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现代诗西方用典的美学内涵透视.

台湾现代诗西方用典的美学内涵透视
[ 09-07-04 15:46:00 ] 作者：邱冬梅编辑：studa090420
关键词：台湾现代诗西方典故历史美知性美人性美摘要：西方用典在台湾现代诗歌创作中表现出丰富的美学内涵，如西方用典的历史意识及现代性阐发呈现厚重的历史美；其知性意识观照呈现的知性美和理性美；以及生命意识及人性意识观照呈现的人性美等等。

运用现代阐释学的“视域融合”理论，从结构主义符号学和文学修辞学的角度对台湾现代诗西方用典之美学内涵的阐释，则将台湾现代诗学纳入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诗学研究视域之中，拓展了研究空间。

西方用典是台湾现代诗的一种普遍修辞手段。

现代诗的西典并不局限于地理概念的西方，而是相对于中国典故而言的异质文化典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洋典”。

探究台湾现代诗歌创作中的西方用典，可发现其表征出鲜明的历史意识、现代意识、知性意识和生命意识，这诸种意识使台湾现代诗具有厚重的历史美、深邃的知性美和丰富的人性美。

本文通过对台湾现代诗西方用典之美学内涵的阐释，将诗歌的用典研究从实践行为的概括进一步拓展到理论的描述和诗学规律的总结。

一
用典往往与民族心理尚古崇经意识有密切关系。

西典大多脱胎于西方典籍和文学艺术，而西方的悠久历史与广博的传统文化自然而然形成一种巨大的向心力，使人们的思想意识不可避免向此倾斜，形成对西方先贤智慧的普遍敬仰和尊崇。

因此，西典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内涵，成为西方传统文化的“原型”，隐含着深刻的民族群体的历史记忆与文化选择。

在诗歌创作中，这种历史记忆如何选择？西典作为一种构建诗歌的语言符号，从结构主义符号学来看，其构成以对等原则为基础，即通过典源语境和现实语境的相似或对照来构成。

西典有两个端点，一端联系当代现实，一端联系西方历史事件，西典在运用中或为强调今昔的类似，即历史原型（人物或事件原型）的重复，或为强调今昔的对照，即今日与往昔的差异。

于是，在两个不同历史时空语境的碰撞与交融中，西典表现出浑厚深沉的历史意识。

台湾现代诗通过西方用典自然也就渗入了这种历史意识，呈现厚重的历史美。

席慕蓉的诗细腻柔婉，纯粹澄澈，诗中颇喜欢用庞贝古城的典故。

如：“庞贝城里十六岁的女子/在发间细细插上鲜花/就在镜前就在一瞬间/灰飞烟灭了千年堆砌的繁华”（《夏夜的传说》），又如：“如庞贝的命运/将一切最美的在瞬间浇铸”（《夏日午后》），诗人藉古城陷落的历史典故，感慨着时间的流逝和人生命运的沧桑变化，这种怀古情愫缠绵悱恻，深沉细腻。

陈黎诗中的西典具有深沉曲折的历史意识：“华浦兰语传道书，西底雅语马太福音/让上帝的灵入福尔摩莎的肉”（《福尔摩莎一六六一》），用史实典故追忆17世纪西方殖民者对台湾的精神奴役，饱含着对屈辱历史的愤慨和痛苦思索。

朵思的诗则借史实典故回忆战争如《（湖岩礁）湖下地行船》：“其实，最纯粹的黑暗/更纯粹的，则是忘掉它正划行在想象 /的拆卸和拼装”，通过对二战时期德国武器运装地遗址的缅怀，思索人类乖戾多舛的命运，这种历史意识具有深刻的反思色彩。

西典作为西方文化的一种“原型”，其蕴涵的文化内涵在移植过程中，包含着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超越自身存在的当下视域去收览彼时彼地的典源语境的意义，将之与现实语境互比互证，这形成一种“视域融合”；也包含着西典作为此在空间的“他者”对台湾现代诗歌自我的观照，这也形成另一种“视域融合”；此外还包含着作为阐释主体的读者的“前理解”与诗歌用典语境的观照，这亦可视为一种“视域融合”。

西典独特的“视域融合” 形成了多元对话、开放性的台湾现代诗歌语境。

因此，通过西方用典，台湾现代诗人通过对比或相似的时空联想以今会古，以古衬今，阐发了新的现代性思想。

痖弦的诗用典新奇独特，如：“更恨祈祷/因耶稣也是男子”（《弃妇》），圣经中的救世主成为不愿祈祷的对象，传统文化“原型”完全被颠覆。

这种用典方式是对西方文化另辟蹊径的摄取与吸纳，典故的古今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而这种现代性阐发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思维。

痖弦的另一首诗则藉耶稣为救赎世人而献身的典故，表达一种现代生存状态：“所有的灵魂蛇立起来，扑向一个垂在十字架上的/憔悴的额头。

/穿过从肋骨的牢狱里释放的灵魂，/哈里路亚！我们活着。

走路、咳嗽、辩论，/厚着脸皮占地球的一部分。

”（《深渊》）以耶稣受难的“古”映衬被救赎者荒诞堕落的“今”，表达对现实的深切失望，具有现代主义的荒诞意识。

对现代都市罪恶蔓延、道德堕落的强烈忧思，余光中的诗也用典予以揭示：“罪恶在成熟，夜总会里有蛇和夏娃”（《芝加哥》）,诗人抓住《圣经》典故原型与现实语境的相似性，跨越时空进行联想，以今会古，在异质文化中找到情感内蕴的触媒点并加以阐发，具有鲜明的现代性思想。

季广茂在《隐喻视野中的诗性传统》一书中指出：“典故是一种历史化的隐喻……是在神话或历史事件暗示之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当下事件、情状或环境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

典故对构成隐喻的彼类事物和此类事物作出限制：隐喻中的彼类事物在典故中变成了神话或历史事件，隐喻中的此类事物在典故中变成了当下事件、情状或环境。

因此，典故能够借助于历史与现实在相似性基础上相互映照表现一定的思想与情感，并能达到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艺术效果。

”①因此，西典体现了西方传统文化厚重的历史积淀，而台湾现代诗人通过对西典故实的情感注入及创造性运用达到了“以故为新”，袭故而弥新的境地，使西典获得永久的生命力。

二
上世纪50年代，台湾现代诗派的摇旗呐喊者纪弦先生旗帜鲜明地提出“知性之强调”的号召。

研读台湾现代诗，就会发现大多意象繁复稠密，讲究思想知觉化，主题多元化。

西典作为台湾现代诗的语言构件和意义生成符号，也成为其知性意识的表征。

这里的“知性”概念有别于西方古典哲学的理解。

斯宾诺莎定义的知性是从方法论角度论述，即“知性凭借天赋的力量，自己制造理智的工具，再凭借这种工具获得新的力量来从事别的新的理智的作品，再由这种理智的作品又获
得新的工具或新的力量向前探究，……直至达到智慧的顶峰为止”②。

这种知性是逻辑学研究所指向的认知理性。

西典的“知性”则接近于康德的“审美知性”，即“想象力在它的自由中唤醒着悟性，而悟性没有概念地把想象力置于一个合规则的游动之中，这时表象传达着自己不作为思想，而作为心意的一个合目的状态的内里的情感”③。

这里的“悟性”即“知性”，是诗人、艺术家精神内里的，与想象力、情感、意象融为一体，处在自由协调运动中的“审美知性”。

台湾现代诗人和诗论家对现代诗及西典的“知性”特质历来颇为重视。

杜国清先生在1989年提交给“台湾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的《新诗的再革命与现代化：论台湾现代诗的特质》一文中，指出台湾现代诗的特点之一就是：“在诗质上以主知的诗想取代感伤的诗情。

”④在1991年提交的《宋诗与台湾现代诗》一文中认为“在中国的诗传统中，台湾现代诗的特质，也可以追溯到宋诗”⑤，即台湾现代诗的知性意识与宋诗的讲求理趣是一脉相承的。

洛夫先生则说：“我们所谓的知性或思想性，……是对生命本性的体认，生命真谛的探索，这种本性与真谛唯有在残败的生命情境中发现。

”⑥他站在寻求诗人主体的生存意义与生存价值的存在主义哲学基点上来界定现代诗的知性内涵，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性。

覃子豪先生也提出自己的见解：“近代诗有强调古典主义的理性和知性的倾向。

因为理性和知性可以提高诗质，使诗质趋于醇化，达于炉火纯青的清明之境……最理想的诗，是知性和抒情的混合产物。

”⑦他认为知性在诗艺的运作中，必须和情感、意象、哲理三者互相渗透，达致象中有理，理中有情、情中有象。

因而，台湾现代诗人在创作中充分而敏锐地感应到这种“审美知性”的召引，并通过西典运用明晰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