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的经济学意义

二、苏南改革的理论意义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部分，30年苏南改革经历了大规模的深刻的制度变迁。

从本质上说，这一改革的基本目标是要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

但在一开始，改革并没有以反映这一系统运动规律的现代经济科学理论作指导，而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在摸索和试验中前进。

这就使各地的改革呈现出各不相同的地域特色，各地之间有相互参照、借鉴，也有比较和争议。

苏南农村改革从一开始起，就不乏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和批评。

80年代，决策层和理论界对于改革的争论，集中在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上。

同样，对苏南农村改革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崛起，批评之声也围绕着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响起，“钻计划经济空子”，“挖社会主义墙脚”，“富了地方，乱了国家”，成为最严厉的评判。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和改革的深化，这一责难逐步销声匿迹。

但是争论并未结束。

大致在90年代中期，苏南乡镇企业因为自身弱点和宏观经济调控而遭遇困难的时候，在90年代后期，乡镇企业大规模改制全面展开的时候，以及新世纪初叶有人再一次提出“反思改革”的时候，对于苏南改革的批评风生水起，接连不断。

不过这几次批评，主要是从另外一面抨击苏南的“新集体主义”、“社区政府公司主义”，在与“温州模式”（“浙江模式”）的比较中，指责苏南的“保守”、“僵化”，断言“三为主一共同，走进死胡同”，宣判苏南模式的“历史终结”。

关于苏南改革的争论，提高到理论论争的高度来看，不仅涉及对苏南改革内涵、特点和成效的评价，而且关系到对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路径的认识。

事实上，批评者所依据的主要理论武器是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即西方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为苏联、东欧、拉美及中国开出的经济转型的同一药方。

这一主张由美国国际经济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翰•威廉姆森于1989年提出，被西方政界、学界人士称为“华盛顿共识”，其基本要点可以概括为：快速私有化，广泛自由化，政府角色最小化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其中所谓“宏观经济稳定”的一个潜在命题是，同时全面推进大爆炸式的整体改革，防止局部改革中的受损者组织起来反对改革，而受益者也可能阻碍进一步的改革。

毫无疑问，按照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苏南农村改革的起点和进程，将不利于顺利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随着“华盛顿共识”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中碰壁，人们越来越多地对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提出反诘，认为以自由放任主义主导的改革方案，并不适合大多数转型国家的实际，也不利于改革的成功推进和经济的稳定增长。

斯蒂克里茨、雷默等一些学者还根据中国和其他国家转型实践的成功因素，提出诸如“后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等理论观点。

其中演进—制度学理论（evolutionary-institutionalist），侧重于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研究渐进式重组的实施及其作用，能够更切近地说明中国等转型国家改革的成败得失。

借助新的理论观点来分析苏南农村的改革实践，可以澄清某些疑问，也有助于揭示改革与发展的内在联系。

——企业产权的多元化、社会化。

按照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观点，转型国家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首先实现产权的私有化。

苏南农村改革也依循着明晰产权的方向，包括公司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改革，让企业投资者、经营者确立经营获利的目的和动机，从而借助市场机制发挥激励作用。

但在苏南农村，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私有和共有两类企业产权，而企业和经济组织的形态，更是呈现出多元发展的状况。

相对来说，苏南地区单主制、合伙制企业的比重低一些，而股份合作制、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包括上市公司，以及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的比重，则高于国内其他地区。

后者以较为规范的组织形式和较高的社会化组织程度，与较为成熟的市场体制相衔接，并在明晰产权归属的同时，兼顾相关各方面的利益，发挥更为广泛的激励效应。

在有着极为深厚的集体经济基础的苏南地区，一定要求彻底的私有化，并重新回归到家庭式、作坊式的“低度分化”的初始状态，最终损害的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

——市场竞争中的合作博弈。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一个理论支撑点为一般均衡理论，并由此推导出价格的自由化和市场的自由竞争。

理论界对苏南改革的批评，集中在私有化进程滞缓和市场自由度不足两个方面，并与浙江相比较，认为苏南是一种非市场的改革。

事实上，苏南乡镇企业一开始就从计划经济的缝隙中开辟市场，商品和物资市场的发育也并不滞后，而且形成相对较高的市场组织程度和较为规范的市场运作机制。

更为重要的是，苏南的市场建设没有止步于摊位式的初级市场形态，而是有目的地向物流配供、挂牌交易、电子化结算以及合约单据流转等演进。

显然，依托国内国际市场的无形经济联系，以现代化的组织体系和交易方式组织资源、营销产品，较之以家庭和作坊工业为基础，借助有形市场扩散产品，无疑是一种跨越和递进，值得注意的是，在培育和建设市场体系的过程中，苏南的改革实践体现为市场主体及其经济代理人的合作博弈，即以合作为目标，互有制约、互相妥协的博弈，而其本质仍然是从市场获取信息，依据市场信息作出决策，实现市场的多重均衡。

——经济运行中的社会规范。

从历史变迁的长时段看，在短短30年时间里，苏南农村从基本封闭的自然经济、计划经济的状态，大步进入全球化的市场竞争，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跨越。

这一变迁必然带来巨大的分化和流动，形成多元利益格局和竞争性的社会关系。

要维持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必须完善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加强社会整合。

苏南农村改革，注重以人为本，调动和运用各种社会资本，建立一定的社会规范，约束企业和经济组织的市场行为，调节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致力于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在苏南，这种社会规范的建立，既有整体的制度安排，例如农村的社会保障，包括农民养老保障和农村合作医疗，其覆盖面和保障水平均明显高于国内其他省区；也有有效的社会管治，包括监管机构的监测和管理，也包括市场主体的自为自律，从而形成相对较为规范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还有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包括社会组织等结构型社会资本，人文精神等认知型社会资本，以教育和文化为基础的具有一定素质的人力资本，都在经济运行和社会整合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也构成苏南改革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

——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

限制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经济运行的直接干预，是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论点之一。

而苏南地方政府积极介入企业创业和资源配置，也是苏南模式屡遭诟病的焦点之一。

许成钢、钱颖一的研究表明，中国政府的分权，使各级地方政府成为决策主体，而分散决策有利于促进地方进行多方面的改革试验。

其他一些研究也肯定，在市场发育不充分，或市场运行发生偏差的情况下，政府的协调、管制、治理、服务是必要的，也就是说，政府与市场可能在某些方面形成互补。

在苏南地区，地方政府除了致力于营造经济发展的综合环境以外，还直接参与资源配置和关系协调，把“家长式”的关心和“保姆式”的照料加之于企业，并在企业遇到困难时给予各种救助。

从制度创新的角度看，地方政府则负责集合各方面的力量，进行改革创新的实践，并依靠较强的地方经济实力，提供社会福利，改进公共服务，缓冲与改革相伴随的矛盾冲突。

典型的例子就是国有、集体企业职工的分流安置和下岗再就业，这在苏南城镇是做得较为周到的。

但是毋庸讳言，地方政府市场化的角色定位，结果总是利弊参半。

在新一轮改革中，校正政府定位，转变政府职能，在苏南地区将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严峻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