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书法

第二章汉代书法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历时400多年，包括三个时期：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刘玄又于公元23年——公元25年为帝）、新莽（公元8年——公元23年）、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

在中国书法史上，汉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

在这个长达400多年的历史时期里，书法和书法相关的诸多方面都得了发展。

包括：一、篆书、隶书、草书、行书和楷书诸体都取得新的发展成就，尤其隶书的发展最为显著。

汉代草书是当时发展比较成熟的另一种书体。

楷书、行书开始萌生。

二、书法与仕途挂钩，促使人们对书法的重视，同时对这个时期书法教育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汉代的书法教育包括以鸿都门学为代表的专业高等教育及家学庭训式教育等多种形式进行。

三、伴随两汉书法的繁荣发展，两汉的书法家队伍得到壮大。

这些书法家有些名留青史，更多的是无名写手，他们有的专精一种书体，有的擅长几种书体。

书法家之间，有的互相学习，有的还形成群体流派。

如以张芝为首的西州草书流派，一直延续到西晋，影响久远。

四、由于书写的需要，书法用具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良和创新，首先是纸的发明和应用，西汉前期纸开始出现并用于书写，到东汉中期蔡伦创用“蔡侯纸”，末期左伯研制“左伯纸”。

笔、墨的制作在汉代也得到很好的发展，最负盛名的有张芝的笔和韦诞的墨。

五、汉末理论家们的思考，也成为保留至今的最早的书论著作，在书论史上影响深远等。

第一节两汉篆书汉初承秦制，小篆在某些庄重的场合仍是比较重要的应用文字。

在汉代的各种书体中篆书装饰性最强，所以篆书多使用于一些特殊的场合和器物上。

具体如下：碑刻和碑额。

西汉的篆书石刻形制简单，数量较多，但都不称“碑”，并且大多书写比较草率，比较规整的小篆刻石有：《鲁北陛石题字》、《况其卿坟坛刻石》、《上谷府卿坟坛刻石》、《群臣上寿刻石》、《霍去病墓刻石》等。

东汉以后，随着碑刻的兴盛，篆书碑刻出现新的状况，一方面，碑文正文用篆书刻写的碑刻数量非常少，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小篆的主体地位在这时已经被隶书取代，代表书迹有：《袁安碑》、《袁敞碑》，用笔浑厚，体势较宽。

另一方面，有相当多的隶书碑刻的碑额却是采用篆书书写。

如：《孔宙碑额》、《韩仁铭额》、《鲜于璜碑额》（阳文）、《华山碑额》、《张迁碑额》、《白石神君碑额》等。

碑额的篆书装饰性很强，由于受到碑额本身限制，单字的结构需随形变化，因而单字及整体章法显得比较随意，活泼多姿，别具一格。

砖刻和瓦当。

砖刻的文字与小篆近似，如：出土于陕西西安三桥的《十二字砖文》，书法精妙，可与秦刻石及兵符文字相媲美。

迄今出土的砖刻多集中在西都长安、东都洛阳。

汉代瓦当文有隶书、篆书，以篆书居多，称作“文字瓦当”，是汉篆的一朵奇葩。

在秦汉时期，瓦当文字的应用最盛。

一般分为半圆形和圆形，以圆形为多，形制特别。

文字围绕瓦当圆心安排，随其形状省改变形，将文字或简化或夸张，充分发挥了篆书圆曲笔画易于伸展、收缩的特点。

铜器款识和幡信。

西周之后，尽管青铜器的鼎盛时期已过，但它并未退出历史舞台。

作为日常用品的青铜器物，在汉代的使用仍旧比较广泛，出土的青铜器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尽管，大多数出土器物上的铭文比较简单，但这些铭文对于我们研究汉代书法具有参考意义。

到了新莽时期出现了比较精美的铜器铭文如：《新莽铜量》、《始建国铜撮》等。

留存至今的幡信仅有四件：《武威张伯升柩铭》、《武威壶子梁柩铭》、《武威姑臧张□□柩铭》和《张掖都尉棨信》。

这四件书迹均为篆书墨迹，古代篆书墨迹留存到现在的极少，因此它们的价值非同一般。

印章。

印章文字在战国时期已被广泛应用，到了汉代最盛。

汉印无论从内容到形式比秦及以前更为丰富，尤以私印的种类最为繁多。

汉印分铸、凿两种。

西汉的印章多为铸造，其中以西汉末年新莽时期的印章制作最为精美。

东汉的印章以凿印最有特色。

汉代的印章文字主要是小篆、鸟虫书、缪篆等。

后代人多以汉印作为篆刻入门的途径，作为学习的范本。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讲一讲许慎和《说文解字》。

许慎（约公元58年—约公元147年），字叔重，东汉汝南召陵（今河南漯河市召陵区）人，有“五经无双许叔重”的赞赏。

他是汉代有名的经学家、文字学家、语言学家。

《说文解字》是许慎历经21年编著而成，书内归纳出了汉字540个部首。

它是我国第一部以六书理论系统分析字形，解释字义的字典，是我们今天研究古文字和古汉语的必不可少的资料。

如果没有这部书的流传，我们将很难认识秦、汉以来的篆书，更不要说先秦时期的古文。

它不但过去对汉字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对现在和将来的汉字研究仍有巨大的意义。

第二节两汉隶书汉隶承秦隶发展而来，是汉代通行的正式字体。

汉隶发展定型的过程，在汉字发展史上成为“隶变”，它是字体发展的一次飞跃，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变革。

汉代的隶书发展大致可分为西汉时期和东汉时期。

在这两个时期内，传世的书迹主要可分为两大类：刻石包括碑刻、摩崖和砖刻；墨迹包括简牍和帛书。

一、碑刻、摩崖和砖刻西汉初期，从出土的一些刻石上看，这个时期是隶书的蜕变期。

如：《五凤二年刻石》、《麃孝禹刻石》等。

刻石笔画古朴无波磔，体兼篆隶，不过整体形制基本上已接近隶书。

只有到了东汉桓、灵帝的时期，隶书发展到极盛时期，字体完全定型。

迄今为止，陆续出土了大量的这个时期的碑刻，同时还有一些摩崖和砖刻。

东汉厚葬风气盛行，掀起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刻石立碑的高潮。

传世的碑刻有200多种，可谓百花齐放，精妙异常，最能代表汉代隶书法展的成就。

根据汉碑的书体特征和风格倾向，有学者将汉碑概括分为三类：一、方拙朴茂，峻严凌厉。

这类碑刻有《衡方碑》、《张迁碑》、《鲜于璜碑》、《张寿碑》、《幽州书佐秦君石阙》、《刘熊碑》等。

这类碑刻最能体现汉碑的雄强风格。

二、典雅凝整，法度森严。

这类碑刻有《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华山庙碑》、《张景碑》、《朝侯小子残碑》、《孔宙碑》、《韩仁铭》、《曹全碑》等。

三、奇古浑朴，诡谲多变。

这类碑刻有《夏承碑》、《礼三公山碑》、《鲁峻碑》等。

《衡方碑》，全称《汉故卫尉卿府君之碑》，立于建宁元年（公元168年）。

碑文用笔以圆笔为主，转折折角方正，笔画粗壮古拙，结字雄稳厚重，章法丰满茂密。

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中说：“是碑书体宽绰而阔，密处不甚留隙地，似开后来颜鲁公正书之渐。

”杨守敬《平碑记》也说：“此碑古健丰腴，北齐人书多从此出，当不在《华山碑》之下。

”《衡方碑》作为汉代碑刻中雄浑厚重风格的代表，对后世书法家的影响很大。

《张迁碑》，全称《汉谷城长荡阴令张迁表记》。

东汉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刻。

此碑笔画坚实，方笔为主，结体取横势，整体风格朴茂。

《乙瑛碑》，全称《鲁相乙瑛臵孔庙百石卒史碑》。

现藏山东曲阜孔庙。

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刻。

18行，行40字。

此碑完美的体现了隶书的风格特征。

笔画粗细适中，方圆兼用，结体左右开张，伸缩、俯仰、开合自在生动，整体风格方整典雅。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又称《汉明府孔子庙碑》、《韩敕碑》等。

现藏山东曲阜孔庙，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刻。

碑文笔画粗细对比悬殊，结字险中求稳，整体风格奇险中见平正。

被人们视为平正风格的典型。

《史晨碑》，碑有两面，分称《史晨前碑》、《史晨后碑》。

前碑全称《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或《史晨请出家谷祀孔庙碑》等。

碑文17行，行36字。

刻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后碑全称《鲁相史晨飨孔庙碑》，14行，行36字。

刻于东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

《史晨碑》现藏山东曲阜孔庙。

碑文笔势内敛，波磔左右开张，疏密有致，行笔圆浑淳厚，风格端庄肃穆，饶有姿致。

《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

东汉灵帝中平二年刻（公元185年），现存西安碑林。

碑文用笔圆腴遒美，纤劲流动，结体匀称，娟丽灵巧，风神秀逸。

清人万经评其书云：“秀美飞动，不束缚，不驰骤，洵神品也。

”孙退谷评其书云：“字法遒秀逸致，翩翩与《礼器碑》前后辉映，汉石中至宝也。

”摩崖有《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石门颂》、《郙阁颂》、《西狭颂》等，风格奇肆狂达、字势飞动，它们既有碑的雄强凝重，又有简牍的率意恣肆，是中国书法中具有丰富艺术内涵的代表。

砖刻主要是墓砖。

现在发现的砖刻主要有：洛阳、偃师出土的刑徒墓砖，安徽亳县出土的曹氏墓砖等。

二、简牍书和帛书简牍书迹是最丰富的汉代隶书墨迹宝库。

近年来，随着出土的汉代简牍的逐渐丰富，我们对这个时期的简牍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学者们一致认为汉代简牍隶书的成熟程度不亚于碑刻隶书。

当然简牍书中的成熟隶书，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西汉到东汉逐渐发展而成。

上文提到西汉是隶书发展的蜕变期，对于这个蜕变期的认识我们主要还得依赖出土的简牍和帛书墨迹。

如：湖南长沙马王堆１号墓出土的《遣策》、３号墓出土的《遣策》和帛书《老子》；安徽阜阳出土的文帝时期残简；山东临沂银雀山１号墓出土的《孙膑兵法》、《孙子》、《尉缭子》、《晏子春秋》等；湖北江陵凤凰山８号、９号、１０号西汉墓出土的竹简以及河北定县４０号汉墓出土的竹简等。

其中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甲本，字体兼具篆隶特点。

《老子》乙本，则收笔有波磔，已是隶书。

1973年在河北定县４０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书于西汉宣帝时期（公元前73年——公元前49年），简文笔画波磔定型，字形取横势，较之以前，这个时期的隶书已初步定型。

出土的简牍中，最有影响的是：《居延汉简》、《武威简牍》。

《居延汉简》，1930年，瑞典人贝格曼在居延地区发掘汉简10 000余枚，称为“居延汉简”。

近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在居延发掘汉简20 000余枚，称为“居延新简”。

居延汉简中最早的纪年简为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最晚者为东汉建武六年(公元30年)。

综览居延汉简，内容涉及面很广。

字体包括隶书，章草。

书写风格飘逸淳朴，自然率真。

《居延汉简》为研究汉代隶书以及草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最为真切的范例。

《武威简牍》，字体多是成熟的隶书，也有章草。

写于西汉未年到东汉初年。

先后于1959年、1972年在甘肃省武威县的磨嘴子、旱滩坡后汉墓中出土561件竹木简。

包括《仪礼》简、王杖诏令简和医药简。

除《仪礼》简端庄严谨外，其他大多记录日常生活事件，书写比较随意，用笔迅疾酣畅，流利奔放，刚柔结合，变化多端。

它是研究汉字书法演变过程的重要实物资料，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他，如：1971年在甘肃省甘谷县后汉墓中出土的《甘谷汉简》，字体为成熟隶书。

风格接近《曹全碑》。

其中有永和六年（公元141年）简和延熹元年（公元158年）简。

第三节两汉草书汉代的草书是当时正式书体的快写体，是汉代发展比较成熟的另一种书体。

有学者认为我国古代草书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章草时期、今草时期、狂草时期。

而章草时期是从汉至西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