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洛克、卢梭民主思想之比较

浅谈洛克、卢梭民主思想之比较

摘要：同样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洛克、卢梭的思想看似很相近，但实际上对立很深，对立的主要方面在于，卢梭把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完全对立起来，从而使社会等级状态及其全部制度，尤其是私有制失去了任何存在的天然依据；而洛克的全部努力就在于以自然权利为基础论证私有制的正当性，因而建立在此差别基础上的两人的民主思想，也有很多差异。

关键词：洛克；卢梭；民主

正文：对公民社会之前的人类原始状态的假设是近代大多数资产阶级契约论者的理论基础，洛克、卢梭也不例外。霍布斯曾经从人性恶的方面出发, 认为“自然状态”是“人对人是狼的战争状态”，洛克则从人性善的方面出发, 认为“自然状态”完备无缺, 人人享有自由权和财产权，他强调“国家的真正功能和目的在于把这些权利纳入它的秩序。”洛克设想，人类社会最初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之中。“这种‘自然状态’是一种完美无缺的自由状态。这种社会状态具有三个特征：第一，这是一个自由的社会。社会成员在不违反自然法的情况下，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他们的生活，自由地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不会受到任何其他人的制约，无须服从他人的意志。第二，这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在自然状态下，社会成员的权力和管辖权都是相互的，也是平等的，任何人没有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特权。第三，这是一个理性的社会。在这种社会状态中，人们享有充分的自由，但是却不放任，社会成员是具有理性的人，任何人不能为获取个人的自由而造成对其他人自由状态的威胁。”①自然人受到自然法的约束，具体来说，人的理性就是对人的平等互助、自由独立的训令。

但是，自然状态有着许多缺陷。自然状态中的人们由于缺乏统一并且具有强制性的制度要求，人们只能依靠道德和良心来规约自身的行为，一旦人们突破了这道防线，人们相互的关系就会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结果只能通过施行暴力才能保全社会的稳定。由此可见，自然状态的完美无缺并不符合人类求交往、尚合作、趋合群的社会化本性。在洛克的眼中，自然状态虽然美好，但是它并不能满足人类社会化的需求，因此，人们必须走出自然状态，进入公民社会。人们订立契约，将自己的部分权利交给某个公共机构，这两种权利是：为了保护自己和他人而做的任何事情的权利和自由地惩处违反自然法的罪犯的权利。

然而在卢梭这里，自然状态是非理性、非语言的存在，卢梭理论的一大特点，就在于他认为自然状态是与社会状态完全对立的一种状态，自然状态下的人们几乎没有任何的社会性，而洛克则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已经服从于理性，个人已经开始有所有权，原始人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性，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并不是对立的。卢梭不像近代契约论者那样抽象地谈论人性善恶问题,他更倾向于把类似问

题引向政治社会。他认为,善恶原则必须通过道德行为来说明,这意味着必须首先存在着一种道德关系。然而在“自然状态”中,自然人离群索居,遗世独立,这种道德关系是没有的。在他看来,人性善恶的问题在本质上与政治相联系,都只能是由他们政府的性质所造成。卢梭认为,在“自然状态”中,自然人拥有两项先于理性的原则自爱心和怜悯心。前者近乎人的本能, 但它却是一切道德行为的根源,后者是一种自然的情感, 它已具有简单判断的功能。这两者说明自然人除了满足自身的生存之外，没有其他的欲望。卢梭认为, 在“自然状态”中,自由、平等是自然人享有的两项基本的天赋权利, 这两项权利都源自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

需要指出的是，洛克认为，社会成员进入社会，与政府订立契约的时候，并不是放弃了全部的自然权利，并且，政府不能凭借社会成员赋予的权力而损害社会成员的生命和社会的公共幸福。尤其是，政府行使权力要充分保障社会成员的私有财产权。换句话说，政府要运用来源于社会成员的权力维护社会成员的自由、平等和财产免受不法侵害。在这样一种契约关系模式下，作为社会成员的公民与国家之间产生一种互为制约的关系。对于社会成员来说，他们要遵守既定的法律制度，承担法律制度中规定的义务。在卢梭的政治哲学理论这个统一整体中,“自然状态”既是起点,又是目标。卢梭向往纯朴的自然人生活，而不满现代文明的生活，他企图通过新的契约，建立社会的自由和平等。不同于洛克的将部分权利委托、让渡给国家的社会契约，卢梭所说的新的社会契约把个人的一切权利和财产全部交给共同体，而不是交给某个机构，所以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又因为每个人是自愿交出的，所以每个人都是自由的。

尽管洛克与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是各自政治主张的理论前提，但二者依然有着巨大的差异。众所周知，洛克主张君主立宪，而卢梭赞成人民主权；洛克强调自由优先，而卢梭则更注重平等。从理论本身的逻辑来看，究其原因，主要是洛克与卢梭二者所主张的社会契约理论的内在的逻辑假设有着重大的差别。一是，自然状态中的“个人”所拥有的自然条件的内涵不同。洛克的自然状态是一种自由、平等与独立的状态，每个人都拥有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与财产权利，自然法即理性占据着主导地位。卢梭的自然状态虽然也是一种自由、平等与独立的状态，但卢梭并不认为在自然状态下的个人天然地具有理性，而是具有其它两个特征：其一是意志自由，其二是个人具有“自我完善化能力”。在卢梭看来，人的自由是与个人的自我完善化能力紧密相关的。二是，订立契约的方式。社会契约理论的实质在于确认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们的契约，源于人民的授予。洛克认为，政府的权力源于人民的“委托”，仅仅只是一种受委托的权力。卢梭则认为，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们的“转让”。由于这种转让是毫无保留的，对于所有人来说就是同等的，因此，人们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但与洛克所设

定的订约方式而言，其性质就完全不同：委托关系中仅仅是权力的使用权转移，而所有权并没有转移，权力的行使要受到委托者的严格限制。而转让关系中，权力的所有权发生了转移，它的行使将不再受到转让者的限制。

如果说卢梭是浪漫主义法学家的话，洛克就是现实主义法学家的代表。他从公众的基本需求出发，他的思想也反应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最基础最迫切的要求。所以，私有财产的保护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洛克思想的核心，成为社会契约缔结和政府成立的首要目的。洛克在良性自然状态假设的基础上，认为人类以转交部分权利的方式形成有限的国家政府；卢梭在中性自然状态假设的基础上，认为以转让全部权利的方式构建人民主权的国家。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洛克以自由为核心概念，赞同“弱国家强社会”的关系模式；而卢梭以平等观为基础，认可“强国家强社会”的关系模式。洛克区分了政府权力，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国家发展理论；卢梭区分了“主权”与“政府形式”，丰富了国家发展理论。因而，两人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主思想对立起来，虽然两人都主张人民是至高无上的权利的拥有者，但洛克主张两权分立，卢梭主张人民主权，并且主权不可转让、不可分割。

洛克的分权理论主要表述在《政府论》一书中，他将国家的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而且这三种权力在国家权力中是彼此分开的。“立法权是指享有权利来指导如何运用国家的力量以保障这个社会及其成员的权力”。②“在一个组织完善的国家中，仅有立法权是不够的。由于那些一时和短期内制定的法律，具有经常持续性的效力，并且需要经常加以执行和注意，因此就需要一个经常存在的权力，负责执行被制定和继续有效的法律”，③这个执行法律的权力就是行政权。除此之外，国家还有对外权，“这里包括战争与和平、联合与联盟以及同国外的一切人士和社会进行一切事务的权力；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对外权”。④就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三者关系而言，立法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立法的依据就是保障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行政权和对外权是辅助并隶属于立法权的。人民将权利托付给立法机构后，人民从前台走到后台，成为隐蔽的主权者，即使国家建立后，权力仍然属于人民，人民有权推翻政府，主权在民。洛克认为，由于立法机关仅是制定和颁布法律，而法律在一定的时间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此，“立法机关没有经常存在的必要，而且经常存在也是不方便的”，于是行政机关的经常存在就很必要了，对外机构也是一样。因而可以看出洛克的“三权分立”，实际上是“两权分立”。洛克的分权理论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但带有妥协性，因为它承认国王的权力。洛克的分权理论在国家权力的划分方面和很不科学。他对两权之间的关系也只谈到它们的权限分工，而没有涉及它们之间的制衡。虽然洛克只是近代分权学说的开创者，但对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

学说有很大的影响。

洛克的人民主权论紧紧和财产权联系在一起。洛克认为，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转让委托的，政府的行为应当体现人民的意愿。在政府和人民发生争端时，人民应该是裁判者。政府如果一意孤行，采用专制手段，违背存在的根本目的，那么，委托就自然取消，人民有权收回他们的权力，甚至可以用暴力对付暴力。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直接来源于他的社会契约论和社会平等思想。卢梭否定了洛克的“议会主权论”，确立了人民的自由意志在国家权力运行过程中的最高地位。

和洛克相比，在卢梭看来，主权是属于人民的，而且主权层面与具体的政府治理层面是完全不同的。卢梭认为，行政权力是由政府来行使的。“政府就是在臣民与主权者之间所建立的一个中间体，以便两者得以互相适合，它负责执行法律并维持社会的以及政治的自由”。因此卢梭认为，政府的责任首先表现为对国家权力主体的公民或代言机构负责；换言之，即政府的一切行政行为都必须符合公民的意志、利益和需求，都必须对公民负责。主权在民，主权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没有任何权利可以约束主权，但主权可以约束其他的权力。完全不同于洛克主张的两权分立，卢梭认为主权不可转让、不可分割。卢梭反对政党统治、反对三权分立，因为他认为此时主权被分割了。在深入探讨公意的基础上，卢梭归纳了主权的基本属性：不可转让；不可分割；不可被代表；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卢梭还主张，在一个国家里，体现意志的就是立法权，体现力量的就是行政权，卢梭认为主权主要是通过立法权来体现的，它是主权的核心，离开了立法权便无所谓国家的主权。在民主的国家里，立法权必须由人民掌握，他认为立法权属于人民，而且只能属于人民，人民不仅有创制法律，而且永远有权改变法律，哪怕是最好的法律，因为人民喜欢自己决定，别人无法干预。在民主制的国家里，立法权必须体现公意，法律乃是公意的行动。卢梭指出，公意永远是正确的，但那些代表着公意的判断并不永远是正确的，这就要求代表人民的立法者要像神明一样的公正。

同样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洛克、卢梭的思想看似很相近，但实际上对立很深，两人在对自然状态的不同诠释的基础上，发展了各自的社会契约论，尽管两人都主张人民主权，但两者的内涵有极大的不同，最终在各自的民主思想上，产生对立。

①洪岩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4卷第4期 2011年7月

②③④洛克《政府论》商务印书馆 1964

参考书目：洛克《政府论》商务印书馆 1964

让-雅克˙卢梭著高煜译《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赵立坤《卢梭浪漫主义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