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小说文献综述

学界在张贤亮的小说研究上已经取得很大成就，整个研究梯队包括了老、中、青几代学者。

这里综述一下研究的现状。

80 年代以来，对于张贤亮小说研究可以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进行分类描述：1．社会历史批评该批评方法在张贤亮小说研究中一直处于主流位置，可以说是代有其人。

代表性的批评家有丁玲、曾镇南、谢永旺、季红真、张志忠、郎业成等。

曾镇南高度评价了作家的精神气质和创作态度，并认为张贤亮的小说深沉而广泛地反映时代的生活风貌。

他将之 1984 年前的小说创作分成两个创作阶段加以评论,指出其文章合为时而著的特征,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对张贤亮小说中的男、女人物性格进行分析，细致周详。

季红真指出，在张贤亮的创作中存在两个彼此参照的世界：一个是底层劳动者朴素、健康的情感世界，另一个是知识分子充满矛盾的精神世界，“这两部分人物彼此参照的命运，构成了张贤亮反思历史的两个基本视点”；同时指出作者的文化构成导致他的小说美学风格的欠缺。

她认为《河的子孙》和《肖尔布拉克》是张贤亮作品中最成功的两个中篇。

张志忠认为《河的子孙》塑造出比较成功的人物形象魏天贵，并对其的性格特征作了全面分析，提出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和我们的民族精神的关联。

评论最后，张志忠觉得小说为了塑造完美的人物，有人为地弥合痕迹，这样“不仅违背了生活的真实，更破坏了作品‘缺陷美’的美学风格的一致性”。

此外，陈文坚、刘贻清、龙化龙、周致中、郎业成的文章值得一读。

1984 年后，伴随《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发表，张贤亮的小说在文坛引起巨大轰动，对《绿化树》的研究一时学者云集，就人物形象、性描写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

胡畔率先指出，“《绿化树》对于知识分子的贬低显然是错误的，而其中有关苦难的种种教益的描写则主要是把握分寸不准确的问题。

这两方面的缺陷都表现出‘左’的影响或痕迹。

”胡畔写道:“《绿化树》没有回避当年的艰苦环境及其给人的精神带来的严重痛苦，同时力图用一种辩证的态度来看待这种苦难的得失。

这都是值得肯定的。

但其间却又多多少少流露出一种对苦难的病态崇拜，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又一问题。

”简单地说，胡畔主要就《绿化树》中对知识分子的贬低和对苦难的病态崇拜提出了自蓝翎首先反驳了胡畔的观点，认为“胡畔那样指责赞扬《绿化树》的人，是没有充分的根据和说服力的”，蓝翎在文章中认为章永璘产生的过分夸张的痛苦之感，“正是作者真实地反映了章永璘认识的畸形性”。

指出“章永璘的形象既丰富又复杂，他是在不能超越历史的条件下，开始了‘超越自己’的思想旅程”。

黄子平回应胡畔观点,认为《绿化树》显然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对苦难的“神圣化”和对农民的“神圣化”，同时指出《绿化树》并没有从艺术上解决由于二十年的时间差而带来的内在矛盾，表现在作品用章永璘的第一人称自叙的角度展开，读者很难把今天的作者与二十年前的章永璘区分开来，把作品的思想倾向和人物的心理状态区分开来；作者把“过去”也作为“现在”来看待，并没有从艺术上显示出时间进展的阶段性，再次《绿化树》用正剧的抒情语气展开，这种语气不可能使用嘲讽、幽默、反语等艺术手段来拉开作品内容与作品与读者的心理距离。

同样，掀起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讨论热潮的是作品中的性描写。

蔡葵指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较好地描写了性爱的三个层次：自然的、社会的、审美的。

李树声也认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通过性心理的描写来展示作品的主旨的，对性的描写基本上持肯定态度。

而李劼则对作者的性观念进行了抨击，他认为小说所展示出的性爱关系毫无美感可言，因为它所描写的性爱过程并不是男人和女人的互相创造，而是黄香久单独地“创造”章永璘的拯救过程。

他们之间是满足与顺从的关系。

李贵仁则认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作者借主人公名义代作的一个特定时代的忏悔录，性的描写只是作者“作为见证人，从一个不该忽视的重要侧面人手，流着眼泪真实地陈述了那个特定时代所造成的人的悲惨命运。

李书磊从接受角度认为读者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接受是因为性的压抑，正是因为读者自身的性的压抑，而使多数读者只注意到了最本能的层次——自然性，而忽视了张贤亮所要表达的理性的哲学主题。

关于章永璘这个人物的形象，评论界大多从社会道德层面进行剖析。

例如方谆认为当章永璘看到黄香久和曹学义私通时，居然不去阻止他们，而逻辑性很强、充满睿智地思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这种安排“既是艺术上的失误，又是哲学上的误会”，“章永璘在爱情观上的唯物主义修养低劣到这地步，实在使人难以理解”，“正是这种所谓的‘爱情的唯物主义’，使章永璘一再曲解了黄香久对他的感情，无视除了‘肉与肉的接触’之外，她所表现的真挚之爱”。

顾国泉指出《绿化树》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章永璘不是一个人的内在的统一体，无论是意识活动还是行动范畴都不是一个人的本体原型，章永璘的自身个体被分化。

这种相悖的剖解把现实的个体灵魂肢解了，变得支离破碎，难以合成。

张陵、李洁非认为作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男主人公，章永璘二世踏实地继承了章永璘一世在《绿化树》中留下的全部遗产：仍然追求着“理想”的境界——保持着刻意体现人的现实与历史相冲突的悲剧心理。

“然而很怪，笔者再也不能从真实和必要的意义上去理解章永璘二世的心理，而且再也感觉不到这种心理有什么真正的‘悲剧’气质可言”。

而何北剑认为不能简单对待章永璘，“我以为作者是深人到人性最原始，最强烈的情感之中，发掘和展示出社会对人的巨大摧残，对人的生命创造力的扼杀”。

2．心理学批评和精神分析学批评王晓明的《所罗门的瓶子——论张贤亮的小说创作》（《上海文学》1986年2月）是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

他在文中深入挖掘了张贤亮小说创作的“情感辨证法”，梳理了张贤亮徘徊于现实和历史的心路历程。

王晓明抓住了张贤亮小说中叙事人的安排来剖析他的作品得失。

指出他借助叙事人在对自己的内心世界的“鬼气”自责和自辩的性质。

用他的话说，“再真诚的自责也难免包含隐约的自辩，倘若作家不能放弃勉强的理性解释，那就难免会有意无意地歪曲自己的真实的感受，甚至妨碍对过去的审美的回顾。

张贤亮笔下的那个叙事人，就是这种妨碍的一个极其明显的例证。

”窃以为，王晓明这篇论文很好地把握了作家的创作心理，分析问题纵横捭阖，融会贯通，有关张贤亮小说为何摆脱不了对苦难反复渲染，对充满母性的女性美的着力刻画等等，都可以从文章中得到部分的解释。

尤其是该论文综合运用历史的美学的方法解读作品，放弃对作品的内容的单一主观的蠡测，令人叹服。

余莉萍的《读张贤亮小说札记》（《文学评论》1988年1月）几乎是对王晓明观点的移植，谈不上有创见，只是拉来一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做虎皮。

相反，李遇春的文章,用精神分析学探究了张贤亮作品中的死亡情结，这种对死亡的执迷既与作家自身的经历分不开,又与蕴涵深层的文化心理相关。

评论以“情节与记忆”、“施虐与受虐”和“逃离与回归”展开对张贤亮的小说分析，从近年来对张贤亮小说研究中脱颖而出。

3．女性主义批评王宇的博士论文《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索解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叙事文本》用专章（第五章）谈论知识男性主体身份建构的问题，其中第二节论述张贤亮的意义。

她得出的结论是性别政治不仅仅在外在现实关系层面，同时也在更加内在的个人性的领域即身心关系、心理投射的层面成就知识男性的主体身份建构。

全书多角度透彻分析了张贤亮小说中的性别政治，是研究张贤亮小说不可忽视的重要专著。

从女性主义角度来研究张贤亮小说的论文还有田美琳的《张贤亮笔下的劳动妇女形象》（《宁夏大学学报》,1996年3月），景莹的《张贤亮的女性观》（《广西社会科学》，2002年4 月）等。

其中盛英的《张贤亮笔下女性形象和“女性崇拜”透析（《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纵横谈》， 2004 年 10 月）是一篇较有份量的文章。

文章分别分析了张贤亮小说中的“十二月党人妻子”、母亲以及马缨花、黄香久等形象，批判了张贤亮的男权意识。

文章慧眼独具，读后令人拍案叫好。

4．其他许子东把张贤亮作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的“忏悔”主题的性质不同进行比较，许子东说：“显然，在通过‘忏悔’而寻找病态快感的心理过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比张贤亮更真诚，而章永璘却比‘地下人’更昏热。

”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气质”和“章永璘式的忏悔”进行比较，指出两者不同基于历史、民族、个人、文化的差异。

在论文中，许子东把张贤亮对“忏悔”主题的表现放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体系中进行考察，得出了张贤亮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各自民族文学史上的独特性。

本文把“忏悔”主题的表现放在中外文化的纵横坐标中认识，视野宏阔，鞭辟入里。

此外，朱大可在《国家修辞和文学记忆——中国文学的创伤记忆及其修复机制》一文见解独到，他指出了张贤亮小说《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作为其自传体伤痕小说三部曲的寓言和反讽性质，以及运用煽情和对比的风格修辞学，完成了对作者自身历史的创伤记忆的修复过程。

陶东风在《新时期文学身体叙事的变迁及其文化意味》（《求是学刊》，2004年5月）中的观点是：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身体书写史上具有十分微妙的地位，该小说的身体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启蒙主义现代性宏大叙事的制约，从属于新时期的所谓“文化反思”、思想解放运动。

由上述对张贤亮小说研究的梳理,不难看出当前研究存在的诸多特点和不足：(1)张贤亮小说研究名家众多,可谓群星璀璨。

随着张贤亮的淡出文坛，有关他的研究开始冷寂下来。

(2)主要集中在张贤亮的“唯物主义启示录”像《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不多的几篇上讨论的较多。

从更加大的研究格局上，对其所有小说进行整体研究的不多，有见木不见林的遗憾。

(3)对张贤亮小说表现内容分析的比较多，创获特丰，但是部分研究受到庸俗社会学思想的干扰。

关于张贤亮小说的美学形式上的探索，研究者多有忽视。

(4)研究内容重复，老是纠缠于某些问题进行无谓地争论现象突出。

部分文章有照搬西方文学理论之嫌。

依论者所见，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张贤亮的小说已经不乏其人，用男性研究观照作品尚未打开局面。

男性研究主要表现在男性气质研究，在社会学领域已经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从哲学、文学、心理学等角度系统研究男性气质，既达到拓展和深化女性主义批评的效果，又为我们研究作品中男性人物塑造提供路径。

张贤亮作品虽然有写了不少女性人物，但是她们始终不是作者艺术表现的中心，之所以写她们，可能是为了写好男性服务，或者为读者制造阅读胃口。

张贤亮的小说多是自叙传，因此，男性形象研究帮助我们了解作者具有怎样性别观念，作品中蕴涵怎样性别政治。

这正是论者选择本题原动力所在。

文献：1丁玲：《一首爱国主义的赞歌》，（《文学报》，1981 年 4 月 2 日）这是较早评论张贤亮小说的文章。

2曾镇南：《深沉而广阔地反映时代风貌——张贤亮论》，（《文学评论》，1984 年第 1 期）3季红真：《两个彼此参照的世界——论张贤亮的创作》，（《读书》，1985 年第 6 期）4张志忠：《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谈张贤亮＜河的子孙＞》，（《读书》，1984 年第 6 期）5胡畔：《＜绿化树＞的严重缺陷》，（《文艺报》，1984 年第 9 期）6蓝翎：《超越自己与超越历史：关于＜绿化树＞人物形象的片断理解》（《文艺报》，1984 年第 10 期）7黄子平：《我读＜绿化树＞》，（《文艺报》，1984 年第 11 期）对《绿化树》持肯定态度的还有邵燕祥的（《幸存者，但不是苟活者》（《文艺报》，1984 年第 5 期）从维熙的《唯物论者的艺术自白》（《光明报》，1984 年 6 月第 3 版）曾镇南的《生活的辩证法与心灵的辩证法》（《十月》，1984 年第 5 期）关于《绿化树》中马缨花形象又成为争论的焦点，这里不再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