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对日本近代文化的影响
老子思想对日本近现代名家的影响
老 子 思 想 对 日本 近 现 代 名 家 的 影 响
徐 水 生
（ 武 汉大学 哲学学院 ， 湖北 武 汉 ４ ３ ０ ０ ７ ２ ）
摘 要： 老 子 思 想经过 在 日本 的长 期传 播 和 历 史积 淀 ， 成 了 日本 近现 代 名 家人 物 的重要 思 想 资 源 。文 学 家夏 目漱 石将 老子 思 想与文 学作 品融 为一 体 ； 哲 学 家 西周 、 中 江 兆民 、 西 田几 多郎 将老 子 思 想融入 新 时代 的 哲 学创 造 活动之 中 ； 诺 贝 尔奖获得 者 、 物 理 学 家汤川 秀树 说 ： “ 长年 累月吸 引我 ，
一
潮， 以老 子为 代表 的道 家 思 想 也 在 日本 得 到 了空 前 的普 及 。 江户 时代 的著 名 学 者 海 保 青 陵 （ １ ７ ５ ５—１ ８ １ ７） 著有 《 老子国字解》 ， 此 书 以 王弼 的 注 释 本 为 基 础 ， 同时 吸 收 了其 他各 家 注 释 的成 果 ， 提 出 了 自己 的独
在江 户时代 （ １ ６ ０ ３—１ ８ ６ ７ ） ， 随 着 日本 社 会 各 阶 层 对 以儒 学 为 代 表 的 中 国 古 代 思 想 文 化 的 学 习 热
、
老子 思想在 日本 的传 播 与积淀
老子思 想很 早 就和 汉译 的佛 教经论 一起 传人 日 本， 沉 淀在 日本 的历 史 文 化 之 中 。 日本最 早 的著 作
字所 限而不解 其 意 ， 于是 逢 人 就谈 老庄 ， 辩 舌颇 巧 ，
多 有独 到 见 解 ， 每 每 令 人 惊 ， 而且对东 亚诸 国尤其 是 日本 的文 明进 步也产生 了积极影 响。基 于文字所 限 ， 本文以ｌ ｅ ｔ 本近
中国和日本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比较
中国和日本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比较中国和日本作为亚洲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其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比较一直是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重要研究议题之一。
本文试图从历史发展、社会制度、文化传承和政治哲学等角度对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进行比较，分析两国在这一进程中的异同与互补。
历史发展中国和日本在近现代化进程上的历史发展有很大的相似性。
从19世纪中叶开始，外国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瓜分亚洲，中国和日本都成为了这一进程的受害者。
中国鸦片战争后逐渐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国家，而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开辟了近代化之路。
两国都经历了战乱、内忧外患、政治动荡、社会变迁等诸多复杂情况，但日本在近代化进程中取得的成就显著，而中国则拖延了近百年之久。
社会制度中国和日本在社会制度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中国古代社会强调礼法之邦和尊卑等级制度，这种传统制度在近代化进程中成为了障碍。
而日本则尝试通过明治维新打破旧的等级社会，实行近代化的资本主义制度。
日本的近代化步伐较快，社会结构也逐渐向现代化市民社会转型，而中国则保留旧的社会制度，形成了保守的政治局面，这种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文化传承文化传承也是中国和日本在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因素。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但这种文化对近代化进程却产生了负面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道德伦理和封建等级制度，传统观念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很难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
而日本则在近代化进程中通过吸收西方文化、强调实用主义和民族自豪感等方式，使得其文化与现代化进程良好结合，为明治维新的成功打下了坚实基础。
政治哲学中国和日本在政治哲学方面也有很大不同。
中国自古以来强调尊王攘夷，强调国家集权，这种思想在近代化进程中也起到了阻碍作用。
而日本则在明治维新中强调法治、民主和权力分立，推出了新的政治模式。
虽然此后日本的政治模式也出现诸多问题，但在近代化进程中，这种政治哲学的引领作用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古代哲学对日本近代文化的影响
中国古代哲学对日本近代文化的影响徐水生内容提要本文指出，中国古代哲学不仅对日本古代文化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日本近代文化的发展方向。
作者通过分析几位日本近代文化精英，如西周、中江兆民、西田几多郎、涩泽荣一、夏目漱石、汤川秀树等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吸收与改造，认为经过他们的创造性转化，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某些思想对日本近代的哲学、经济、文学、自然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了日本近代化发展的精神动力之一。
作者指出，探讨这一历史现象，对于我们今天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具育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哲学在日本古代文化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但中国古代哲学对日本近代文化有何积极影响呢？学术界对此探讨甚少。
依据史料，实事求是地探讨这一问题，对于认识由东西文化融合而成的日本近代文化，对于扬弃中国古代哲学，探索东方文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均大有裨益。
本文将以几位对日本近代文化做出重大贡献的日本哲学家、企业家、文学家和科学家为例，对上述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一由于属同一学科，中国古代哲学对日本近代哲学的影响是直接而又显著的。
西周、中江兆民、西田几多郎三人的哲学思想就颇具典型意义。
西周(1829一1897)被誉为“日本近代哲学之父”。
他的主要历史贡献是，将西方哲学(从哲学概论、哲学史到逻辑学、心理学、美学)系统地介绍到日本。
而在译介的过程中，西周始终以中国古代哲学为媒介。
西周6岁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12岁进藩学“养老馆”，接受严格的汉学训练，遍读《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近思录》等重要典籍，20岁左右先后入大阪的松阴塾、冈山的冈山学校学习中国古代经典[1]。
1862年至1865年西周在荷兰三年留学期间系统地钻研了孔德的实证主义和穆勒的功利主义，学习了西方的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
西方的思想文化开阔了他的视野，改善了他的知识结构。
然而，西周在创建日本近代哲学的过程中，并未抛弃以前所学的中国古代哲学知识，而是以中国古代哲学为媒介，来介绍西方近代哲学文化，融东西两种哲学为一体。
怎样看待中国哲学对日本哲学的影响
怎样看待中国哲学对日本哲学的影响日本哲学的历史与中国哲学的影响是极为密切的，中国哲学对日本哲学和思想文化及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哲学的相关精神和内容也已经被日本哲学合理吸收和本土化，已经成为了日本思想文化乃至其文明的必要组成部分。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哲学对日本哲学的影响呢？在我看来，通过对中日两国哲学的比较，我们首先应该找到中国哲学影响日本哲学的内容，也就是在日本哲学的内容中找到它借鉴中国哲学的地方，因为毕竟日本哲学的来源之一就是中国哲学。
然后，我们需要找到中国哲学对日本哲学影响的意义，当然有其哲学意义也有其社会历史意义，我的基本观点总体概况起来就是，中国哲学对日本哲学的影响深入其社会政治、文化和思想的各个方面并且塑造了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意识。
这种影响的意义首先是对于日本哲学自身的意义，然后是其社会历史的意义，然后是对日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性格的塑造。
中国哲学对日本哲学的影响，首先，中国哲学是日本哲学的来源之一。
同时，还应该看到，中国哲学为日本哲学提供了基本的结构，这种结构主要涉及到日本哲学所处理的关系中：首先是天人关系。
中国哲学认为人来自于天，天是人存在的根据与依托，人们应该遵循天命。
于是，日本哲学也借鉴了中国哲学的这点内容，试图运用各种方式来整合其本土的思想体系，这促进了日本神道教的体现化。
第二，中国哲学注重人的个体修养，突出道德的重要性。
中国哲学无论是儒家学说还是佛教思想，都彰显人的心性的作用，十分重视个体的人对自己内心的反思和价值诉求，儒学思想和中国化的佛教思想都极力主张人应该作为一个道德主体去不断追求更高的道德境界。
日本哲学受中国哲学的影响，不仅重视人的心性修养，特别重视人的道德感，十分重视尽忠尽孝的道德，试图最大限度地培养日本人的道德自律性和服从。
而这一点也在与日本神道思想的融合中明显地突出了出来。
第三，在政治关系上，中国哲学主张德治与仁政，并且利用君权神授来维护皇权。
日本哲学受中国哲学这点影响很深，虽然德治与仁政的思想并不是都能完全贯彻，但是君权神授在日本近现代政治哲学中得到了最突出地体现，将天皇神化并以此建立一套完整的政治体制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经验。
浅谈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对日本的影响_李苗苗
2012年Vol.27 No.2南昌教育学院学报 文学艺术收稿日期：2012-01-16作者简介：李苗苗（1985-），女，河南洛阳人，助教，从事日语语言文学方向的研究。
儒家学说，亦称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和“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一样是诸子百家之一，汉朝汉武帝时期起，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
纵观儒学文化，体系非常庞大，包括了道德、修生、养性、治国、治家、哲学、艺术、教育、伦理等各个方面，至汉朝时，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思想第一次被改造和融合，成为了中国最正统的符合封建王朝统治要求的思想。
在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对世界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对日本、朝鲜、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影响。
日本是和中国一衣带水的国家，从文化思想的发展过程看，日本民族的文化底蕴并不厚重，但在日本，尤其是日本学者都致力于发掘深层文化。
日本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日本文化可以说就是对外来文化的选择性兼容与对本民族优秀文化挖掘、承传的基础上形成的。
比如说“和”的思想在日本的传统思想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从中日语言文字学的角度上看，日本人自称为“和”族，是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和为贵”思想分不开的。
一、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儒家文化的地位始终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佛、道文化业日益兴盛，虽然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并未动摇，但是也受到了佛、道文化的极大挑战。
这个时候，非儒家文化表现出极大地包容性与生命力，在儒学文化思想在中华大地上不断成熟的同时，日本的本土文化也在进行不断地演化。
(一)儒家文化在日本传播的源头公元285年即日本应神天皇16年，百济人王仁带着十卷《论语》和一卷《千字文》到达日本。
这是儒学经典著作《论语》第一次到达日本，也是有史可靠的儒学第一次与日本的接触。
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的关系
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的关系引言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是世界上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两种亚洲文学传统之一。
这两个传统在历史上有着深厚的渊源和交流。
本文将探讨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之间的关系，包括对彼此的相互影响，文化交流和描绘主题和文学风格。
彼此的相互影响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古代。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许多经典作品被翻译成日本，并对日本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例如，《诗经》、《离骚》等中国古代名著被广泛阅读和传诵，对日本文学的抒情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外，中国古代文学的散文、哲学思想和传统戏剧也对日本文学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例如，中国的散文作品《孔子家语》、《庄子》和《列子》等被引入日本，并对日本的散文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日本文学也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自古以来，日本文学家通过汲取中国文学的精华来丰富自己的写作风格和主题。
例如，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深受中国文学的影响，他的作品中常常融入了中国文学的哲学思想和文化背景。
文化交流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之间的文化交流始于古代，通过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日本吸收了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
这种文化交流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中，还体现在诗歌、音乐、绘画和戏剧等艺术形式中。
在唐宋时期，中国文化在日本得到了广泛传播。
日本的文化人士经常到中国求学，学习中国的文化知识，并将之带回日本。
在这段时间里，许多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日文，为日本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近代以来，中日文化交流更加频繁。
随着互联网和全球化的发展，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之间的交流更为广泛。
作家和学者们常常互相翻译和推荐彼此的著作，使得两国文学更加亲近和相互了解。
文学主题和风格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在主题和风格上也有一定的差异。
中国文学经常涉及的主题包括家族、国家、爱情和人生哲理等。
中国古代文学注重对社会和人性的思考，并通过古典诗歌和散文来表达。
相比之下，日本文学更加注重个人内心世界和情感表达。
日本文学作品通常关注于细节和感情的描写，强调情感的真实性和内在的体验。
浅谈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对日本的影响
浅谈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对日本的影响安塞县第二小学黄文梅摘要：中国儒家文化思想扎根于中国，传播于世界各地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日本就是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教大的国家之一。
日本通过对中国儒家思想的吸收衍化发展，将其融入了其本国的民族精神、宗教“神道”、“武士道”、企业文化、法制、教育等各个方面，而且这种影响也会日益深化。
关键词：儒家思想；日本；继承和发展儒家学说，亦称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和“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一样是诸子百家之一，汉朝汉武帝时期起，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
纵观儒学文化，体系非常庞大，包括了道德、修生、养性、治国、治家、哲学、艺术、教育、伦理等各个方面，至汉朝时，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思想第一次被改造和融合，称为了中国最正统的符合封建王朝统治要求的思想。
在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对世界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对日本、朝鲜、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影响。
日本是和中国一衣带水的国家，从文化思想的发展过程看，日本民族的文化底蕴并不厚重，但在日本，尤其是日本学者都致力于发掘深层文化。
日本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日本文化可以说就是对外来文化的选择性兼容与对本民族优秀文化挖掘、承传的基础上形成的。
比如说“和”的思想在日本的传统思想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从中日语言文字学的角度上看，日本人自称为“和”族，是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和为贵”思想分不开的。
一、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在董仲舒“摆出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儒家文化的地位始终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佛、道文化业日益兴盛，虽然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并未动摇，但是也受到了佛、道文化的极大挑战。
这个时候，飞、儒家文化表现出极大地包容性与生命力，在儒学文化思想在中华大地上不断成熟的同时，日本的本土文化也在进行不断地演化。
（一）儒家文化在日本传播的源头。
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众所周知，日本的民族文化起源于中国历史上的秦国。
而唐朝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最广泛的，在政治和文化领域上都吸收了唐文化，而在逐步的发展。
唐对日本的文化影响真是广泛，在政治上，日本留学生归国后，效仿唐朝制度进行大化改新，使日本逐步建立起封建制度；在文化领域，日本大量吸取了唐朝的文化，仿效唐的教育，以儒家经典为教科书，也在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
在生活习惯上，也习染唐风，学会唐朝制茶方法，后发扬光大，形成独具风格的茶道，日本人也在重阳节登高，日本的传统服装和服也是由唐朝服装改进而来，他们还向唐朝学会了制豆腐、酱油、榨糖、缝纫等工艺，围棋也于此时传入日本。
唐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正如日本一位汉学家内藤湖南所说：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以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就像碱水一样，日本民族和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了。
这深刻地说明唐朝对日本的影响是多么大--它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中日文化的比较学习，使我们感受到了唐与日本交往中所显示的强盛，同时还感受到日本民族是一个非常善于向先进文化学习的民族，这种好学精神有利于推动本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唐日友好往来的历史也告诫后人，只有和平友好往来，双方民族才会共同进步鉴真大师的东渡为日本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不仅对日本佛教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在建筑、雕刻、医学、文学、印刷等方面的建树和影响也极为显著，尤其是为发展中日文化交流和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积极贡献。
通过展览，我们将全面了解、学习鉴真精神，大力弘扬鉴真精神，进一步促进扬州与日本在经济、文化、学术等各方面的交流，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攻坚克难，加快崛起，为实现“两个率先”的伟大目标而奋发有为。
在文化的本源上，日本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是相近的或相通的。
公元754年，鉴真东渡对日本文化的各个方面影响重大而深远，日本人民称鉴真为“日本文化的恩人”；日本在汉字传来前没有自己的固有文字等等，说明了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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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哲学对日本近代文化的影响徐水生内容提要本文指出，中国古代哲学不仅对日本古代文化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日本近代文化的发展方向。
作者通过分析几位日本近代文化精英，如西周、中江兆民、西田几多郎、涩泽荣一、夏目漱石、汤川秀树等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吸收与改造，认为经过他们的创造性转化，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某些思想对日本近代的哲学、经济、文学、自然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了日本近代化发展的精神动力之一。
作者指出，探讨这一历史现象，对于我们今天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具育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哲学在日本古代文化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但中国古代哲学对日本近代文化有何积极影响呢？学术界对此探讨甚少。
依据史料，实事求是地探讨这一问题，对于认识由东西文化融合而成的日本近代文化，对于扬弃中国古代哲学，探索东方文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均大有裨益。
本文将以几位对日本近代文化做出重大贡献的日本哲学家、企业家、文学家和科学家为例，对上述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一由于属同一学科，中国古代哲学对日本近代哲学的影响是直接而又显著的。
西周、中江兆民、西田几多郎三人的哲学思想就颇具典型意义。
西周(1829一1897)被誉为“日本近代哲学之父”。
他的主要历史贡献是，将西方哲学(从哲学概论、哲学史到逻辑学、心理学、美学)系统地介绍到日本。
而在译介的过程中，西周始终以中国古代哲学为媒介。
西周6岁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12岁进藩学“养老馆”，接受严格的汉学训练，遍读《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近思录》等重要典籍，20岁左右先后入大阪的松阴塾、冈山的冈山学校学习中国古代经典[1]。
1862年至1865年西周在荷兰三年留学期间系统地钻研了孔德的实证主义和穆勒的功利主义，学习了西方的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
西方的思想文化开阔了他的视野，改善了他的知识结构。
然而，西周在创建日本近代哲学的过程中，并未抛弃以前所学的中国古代哲学知识，而是以中国古代哲学为媒介，来介绍西方近代哲学文化，融东西两种哲学为一体。
西周认为，“东土谓之儒，西洋谓之斐卤苏比（”哲学“之日语音译——引者注)，皆明天道而立人极，其实一也。
”[2]在知识论上，西周提倡“大知”即知识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反对“小知”即知识的零碎性和片面性。
他说：“小知即平常的知识，在有限程度上高于凡庸者，如同某人立于稠众密群之中，看之视野不超过前后左右。
”“大知与此相反，如立于一高台之上观台下稠众，对于数万人可以一目了然，视野不受前后左右所限，行动亦得当。
”[3]根据西周的《知说》篇所述，他的“大知”是以“文、数、史、地”为基本内容，以演绎和归纳为主要方法，以求得真理为最终目的。
很明显，西周的知识论是以西方近代文化为参照系的，但西周所述的“大知”、“小知”概念及某些思想乃是取目庄子哲学。
庄子曾曰：“小知不及大知”[4]“大知观于远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无穷”[5]。
其中的联系显而易见。
西周把当时的新兴学科——心理学介绍给日本人民，其中借用了蕴涵着丰富哲学思想的中国古代医学著作《黄帝内经》的某些概念和思维方法。
西周指出，“心理之分解首别三大部，智、情、意是也。
”“意，是人心之主，即为心诚之君主，而智为采纳之官(又曰报告官)，情为宣达之官，采纳之官司入，宣达之官司出，共居心诚，辅相心君，以开其属府于此身国”[6]这种“智、情、意”的心理学理论虽是西方近代文化的新知识，但其中的某些概念和思维方法与《黄帝内经》的医学哲学思想密切相关。
《黄帝内经》的特点之一，就是将人体各部称为某某“官”，并强调这些“官”的有机联系和整体功能。
西周的祖父、父亲均是传统医学的医生，通过他们，西周早年就接触到了《黄帝内经》之书并深受其影响。
西周认真地翻译了一批西方近代哲学范畴，他的翻译不是生硬地直译，而是融合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创译。
如“哲学”范畴，英文原词为“philosphy”，意为“爱智”。
西周先参照中国宋代哲学思想，将“philosphy”译成汉文“性理学”、“理学”、“穷理学”。
随着对西方近代哲学认识的加深，西周觉以上译语均不太妥，便作了进一步改动。
他说：“斐卤苏比(philosoPhy)之意如周茂树说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之意，故亦可将斐卤苏比直译希贤学。
”[7]后来他又将“斐卤苏比”译为“希哲学”，这大概是受中国《尚书·皋陶谟》中的“知人则哲，能官人”思想的启示。
经反复思考和进一步推敲，他在1874年刊行的《百一新论》中说：“把论明天道人道，兼之教法的斐卤苏比译名哲学。
”[8]这样与英文原意的“爱智”十分吻合。
由此可见，“哲学”一词是经过仔细斟酌才创译出来的，而西周的中国古代哲学文化素养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西周在创译“理性”、“悟性”、“主观”、“客观”、“现象”、“实在”等哲学范畴的过程中，也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中国古代哲学的营养。
这些哲学范畴今天仍在日本、中国等使用汉字的亚洲国家中频繁使用，为沟通东西哲学的交流，促进东方哲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吸收中国古代哲学创建日本近代哲学的过程，中江兆民比西周更进了一步。
中江兆民(1847——1901)是日本明治时代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著名的自由民权理论家。
他16岁时入著名的土佐藩藩校文武馆学习汉学，专心习读《周易》、《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书，尤其爱读《庄子》。
据其周围的人说，兆民能把其中的某些章节倒背如流。
随后，他还在奥官慥斋门下读过《传习录》，研习阳明学，兆民于1871年10月至1874年5月赴法国留学。
归国后，他在大力介绍西方哲学文化的同时，仍拜著名汉学家冈松瓮谷为师，努力学习先秦诸子。
他在建设日本近代唯物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也吸收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哲学的营养。
如他对生死观问题的回答就具有鲜明的东方特点。
1901年4月医生诊断兆民所患病症为喉头癌，并说只能再活一年半左右。
听到这个消息，他不是悲观、消极地等待死亡，而是乐观、积极地工作。
他说：“假如有事情可做，并且过得愉快，那么，这一年半岂不是足以充分利用的？啊!所谓一年半也是无，五十年，一百年也是无。
也就是说，我是虚无海上一虚舟。
”[9]庄子在《大宗师篇》中说：“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
”庄子认为，人的生命之初是自然所赋予的，最终仍要回到大自然，因而人的生命实际上是以无为始，又以无为终。
显然，兆民的上述思想是对庄子“死生存亡之一体”观点的继承和改造。
兆民还说，“一个人假使七八十岁后才死，可以说是长寿。
然而以后，却是永远无限的劫数。
假使以七八十年去和无限作比较，那是多么短促啊!于是乎不能不把彭祖看作夭折。
”[10]可以看出，这是对《庄子·齐物论》中寿与夭观点的改造。
正因为兆民能站在无神论的基础上，吸收和改造庄子生死观的思想，所以他能以顽强的意志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写出《一年有半》和《续一年有半》，为日本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中江兆民还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民本论”思想与卢梭的民权思想相结合，提出了东方的自由民权论。
他曾写下“民为重”的汉字横幅，这与孟子的“民为贵”观点有着密切的联系。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11]“得天下者，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12]柳宗元也认为，历史的发展，既非天意决定，也非圣人的意志所能左右，决定的因素是“生人之意”，即人民的意愿和物质需求，并提出了“官为民役”的观点。
中江兆民通过西方近代的自由民权论对孟、柳的观点作了新的阐发，指出：“民权是个至理；自由平等是个大义。
违反了这些理义的人，终究不能不受到这些理义的惩罚。
即使有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也终究不能消灭这些理义。
帝王虽说是尊贵的，只有尊重这些理义，才能因此而保持他们的尊贵。
中国早已有孟柯和柳宗元看透了这个道理。
这并不是欧美专有的”[13]当时日本政治思想界中有一种论调，说“自由”、“民权”、“平等”等思想产生于西方，不适用于日本的近代化。
中江兆民为了反驳上述论调，激励日本的自由民权主义者与封建主义势力和思想作斗争，所以重新诠释了孟子等人的“民为贵”思想，提出‘民权”、“自由”思想“不是欧美专有的”，使日本的“自由民权论”更具东方文化的特色更富号召力。
中江兆民还用孟子的“浩然之气”观点为其自由观作了论证。
他在《东洋自由新闻》的社论中，把自由分为“行为的自由”和“心思的自由”。
所谓行为的自由，包括人身、思想、言论、集会、出版、结社、从政等方面的自由。
所谓心灵的自由，“就是我精神心思绝不受其它物之束缚，充分发达而无余地。
这也就是古人所谓‘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
[14]。
西田几多郎(1870一1945)被称为“目本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他广泛地吸收了现代欧美各派的哲学思想，构造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其全集达19卷之多，但其中也可明显地看到中国古代哲学的多方面影响。
西田小时“喜欢看祖父读过的四、五箱汉文书籍”[15]，接触到了中国古代哲学文化。
14岁时，又在年愈七十、学识渊博的儒学者井口孟笃先生处学习儒家经典。
高中时，对老庄道家哲学产生了兴趣，他曾以“有翼生”之笔名作文，在学生自发组织的‘尊我会”中进行交流。
同学不解其意提出疑问，西田在文中答道：“子独知鸟有翼，而不知人也有翼。
子曾闻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戏花之事乎？”[16]表现了庄子似的超凡脱俗、逍遥自由的态度。
“纯粹经验”是西田哲学代表作《善的研究》之中心范畴，它贯穿于西田哲学发展的全过程，是西田哲学的理论基石，而其中也融进了庄子哲学的精神。
何谓“纯粹经验”呢？用西田的话说，就是“当人们直接地经验到自己的意识形态时，还没有主、客之分，知识和它的对象是完全合一的。
这是最纯的经验。
”[17]显然这种“纯粹经验”的理论吸收了大量西方近现代哲学文化，如德国的冯特的心理学理论、阿芬那留斯的经验批判主义、詹姆斯的“意识流”思想，但其深层仍蕴含有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
西田指出：本来物和我就是没有区别的，我们既可以说客观世界是自我的反映，同样地也可以说自我是客观世界的反映。
离开我所看到的世界便没有我。
这是天地同根，万物一体。
“在上述状态下，天地仅有一指之隔，万物与我成为一体。
”[18]这种“万物与我成为一体”的思想与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是非常接近的。
“至诚”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它由孟子提出，经《中庸》的集中阐发，具有本体论、认识论、道德论等多重意义。
西田将“至诚”的思想吸收到其哲学体系并展现在其道德论和认识论之中，如他指出：“去私欲合至诚，此可谓真正的修养。
所谓至诚是指与身心打成一团毫无间隙、集中全力的状况。
从学问的意义上说，是指在我们的意识内能使活动状态的主观和客观统一融合、全然无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