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文章”里滋味浓

“小文章”里滋味浓
——汪曾祺散文读后感大事小事，事事可入文；俗景美景，景景可入画。

入文入画后，不仅有滋有味，而且不失风雅情趣。

汪曾祺先生就是这样一位“烹调”“绘画”大师；经过他的手，最普通的素材也能彰显出最丰美的味道、最质朴的色泽，也能唤醒读者最悠然的逸兴。

汪曾祺是当代文学家、作家、戏剧家、文艺评论家，还是大家公认的画家、书法家，甚至是美食家……对他的作品，年轻的笔者多有敬读；每每读到妙处、趣处，都忍不住发自内心的赞叹、折服。

我之所以喜爱汪曾祺的散文，是因为他文章的“小”，适合利用碎片时间阅读的生活节奏，更因为他的“小文章”朴实、风趣，连引经据典都带着“抖包”与“调侃”的风趣。

丰富的阅历与多姿多彩的生活让他的作品时时与读者的思维发生碰撞与共鸣，读者即而随之与他一起进入清新隽永的境界。

被誉为我国“最后一名‘士大夫’文人”的当代大家作品，我们却称之为“小文章”，是因为汪曾祺先生的著作里“有生活”“有趣味”“有嚼头”“有温度”，是那么“有人缘”“接地气”，让我们屡屡在轻松之余领略人生百态，获取世事体察。

在他的多册散文随笔中，我最喜欢《人生不过一碗温暖红尘》《人间那段草木年华》《随遇而安》。

我虽然不是“吃货”，但绝不拒绝美食，特别是汪曾祺笔下那些飘香四溢的“美味”；我虽然没有机会过多接触大自然的丰美植被，但有
幸目睹汪曾祺笔下的繁华四季，尽领美妙时节的花草树木。

汪曾祺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受到传统儒学与新学的系统教育。

之后的家国兴衰起落让他历经艰仄与苦难。

特别是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大师们的言传身教让他颇受裨益；“反右”与“文革”使之犹如在熔炉里，不仅百炼成钢，而且成就了“十八般武艺”。

他的人生背景因此可以概括为：童年的故乡情怀、西南联大的孜孜以求、农科所的天地滋养、京剧院的人情世故。

数十年起伏人生让他在“社会大学”品到酸甜苦辣，同时也坚定了自身的“作家良知”。

他把这一切揉进小说、剧本、散文里。

“志趣、情怀、诗意”是汪曾祺的“小文章”给裨益最深刻的感受，这绝不是各种新旧媒体大力宣传使汪曾祺“火了”的结果，而是我们阅读他的作品后的肺腑之言。

沈从文对汪曾祺早有评论：“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还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

最可爱的还是态度，‘宠辱不惊’”（《人间那段草木年华》题封）。

沈从文是汪曾祺的老师，老师对学生的了解是最到位的。

《人生不过一碗温暖红尘》集辑了有关吃文化的文章，《故乡的野菜》《宋朝人的吃喝》《五味》《四方食事》……从汪曾祺笔下流淌出来的“飘香四溢”着实让读者垂涎。

可我们从中读到的只是吃喝饭菜、美味佳肴吗？
当然不是，我们不仅嗅到盘中餐的香味，还见识了作者的知识、学养、人格与雅兴。

细腻的文笔、透彻的挖掘，表现出作者内心世界
的晶莹剔透和落笔生花后的五彩斑斓。

你看，那韭菜花、萝卜、野菜、豆腐、土豆、手把肉、面茶……
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家常菜在作者笔下都成了“精品”。

一篇《萝卜》，竟然从做法、吃法到品相、味道，写遍从塞北到江南的长、圆、大、小、红、白各色萝卜食材，在作者笔下变成了咸甜酸辣的美食上品。

纸上“闻香”，感受美妙之极，没有经历、没有观察、没有品尝、没有比较、没有深邃的探究和有益的思考，是无法写就的。

在此我饶有兴致地向大家介绍汪曾祺笔下的另一种“特殊”的味道：“臭”味。

在其他美食家笔下或不敢、或少有议论。

可在汪曾祺的《人生不过一碗温暖红尘》里，这“臭味”却散发着一缕“诱人之香”。

这种“臭”，不仅是嗅觉和视觉上的享受，而且体现的是妙趣横生、余味无穷。

北京的臭豆腐、南京的油炸臭干子，它们的“臭”，不仅是味觉的落差，而且样式也迥异。

湖南、湖北、四川……各地不同的“臭”具有不同的风格：有浓有淡，有微有烈，咸、香、甜、辣不一而足。

最后作者又浓浓地加上“殊美”的一笔：在国外也有“臭食”，那就是美国的“气死”——干酪，看来这“美味”绝非中国独有。

那味道如同北京的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

那洋人的“气死”，正如汪曾祺所说：“那臭味多让洋人掩鼻，对我等来说，那可太不够味了！”在汪曾祺笔下，这“臭”不仅为美食调味，更为文章加彩。

汪曾祺把柴米油盐、汤菜茶饭这些家家必备的东西，写出了品位和文化，体现出作者的知识广度、高度和深度。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最艰苦的环境中，汪曾祺总能寻出生活的乐趣，从而体现老先生的情趣和雅兴。

在他的一篇散文《葡萄月令》里，作者把葡萄生长的全过程——从冬季的埋秧、春季发芽……到我们吃到嘴里，一月到十二月，不吝笔墨，把每月的变化细腻地描绘给读者。

这种从生活到观察，从美味到美文，非汪曾祺莫属。

汪曾祺用“观察家”般的慧眼，时时处处发现着生活之“美”，并以生花妙笔将“美”传递给大众，同时引申出生活哲理与生存敬畏。

在他的散文集《人生那段草木年华》中，“人间草木”和“花”将读者带入一个四季的大花园。

在《北京的秋花》一文中，作者经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带读者看遍秋季之花：桂花、菊花、鸡冠花、凤仙花、秋海棠、爬山虎……叙者娓娓道来，这些寻常百姓庭院里的大众花，就这样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们眼前，并借此深切体味到北国秋韵。

景色描写后，作者总会有三五句感慨，只寥寥数语，但意味深长。

比如作者带读者看完菊花后写道：“我不赞成搞菊山菊海，让菊花都按部就班，排排坐，或挤成一堆，闹闹嚷嚷。

菊花还是得一棵一棵地看，一朵一朵地看。

更不赞成把菊花缚扎成龙、成狮子，这简直是糟蹋了菊花。

”看到这样的结语，我们不禁被其深入的观察、精细的笔致所折服。

这种完成从欣赏美景到思虑人生的转变，正所谓“润物细无声”。

文如其人，在汪曾祺的文章里，我们可以发现他更多的文人“特质”：不仅博学多能、才艺广泛，而且其柔韧、豁达、坦然和平静的性
格更为他的人生平添了风韵。

那山丹丹的色彩、花朵的大小自不必说，令人吃惊的是，山丹丹花开几朵就说明树龄的长短。

那枸杞，那槐花，那荷花，报春花、勿忘我、绣球、杜鹃花、木香花、紫薇花、腊梅花……这些多见于南国的花卉，让我们大开眼界，对花世界的观察与联想更让我们感受到人生之“趣”，并从中学会用坦然平静的态度对待成长路上的烦恼与艰辛。

作者善于描绘生活常态，比如吃喝玩乐、花草树木，更善记录亲人故交。

那些人和事的表述简洁却不简单，从细腻的点到行止的宽，从内心的情与感到表现的常与深，从中可以看到俗中的雅和俗中的趣。

《童年的故乡》一文谈及水与作者的“缘分”。

汪曾祺的文章似乎总和水分不开，花草树木，米面汤茶，小桥流水……处处隐藏着“水”的痕迹和润色。

用作者的话说：“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

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作品的风格。

”
汪曾祺的故乡高邮在京杭大运河下面，小时候，作者经常到运河下面去玩，他们在河边看野鸭子飞，看运河里的大船，看撑船人如何用蒿子插到河底，又用肩膀顶着蒿子慢慢走到船尾。

他们还看鱼，看鱼鹰如何衔着大鱼咽不下去，被打鱼人从嘴里掏出大鱼后又获得一条小鱼的奖赏。

他们还去看修船、造船……作者把故乡的风土人情描绘得惟妙惟肖、绘声绘色，我们也恍若走进一个妙趣横生的童话世界。

老一辈人常说，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但生活的磨难总被汪曾
祺豁达的心胸和高雅的情趣所驱散。

1958年夏，汪曾祺为凑指标划为右派，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

1960年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但暂时无接受单位，他就在研究所协助工作。

1962年初，调回北京在北京京剧团担任编剧。

这样不堪回首的“折腾”，不少深陷其中的人提起来，恐怕都会义愤填膺，至少也会黯然神伤。

然而，这段经历在汪曾祺笔下，却无比浪漫。

在《随遇而安》开篇，汪曾祺就写道：“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

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这种对苦难的化解、在艰辛中寻找浪漫的情绪在《随遇而安》中随处可见。

在张家口，汪曾祺干过许多农活，包括起猪圈、刨冻粪之类的重活。

后来，又在果园工作过一段时间，给果树喷农药。

1961年，他到坝上沽源县马铃薯研究站绘制《中国马铃薯图谱》和《中国口蘑图谱》。

在他眼中，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

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没有华丽辞藻的刻意堆砌，没有观念思想的有意灌输，艰苦岁月中的琐碎杂乱，就这样被他串联成一幅幅自然纯朴的画卷，看后令读者回味无穷。

即便没有见过作画人，笔者也能看清作画人的清晰模样：他是一位性情温润、见识广博的老者，虽然头上有土，脚下有泥，但脸上有笑，心中有诗。

他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鱼虫，考辞章典故，在平凡之美中展现人生不平凡的趣味，并将这趣味扩散至读者的思维，感染激发读者回顾过去，
把握未来。

之前，我始终认为“大家”之作遥不可及，他们头上的“桂冠”令人望而生畏；当看了汪曾祺的“小文章”，品尝到文章中浓浓的滋味后，“遥不可及”的感受转变为“亲近自然”；而当仰视的视角转化为平视后，我体会到汪曾祺散文中蕴含的更多的是闲情逸致与浪漫情怀，真正领略到一个学人率性、随性而又充满理性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