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外交
辛亥革命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辛亥革命中国历史的转折点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革命运动，发生于1911年至1912年期间，标志着中国封建帝制的终结，开启了现代化改革的序幕。
该革命对中国社会和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被广泛视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本文将探讨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带来的深远影响。
一、宣告封建帝制的瓦解辛亥革命的最重要成果之一是宣告了中国封建帝制的瓦解。
在革命过程中，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近两千年的封建帝制。
清帝退位后，宣布建立中华民国，标志着中国从一个王朝国家转变为一个民主共和国家。
这个重大转变为中国开启了现代化的道路，为后来的政治改革奠定了基础。
二、革命思想的兴起和传播辛亥革命在推翻统治者的同时，也引发了大量革命思想的兴起和传播。
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社会的思想较为保守，尊崇传统价值观念，对西方的现代化思想知之甚少。
然而，辛亥革命使得许多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并吸收了西方的民主、自由和平等思想，进而提出了改革和发展中国社会的方案。
这种推动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思想，为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变革铺平了道路。
三、废除科举制度，推动教育进步辛亥革命对中国教育体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朝时期，科举制度长期存在，阻碍了人才的选拔和教育的进步。
辛亥革命后，新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推行了新的教育改革政策。
这项举措推动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为后来的维新运动和教育改革提供了基础。
四、社会结构的变革和农民运动的兴起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结构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旧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农民是最底层的阶级，生活贫困，受到歧视和剥削。
辛亥革命后，社会结构发生了变革，给予了农民更多的权益保障和改良政策，逐渐提高了农民的社会地位。
此外，辛亥革命也极大地鼓舞了农民运动的兴起，为中国农民争取利益的斗争注入了新的动力。
五、国际地位的提升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崛起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革命后，中国被国际社会认可为一个独立国家，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帮助。
中国近代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地位
中国近代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地位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它自古以来便以其独特的文化和思维方式著名。
然而，在近代中国还是受到列强的压迫和欺辱。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不得不逐步改变外交政策，以保卫国家的利益和尊严。
本文将探讨中国近代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地位的变化以及其对中国自身和世界的影响。
一、不太成功的闭门主义清朝末期，中国历经了战乱和内部分裂，国家处于一个相对较为虚弱的阶段。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一般被归为“闭门主义”，即与外界断绝经济、政治、文化交往。
这种政策的实施导致了中国逐渐落后于外面的当代世界。
中国控制着大量资源，但由于与世界的隔绝，无法与外界交换知识和技术，一直停滞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上，使中国逐渐失去了自我发展的能力和社会创造性，这是闭门主义的致命弱点。
二、光绪变法后的开放政策随着清政府在光绪年间推出了“变法”和“开发勘界”政策，在中国社会中逐渐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
这些新思想不仅在中国本土引起了变化，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与外界的交流。
光绪变法后，中国逐步放弃了闭门主义，开始走向更加开放的政策。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必须首先改变对外开放的态度。
19世纪末，西方列强通过强制瓜分中国，并迫使中国开放国门，使中国深受其害。
这种被动的开放，使得中国在技术和文化上逐渐落后。
因此，中国在开放中要保持自主性和独立性，发扬与含蓄。
提交了一个改进自身的方式，改变被动开放的前途，避免走向新的危险境地。
三、辛亥革命后的外交政策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的闭门主义时期宣告结束。
自那时起，中国开始寻求与更宽广的世界建立新的联系，尝试被西方经济强国吸收的方法。
辛亥革命后，士大夫的江湖思想渐渐被逐出，替换为民主化和现代化思想的风范。
新思想的涌现和力量的凝聚在底层社会，开始改变了中国政治和经济的现行体制。
这个时期，中国首次采用了“开放外交”政策，试图与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建立起通商关系。
1912年，中国政府开始建立外交部，作为向外界传递信息的窗口。
对清末民初中国外交体制近代化的认识
对清末民初中国外交体制近代化的认识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入侵，中国开始在制度层面与国际接轨，而以外交领域为最。
从清朝末年的总理衙门、外务部，再到民国初年的外交部，近代中国的外交制度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革。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外交体制日益现代化，逐渐合乎国际惯例，并且催生出一大批职业化的外交人才，使原本虚弱的中国能够取得一些难能可贵的外交成果。
二、清末的外交体制变化1840年以前的中国，沿袭传统的对外交往习惯。
这种所谓的“外交”浸透着浓厚的“夷夏”观念，中国根本不屑于同属国或朝贡国进行平等的来往。
当时清政府的主要外事机构有理藩院和礼部。
理蕃院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又管理涉外事务。
礼部也不是专管外交的机构，它下面有两个涉外机构，主客司和会同四译馆，负贵外事礼仪接待及翻译工作。
另外，鸿胪寺专掌替襄礼仪之官。
军机处由于它掌握皇帝旨意的草拟和颁行，因而也参与对外决策咨询。
可见，这个时候中国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体制，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也没有一批专职的官员，只有一些分散于各机构的部门，职责比较混杂。
中国近代外交体制开始于《南京条约》签订后“五口通商大臣”的设立。
五口通商大臣”因开放五处口岸的约定而设立，始于1844年，由两广总督兼任，实际上负责五处口岸的对外事务，是一个兼有外交权力的职务。
这反映出外交体制改变的端倪，又说明清政府内心里的“蛮夷”观念没有改变---与外国打交道只不过限定在通商之内，而不是政治外交关系。
“五口通商大臣”始终为兼职，不是专官也无专署。
1858年由两江总督兼任。
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迫于列强压力，1861咸丰帝批准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清政府为办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一直存在了40年。
总理衔门的设立，使清政府的内政与外交大权进行了新的明确分工。
随着外交事务的增多，总理衙门逐渐变成了最重要的中央权力机关，不但“专办外交”，而且通商、关税、传教、招幕华工、海防、船务、邮电、铁路矿务等事务，无不由其兼管。
中 国近代史上有哪些重要的外 交事件
中国近代史上有哪些重要的外交事件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曲折与变革的历史，在这一时期，外交领域发生了众多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这些事件不仅改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也对中国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鸦片战争后的外交困境1840 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外交陷入困境的开始。
英国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这个条约割让了香港岛给英国，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并规定了赔款、协定关税等一系列不平等条款。
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外交上失去了自主权，被迫卷入了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秩序中。
第二次鸦片战争与更多的不平等条约1856 年至 1860 年，英法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这次战争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
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给中国的文化和民族尊严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战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
这些条约增开了更多的通商口岸，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还割让了九龙半岛给英国，进一步扩大了列强在中国的权益。
甲午中日战争与《马关条约》1894 年，日本挑起了甲午中日战争。
这场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告终，清政府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
条约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 2 亿两白银。
这一条约使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进一步遭到严重破坏，巨额赔款也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同时也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
八国联军侵华与《辛丑条约》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华，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清政府再次战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该条约规定中国赔款白银45 亿两，分 39 年还清，本息共计 98 亿两；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在界内居住；清政府保证严禁人民参加反帝运动等。
《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成为了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
近代以来中国外交发展的认识
近代以来中国外交发展的认识
1. 近代以来中国外交的开端
19世纪后期，中国面临国内外各种挑战，如不平等条约、列强的侵略和贸易剥削等。
这时，清朝政府开始重视外交，并派遣大量使节出使各外国。
2. 新文化运动与外交革新
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推动了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外交改革。
1911年辛亥革命后，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也都高度重视对外交往，尤其是在对日本的反侵略斗争中。
3. 中华民族解放战争与外交斗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开始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加入社会主义阵营。
在反美援台的斗争中，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反美斗争，以及参与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
4. 中美关系和改革开放
1972年中美建交以来，中美关系逐步恢复。
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开
展经济外交，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并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5. 新时代下中国外交发展
当前，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外交也会逐步发展壮大。
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不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回顾中国外交历史的感受
回顾中国外交历史的感受中国外交历史丰富而复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我看来，中国外交器官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维护国家的利益和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也展示出了国家的发展与成熟。
中国外交历史的起点可以追溯到古代，秦朝时期就开始进行国际交往。
这时期的外交手段多是施加军事压力或进行统一战争。
到了唐朝，中国开始倡导和平守则，并通过通商使节等方式与周边国家和民族建立起了友好关系。
明清时期，封建王朝的外交政策主要以贸易和礼仪为主，对外交往逐渐增多。
中国的近现代外交历史更是波澜壮阔。
从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面临列强的入侵与欺凌，不得不接受不平等条约。
这段历史令人痛心，显示出国家的软弱与外交策略的失败。
然而，中国在这个时期也冒起了一些外交英雄，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他们为国家争取了一些利益。
20世纪初到1949年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乱争时期。
中国先后经历了辛亥革命、北洋政府和抗日战争等重大事件，外交政策也发生了变化。
共产党的建立后，中国外交开始追求独立自主，坚持反帝反封建的立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权益。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外交逐渐融入全球化的潮流。
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使其成为世界影响力的重要国家之一。
中国外交政策更加注重维护和推动国家利益，在推动多边合作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新亮点，也为国家的繁荣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总体来说，中国外交历史不仅充满了曲折与挑战，也展现出了中国人民智慧和勇气。
在未来的发展中，希望中国外交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继续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近代中国的外交政策
近代中国的外交政策近代中国的外交政策扮演着国家发展和国际交往中至关重要的角色。
从晚清时期到20世纪初，中国的外交政策经历了巨大变革。
本文将就近代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探讨，并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和影响。
I. 晚清时期：闭关自守与维护国家利益晚清时期，中国实行了长达两个世纪的闭关锁国政策，封闭了对外交流的大门。
这种外交政策的背后原因主要是为了保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维护封建统治的稳定。
然而，这种封闭政策也带来了中国在科技、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滞后。
II. 鸦片战争后的开放政策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开启了对外开放的大门。
这一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以恢复国家尊严、争取平等地位为核心。
中国开始积极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模式，力求实现国家现代化。
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转变为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争取国际支持，以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发展。
III. 辛亥革命后的外交政策调整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外交政策进一步调整。
中国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转向恢复领土完整、增强国家实力和民族尊严。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组织，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开始与世界主要大国建立平等友好的外交关系。
IV. 抗日战争期间的外交政策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外交政策主要围绕着联合各国共同对抗日本侵略。
中国采取了争取国际支持、建立反法西斯联盟的外交策略。
中国积极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的侵略行为，争取援助和支持，最终取得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胜利。
V.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外交政策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提倡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推动全球民主、公正和合作。
中国的外交政策主张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推动建设性的国际合作。
总结近代中国的外交政策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巨大变革。
晚清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阻碍了中国的发展，而后的开放政策使中国逐渐与世界接轨。
中国的外交政策始终以恢复国家尊严、争取平等地位、维护国家利益为基本原则，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和国际地位的提升。
辛亥革命与中国外交机构的近代化
维普资讯
复旦 学报 ( 社会 科学 版)
兀J A U N L(oi c ne) D NJ K A Sc l i cs O aS e
2O O2年第 2期
No 2 2 0 O 2
辛 亥 革 命 与 中 国 外 交 机 构 的 近 代 化
ec ndp r t oie. neo iJr i pl i e ac c s
Ke yW o d :R vlt no 1 1 ,dpo t ra a i r s e ou o f 9 1 】m i ogmzt n,moe f ain i a c o d n zt i a 会现象 , 源 于 1 纪 初 的欧 洲 也 就 是 说 . 着 起 7世 随
辛亥革命给 中 国历史 进程带来 的影 响和 变化 , 无
论在广度 , 是深度 上都是 极为深 刻的 .本 文拟 就辛 还 亥革命对 中国外交 机构 变化带来 的影 响这一 角度 , 谈 谈 它在 中国外交机构近代化过程中所起 的作 用.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一．张謇影响—教育，企业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陆润庠、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张謇与陆润庠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
大生纱厂最初确定是商办，张謇试图通过官招商办、官商合办来集股筹款，但收效甚微，筹集资金十分有限，张謇向官府寻求援助。
[20] 19世纪末近代经纺工业的出现，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换为主转为生产为主，南通成为中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
与江苏连云港沈云霈、赣榆许鼎霖并称苏北三大实业家。
发展民族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去努力兴办学堂，并首先致力于师范教育。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张謇应两江总督刘坤一电邀赴江宁讨论兴学之事，刘坤一赞成，而藩司吴、巡道徐、盐道胡阻挠。
张謇叹息不已，乃与罗叔韫、汤寿潜等同人筹划在通州自立师范。
同年7月9日通州师范择定南通城东南千佛寺为校址开工建设，翌年正式开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它的建设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专设机关的开端，为中国外交培养大量人才。
后因目睹列强入侵，国事日非，毅然弃官，走上实业教育救国之路，他曾是立宪派主要生力军。
他生前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举办了不少工厂企业和教育文化事业。
他的“实业救国”虽不能挽救旧中国危亡，但却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作为前清状元和帝党成员，张謇在武昌起义刚刚打响的时候曾经找到当时的江苏总督，希望把革命镇压下去。
这时他并不主张革命，因为革命代价太大。
而他代表的是企业家，尤其是棉纺织业的立场——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市场和社会的稳定。
市场是他们的命根子，这时候，张謇对于国家的关心已经从效忠君王转移到对市场稳定的维护上来了。
但很快社会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革命成为一种时尚。
张謇是个有着清醒头脑的人，一旦看到趋势无法逆转，他务实的一面就出来了。
他务实的态度就是：顺应共和，但并不完全接受革命，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尽早结束动荡，维护市场稳定。
他务实的政治选择就是：第一，和孙中山见面，应孙之邀担任民国内阁实业总长；第二，选择支持拥有军权的实力派人物袁世凯。
他和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一次会面，对于孙中山，张謇的评价是四个字：不知崖畔。
“ 崖”即“边际”。
这话的言下之意就是说，他觉得孙中山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设比革命更加困难，以为一革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而实际的情况是，当时政令都不能出南京，军饷都发不出来。
”张謇是一个务实之人，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认为孙中山很难收拾局面，政府虽然成立了，但是很难长久维持。
“这种情况下，他更愿意和实力派的现实人物袁世凯合作。
于是张謇离开了南京，北上加入了袁世凯的阵营。
袁世凯将宣统帝逼下帝位时所颁发的《清帝逊位诏书》就是张謇草拟的。
孙中山履行承诺，将临时大总统之位让给了袁世凯。
国内政治似乎出现了升平景象，工商业开始复苏。
来自百度百科另，张謇在辛亥革命时期带领中国实业占领大量国内市场，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产品的垄断现象，对于中国外交的话语权也起到了加强作用。
(自己写的)二．张之洞—教育，汉阳造张之洞兴办新学，培育人才，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分子。
有相当一部分后来成为中国的外交人才。
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一日(1909年10月4日)，病中的张之洞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哀叹“国运尽矣”，遂撒手人寰，驾鹤归仙。
“近日，同盟会在东京集会，该会协理黄兴在会上笑道：‘他要给他的老师前两湖书院名誉院长湖广总督张之洞，铸造一枚百吨黄金的大勋章，以奖励其为革命所做出的重大贡献：第一，张用官费资送3000名湖广留日生，此中半数成为革命党骨干；第二，张建造的汉阳枪炮厂为革命党准备充足的武器，革命党将接过他的汉阳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1889年12月17日，张之洞抵达武昌。
第二天，正式接过了湖广总督的大印。
为了“图自强，御外侮；挽利权，存中学”，在他主政的18年间，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应商战、劝农桑、新城市、大力推行“湖北新政”，使湖北经历了一次近代化的崛起。
张之洞在湖北苦心经营近二十年，诚可谓“之洞一身之存亡，系清廷之安危”，主观上都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地位，但客观上却为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做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准备，为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外交事业培养大量人才。
孙中山在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视察武汉时，则诙谐地戏称张之洞是位“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清廷史官恽毓鼎认为，清朝自导灭亡的原因有三：一是派东洋留学生，二是编练新军，三是推行立宪，而其“罪魁祸首，则在张之洞”。
张之洞兴办新学，培育人才，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分子。
他先后开办了两湖书院、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一批新式学堂，到1902年，湖北共有各式学堂200所。
他还多次派出留学生赴外国学习，据光绪三十三年的统计，留日学生全国各省，其中大多成为我国外交栋梁。
来源论文《浅析张之洞》三．华侨—人力，财力（对辛亥革命）华侨的人力与财力在人力方面，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华侨为构成的主体。
在辛亥前的大大小小十几次起义中，海外华侨是重要力量，或亲临战火、冲锋陷阵，或奔走呼号、募资筹款，或联络运作、购备军火。
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殉难，其中就有华侨31人，分别来自新加坡、马来亚、越南、印尼等国家和地区，其中68人属洪门成员。
黄花岗起义以前，在海外槟榔屿召开秘密会议时，同盟会高层均不甚振作，以为形势并非有利，又是孙中山先生承诺起义必然获得华侨的钱财物的支持，这才使得大家打起精神。
黄花岗起义同盟会损失巨大，大批青年精英毙命，赵声一病不起，黄兴情绪沮丧。
孙中山再赴旧金山，并建议全体同盟会会员加入致公堂，“以成大群，合大力，而图光复之大业”，此一举措，对于毁伤严重的同盟会不啻一剂强心针，对辛亥革命的组织与发动起到积极作用。
美洲致公堂为革命而筹款贡献最大，尤以武昌首义前两年国内起义经费几乎均由其所筹集。
起先，同盟会美洲支部和致公堂总部均在旧金山，后来同盟会全体加入致公堂，两者合为一体，也有筹集资金的考虑在内。
1911年夏季，美洲洪门筹饷局（又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称作国民救济局）成立于旧金山，专事筹备军饷，颁布《洪门筹饷局缘起章程》和《革命军筹饷约章》文件申述革命宗旨，厘定组织机构、捐款措施以及奖励细则等，在适当范围传播。
虽说同盟会集体加入致公堂，但实际情形则是平衡的关系，或谓一体两面。
1910年以后，中山先生感到美洲筹集款项的零散和一定的困难，遂打算在旧金山建立“一完善机关”，则以同盟会牵头。
后来，在美国一些城市成立同盟会分会的基础上，以旧金山同盟会为美洲同盟会总会，直接管辖美洲各地分会，各埠华侨陆续加盟者为数甚巨。
在此之前，美国华侨的捐款尚不及加拿大华侨的经济支持。
洪门筹饷局的成立，短短5个月，即募集到15万美金的巨资，其后不到1年时间，仅美国筹饷局就筹得美金40余万元，成为革命经费的主要来源。
美洲华侨捐助的大量经费在辛亥革命运动中具有特殊意义，它是辛亥革命得以畅行的重要物质条件。
孙中山在海外筹饷，国内第一线的电报往往陆续飞至，譬如，1911年8月黄兴致电美洲少年学社、孙中山和致公堂，称：“弟此行以粤事非先破坏，急难下手……今遵谕先组织四队，按次进行，惟设机关及养恤费甚巨。
兹李准虽伤，须再接再厉。
恳助万五千元。
”（《黄兴年谱长编》197页，中华书局）当然，除了中山先生以外，他的各位得力助手，也在海外各地华侨中筹款，成绩斐然。
如1911年3月19日，黄兴、赵声、胡汉民联名复函冯自由，感谢他筹到巨款“自前次收到域多利致公堂款三万之后……昨午得来电，知温哥华又汇到一万元，以加拿大一隅，而筹得如许巨款，感佩何似！”（《黄兴年谱长编》179页，中华书局）。
接着又写信给他嘱咐说“兄可力任筹饷事，为源源之接济……”同盟会高层在美国华侨中畅行无阻的活动得益于美国制度的优越，先是孙中山到美曾受到移民局的阻碍，但司法部门的干预否定了行政当局的意见，得以在美公开活动，自由发表演说，且得到新闻界的大力支持，而且美国人也来加入致公堂，为了更为正当行事，洪门筹饷局对外称国民救济局；美洲同盟会对外称少年学社。
南洋华侨慷慨解囊1908年孙中山又到了曼谷华侨集中的地方。
其中，旅居泰国的知名侨领、实业家郑智勇先生，得到孙先生的亲临造访，慷慨捐助巨款，一时传为美谈。
武昌起义成功，翌年民国成立，郑智勇在曼谷闻悉喜讯，雀跃欣庆，毅然献出银元５万，并派其五公子郑法才带一对大象牙到南京，祝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尔后，他又慷慨解囊，捐赠广东都督一百万暹币。
旅居越南的潮籍华侨名人谢松楠，则在兴中会时代已经投身秘密革命，同盟会成立后，任当地筹饷局长。
旅越华侨中也有秘密组织，早在1905年，孙中山前往越南运作宣传时，三合会首领黄景南等人当场捐款一万二千元，后来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写道：“同盟会成立以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矣。
当时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应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
其出资勇而挚者，安南堤岸之黄景南也。
”在马来西亚，一批潮籍实业家、爱国人士，纷纷参加同盟会，倾尽全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将生死得失置之度外，全身心贡献于祖国的革命事业。
在新加坡，侨领张永福是孙中山的挚友，也是同盟会的大力资助者。
他不算特别富有，然而但凡需要钱物的支持，他都毫不犹豫地竭力支持。
1903年，上海发生《苏报》案。
张永福为着营救狱中的章太炎、邹容，到处疏通关系，打电报给英驻上海领事，翻印邹容的著作两万册，向清朝总理衙门及翰林院投寄，且让人带回内地秘密散发。
另有创办报纸和保皇派作舆论之战。
1905年孙中山到新加坡宣扬革命，张永福将留给老母亲颐养晚年的晚晴园别墅腾出来，作为革命基地，后来即成为南洋革命总机关的所在地，此后孙中山及其助手来往南洋更为便利。
同时，张永福加大力度筹集资金，联络志士，居间运作，使得潮、闽会党如许雪秋、陈芸生、萧竹漪等顺利赴新晋见中山先生，获得当面指示。
1907年潮州黄冈起义失利，各位避难的志士逃到新加坡，就住在晚晴园，对于被逮捕的志士，孙中山指示竭力营救，新加坡华侨从中运作，花费白银达九千五百两，终使营救成功。
而在此以前，张永福在华侨界募捐，仅为该起义即募得资金七万多元。
还有新加坡侨领林文庆博士，对于文字学、文学、儒家经典均有极高造诣。
曾任民国初年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卫生司司长和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厦门大学校长，在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影响巨大。
林先生始终心系故国，支持中国的维新变法并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戊戌变法失败后，落魄潦倒的康有为前来新加坡避难，受到林先生的热情关怀。
同盟会成立的次年，林先生即投身其中，不遗余力积极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
华侨革命精神一以贯之华侨对于辛亥革命的后续阶段，依然是葆有饱满的热情。
当民国建立后，袁世凯北洋集团篡夺共和果实，刺杀辛亥元勋宋教仁，种种倒行逆施激起华侨的极大义愤，遂纷起加入孙中山先生的中华革命党，打击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