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中国人口数量发展轨迹:从“独生子女”到放开两孩
我国人口近十年的变化趋势

我国人口近十年的变化趋势
我国人口近十年的变化趋势如下:
1. 人口总量稳步增长。
近十年我国的人口总量一直处于增长状态,但增长速度逐渐放缓。
2019年,我国总人口达到14.42亿,较2010年增加了近9000万人。
2. 城镇化进程持续加快。
近十年我国城镇化率保持了稳步上升的态势,由2010年的49.7%上升到2019年的60.6%。
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城市人口过度集中的问题。
3. 人口结构持续老化。
随着中国不断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显著增长,2019年已达到18.1%,同比增长1.3个百分点。
4. 出生率持续下降。
近十年我国的出生率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在二孩政策全面实施后,出生率下降的速度更快。
2019年,我国的出生率为10.48‰,比2018年下降了0.03个百分点。
5. 城乡人口差距缩小。
我国政府一直在致力于缩小城乡人口差距,近十年来,农村人口持续减少,城市人口比重逐渐上升,城乡人口差距有所缩小。
从一个到两个:“推翻”自己理论的“计划生育之父”

从一个到两个:“推翻”自己理论的“计划生育之父”作者:暂无来源:《读报参考》 2015年第29期单独二孩相关政策出台后,因早年提出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而被外界称为“计划生育之父”的田雪原,感触颇多。
30年后的2009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新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的文章,提醒决策者这一国策已到转型之际,并由此推动中国生育政策从“一个”到“两个”的转型。
当年参与生育政策决策选择的很多领导现在大部分已经作古,田雪原是他们中少有的能见到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转型的人之一。
请看《文史博览·人物》记者童佳丽的报道。
“一个”:赞成,不代表它就好在田雪原的记忆里,计划生育政策的决策虽然耗时不长,但过程挺复杂。
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为代表,学界“节制人口”的思潮泛起,然而特殊的历史时期,“那些相反的东西,甭想发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田雪原认为“科学的春天来了”。
1979年,当时还在教育部工作的田雪原将自己多年积累和对马寅初人口思想的思考的文章投给《光明日报》。
1980年3月到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连续召开了五次人口座谈会。
第四次会议开始总结“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
以田雪原为代表的学者们根据前四次会议内容起草文件,做出了“一个孩子”的决定。
与报告一同被递上去的,还有田雪原受命以个人名义撰写的《附件: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多长时间为宜》。
附件里,田雪原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约在今后二三十年内实行。
在田雪原看来,赞成“只生一个”的办法,并不代表这个办法就好,“提倡生一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经济上调控可以关停并转,人口(调控)总不能让一部分人先死了。
控制人口只能在出生率上做文章,然而我不赞成这就是最好的办法”。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两个月后写入新修改的《宪法》,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这项被世人认为是“世界罕见、中国独有”的政策,在田雪原们“论证”实施后,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历程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历程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历程引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政策。
自上世纪70年代初实施至今,该政策在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优化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争议。
本文将深入探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历程,从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到计划生育政策逐渐放宽的原因,以及对中国社会、经济和人口发展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初期实施1979年,中国政府正式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旨在控制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以缓解资源短缺和过快的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压力。
在初期实施阶段,计划生育政策主要依靠强制措施,如晚婚晚育、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等,对违反政策的家庭采取处罚措施。
这一政策对于中国的人口问题起到了一定的控制作用,但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非法堕胎、流浪儿童等。
二、改革开放背景下的政策调整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进行全面的改革开放,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政府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
首先,政府放宽了给予某些特殊情况下生育二孩的权限。
这一调整意味着政策不再完全强制,而是相对灵活地根据个人情况来确定生育权益。
同时,政府还加大了对违反政策的处罚力度,以引起社会对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视。
三、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2016年,中国政府正式实施了全面二孩政策,允许所有夫妇生育两个孩子。
这一政策的实施意味着计划生育政策的进一步放宽,旨在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并促进人口结构的优化。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短缺问题,并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潜力。
四、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放宽的原因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逐渐放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为了应对人口结构失衡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压力,政府不得不适应形势调整政策。
其次,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多年,人口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政策目标初步达成,因此政府可以逐渐放宽政策以适应新的情况。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过程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过程2023年了,我回想起来,过去几十年里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过程非常值得一提。
从最初的“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到“全国实行两孩政策”,我国家庭计划生育的政策从不断完善到逐渐放宽,一步一步走向与时俱进、更加人性化的方向。
距离现在最近的一次计划生育政策修订是在2015年。
当时,国家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允许夫妻双方中有一方为独生子女的情况下生育第二个孩子。
这项政策的放宽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也为老年人口多增加了一些希望,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例如,为了生育第二个孩子而放弃职业的女性增多,也有一些人因为经济压力无法生育第二个孩子。
然而,这并不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历程的终点。
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与时俱进,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
在我国人口结构越来越复杂的背景下,为了促进人口结构的平衡化,2023年,我国政府又将计划生育政策做出了新的调整。
这项新政策具体内容为:准许有能力优生优育的夫妻生育第三个孩子,并将“独生子女”政策取消,允许夫妻自由选择生育数量。
实行这项政策的目的是鼓励优质人口出生,避免重复、不上进的“世襲”,并且鼓励生育第三个孩子的家庭可以享受一定的财政补贴,减轻一定的经济负担。
这一系列的调整,可以说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史上最大的调整,也被小部分民众不屑。
然而就算如此,我们依然要相信,它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发展的必然之路。
走过这么多年,我们应该感叹计划生育政策的进步转变。
从最初“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到现在的“全面三孩政策”,这也表明我们在人口问题上的思考不仅仅局限于其数量的控制,也在积极地推动人口素质升级。
在未来,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想法将会越来越深入民心,也会更多地注重于个体的权益保障。
新中国人口发展历程

新中国人口发展历程一、1949年-1978年:人口增长缓慢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数量约为5.3亿左右。
由于长期的战争和内战,人口增长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同时,经济基础薄弱,社会发展水平低下,人口增长缓慢。
二、1979年-1990年: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与人口控制为了应对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中国政府于1979年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
该政策通过鼓励晚婚晚育、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等措施,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长速度。
这一时期,人口数量增长缓慢,约为9.8亿左右。
三、1991年-2000年:人口结构的调整与变化在这一时期,中国人口的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人口出生率下降,老龄化问题逐渐显现。
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人口逐渐向城市转移。
人口数量约为12亿左右。
四、2001年-2010年:人口数量稳定增长在这一时期,中国人口数量继续稳定增长。
政府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政策,加强对人口问题的管理和调控。
同时,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人口增长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人口数量约为13亿左右。
五、2011年-2020年: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在这一时期,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导致人口结构进一步失衡。
同时,医疗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福利的改善,使得人口寿命延长。
人口数量约为14亿左右。
六、2021年-未来:人口发展面临新挑战当前,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
一方面,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给养老、医疗等社会问题带来压力。
另一方面,年轻人口数量下降,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不确定性。
中国政府将继续探索适应人口发展的新模式,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促进人口结构的优化和调整。
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从人口增长缓慢到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再到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突出,中国政府通过不断调整和改进政策,逐渐控制了人口增长速度,优化了人口结构。
然而,人口老龄化问题仍然存在,未来中国将面临更多的挑战。
关于中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论文(2)

关于中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论文(2)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论文篇三:《关于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探讨》【摘要】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这是继2013年“单独二孩”之后的又一次人口政策调整。
中国从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转变之后,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人口增长速度过快逐步转变为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老龄化以及性别比例失调。
分区域分步骤地放宽二胎政策,成为解决人口与经济发展以及资源环境之间矛盾的最有效的方案。
本文分析了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社会依据及带来的益处,并提出了保障政策顺利实施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单独二孩计划生育可持续发展近几十年来,我国的人口政策经历了多重变化,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有效抑制了我国人口的快速增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但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多次人口普查结果都显示我国人口增长已经进入低速期,随之而来的老龄化、用工荒、劳动力资源缺乏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为了缓解这些问题,2013年起我国开始实施“单独二胎”政策,但有关学者认为,长期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妇女生育意愿下降,单独二胎对人口规模影响不大,为防止人口负增长,全面开放二胎政策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2015年,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将全面放开二孩,每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孩子。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生育政策不断进行调整,以实现人口规模的可持续发展。
一、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社会依据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虽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长,使人口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低速,但随之而来的老龄化、少子化、劳动力短缺、性别比例失调、家庭失独,人口素质等问题的弊端也日益显现。
(一)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现象。
通常来说,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10%以上,则这个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
中国生育政策的历程

中国生育政策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生育政策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 1949-1953年:鼓励生育阶段。
新中国刚刚成立,从战乱时期到和平年代,百废待兴。
政府采取宽容生育政策,鼓励人口增长,奖励多子女母亲。
- 1954-1970年:支持节育阶段。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人口总数为6.02亿。
在做出人口增长过快的判断基础上,提倡节制生育。
但没有全面开展。
- 1971-1978年:计划生育起步阶段。
1971年四五计划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1973年提出“晚、稀、少”。
1978年提出“最好一个,最多两个”。
- 1979-2001年:计划生育阶段。
1979年1月起正式实施独生子女政策。
1982年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
1984年提出“开小口,堵大口”,严禁二胎和多胎。
- 2002-2012年:双独二孩阶段。
2002年,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
- 2013-2015年:单独二孩阶段。
2013年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 2016-2021年:全面二孩阶段。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开始实施二孩政策,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孩子,独生子女政策宣告终结。
- 2021年5月至今:三孩政策阶段。
2021年5月,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我国人口生育政策所经历的各个阶段

我国人口生育政策所经历的各个阶段人口生育政策是人口政策的核心要素。
我国是农业大国,也是人口大国。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至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多年时间里,积极、宽松的人口生育政策为我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并形成了持续多年的人口红利,创造了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世界“奇迹”。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将家庭的生育自主权只限定在一个子女,导致我国人口生育率断崖式下跌并从此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人口结构快速老化。
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开启了将更多的生育决策交由家庭的历程。
自此,我国人口生育政策逐步趋向宽松。
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出台,2021年“三孩政策”实施,表明我国人口生育政策依据我国人口总量与人口结构变化不断调整的政策遵循。
(一)1921—1949年:积极人口生育政策———通过扩大生产鼓励人口增长1931—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党的革命根据地为应对不断涌入的难民,通过系列举措及颁布新政策,短期内实现人口数量的增长,促进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和皖江革命根据地经济发展和人口增殖,以此应对战争和生产的需要。
具体表现为:(1)实施新土地政策,大搞生产,助推根据地人口增殖。
(2)垦荒移民,吸纳难民,促进人口合理分配与人力资源有效开发。
(二)1950—1970年:紧缩性人口生育政策———通过节制生育缩减人口规模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人口总数为6亿多人,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所认知的四万万人口严重不符。
“鼓励”性人口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过快增长与社会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不断凸显,引发的社会问题引起了中央决策者的关注,人口生育政策由最初的“鼓励”逐渐转变为“节制”生育。
(三)1970—1980年:计划生育政策形成———通过“晚婚、间隔生、少生”控制人口规模1978年,“实行计划生育”第一次被写进《宪法》。
自此,以“晚、稀、少”为主要特征的人口政策基本形成。
1980年底逐渐发展为“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人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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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
中国人口数量发展轨迹:从“独生子女”到放开两孩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启动全面两孩政策,这是继2013年启动单独两孩政策后,我国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
至此,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存在了40多年,升格为基本国策也已33年。
可以说,这一国策彻底改变了中国人口的发展方式和轨迹。
日前记者采访了专注人口政策研究多年的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请他回溯计划生育政策从诞生到日臻完善的历史过程,分析其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
控制人口数量在当时是国家之痛,出于迫不得已
在中国,“多子多福”的观念是几千年传统文化的表现之一。
那么,国家为什么要推行计划生育政策?
原新说,了解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必须还原到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与特殊国情。
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推算出建国初期的人口总量为5.42亿,1964年总人口达7亿以上,净增1亿人口用时10年。
紧接着,1969年总人口超过8亿,1974年超过9亿,平均每5年净增加1亿人口,净增1亿人的时间比前一时期缩短了一半。
“那个年代,人们的生育能力发挥到了极致,妇女的平均总和生育率水平始终波动在6上下——平均每个妇女生育6个孩子,1963
年最高值甚至达到7.5,当年出生规模创下年增2959万人的历史记
录。
”原新指出,接近崩溃的经济加上失控膨胀的人口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
于是,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情况下,限制消费、进行消费管制成为那时的管理方式之一,各类配额票证成为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
恢复生产与控制人口在当时的背景下被提起,但限于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气候,不可能在短期内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
所以,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计划生育政策。
这成了中国之“痛”——国家之痛在于迫不得已,国民之痛在于家庭的生育需求与国家要求相去甚远。
原新指出,在计划生育政策的体系构成的各种要素中,“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家庭生育孩子数量的限制。
”他谈到,推行政策之初,国家提出了晚婚、晚育、少生、拉开间隔生的“晚稀少”弹性生育政策,对家庭生育数量的下降作用有限。
随后,政策逐渐趋紧,从限制家庭生育数量最多3个到最好2个,直至国家在1980年提出了“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独生子女”刚性生育政策。
对于社会上有否认计划生育政策的观点,原新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搞时空穿越,要尊重历史,坚持客观公正的唯物史观。
事实上,没有计划生育当时的作为,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人口控制成果。
人口老龄化加剧,启动单独两孩进而放开两孩顺理成章
尽管计划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规模上成效显著,但原新坦言,当年国家急速地控制人口增量和增速,以及急切改变群众的生育行为的管理方式还是衍生出许多问题,诸如现在令人头痛的出生性别比失调、人口过度老龄化、生育率水平长期低迷、劳动人口数量持续走低、家庭少子化现象严重等。
原新认为,人口的结构性失衡等一系列问题将进入爆发期,这是快速控制住人口增长速度的规律性结果,人口发展问题将会日益严峻,这是我国人口发展的必然阶段,也是计划生育外力作用下快速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
“生育率长期低迷,同时老龄化趋势加剧且不可逆转,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进入最为艰难的时期。
”据统计,2014年末,我国老年人口规模达到2.12亿人,到2050年将达到4.8亿人以上,老龄化水平达34%~35%。
原新说:“老龄化水平从10%提高到30%,我国仅需用37年时间,与英国、法国和美国(除日本外)等西方工业化国家用1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是人口大国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
谁来纳税,养活数以亿计的老年人成了很大的问题。
”
与人口老龄化相伴而生的是,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开始进入下降通道。
原新介绍,2012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达到峰值9.4亿人,预示了劳动力资源规模从增加到开始减少的“拐点”已经出现,预计2023年降至9亿人以下,2042年降到8亿人,劳动资源规模巨大的特征依旧。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单独两孩政策。
对此,原新认为,单独两孩政策属于生育政策微调范畴,其基于人口规模庞大的现实,虽不可能根本性改变中国人口发展的总体趋势,但确有改善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和促进家庭发展等方面的积极效果。
原新指出,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劳动力方面的压力,对资本市场相关领域的企业经营产生影响,带来相关投资机会,有利于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
资源环境压力持续加大,“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高悬
与现行单独两孩政策相比,符合全面两孩政策的育龄妇女人数更为庞大,为9000万上下。
据预测,每年新增出生人口为300万~500万人。
原新认为,在理论上,政策松动会导致人口发展趋势的相应变化,但这种变化最不利的影响是,我国人口将在更长的时期停留在人口规模巨大水平上,持续加大对资源环境的压力,由此产生各种发展问题。
原新指出,我国正在告别低资源消耗的以农业为主体的发展模式,向资源较高耗费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转变,这种变化导致我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和资源紧缺问题。
实行全面两孩政策,总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14.5亿人,与现行的单独两孩政策相比,峰值规模净增3000万人。
目前,我国依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总人口是美国的4.3倍,而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11。
我国用占世界耕地7%和占世界淡水总量6%的资源,养育了占世界19%的总人口,而且国民生活品质跨越了温饱、实现了基本小康,正在向全面小康迈进,未来还要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对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成果的需求正在并将继续加大。
“经济总量与人均量的巨大反差,固然与我国发展历程有关,人均资源的不足也是我国发展的主要掣肘。
”原新指出。
他认为,当前和今后时期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问题、劳动力规模巨大与劳动力结构型短缺并存所带来的就业压力问题不容忽视,“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高悬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头上。
而大量出现的各类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问题也是让原新担心的因素之一。
“这一现状与我国拥有庞大的人口规模是分不开的,未来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将会继续扩大且长期存在。
”(记者金振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