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定诈骗犯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

如何认定诈骗犯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下）

——吴联大合同诈骗宣告无罪案

陈增宝

[裁判要旨]

被告人吴联大，男，1971年出生。

1998年下半年，时任温州市锐力健身运动用品公司（以下简称锐力公司）法律顾问的被告人吴联大从上海樱花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樱花公司）得知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门子分公司）正在寻求8BK80开关柜技术项目合作的信息，且中国长城电器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有合作意向，经多次洽谈，樱花公司聘请锐力公司董事吴尚忠为商务经理，吴联大为副经理，并与二吴约定：由樱花公司与西门子分公司签约；由二吴与长城公司签约；每台收费6800元，樱花公司得800元，二吴得6000元等。1999年1月，为了取得长城公司的信任，吴联大等人冒用西门子分公司的名义与长城公司签订了协议，约定长城公司支付保证金80万元人民币。之后，吴联大在收受保证金时，以修正函的形式将原协议主体“西门子公司”变更为“樱花公司”，还从保证金中支付樱花公司22万元、33万元交吴尚忠、25万元自己保管。同月，樱花公司与西门子分公司签订了8BK80开关柜技术咨询、框架、采购协议，约定该项目的生产地点限于上海等内容，由樱花公司支付西门子分公司技术咨询费16万元人民币，西门子分公司将技术图纸及相关文件移交樱花公司。之后，吴联大将图纸等文件送交长城公司，遭拒收。

同年4月，西门子分公司函告樱花公司签约生效。为了既保证长城公司能生产8BK80开关柜，又不使樱花公司违约，经协商，长城公司同意吸收樱花公司为长城集团成员企业，樱花公司也同意将西门子分公司的低压成套电气设备合作项目移交给长城公司洽谈，并达成协议，约定长城公司付樱花公司中介费20万，如合作不成，则如数返还。后长城公司将该协议交吴联大，吴联大在该协议上增加了有关8BK80项目的条款，除与修正函基本相同的内容外，还加上“长城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还保证金”。6月30日，长城公司以吴联大没有履行协议为由，书面要求其退还保证金，吴联大表示拒绝。

案发后，吴尚忠已将33万人民币退还长城公司。温州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吴联大犯合同诈骗罪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之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0）温刑初字第194号判决认为：被告人吴联大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80万元保证金的目的，其真正目的是为了获取长城公司生产开关柜后按协议支付其个人的技术使用费，具有积极履行合同的诚意和行动，遂于2001年1月16日宣告被告人吴联大无罪。一审宣判后，温州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02年3月12日作出（2001）浙刑二终字第140号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1[1]

[争议问题]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罪与非罪，涉及如何区分合同诈骗犯罪与民事欺诈行为这一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老大难问题。一般认为，要区分两者的关键在于判定行

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除了对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存在多元化以外，2[2]有关办案人员对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认定方法、外化客观行为要素等问题的认识与把握并非一致。虽然近年以来，刑事法学理论界以及司法实务部门不少人均提出运用刑事推定的方法对付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但由于办案人员对推定的机理、规则、司法价值以及局限性等问题缺乏足够清楚的认识，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难题并未随着推定方法的简单引入和运用而得到彻底、根本的解决。因此，此类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争议往往较大，造成审判难。

[学理探讨]

一、诈骗犯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界限：“非法占有目的”之有无

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当事人利用欺骗方式从对方当事人获取财物、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其中，有的属于诈骗犯罪，需要对当事人追究刑事责任，有的则属于民事欺诈行为，应以经济纠纷加以处理。因为涉及罪与非罪，所以诈骗犯罪与民事纠纷尤其是与民事欺诈纠纷的界定与处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问题，也是一个长期困扰司法、颇为棘手的老大难问题。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就如何区分诈骗犯罪与民事纠纷尤其是与民事欺诈纠纷的界限，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尽管表述各有不同，但无不将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作为区分诈骗犯罪和民事纠纷的界限，把行为人主观上“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之判定作为定性的关键。

二、诈骗犯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困境与“推定”出路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和实践部门均认为，诈骗犯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然而，非法占有目的是人的主观上的心理活动，除了被告人本人供认以外（但大多数情况下行为人即使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也往往辩称自己没有非法占有目的，所以依靠供述来直接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方法运用场合非常有限），其余场合无法直接运用证据来证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活动，大量的案例显示，诈骗犯罪的行为人具有智能性、职业性、反侦查、反审判能力强等特点，往往通过各种手段或狡辩来模糊司法人员审查的视线，籍此证实或表明自己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企图逃避法律的追究。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日趋复杂多样，各种诈骗犯罪手段花样不断翻新，越发增加了司法实践中证明、认定的难度。因此，在办理具体的诈骗案件时，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均面临非法占有目的有无的认定难题，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也往往是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有无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难，导致了此类案件的改判率、发回重审率长期居高难下。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理论与实践部门不少人均提出运用刑事推定的方法对付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3[3]正如英国著名法学教授克罗斯和琼斯指出，事实的推定“由于它往往是能够证明被告心理状态的惟一手段，因而在刑事司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法官应该对陪审团作出这样的指示，即它有权从被告已经实施了违禁行为的事实中，推断出被告是自觉犯罪或具有犯罪意图，如果被告未作任何

辩解，推断通常成立”。4[4]在诈骗犯罪的司法认定中，刑事推定的适用被我国一些学者所提倡：如著名刑法学者陈兴良教授认为，“所有金融诈骗罪都可通过客观行为推定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从而认定犯罪”。5[5]最高人民法院于1996年12月颁布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及2001年1月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也全面肯定了刑事推定在金融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司法认定中的运用。

笔者认为，运用推定、转换思路，通过与主观心理密切联系的外在表现即行为人本身实施的一系列外化客观行为来推定其主观故意，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方法是可取的，符合诈骗犯罪主观目的形成、存续的心理机制。

三、诈骗犯罪主观目的外化行为要素探究

（一）探究外化行为要素的刑法意义

推定的一般机理表现为根据基础事实的存在推断推定事实也存在，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是一种推定事实，其基础事实应包括哪些内容？这显然是推定赖以进行的前提。如果基础事实都不清楚，其推论势必失真。因而，有必要对基础事实的范围和情形作进一步研究。就“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而言，基础事实的范围和情形的确定，是推定得以进行的前提和基础。笔者认为，根据非法占有目的形成、存续的心理机制，尽管“非法占有目的”属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但它必然通过一系列外化的客观行为表现出来，在判断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时，必须以其外化行为要素作为基础事实。对外化行为要素的确定，必须以其实施的活动为基础，应当综合考虑行为人事前、事中以及事后的各种主客观因素进行整体判断，从行为人的诈骗技术过程、各个行为环节着手，综合所有事实，经过周密的论证，排除其他可能，才能得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的正确结论。据此，如果说明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的外化行为要素越多、越全面，则推定的准确度自然越高。由此可见，对诈骗犯罪主观目的外化行为要素展开较为系统、全面的探究，不仅是推定得以进行的基础，更是保证推定结论摆脱或然性达致唯一性、真实性的关键，具有十分重要的刑法意义。

（二）合同诈骗罪主观目的的外化行为要素

刑法学界关于合同诈骗犯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外化行为要素即推定的基础事实问题认识并不统一、全面，至少有三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依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来判断。6[6]第二种观点认为，以实际履行能力作为基本出发点，再结合行为人的履行态度以及对合同标的物处理情况等因素分析。当然，也有无履行能力却不构成犯罪的例外。7[7]第三种观点认为可从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积极行为、合同不能履行的真正原因、造成损失的真正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