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财政原因
两万五千里长征，红军的钱和粮草怎么来的？
两万五千里长征，红军的钱和粮草怎么来的？全职写作不易，您的赞赏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恳请各位把本文转发到朋友圈或微信群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进行长征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央红军共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其中大小战斗380多次。
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
回顾伟大的长征，后人更多把焦点投注在红军的浴血奋战和艰苦卓绝之上，甚少有人去关注这样一个问题：长征中，红军的经费和粮草是怎么解决的？今天我们就来捋一捋这个问题。
01 长征前的经济准备俗话说“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任何的战争行为或是军事行动都会进行一定程度的提前准备。
1934年“广昌保卫战”的失败，让红军认识到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打赢第五次反“围剿”已经是希望渺茫了。
为此，红军开始考虑战略转移，并提前进行了大概半年的准备。
准备的第一步是扩军，经过残酷战斗，红军队伍减员严重。
无论是进行战略转移还是继续保卫苏区，都需要补充新鲜力量。
1934年5月5日，《斗争》杂志号召“冲破敌人封锁线去恢复和创造新的苏区，扩大自己的队伍和创造新的红军”。
5月19日，《斗争》杂志再次发布中央的号召，明确“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了 5、6、7三个月扩大红军五万的计划”。
这一次扩编运动的效果非常显著，最后参加长征的87000多人最后，有一半来自1934年5月之后参军的新兵。
补充兵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为即将到来的战略转移做好经济和各项物资的准备。
打仗军事物资消耗最大，我们先来看看红军是如何准备军事物资的。
1934年6月1日，《红色中华》在社论中提到“我们急迫的需要十五万斤的子弹壳，十五万斤的锡，十五万斤的铜，二十五万斤的铁，与十万斤的土硝”面对这样一个用量，中央苏区展开了征集军用物品的突击运动。
长征精神主题座谈会关于财政工作的内容
长征精神主题座谈会关于财政工作的内容大家好，今天我们召开这次座谈会，就是要深入学习长征精神，把它运用到我们的财政工作中去。
长征精神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精神。
我们要把这种精神运用到财政工作中，具体要怎么做呢？下面，我就从三个方面来谈谈我的看法。
我们要发扬“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
在财政工作中，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到财政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
我们要像当年红军战士一样，不怕困难，敢于攻坚克难。
在财政收入方面，我们要加大征管力度，严厉打击逃税漏税行为，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
在财政支出方面，我们要坚持勤俭节约，严格控制不必要的开支，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我们要发扬“团结协作”的长征精神。
财政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紧密配合、协同作战。
我们要加强部门间的沟通协调，形成工作合力。
在预算编制过程中，各部门要充分考虑彼此的需求和利益，做到公平合理。
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各部门要加强监督，确保预算资金的合规使用。
我们还要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联系，广泛听取意见建议，为财政工作的顺利推进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我们要发扬“自力更生”的长征精神。
在财政工作中，我们要坚持自主创新，不断优化财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我们要加强财政科研和技术创新，提高财政工作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
比如，我们可以借鉴国内外先进的财政管理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研究制定更加符合国情的财政政策。
我们还要加强对财政干部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和能力水平，为财政工作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长征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动力源泉。
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运用到财政工作中去，为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让我们携手共进，以长征精神为指引，为推动我国财政事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谢谢大家！。
浅谈红军时期红色财税工作的优良传统及其历史经验
浅谈红军时期红色财税工作的优良传统及其历史经验一、大力发展经济，积极开辟财源早在红军时期，我党与工农苏维埃政府就非常重视发展经济、开辟财源、保障军民供给。
在红色根据地建立之初，中央苏区的经济条件十分困难。
随着苏区的不断发展和红军队伍的不断壮大，财政状况日益吃紧。
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边作战、边筹款、主力红军军饷自筹的财税工作方针[1]。
红军能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取得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与执行了正确的财税工作方针是分不开的。
后来，随着苏维埃政府的成立、红军队伍的扩充、苏区的壮大和红色政权的发展，我们党逐渐认识到，仅靠打土豪、分浮财已经不能满足红区支出的需求，出路只能在于发展生产，增加供给，扩大收入来源，以此打破国民党军队对于红色根据地的围困给苏区带来的经济困难，保障红色政权和军队的存续和发展。
苏维埃政府力倡发展农业生产，号召根据地军民开荒造林，兴修水利，发展农耕;同时还大办工业、商贸业和各种类型的合作社。
在培植财税来源的途径方面，注意运用经济手段来”放水养鱼”，譬如将发行建设公债所得收入的2/3 借给公家所办的商贸业部门用于生产和流通;将作战缴获和打土豪罚没的钱财做本金支援各类公办企业和生产合作社，逐渐形成了苏区特有的一套培植财源的方法，保障了中央苏区党政军民生活和工作的基本需要。
1934 年1 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对红色苏区的财税经济政策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表述。
他指出，”苏维埃财政政策的目的，在于保证革命战争的给养与供给，保证苏维埃一切革命费用的支出”。
”苏维埃的财政政策，建筑于阶级与革命的原则之上。
因此苏维埃的财政来源乃是： (1) 向一切封建剥削者进行没收或征发;(2) 税收; (3) 国民经济事业的发展”。
”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
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抗战战时财政与税收
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抗战战时财政与税收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重要而艰难的历程，财政与税收问题在这个时期显得尤为重要。
在经济困难和外敌入侵的双重压力下，中国政府不得不借助财政手段来支持战争的进行。
本文将着重探讨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抗战战时财政与税收问题。
一、战时财政抗日战争中的财政运作主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
由于战争的需要，政府需要大量资金来维持军队装备、物资供应和抗战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开支。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首先，政府加大了对内国内经济的调控。
通过统一价格、限制商品流通和加强物资储备等方式，政府希望能够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其次，政府进行了赈济募捐活动，号召全国人民积极捐款捐物来支持战争。
此外，政府还通过发行国债、贷款和租界征收等方式来筹集资金。
与此同时，政府还积极与国际社会合作，争取外援资金。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先后签订了《中美互济合作协定》和《中英同盟合作协定》，通过向美国和英国等国家借款来缓解财政压力。
二、战时税收除了政府财政收入外，税收在抗日战争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税收是政府从个人和企业等经济主体身上征收的一种财政收入，用以支持国家的战争开支。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加强税收征收。
首先，政府加大了对茶叶、卷烟、酒精、盐等日常消费品的征税力度。
这些消费品的税收增加可以提供更多的财政收入，并且对大多数人民来说，税负相对较轻，不会给生活带来太大负担。
其次，政府对企业的税收征收也较为严格。
特别是对于那些从事对战争有直接支持的产业，政府对其进行了特别的税收优惠政策，以鼓励更多的企业为抗战贡献力量。
此外，政府还加大了对地主、豪绅等富裕阶层的税收征收力度，以增加财政收入。
这也是对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一种方式，以缓解社会矛盾并增强国家的战争资金来源。
三、战时财政与税收的意义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抗战战时财政与税收问题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它突出了国家的财政运作对于战争胜利的重要性。
长征的背景原因宣讲稿
长征的背景原因宣讲稿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之一。
长征的背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因素。
本文将从这些方面进行探讨，以更好地理解长征的背景原因。
一、政治因素长征的背景原因之一是政治因素。
在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加剧，内战爆发。
红军在一系列战役中失利，被迫转移。
此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需要寻找新的发展道路。
长征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摆脱敌人围追堵截，寻找新的革命根据地，寻找新的发展道路而进行的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
二、军事因素长征的背景原因之二是军事因素。
在长征开始前，红军在中央苏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然而，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围攻日益加强，红军面临着巨大的军事压力。
此时，中国共产党需要采取战略转移，以保存军力，避免被敌人歼灭。
长征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存军力，寻找新的革命根据地而进行的一次重要的战略转移。
三、经济因素长征的背景原因之三是经济因素。
在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十分落后。
红军在革命战争中需要大量的物资支持，但是苏区内的经济条件十分困难。
此时，中国共产党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基础，以支持红军的发展。
长征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寻找新的经济基础，寻找新的革命根据地而进行的一次重要的战略转移。
长征的背景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因素。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之一，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长征的背景原因的探讨和研究，对于理解中国革命历史和世界革命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内容提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在1937年至1940年主要依靠外部援助，外援占全部财政收入的51％到85％。
1941年至1945年外援中断，边区的财政来源主要靠各税收和公营企业的发展来提供。
【正文】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分两个时期，1937年至1940年主要依靠外部援助；1941年至1945年主要依靠边区政府的各种税收和公营企业的发展来提供。
本文就这两个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及与其相关的问题进行考查。
一、1937年至1940年的财政来源及1941年发生财政困难的原因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的财政政策是力争外援，休养民力，医治创伤，积蓄力量，支持长期抗战。
这个政策的基本点是争取外援。
因此，在抗战时期的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主要是依靠外援。
外援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国民政府给八路军的军饷，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
外援占边区财政收入约50％到85％。
1937年至1940年外援金额及占当年财政收入比率为：1937年，万元，占年财政收入％；1938年，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1939年，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1940 年，755 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70％。
第六编《财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页。
）除外援外，其余的财政收入来源是少量的税收和行政性收费。
这几项收入缺1937年、1938年的资料。
1939年税收万余元；没收款万余元；罚款近万元，土地登记手续费万元，杂项2万余元，总计占年财政收入的％。
1940年税收万余元，企业盈余万余元；公产收入万元，寒衣代金万余元，罚款万余元；杂项万余元，总计占年财政收入％。
总之，从上面各项收入的统计资料比较可以看出，1937年至1940年，外援是陕甘宁边区财政来源的主要部分。
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财政虽然困难，但精打细算，尚可维持，甚至有所结余，如1938年余万元，1939年余万元。
红军 经济 措施
红军经济措施
红军在长征时期和游击战争中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措施来维持军队的生活和军事行动。
1. 军垦：红军鼓励士兵和干部开展农田开垦，解决粮食和生活物资的供应问题。
军队将征用土地分配给士兵和干部，进行耕种和养殖。
2. 打土豪分田地：红军在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政策，没收地主的土地，并将其分配给农民。
这一措施有利于调动农民参与红军的斗争，增加了农民对红军的支持。
3. 发行纸币：红军发行了自己的货币，解决了物资交换的问题。
红军纸币的发行量和价值都经过严格控制，以防止通货膨胀。
红军纸币流通范围主要限于解放区和红军活动区域。
4. 制定经济计划：红军制定了经济计划，以统一管理和调配资源。
计划包括生产计划、物资供应计划、财政计划等，确保军队的物资供应和后勤保障。
5. 发展合作社：红军鼓励农民组织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
合作社可以集中资源进行生产，提高农民的生产效益，为红军提供物资支持。
这些经济措施有助于红军在长征和游击战争中维持军事行动并满足士兵和干部的基本需求。
它们还加强了红军与农民的联系，增强了红军在解放区的影响力。
苏区人力、物力财力不断下降，是红军被迫退出苏区的重要原因
苏区人力、物力财力不断下降，是红军被迫退出苏区的重要原因中央苏区持续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深层原因，大约有4点：一是国民党军兵力强大并实施了新的“围剿”方略。
由于前4次“围剿”的失败，蒋介石可以说是恼羞成怒、气急败坏。
到第五次“围剿”时，蒋介石认为这是与共产党人的最后一战。
他设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亲自坐镇南昌处理一切“剿共”事务。
为了筹集战争经费和改善武器装备，国民政府向美、德、法购买了850架作战飞机和大量的其他军火物资。
据《大公报》1933年3月22日统计，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捐税已经达到了1756种之多。
这次“围剿”，蒋介石可以说是下了血本，无论是兵力上，还是其他各个方面，都不同于以往。
首先在军事上，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行营，调集江西、福建、湖南、湖北5个省的国民党军队53个师又8个旅和5个航空队，总计50万兵力。
此时，中央苏区的主力红军仅有10万人，双方兵力对比是5:1。
蒋介石重金聘请了塞克特等德国、意大利军事顾问，在庐山举办了“军官训练团”，培养了7500多名基层指挥官，并采取了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在中央苏区周边构筑了1万多座堡垒，还加强了运输补给力量。
在政治上，蒋介石采纳了杨永泰“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方针：即用三分的力量作战，用七分的力量来推行作战区的政治，一方面发挥军事的力量加强攻势，一方面用种种方法训练地方民团。
政治上推行保甲制和“连坐法”，颁布《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施行保甲训令》《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等，普遍建立和健全保甲制度，1934年又把保甲制度推行到全国各地，实行“连坐法”，一家“通匪”，“十家连坐”。
在经济上，实行严密的经济、交通封锁，严禁粮食、食盐、工业品和原材料物资流入苏区，断绝其与外界的联系。
在外交上，经济上通过财政部长宋子文（蒋介石的大舅子）、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蒋介石的担挑、宋霭龄的丈夫），完成了国民政府的财政改革，并频频出国争取到了美国5000万美元的贷款，发行了4.4亿元的公债，购买了意大利一大批轰炸机和2500万美元的德国武器，大大滴充裕了政府财政，扩张了军事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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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得根据地军民所需粮食、油盐等日 常生活用品的供给日益紧张。而根据地大规模持续的扩大红军 运动更加剧了根据地巨大的财政经济困难。1933年，在根据 地已经出现过粮食恐慌的现象，1934年初，红军部队及政府 机关食米不够供给，不得不发起收集粮食运动；6月份，紧急 动员了二十四万担谷子，7月份，又决定举行秋收六十万担借 谷运动，并决定立即征收今年的土地税。可见，随着战争的进 行，红军粮食的供给形势越来越严重。“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 苏区经济封锁很厉害，什么东西都不准运进苏区来卖，也不准 我们苏区的东西运到白区去卖，断绝苏区与白区的交易。当时， 苏区食盐、布匹、煤油、药材等都买不到，敌人连白带子都不 准拿到苏区来卖。
1933年盛夏时，伍修权到汀(州)连(城)军分区当司令员。 “我带着独立师向连城方向侦查，到达汀州、连城中间的一 个小镇叫童坊，是赤白交界处。老百姓中的多数人逃跑了， 留下的人很少，又非常之穷，部队吃饭都成了问题。”陈公 博回忆说，江西“经过经济的封锁，食盐和布料发生极大的 的恐慌。”朱德也认为，“那时候，苏区的经济情况不大好， 这是对方封锁我们的结果。”李维汉这样记载，“由于敌人 封锁，中央苏区不但吃饭困难，穿衣也困难。衣服是蓝色的， 用白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染成，很易掉色。不管到哪里，晚上都不脱衣服，和 衣而睡，随时准备行军打仗。子弹更困难，打仗要留弹壳， 用旧弹壳再去装火药。”邓小平认为，“那时不管在中央苏 区，还是鄂豫皖苏区或湘鄂西苏区，都是处于敌人四面包围 中作战。敌人的方针就是要扭在苏区边沿和苏区里面打，尽 情地消耗我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陷于枯竭，即 使取得军事上若干胜利，也不能持久。”
另外，工农业生产由于 受环境与生产周期的影响， 远水不解近渴，很难满足 急如星火的军事需要。这 样，在战争规模越来越大、 时间越来越长的情况下， 为了筹措急剧增长的战争 经费，不得不采取了如借 谷运动等一些非常措施。 地主土豪打没了，普通群 众就成为征集对象。考虑 到群众的觉悟程度与承受 能力，大规模连续的粮食 征集势必造成“竭泽而渔” 的局面，这在根本上危及 到苏区的稳定。
三、根据地的经济财政危机
随着国民党对红军“围剿”的不断加强， 中央苏区所面临着日益加剧的经济财政困境。 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在日益缩小，苏区面积 也在日益减少，战争资源日益枯竭，根据地 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财政危机。
南京国民政府在进行积极军事“围剿”的同时，还对根据 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与交通控制，对接近根据地的地区实施 贸易禁运。“‘国军自第一、二、三三次围剿失败以后，才于 第四次以及第五次围剿中，加紧实行封锁赤区的政策……’封锁 条件，虽极繁多，但概括起来说：就是和赤区断绝一切——尤其 经济方面的交与关系。”
军民生活贫苦
这种情况因为“左”倾路线变得越加严重。在 军事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左”倾路线执行者却在 苏区推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在 肉体上消灭地主，在经济上消灭富农，造成了严重后 果。一方面，过分的打击使地主富农们或逃往白区， 或上山为匪，或在苏区内部破坏捣乱，影响了根据地 的稳定。另一方面，不断扩大的打击面也造成群众的 恐慌心理。有些地方混淆富农与中农的界限，将中农 当富农对待。有的地方搞人人过关，按户按亩查田， 甚至上查三代五代，使不少人害怕。有的中农要求改 变成份以离富农远点，有的贫农怕被查成破产地主， 惶惶不安。一些地区甚至出现几百几千群众集体逃往 白区的事件。
白区商人偷偷摸摸运一些食盐到苏区卖得很 贵。”敌人的经济封锁越来越严密，食盐越来 越困难，价格越来越昂贵，以致很多群众买不 起盐，即使有钱也不容易买到盐，严重地影响 了军民生活。”食盐是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需， 由于江西不产食盐，以往都是靠淮盐、浙盐、 粤盐供给蒋介石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使根据 地军民失去了食盐供应来源，军民生活因此受 到严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