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与现今中国之外交：改造务实王道外交,古为今用

王道与现今中国之外交：改造务实王道外交古为今用核心提示：以儒家为首，包括了墨家与道家的政治哲学与外交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外交哲学的理想派。

而具体到中国传统的外交哲学，则应坚持“存纯粹王道之理想、反霸道强权之行径、取务实王道之神髓”的基本原则，尤其应对务实王道传统加以更新改造，做到古为今用，使之继续服务于中国在21世纪的和平崛起与伟大复兴。

本文部分摘自：《国与国的交往务实王道睦邻外交：21世纪中国和平崛起的民族传统战略文化资源》作者：陈向阳《儒家思想与王道政治：关于外王学现代性发展问题的对话》作者：张新民蒋庆《未来的中国，选择王道还是霸道？》作者：白雪《北京晚报》作者：佚名中国历史上的“王道”外交思想古已有之当前社会上有一怪现象：课堂上讲授外交，往往是言必引西方理论。

难道作为五千年古国的中国就从无外交理论了？实在是匪夷所思。

翻开历史，其实中国的外交思想早在公元前1060年时的周朝即已诞生，当时世上的有些地方可能仍处于混沌之时。

应该说，中国的外交思想，不仅是源远流长，且还内涵丰富，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和传统。

中国的外交思想大异于西方的外交思想。

西方的外交，基本上可归属于“霸道”外交。

而中国的外交，虽在历史上也有过短暂的从事“霸道”外交之时，如在元朝，然而就总体而言，实施的是“王道”外交。

“王道”乃儒家学说。

“王道”外交的核心是“仁”。

“仁”是孔孟之道的精髓，孟子的名言是“仁人无敌于天下”。

论中国的“王道”外交，该自三千余年前的周朝说起。

周朝是中国外交真正开端的时代。

唐朝前期，中国鼎盛，当时位列世界的中心之一。

唐太宗的外交是开辟“丝绸之路”，与邻国通婚和亲，国际上广结良缘（与唐通使往来的多达70余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昌盛。

尽管实力超强，但唐太宗的外交思想却是：对外“绥之以德”；“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反对“贵中华、贱夷独”观点。

这些均为“王道”外交的表面。

及至明朝，“王道”更甚，有学者甚至称明朝外交为“纯粹王道”外交。

明朝外交，首先是实施“外抚四夷”的怀柔睦邻政策。

明成祖提出“宣德化而柔远人”的“怀柔”政策，倡导“四海一家”，“共享太平之福”。

其次是实施“厚往薄来”政策，鼓励“锐意通四夷”。

《礼记·中庸》有言：“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

第三是派遣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创明朝“王道”外交之顶峰。

中国的“王道”外交一直延续至今。

在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中，无私援助落后而困难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一直是一个重要内涵，甚至在我们自身经济拮据财政困难之时，毛主席、周总理仍指示，即使勒紧我们自己的裤腰带，也要拿出数百亿美元，去援助越南和阿尔巴尼亚。

与中国的“王道”外交理念恰正相反的是，西方国家则是崇尚“霸道”外交。

西方外交史在一定程度上，即是一部争霸史。

已故的美国首相丘吉尔有句名言：“这个世界上，没有公理，只有强权。

”英国曾霸占地跨五大洲、比本土大100多倍的殖民地，号称“日不落帝国”。

英国17世纪时与荷兰争霸，18世纪时与法国争霸，19世纪时与俄国争霸，20世纪时与德国争霸。

二战后，英国衰败，美国兴起，美迄已称霸世界几十年。

西方的霸主变了，但“霸道”外交的理念未变，延续至今。

尊重历史延续性纯正儒家守王道反霸道在礼乐典章制度方面，历史上的中国更是成就辉煌。

这正是儒家以主体性的姿态进入政治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他们始终以王道理念及选贤任能的价值取向来经营制度架构，尽管难免不碰到权力异化的问题，但整体上看，中国的制度文明仍然不可低估，中国人的政治智慧也十分高明，远非中世纪的欧洲所能比拟。

如何重新寻找更合理的政治形式和政治原则，如何建构更有合法性意义基础的政治架构，这从来都是历代志士仁人追求的目标。

现在看来，仅仅求助于西方意识形态是不够的，不但会导致各种具体性问题的错置或颠倒，而且也会伤害中国文化的精神元气。

历史的延续性往往就意味着现实的可能性，尽管损益乃是既应然又必然的事，但任何未来的发展仍不能不有历史文化充沛资源的奠基。

就未来的政治制度的建构和发展而言，或许儒家的王道政治才是最合理的潜在源泉。

王道政治至今仍未丧失价值上的正当性，代表了国人的政治理想，也开出了合理的政治秩序。

孟子说：“孔子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

”可见纯正的儒家，都是坚守王道而反对霸道的。

这也是春秋诸侯纷争为什么总是被儒家视为“无义战”的原因。

用这样的眼光来分析今天的世界，必然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崭新启示。

中国传统中的务实王道仍可服务于中国的崛起与复兴长期以来，对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划分只有以孟子为代表的王道与霸道两种，而事实上以荀子为代表的务实王道、纯粹王道及霸道三分法才更为合理，其中由荀子开创并以汉、唐、清三朝为代表的务实王道才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精华与主流。

新中国三代领导集体的外交思想则是对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发展。

展望21世纪的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中的务实王道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与辉煌的发展前景，对其加以与时俱进的改造，仍可服务于中国的崛起与复兴。

一、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一分为三及其主流美国学者江忆恩把中国的战略文化（注：即军事政治与外交思想，本文侧重指外交思想。

）一分为二，即：“一种源自孔子—孟子的范式，在其战略选择顺序中，非暴力的、妥协性的大战略被放在暴力防御或进攻战略的前面；另一种战略偏好则来自强硬的实力政治，它一般将进攻性战略置于静态防御与妥协性战略之前。

”这有点类似于中国国内学术界普遍流行的看法，即传统的王道与霸道两分法。

另外他还声称“传统上中国所运用的战略文化明显表现出强硬实力政治的倾向。

”[1](P.219-220)而通过对中国先秦与封建统一王朝政治外交思想的系统研究，笔者则将中国古代的战略文化一分为三，即：第一，以孟子、西汉贤良文学（选拔人材的科目）、南宋朱熹等为代表的纯粹王道睦邻外交思想；第二，以荀子、西汉桑弘羊、南宋陈亮等为代表的务实王道睦邻外交思想；第三，以法家商鞅、韩非子等为代表的霸道外交思想。

其中第一与第三种刚好是两个极端，而第二种则居于中间。

[2](P.54-55,78-79,169-171)笔者认为，所谓纯粹王道睦邻外交思想，其内容包括：睦邻外交不需要以本国自身实力为存在前提，而只要具备对外睦邻友好的主观愿望就行；不管邻国如何对待本国，本国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对其睦邻友好，毫不动摇，哪怕是以本国君子之腹对待邻国小人之心；睦邻外交不以追求本国自身利益为主要目的，而以仁义道德原则的实现为最大目标，即使为此牺牲本国自我利益、对邻国委曲求全也在所不惜；睦邻外交不是一种手段，而是目的本身；纯粹王道睦邻外交思想的特点是唯心性、理想性、主观性、机械性、绝对性、片面性与一厢情愿性。

所谓务实王道睦邻外交思想，其内容包括：睦邻外交的存在是有前提、有条件的。

其存在前提是本国应具有足够的自身实力，其条件则是邻国对本国的睦邻政策有所回应，即对本国亦采取类似政策；睦邻外交以维护与追求本国利益、实现对外称王为目的，睦邻只是手段而已；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也兼顾道义原则，即不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邻为壑，并适当照顾邻国利益；反对过度地对外扩张与干涉，反对滥用武力，尽量以和平方式解决与邻国的矛盾；务实王道睦邻外交思想的特点是现实性、客观性、灵活性与相对性。

所谓单纯霸道外交思想，其含义则是：不管邻国对已是否友好及是否构成现实威胁，都一味地使用武力，进行对外征服与扩张；只相信实力，唯利是图，只顾本国利益，根本不在乎邻国权益，以争夺霸权、取得霸主地位、成就一番霸业为最大目的，并认为仁义道德不仅是多余的，而且还是有害的。

上述第一种即纯粹王道睦邻思想对中国古代外交实践既有正面影响，亦有负面作用。

其正面影响即从道义与心理上约束帝王行为，而其负面作用则是显得过于软弱以致被动挨打。

在中国自身实力相对强大时，其弊端尚不明显，如明朝。

[2](P.72,154,158)而在中国自身衰弱、四周强邻压境时，还采取这种纯粹王道睦邻外交路线，则将祸害无穷，并异化为妥协投降的畸形纯粹王道实践，如两宋及晚清时期；第二种即务实王道睦邻思想，对外交实践的影响是利远大于弊；第三种即单纯霸道外交思想，对外交实践的影响则是得不偿失、弊远大于利。

总之，在中国外交思想史上，由荀子所倡导、后又被陈亮等所明确的务实王道睦邻外交思想，在中国封建统一王朝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时间最长，包括了两汉、唐及清朝(1840年前）[3]；而由孟子所倡导、后被朱熹等所强化的纯粹王道睦邻外交思想，则在中国封建统一王朝中占据了第二长时间的主导地位，包括两宋（相对统一）与明朝；至于以法家为主的单纯霸道外交思想，仅仅只是在秦、隋、元三朝时期内占据主导位置。

（注：其中元朝时期的南征北战、东征西讨乃蒙古贵族天性使然，其并非只是受了汉族法家霸道思想的影响，如“蒙古贵族一向把对外征服视为天职，忽必烈也继承了这一传统。

”参见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元明清卷）》，第72页。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以睦邻外交为主要内容的王道外交思想，是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主流。

二、中国外交哲学的发展脉络及务实王道的传承光大外交哲学是政治哲学在外交领域的反映，其内容包括外交的本质与外交在国家总体战略中的地位，以及外交战略的谋划、选择及运用等，它是指导国家对外行为的根本思想与战略文化。

外交哲学不仅具有外交与国际关系专业领域的普遍性，而且还深受其所属民族哲学传统（如世界观、思维方式、伦理学与价值观、行为模式与规范等）特殊性的影响，各国因其文化传统与文明背景的不同而形成了特色与风格迥异的外交哲学。

（一）中国古代外交哲学的再分类及其基本特征以儒家为首，包括了墨家与道家的政治哲学与外交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外交哲学的理想派。

儒家作为道德的理想主义，以伦理道德为本位，强调三纲五常，推崇仁政王道，追求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中心、等级制的“天下”秩序，对外则推行王道睦邻外交。

墨家属于极端的理想主义，其兼爱、非攻的政治主张对现实社会具有强烈的批判性。

而道家则属于消极的复古主义，追求无为而治、与世无争与知足常乐。

墨家与道家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力远不及儒家，其相关合理成分则被儒家所吸收。

进而言之，在儒家思想内部也存在两类主张或两种思想倾向，即以孟子为首的绝对理想主义和以荀子为首的相对理想主义。

前者重义而轻利，尚德而黜力，贵和而贱战，具有浓厚的现实批判色彩，追求所谓的纯粹王道政治外交；后者言义不忘利，尚德不黜力，贵和不寝兵，主张务实王道政治外交。

以法家为首，包括兵家与纵横家的政治哲学与战略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外交哲学的现实派，其中法家着重于政治领域，兵家专注于军事领域，纵横家则擅长于外交领域，其共同特征是坚信人性为恶，反对空谈仁义道德甚至加以根本否定，崇尚实力、暴力、谋略与权术，主张霸道的政治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