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风险管理中的风险沟通机制研究_王东

保险研究2011年第4期INSURANCE STUDIES No．42011企业风险管理中的风险沟通机制研究王东（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北京100029）［摘要］ERM是当今企业风险管理的核心标准，风险沟通是风险管理的重要方法，但企业风险沟通的研究尚不完备。

本文将社会公共领域的风险沟通理论与COSO框架下的企业风险管理相结合，提出了一个风险沟通的理论假说，以全面风险感知、相互信任、伙伴关系和双向沟通模式作为该假说的四大支柱，以全面综合的方法，从企业内部（纵向）和企业外部（横向）两个维度构建了企业风险沟通体系，期望能够为企业层面的风险沟通发挥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企业风险管理；风险沟通；风险感知；双向沟通模式［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306（2011）04－0062－08风险管理已经成为企业经营和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COSO发布《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ERM成为风险管理的核心标准，但在构成企业风险管理的因素中，风险沟通的作用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难以对企业的风险管理提供足够的支持，为此，本文将对风险沟通问题进行研究。

“风险沟通”这个术语最早是在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领域出现的，其出现的背景就是风险社会逐渐形成，以风险评估、心理学、传播学三大学科为支柱的风险沟通重要性日益为社会各界所重视，特别是9．11事件之后，风险沟通更是在公共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风险管理（特别是公共风险管理）的重要工具。

尽管如此，风险沟通在企业层面的风险管理中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与社会公共层面相比还有很大距离，这与现实中企业对风险沟通的需求不相匹配。

为此，我们将社会公共领域的风险沟通理论融合到企业风险管理中，从企业内部（纵向）和企业外部（横向）两个层面加以分析，实现了风险沟通的立体化。

一、风险沟通理论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社会逐渐进入到风险社会状态①。

按照贝克的观点，现行的社会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这个“风险”不直接等同于人类社会的利益损失，而是强调对社会未来的不确定性有一定的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以减低副作用的影响程度［1］。

这一观点对（公共）风险管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直接推动了风险沟通机制的变化。

（一）研究视角的变迁对于风险沟通的研究视角，最初是技术（科学）视角。

此时，出于防止或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可能造成的损失和后果的需要，风险沟通基本上是以教育公众为目的，其本质就是将有关风险事件发生概率及影响的信息从信息占有者（传输者）通过媒介（沟通渠道）最大程度地传递给公众（信息接受者），因此风险沟通被狭隘地定义为专家单方面向公众提供信息的活动，其实质是风险信息的传递或者交换②。

［基金项目］本文获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规划项目“企业风险管理的分析框架及有效性研究”（批准号：10YJA79019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WTO与中国金融安全与风险防范（项目号：7300001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企业风险管理”学术创新团队的资助。

［作者简介］王东，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博士后。

但是，在风险社会理论出现以后，风险沟通的研究视角发生了变化，转变成为（风险）社会视角，其目的也不仅仅是风险信息或预案的通知与传递，而是通过交流来重新塑造决策者与实施者、专家与公众、政府与公民之间稳定的社会关系。

此时，它所强调的是（风险事件）利益相关者之间平等、开放、公开的交流，目的是维持社会群体、社会阶层之间社会关系的稳定，增进相互信任。

这种风险沟通模式的转变，代表了人类社会治理风险的新模式，适应了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成为当今社会公共领域的主流模式，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意义。

图1风险沟通理论研究视角的变化在风险社会视角下，风险沟通的定义由美国国家研究院在1989年出版的《改善风险沟通》一书中给出，“风险沟通是个体、群体以及机构之间交换信息和看法的相互作用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多侧面的风险性质及其相关信息，它不仅直接传递与风险有关的信息，也包括表达对风险事件的关注、意见以及相应的反应，或者发布国家或机构在风险管理方面的法规和措施等。

”［2］在这个定义中，风险沟通不再是聚焦于风险信息之上的单向传输，而是强调各主体间的互动性和沟通内容的多样性。

（二）研究框架的内容1．风险感知与风险沟通风险沟通是基于风险认知研究成果专门针对公众心理状态调节，属于风险管理中的一个特定的领域。

而风险感知则是Slovic（1987）提出的一种风险的概念，他将风险事件解释为一种信号，信号本身的性质与传播过程条件都会影响受众对事件的接受与解释［3］。

公众往往是依靠直觉对风险事件进行知觉和判断，这种依靠直觉的认识和判断被称为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

因此，在风险信号与公众风险认知之间经历的过程，有三个方面的因素都会参与影响公众风险认知的形成，一是风险事件本身的特性；二是受众个人特征，比如个体的某些人格特征或者认知偏差的影响；三是两者的交互过程所产生的作用。

风险事件往往引起公众心理状态的变化，严重时可能引起心理恐慌。

但是公众的情绪并不是完全因为无知和非理性，而是体现了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和对民主参与权利的要求。

因此，有效处理公众的情绪问题与准确科学地处理风险数据同样重要，了解人们的风险感知并制定有针对性的沟通方案与处置风险的物理性危害同样重要。

①贝克（1992）对风险社会的最初论断是，风险社会是指一组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情景，其特点是不断增长的人为制造的不确定性的普遍逻辑，它要求当前的社会结构、制度和联系向一种包含更多复杂性、偶然性和断裂性的型态转变。

也就是说，风险社会实际上反映了一种特定的组织型态，是一种对技术实践强加于世界的新挑战的回应。

因此，这里的风险含义与我们平时所说的经济学意义的风险有着很大的不同。

②在这个阶段，风险管理工作基本上由专家完成，他们把精力集中在风险规划科技的设计、执行和运转，目的是实现对风险的控制，但是他们反对公众参与风险管理，“All we have to do is get the numbers right！”（Fischhoff，1995）就是他们的真实观点，认为“绝大多数人都是愚蠢的、非理性的，必须保护公众的健康和环境，但决不让他们参与风险政策的制定，因为他们只会把事情弄的更糟”（Covello，2001）。

2．风险沟通的内容（1）风险沟通的核心命题：风险=危害+愤怒正是在风险感知的基础上，风险沟通理论提出了一个核心命题：风险=危害+愤怒（Risk=Hazard+Out-rage）①，认为风险不仅仅是对客体（人或物）可能造成伤害的行为或现象，还包括公众对风险可能后果的情感反应（outrage），即主动、可控、公平等情感因素。

因此，风险所造成的影响并不完全取决于风险的实际危害，一些特定的“风险因子”或“愤怒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风险感知。

同时，“愤怒因素”不仅扭曲了人们对风险实际危害的感知，它本身也独立地成为风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意味着风险治理并不是依靠管理者单向的努力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关注风险主体的反应，建立起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实质性对话，这就是风险沟通的最佳模式：双向模式。

（2）风险沟通的基础条件：信任之所以将信任作为风险沟通的基础条件，是源自风险沟通理论的两大模型———负面特性主导模型和信任决定模型②。

在负面特性主导模型中，研究者发现个体往往赋予负面信息更大的权重，因此负面信息对于个体的影响更为明显，同等情况下的影响要远远高于正面信息；而正是这种个体负面信息优势倾向的认知特点决定了信任的重要性，但是，信任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建立，却可以十分轻易地遭到破坏。

信任的这种特点使信任本身的建设变得相当困难。

但是，又因为风险沟通中如果没有沟通双方的信任，沟通的障碍就不可能真正被克服，因此，信任决定模型强调了信任在风险沟通中的重要意义。

Slovic（1986）通过经验研究，分析验证了信任所具有的易毁而难建的“不对称法则”，具体包括四个方面：消极的事件摧毁信任较之积极的事件建立信任更为引人注意；当事件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消极事件较之积极事件带有更大的权重；人类心理还有一种特性，总认为坏消息的消息源头比好消息的源头来得可靠；不信任一旦出现，就会不断得到加强并维持不变［4］。

因此，如果公众对信息的发布方（如管理机构或专家）缺乏信任，那么就很难将信息准确地传达给公众，并对公众产生预期的影响。

所以，风险沟通的信息传达方是否能够获得信息接受方的信任，是双方沟通是否有效的关键。

因此，贯穿在所有风险沟通策略中的一条主线就是必须建立信任，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实现教育、构建共识等目标。

Gerry Kruk（1998）提出了建立信任的一些建设性意见，包括创立友好的氛围、保持谦恭、公开与诚实、承认自己对于一些事情还并不了解、兑现自己的承诺、承认错误并道歉、尊重对方并设身处地考虑问题、强烈的社会和道德责任感［5］。

而美国“风险沟通研究中心”的专家指出，决定信任的四组要素是“关心和同情、贡献与承诺、能力和专业、诚实和公开③。

（3）风险沟通的关键要素：伙伴关系在风险社会的条件下，因为对风险的定义不同，或者由于所具备的相关知识的结构不同，在专家与公众之间往往存在较大的认知差异。

特别是在涉及复杂技术或专业知识的风险问题时，一般公众由于专业知识的欠缺，很可能会在风险认知中表现出过度反应，或其它非理性的态度和行为。

Philip Gray（1998）对导致认知差异的因素进行了归纳，他认为专家与公众因为在风险沟通中的角色、利益、知识背景的不同都可能导致他们之间在认知上产生差异。

因此，机构或机构代表在进行风险沟通时要能够充分认识和理解在对待特定的风险问题上专家与公众的认知差异中所隐含的意义，并能以一种友好开放的伙伴关系来进行沟通［6］。

风险沟通是一个特殊的沟通过程，虽然这一过程应该是一个双方相互作用的过程，但事实上，对于众多的风险事件（尤其是公共性的风险事件）来说，处于沟通双方的主体地位并非是平等的。

总体来说，公众一①这个核心命题是张洁、张涛甫总结出的，见“张洁、张涛甫，美国风险沟通研究：学术沿革、核心命题及其关键因素，国际新闻界，2009．9”。

而这个命题的理论基础则是Isabelle Stevens在国际传播学会年会上提出的，“风险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种物理性的、更为实际有形的、可被量化的部分以及一种精神性的、被构建的部分”。

②这些模式是由四位美国学者所构建的，详见：Covello V T，Peters R G，Wojtecki J G，Hyde R C．（2001）Risk Communica-tion，the West Nile Virus Epidemic，and Bioterrorism：Responding to the Communication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Intentional or Uninten-tional Release of a Pathogen in an Urban Setting．Journal of Urban Health：Bulletin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Vol．78，No．2，pp：382－391．③资料来源于美国风险沟通中心网站，http：//centerforriskcommunication．org/．方总是处在接受信息、询问信息的位置，因此，沟通的另一方，无论是政府部门或者其它的管理机构，是否能将公众视为伙伴（partner），对于沟通的有效性具有决定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