫尔岑的《回忆录》，书中就有与这类似的记载，可见“四人帮”干的是沙皇干惯了的事情，但是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发表不同的意见，讲一讲道理，好像大家都丧失了理智。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
不久毛主席逝世了，我们都到出版社的大礼堂去参加了吊唁活动。
过两三天在我们的学习会上，组长
宣布室里要开批判满涛翻案的小型会议，每个学习小组派两个代表参加。
关于翻案的解释，据说我们出去参加吊唁活动的时候，满涛给叫到××室来由留守的工宣队老师傅监督并训话，满涛当时就说他“不是******分子，不会乱说乱动”。
这便构成了他的所谓翻案的罪行。
这样荒唐的逻辑，这样奇怪的法律，我太熟悉了!造反派使我有了够多的经验，我当然不会再相信他们。
但是我仍然一声不响，埋着头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实际上暗暗地用全力按捺住心中的不平，惟恐暴露了自己，引火烧身。
我只是小心地保护自己，一点也未尽到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普通人所应尽的职责。
幸而下一个月“四人帮”就给粉碎了，否则谁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总之满涛给保全下来了。
他在身心两方面都受到大的损害。
有一个时期人们甚至忘记给被冤屈者雪枉，为受害者治伤。
但是这一切并不曾减少满涛的工作的积极性。
用“积极性”这样的字眼并不能恰当地说明他的心愿和心情。
人多么愿意多做自己想做而又能做的事情!果戈理、别林斯基……在等待他。
他已经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时间啊。
他本来可以翻译很多的书。
但是留给他的时间太少了。
就只有短短的两年!他死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我到龙华公墓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见到不少的熟人。
这追悼会也就是平反会，死者的冤屈终于得到昭雪。
在灵堂内外我没有讲一句话。
肃立在灵前默哀的时候，我仿佛重见满涛同志笑脸相迎的情景。
望着他的遗像，我感到惭愧。
我想人都是要死的，人的最大不幸就是活着不能多做自己想做的工作。
满涛同志遭遇不幸的时候，我没有支持他，没有出来说一
句公道话，只是冷眼旁观，对他的不幸我不能说个人毫无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