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家族文化积累与科举中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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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科举制度与文化传承——以《万历十五年》为例

明代科举制度与文化传承——以《万历十五年》为例

明代科举制度与文化传承——以《万历十五年》为例一、引言在明代(1368年-1644年)的中国,科举制度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既是选拔官员的方式,也是传承优秀文化的途径。

本文将以《万历十五年》为例,探讨明代科举制度在文化传承中所起的作用。

二、明代科举制度概述1.考试内容和形式:明代科举考试分三级,分别是乡试、会试和殿试;考题主要包括经义、史书、礼仪等。

2.参与条件:身份限制、籍贯限制等。

3.影响范围:科举制度覆盖全国各个地区,对后世影响深远。

三、科举制度与社会流动1.平等机会:通过考试获得功名成为官员是普通人实现社会流动的一种机会。

2.社会地位提升:通过考取进士及第,可以跻身于士大夫阶层,享有崭新的社会地位和特权。

3.家族荣耀:家族中有一人能够中举,将给整个家族带来荣誉和声望。

四、科举制度与文化传承1.经典文化传承:科举考试重视经典著作的学习,使得儒家经典的影响力得以传承。

2.文学艺术繁荣:科举制度为文人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促进了文学和艺术的繁荣发展。

3.社会道德规范:科举制度注重品德评价,对社会道德起到一定的规范作用。

五、以《万历十五年》为例分析1.内容概述:《万历十五年》是明代杂剧大师汤显祖创作的一部戏剧作品,通过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揭示了明代官僚体制中腐败、权谋等问题。

2.表现思想:该剧反映了明代科举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并呼吁改革官僚体制、尊重人才。

六、结论明代科举制度在推动社会流动和维护文化传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正因如此,《万历十五年》这样的作品才能深入探讨明代科举制度的弊端,并给予反思和启发。

通过对科举制度的研究和文化传承的探讨,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明代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特点,也为今天我们对待教育体制和社会流动有了一些启示。

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和文化传承研究

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和文化传承研究

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和文化传承研究明清时期,科举制度是中国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制度的发源可以追溯到唐代,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兴起了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

这个制度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文化领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现代的中国文化传承。

本文将从科举制度的历史背景、制度构成、人才选拔、文化影响等多个方面展开探讨,以期了解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在文化传承中的角色和作用。

一、科举制度的历史背景科举制度的发源可以追溯到唐代,唐明皇元年(公元627年)设立科举制度,实行选拔官僚的方式,并在每年举行一次三场殿试的大规模考试,这项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其中,明代宣德年间,科举制度开始进入成熟期,改变了贵族世袭的选拔制度,成为贡生参加科考,并从中选拔优秀人才进入官场的重要途径。

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政治、文化的发展,对中国文化传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制度构成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主要由乡试、会试和殿试三个环节组成。

乡试是由各级县官挑选士人进行的一场校验文化知识和修养的考试,考试内容是四书五经等课本知识和一些基本学问。

会试是在省级层面进行的文化考试,通常选取各地优秀的举人进行,共有12道考题,包括诗文、论、史、子、集等。

最后殿试是在北京皇宫内进行的文化考试,考取合格者被授予进士称号,成为官场中的高级文人。

三、人才选拔科举制度的一个重要作用是选拔人才,这个制度不仅是从大量知识分子中选拔出最优秀的人才,而且还设立了许多专门机构,以照顾那些社会地位较低但才能优秀的人。

由于在科举制度中,只要取得一定的成绩就有可能置身于官场,使得许多贫苦人家的子弟也有机会在考试中脱颖而出,并进入官场。

因此,科举制度成为了中国古代“寒门贵子”的代表,也成为了中国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载体。

四、文化影响科举制度的重要作用不仅在人才选拔方面,还在文化传承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科举制度让许多知识分子因为“科考”而专心读书,考试的升级和内容的扩大,也给中国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思想和内容,从而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进步和繁荣。

明清的科举制度与文化传承

明清的科举制度与文化传承

明清的科举制度与文化传承俗话说得好,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在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是一条漫长而又陡峭的学海之路。

自唐代开始,科举制度已经结构完整地形成,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选拔人才的制度之一。

而在明清两代,科举制度也成为了一种文化传承的途径,促进了先进思想的传播和普及。

一、科举制度的起源和结构科举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606年的隋朝。

当时的隋文帝杨坚开始选拔人才不再只依赖世家门第,而是按照学识和能力进行考试,为中国古代选拔人才的制度迈出了第一步。

然而,这种制度没有长期维持下去,直到唐代,因为随着唐朝的进入全盛时期,对于人才选拔的需求越来越大,所以唐玄宗为让科举制度的推广更顺利,他于公元681年在唐朝的首都长安开设春官科和秋官科,自此,科举制度正式成型。

具体而言,科举制度包括乡试、会试和殿试三部分。

乡试是在每个州、府和县设立的试场上进行的初试,那些通过乡试的考生,就可以晋升到会试的范围内。

会试是在独立的场地上进行的考试,通过会试的考生称为“举人”。

最后,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环节,通过殿试的考生进入到了乡试和会试所不能达到的境界,成为了科举制度的最终胜利者,“进士”。

二、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变革明代和清代都是中国科举制度变革的时代,尤其是明代,先后进行了多次部分改革。

在洪武年间,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规定了科举制度的具体实施方案,也是在这一时期,明朝对于乡试、会试和殿试都进行了细致的规定,使得科举制度更加完善和公正。

到了明朝中后期,科举制度也逐渐出现了某些瑕疵。

其中,外来势力的介入问题,可能是最为显著的瑕疵之一。

在明初,朱元璋曾经规定了一种“四民至门”的政策,允许乡试、会试和殿试参加试验的考生来自于普通百姓家庭。

然而,由于后代皇帝的爱好和行为,越来越多的少数族裔,以及外来势力的人开始崛起,占据了奖励的天平,并逐渐靠近了皇室。

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清代对于科举制度进行进一步的改革。

首先,清朝明确要求所有考生必须会写汉字,这使得汉字的普及程度得到显著提升。

明朝科举制度简介明朝为什么推出南北卷制度

明朝科举制度简介明朝为什么推出南北卷制度

明朝科举制度简介明朝为什么推出南北卷制度明朝科举制度简介明朝为什么推出南北卷制度宋代科举最大的成就是确立了考试平民化的方向,让无背景、无关系、无钱财却在古代大量存在的“三无”学子找到了通过考试出人头地的机会,并影响到了金、辽、西夏、蒙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考试录取工作。

在科举平民化方面,明朝继续进行了探索。

明朝乡试的录取名额最初没有人数限额,据《明史·选举志二》,朱元璋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颁布诏令,要求“不拘额数,从实充贡”。

至朱高炽(仁宗)执政的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始出现名额限制。

明朝乡试的录取率能达到多少?据永乐十六年杨荣《进士题名记》:“拔其尤者贡于礼部,盖什之一。

”按此说法,明朝乡试的录取率大约是10%,但这一录取率并不固定。

景泰七年给事中张宁上疏称:“今顺天就试者一千八百余名,而中式者仅一百三十五名”,录取率为7.5%。

会试起初录取同样无人数限额,或多或多,由皇帝根据考生人数定夺。

嘉靖五年以后,历科进士的录取名额,一般在300人左右,平均录取率应该低于10%。

不同年份的录取率波动较大,如洪武四年参加会试200人,录取120人,录取率为60%;洪武二十四年参加会试660人,录取31人,录取率仅为4.7%。

明朝在录取政策上的一大变化和进步之处是,考虑到中国南北教育水平的实际差距,制定了“南北卷制度”。

此制度的出台与明初发生“春夏榜案”不无关系,其初衷是实行地区上的录取平衡,以照顾教育落后地区考生。

所以,在大学士杨士奇于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甫一提出按南北两大片区录取进士的办法后,很快为朝廷所采纳。

南北卷制度对录取名额作出具体规定,录取比例为:南卷60%,北卷40%。

到宣德年间,又分出“中卷”,全国设三大录取片区。

本文作者:360度看世界。

明代进士家族相关问题考论

明代进士家族相关问题考论

明代进士家族相关问题考论郭培贵【摘要】进士家族即指五代直系亲属内有两名以上进士的家族,明代270多年间共产生这样的家族2088个,其地理分布十分广泛又很不平衡,尤以浙江、南直最为集中.一、二、三、四、五、六、七代进士家族分别为311个、1500个、209个、51个、12个、4个和1个,属于这些家族的进士共达4970名,占明代进士总数的20.21%;而真正出自进士家族的进士仅占明代进士总数的11.55%,反映了明代科举制度造成并维持了很高的社会流动率.一、二、三代进士家族分别占进士家族总数的14.89%、71.84%和10%;说明接近87%的进士家族不能传至三代,96%的进士家族不能超过三代,这也验证了古语所云"富贵不过三代"大致符合实际情况.明代进士家族发挥政治和社会影响大致在三四十年至二百年之间.【期刊名称】《求是学刊》【年(卷),期】2015(042)006【总页数】6页(P144-149)【关键词】明代;进士家族;地理及代数分布;特点【作者】郭培贵【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福建福州350108【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48考察明代科举制度下所出现的“进士家族”现象,不仅对全面评价明代科举及其所引起的社会流动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认识明代科举社会的特征,探讨科名富贵之家出现、延续和败落的规律及其对明代政治与社会产生的作用和影响都具有重要作用。

目前,学界尚无该论题的专门研究成果,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何为“进士家族”?学界对此尚无统一定义。

为便于对本文论题进行探讨,笔者暂且确定“五代直系亲属内有两名以上进士的家族”即为进士家族,也即五代之内不一定每代都出进士,但至少应有两名以上进士。

之所以如此认定,主要基于以下三点理由:一是如五代直系亲属内只有一名进士显然不能撑起“进士家族”的称号,故至少应有两名进士。

二是“直系亲属五代”,依时间而言,大致有一百年的时间,在官本位和明代中后期铨选“独重进士”的背景下[1],其间如有两人考中进士,则对一个家族的发展与声望的提高及维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明朝的教育体系科举与文化教育

明朝的教育体系科举与文化教育

明朝的教育体系科举与文化教育明朝的教育体系:科举与文化教育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重要的时期,其教育体系也充满特色。

其中,科举制度和文化教育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文将从科举制度入手,探讨明朝的教育体系及其在文化教育中的作用。

一、科举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明朝的科举制度是根据中原历史上的科举制度进行改革而得以建立的。

首先是洪武年间,朱元璋实行了崇尚文化的政策,重视人才培养。

他在开创明朝时就制定了明代科举制度初步的制定。

进一步的完善则是在明成祖时期,明成祖实施了多项科举制度的改革,使得科举制度更加完善,学术考试更加公正公平。

明代的科举考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府试、省试和殿试。

府试是由各地方政府进行的初次选拔,通过后可以进入省试。

省试是在由地方政府推荐的硕士进行考试,通过后可以进入殿试。

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最高级别的考试,通过后可以成为状元、榜眼等,进入官僚体系从事政府工作。

科举制度有效地选拨了国家需要的人才,为明朝的文化教育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科举制度对文化教育的影响1. 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发展明代的科举制度要求考生熟悉经典诗书、通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就要求考生在教育过程中要学习典籍、修习文法、培养自己的才能。

科举制度的推行使整个社会对文化教育的需求大大增加,促进了文化教育的繁荣。

2. 培养了大量的人才科举制度的实行,使得社会上大量的人们投身于文化教育,通过学习和考试,虽然只有少数人最终能够通过科举考试,但这一过程也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

学校、书院等教育机构迅速发展起来,为社会培养了具备文化素质和专业能力的人才。

3. 彰显了教育的价值观念科举制度强调考试结果来选拔人才,而非出身和地位的决定。

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封建社会等级制度,强调个人奋斗和能力的重要性,反映了明代教育的价值观念。

这种价值观对后世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科举制度的限制与反思尽管科举制度在明朝的教育体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明代的家族文化积累与科举中式率

明代的家族文化积累与科举中式率

甲之 中有 2位 儒 户 , 占 三 分 之 二 。 二 甲 进 士 中 有 l 1位 , 占 总 数 1 7位 的 百 分 之 七 十 左 右 。
足 的小 家族 来说 更是 困难 ,如晚 明嘉兴平 湖的赵 维寰经历 了十科 会试 ,均以失败告 终。
关 键 词 :登 科 录 ;儒 户 ;一 经传 家 ;赵 维 寰 中 图 分 类 号 : 2 8 G 2 文 献 标 识 码 : 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 章 编 号 :2 75 3 (0 1 0 -120 K 4 ;5 9 A 0 5 -8 3 2 1 ) 60 4 - 9 作 者 简 介 : 钱 茂 伟 , 宁 波 大 学 人 文 与 传 媒 学 院 历 史 系教 授
找 到擅长 的一 经 ,应是 形 成 科举 家族 的 一 个直接 因 素 ,明代 宁 波杨 氏 家族 凭借 《易》 经屡屡 中举 ,再现 了东汉 以来 “ 一经 传 家” 的神 话。科 举 竞 争的 高度 激烈 ,也是 影 响
家族 中举 率 的 核 心 因素 。 晚 明 以后 ,杨 氏 家族 科 举 竞 争 力 明显 下 降 。对 那 些 科 举 准备 不
的空 间。譬如 ,儒籍 ,就值得 深入研 究 。
据 笔者 的统计 ,明代儒籍 进士 总数 15人 。从 洪 武 四年 至天 启二 年 ( 3 1—1 2 ) 5 17 6 2 ,均 有
儒籍进士 。其 中 ,最显 眼 的是 洪武 四年 科 ,进 士来 自儒 籍 家庭 的有 6 5人 ,竞超 过该 届进 士 总 和 (2 10人 ) 的一半 ,也 占有 明一代今 天 尚可考 证 的儒 籍进 士总数 ( 5 15人 ) 的 4 % ,儒籍 比 1


由儒 户看 明代进 士 的户 籍 研究

试论明代进士家族的地域分布

试论明代进士家族的地域分布

试论明代进士家族的地域分布内容摘要:本文利用《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研究资料,对明代全国的进士家族进行了初步统计,得出全国一门三进士以上家族的地域分布状况:浙江以82户为全国之冠,南直隶78户紧随其后,第三为福建39,第四为江西36户,湖广31户排第五,山东29户列第六,北直隶22户列第七,四川21户列第八,以下依次为山西19户,河南18户,陕西18户,广东4户,广西和云南各1户,贵州为0,全国合计399户。

其中,一门三代以上中进士者全国合计189户,依次为浙江51户,南直隶32户,江西20户,福建16户,山东15户,山西13户,湖广11户,四川11户,北直隶10户,陕西5户,河南3户,广西、广东、云南各1户,贵州无。

这样一个排位,与全国进士总体分布规律基本相符。

进士家族有以下几个规律:地域集中,在科举考试中占据优势,构成高级官员的主体,对明代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进士家族形成的主要原因:重视家庭教育,拥有足够的家族经济实力。

关键词:进士科举家族明代文化唐宋以后,科举制度不断完善,进士逐渐成为最重要的入仕途径。

明代尤其如此,“今之高官要职,非进士不畀”1,而“进士一旦居要地,遂过数十年之财主;迨至九卿,不可言也”2。

在功名富贵的诱惑下,明代士人纷纷走上了科举这条独木桥,为博取一介功名,不惜皓首穷经。

然而进士录取的名额有限,考生无穷,“从生员考试,到成为进士,只有三千分之一的机会”3!一家能出一个进士,就足以光宗耀祖了。

在竞争如此惨烈的大背景下,有些家族却能数人、数代十余人考中进士,甚至数代鼎甲,一门高官,为时人所歆羡,而流芳于史册。

对这些家族进行深入研究,可以使我们对明代的科举制度、政治格局、地方文化乃至家庭教育等等诸多方面,获得更加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关于科举家族的研究,正在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吴仁安就长三角地区,深入研究了各家族产生与发展的内在因素以及存在状况,但涉及的明代进士家族数量有限4。

曹国庆以铅山费氏为切入点,对江西的科举世家崛起过程及其在地方的作用做了探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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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代初期承继元朝传统,有儒户,那是正宗的职业科举家族,享受着特殊的保护政策,在科举考试中有着明显的优势。

家族教育准备充足与否,特别是能否找到擅长的一经,应是形成科举家族的一个直接因素,明代宁波杨氏家族凭借《易》经屡屡中举,再现了东汉以来一经传家的神话。

科举竞争的高度激烈,也是影响家族中举率的核心因素。

晚明以后,杨氏家族科举竞争力明显下降。

对那些科举准备不足的小家族来说更是困难,如晚明嘉兴平湖的赵维寰经历了十科会试,均以失败告终。

关键词:登科录;儒户;一经传家;赵维寰
作者简介:钱茂伟,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系教授(浙江宁波 315211)
明代进士登科录提供了明代科举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从科举与宗族及个人关系角度去发掘登科录的史料价值,无疑是值得进一步延伸的课题。

关于清代科举与家族的关系问题,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较早提出了科举家族概念,开创了系统的科举与家族关系研究。

本文拟根据明代进士登科录及相关文集提供的信息,对明代科举与家族的关联度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一、由儒户看明代进士的户籍研究
笔者较早地对明代进士登科录中的户籍资料作了综合分析①,后来又指导研究生对官籍作了专题的研究,也有学者对明代宗籍进士作了专题研究②。

其实,明代进士的户籍研究,尚有深入的空间。

譬如,儒籍,就值得深入研究。

据笔者的统计,明代儒籍进士总数155人③。

从洪武四年至天启二年(1371-1622),均有儒籍进士。

其中,最显眼的是洪武四年科,进士来自儒籍家庭的有65人④,竟超过该届进士总和(120人)的一半,也占有明一代今天尚可考证的儒籍进士总数(155人)的41%⑤,儒籍比例明显高。

由于洪武朝其他科的登科录资料缺乏,所以,无法判断儒籍在其他几科中所占比例。

至少,建文后,儒户后裔在科举竞争中的优势不复存在。

明初何以出现儒籍进士占优的现象?儒籍是什么?儒户是元朝初年在原来金、宋地盘实行的特殊的儒生保护政策,比对宗教户待遇而设。

儒户的确认,须经过一定的考试选拔。

至元二十七年(1290)定籍后,东南的儒户数量相对固定,变动不大。

江浙一带的儒户有13000余户。

元中后期,一些新兴的儒生家庭的户籍仍为民、军、匠等籍。

由于儒户是职业读书家族,所以,在科举考试中占有一定的优势。

经过长期的元末战争,社会上读书人越来越少。

明初开科后,没有放弃读书的儒户就抢占了先机,这正是洪武四年科进士中儒户数量超多的因缘所在。

一甲之中有2位儒户,占三分之二。

二甲进士中有11位,占总数17位的百分之七十左右。

三甲之中的儒户,有叶孝友、尹宗伊、岑鹏、李升、梁临、聂铉、郑廷实、赵铸、包莘、危孝先、刘光先、魏云、林器之、赵实中、俞友仁、王诚、康缙、闻伯异、林信孚、林文寿、王夏、刘杰、陈玄、陈章应、彭泰、严植、李初、陈彝、管贞、吴权、叶砥、刘铸、何文信、何德举、林德亨、蔡士实、杨文、胡澄、柳汝舟、喻文龙、丁时敏、董时亮、陈韶、余集、周潼、刘中、薛大昉、钟霆、刘长辅、黄钺、张必泰、赵松,共52人,占100人中的一半多。

由此可见,儒户所占比重之重,说明儒户科举优势相当明显。

合一二三甲儒户进士,浙江20人,江西20人,福建13人,陕西3人(赵铸、王夏、赵松),北平2人(刘杰、薛大昉),广东2人(梁临、陈玄),河南2人(王谊、刘中),山
西2人(刘寅、尹宗伊),广西1人(卢贶),共65人。

在几个儒户进士大省中,浙江分别是绍兴9人(赵友能、王诚、叶砥、杨文、胡澄、柳汝舟、喻文龙、董时亮、钟霆)、台州4人(危孝先、赵实中、闻伯异、余集)、明州3人(岑鹏、包莘、陈韶)、杭州(俞友仁)、温州(陈彝)、严州(周潼)、处州(吴公达)各1人。

江西吉安9人(杨自立、丁辅、杜浚、周子谅、刘光先、康缙、彭泰、李初、刘长辅),南昌4人(黄载、刘铸、吴权、丁时敏)、抚州2人(吴伯宗、黄钺),其余广信、临江、建昌、赣州、饶州5府各1人(叶孝友、聂铉、严植、管贞、吴镛)。

福建集中于福州11人(陈信之、李升、郑廷实、魏云、林器之、林信孚、林文寿、何文信、林德亨、蔡士实、张必泰),泉州2人(陈章应、何德举)。

洪武四年科儒户进士的地理分布的归纳,让我非常感兴趣。

除了刘寅、尹宗伊、王谊、刘中、赵铸、王夏、赵松、刘杰、薛大昉9人是北方人,其余皆为南方人。

这说明,明初儒户主要分布于南方浙江、江西、福建三省。

这一分布,大体可以理解元朝儒籍的分布位置,就是在江南地区。

这三个省正是南宋时期文化最发达的三个省。

其次,在三个省中,浙江以绍兴、台州为主,江西以吉安、南昌为主,福建以福州为主。

儒籍进士分布如此之集中,说明宋元文化集中于几个府,呈点状的发展态势。

其三,浙江以绍兴、台州为盛,为什么会如此?这应该是与南宋首都接壤有关。

绍兴离杭州近,自然文风也特盛。

其实,有明一代,绍兴亦是浙江出进士人才最多的府。

由于时代过早,留下的资料过少,特别是缺乏墓志铭之类传记资料,这65个儒户的家族背景已经难以了解了。

不过,从一甲、二甲13位儒户情况来看,大体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家族中至少有一位读书人,如状元吴伯宗的曾祖吴可是宋朝的漕贡进士,父亲吴仪是元乡贡进士;探花吴公达曾祖是宋迪功郎,父亲是元乡贡进士;杨自立曾祖是元赠朝列大夫富州尹、轻车都尉弘农郡伯;赵友能曾祖是宋隆与府通判;陈信之曾祖是宋进士、文林郎,父亲是元乡贡进士。

其共同特点是,曾祖是宋朝的读书人,祖父一代皆无功名,三位父亲是元朝乡贡进士。

这种变化,正反映出元朝前期科举中断,中后期恢复的现象。

二、也有一部分儒户,三代均没有入仕,如丁辅、吴镛、黄载、刘寅、杜浚、卢贶、周子谅、王谊8个家族。

这表明,这部分家族,在宋朝尚处于积累之中,元朝因科举的中断,也无法发展,他们是较为弱势的科举竞争家族。

只是到了玄孙一代,借助明初科举竞争率低的机会,才得以崭露头角。

由此,元朝的科第之家构成了联系宋明两代江南精英阶层的桥梁(注:萧启庆:《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之延续》,载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7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

二、由宁波杨氏家族看明朝一经传家的科举神话
登科录的核心是进士家状,详细记录了进士的三代祖先及兄弟名字及身份。

这样详细的家族资料,近于诗文集中的墓志铭。

登科录提供的详细家庭资料,辅以其他传记资料,可以对进士群体作进一步的研究。

台湾学者于志嘉利用《万历三十八年庚戌科序齿录》,对77位军籍进士祖孙五代的社会身份作了比较详细的统计分析,为进士家族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注:参见于志嘉《明代军户的社会地位科举与任官》,《东洋学报》第71卷第3、4号,1990年。

)。

登科录也让我们对明代宁波杨氏及相关的陆氏、李氏家族研究有了新的发现。

启杨氏文献之传的是杨守陈的祖父杨范(1375-1452),一位乡村墪师。

走向家族复兴之路的是其长子杨自惩(1395-1451),但最终只谋得泉州府仓副使一职。

到了孙子杨守陈(1425-1489),终于考中景泰二年(1451)进士,他是起家振族的关键人物。

杨守陈的成功,带动了家族其他成员成为进士。

成化二年(1466),杨守陈堂弟杨守随(1436-1512)中进士。

成化十一年(1475),杨守陈长子杨茂元(1450-1546)中进士。

成化十四年(1478),杨守陈弟弟杨守阯(1435-1519)中进士。

成化二十年(1484),杨守陈堂弟杨守隅中进士。

成化二
十三年(1487),杨守陈次子杨茂仁(1460-1509)中进士。

如此,二代37年间,前后出了6位进士。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官做得大,杨守陈官至礼部尚书,杨守阯官至南京吏部尚书,杨守随官至工部尚书,人称一门三尚书。

杨茂元官至刑部右侍郎,杨守隅官至广西布政使,杨茂仁官至四川按察使。

此外有通过恩荫之路入仕者。

据统计,杨氏五世之中,有四开府、三翰林、两台谏、四监司,而守牧以下无论也(注:徐兆昺:《四明谈助》卷19《南城诸迹三上》,宁波出版社2000年版,第62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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