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军事变革与士阶层的关系
明清时期军事制度与社会变革
明清时期军事制度与社会变革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方面发生了重要变革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军事制度与社会变革密不可分。
本文将探讨明清时期军事制度与社会变革的关系。
一、军事制度的变革明朝初期，由于建立初期的政治混乱和农村起义的不断兴起，导致明朝战斗力急剧下降。
为了恢复战斗力，政府对军事制度进行了改革。
其一，将军队分为卫所、都督府和边防三种形式。
其二，建立有独立军事指挥权的镇守、边镇和盐课三大机构。
其三，设立兵部直接掌管军队管理和经营，以便控制军队。
至此，明代的中央军队制度逐渐形成。
而在清朝时期，由于满清的建立是在军事力量的基础上完成的，因此军事制度的变革更加深入。
最大的变革之一是八旗制度的建立。
这是一种以骑兵为主的新型军队，旗多达八色，每种颜色都有自己的组成部分。
八旗兵分为正旗和副旗，正旗驻扎在各省多个地方，而副旗则驻扎在京城。
这种军事制度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土地归属和军队募兵制度，将其改为以出身为基础来招募士兵。
二、社会变革的影响明清时期军事制度的变革是受到社会变革的推动而实现的。
社会变革对明清时期的军事制度产生了以下几方面的影响：1. 经济发展对军事制度的影响明代中国的繁荣经济，为军事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明朝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大批民间武装纷纷出现。
这也加快了政府对中央军队的改革，以便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而清代则更加注重了军事制度的完善。
八旗军队对于旗营军属于官吏和军人的双重身份，实际上具有领土和人口控制的功能。
而这样的军事制度的确为清朝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稳定和安全，为清朝的全国统治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2. 社会阶层的变革对军事制度的影响明清时期，中国面临了农民起义、商业资本主义等社会阶层的变革，这一变革直接影响了军事制度的改革。
明朝时期，官兵制的废除归功于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转变，以及人们对营养广大农民反抗和提高谋生能力的迫切需求。
清朝时期，满洲族的社会优势决定了满人在八旗军队中的主导地位，而汉族人则被限制在副旗中。
士人武化：晚清咸同时代的团练与地方军事化
士人武化：晚清咸同时代的团练与地方军事化晚清咸丰同治年间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期，这一时期西方势力对中国的影响更大，同时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
而作为传统社会中流砥柱的士人群体，也开始出现了武化的趋势。
所谓士人武化，即以文人之身投身军旅，领导军队的行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书生掌兵。
具体到晚清咸丰同治年间，就是士人利用自身影响力、行政资源和经济资源参与到地方武装力量的组织领导之中。
而这一趋势并非咸同年间才出现，其实早在嘉庆年间镇压川出白莲教时就已经出现了。
嘉庆年间的团练与士人武化清朝自建立以来，对于地方军事化一直抱有本能的警惕心理，仅允许地方保持一种低水平的军事化。
尤其是士人参与地方军事化，更为清廷所戒惧。
但自川楚白莲教起义以来，内乱渐生，仅靠清朝的国家军事体系很难将其镇压。
一些官员提出动员民间军事力量自办团练，以便镇压起义，由此清廷立场开始松动，而士人参与地方军事化的活动便以一种难以遏制的势头发展起来。
由于白莲教一般居无定所，劫掠地方，流动作战，所以调动大军合围剿灭的办法并非良策。
于是在嘉庆二年，，明亮、德楞泰二人向嘉庆帝呈上《筹令民筑堡御贼疏》，提出令民间修筑土堡，自行组织基层力量进行军事防御，而且特别强调地方士绅在其中应起到“弹压”的作用。
事实上，这就是对士人参与地方军事化的一种变相鼓励。
在地方士绅奉命修筑土堡之时，一些地方官开始试图走得更远。
如庆阳知府龚景瀚就发展了土堡法，提出了坚壁清野的方针，即在建立土堡防御的基础上组织团练，即“堡寨”，由官方发给武器，在地方政府和士绅的领导下抵御白莲教。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士人在镇压白莲教起义的过程中实现了武化，见诸史册的如襄阳士人梁友谷，筑土堡，办团练，保护乡里十余万人。
但此时清廷的统治力还没有大幅下降，所以士人兴办团练的行动也始终在朝廷的绝对控制下，士人的武化自然也极其有限。
不过，闸门毕竟已经打开，士人武化的局面再也无法遏制。
咸丰初年以团练为中心的议论1851年，洪秀全掀起太平天国起义，随即肆虐两湖、两江地区，清廷半壁江山沦陷。
试论晚清军事变革对近代社会转型之影响
试论晚清军事变革对近代社会转型之影响陈 越摘 要: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由传统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的全方位社会转型,军事变革与社会转型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解读晚清军事与近代社会转型的内在联系,有利于更好的理解那段历史。
关键词:军事变革;社会转型;近代化;晚清中图分类号:E2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05)03-0117-05作 者:陈 越,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训练部参谋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生活的各阶段、各层面发生整体性的变革,它包括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的变迁,其实质是传统体制适应现代功能,从一种稳定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稳定状态,从传统型!获得现代性!的转化过程∀。
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主要是从晚清开始的,体现了近代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诸多层面近代化的过程。
期间,军事变革在社会转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社会近代化的进程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晚清军事变革是近代社会转型的先导社会转型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它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军事自然也不例外。
在军事领域,军事变革贯穿晚清以来军事发展全过程,推进着军事近代化的转型进程。
同时,它又启动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带动了其它社会领域的转型,充当了近代社会转型的先导。
军事变革承担社会转型的先锋,这是由封建中国社会结构超级稳定的现状决定的。
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历史悠久,发展完善,社会结构具有超强的稳定性,旧势力面对近代文明麻木不仁,顽固守旧,社会转型阻力大,社会肌体内部自然转型在中国特殊的情况下,是极困难的。
在西方列强的野蛮侵入下,在近代文明冲击下,老朽落后的封建中国的社会转型已不可逆转。
而在军事领域这种大国王权的思想通常却可以表现激进,容易突破常规,能够脱离传统文化和体制的羁绊,充当社会政治变革的马前卒。
特别是晚清政府在内外交困下,为挽救其封建统治危机,军事领域首先冲破一成不变的停滞状态,开始变革。
经历了鸦片战争,林则徐、魏源等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人率先认识到中西军事的差距,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思想,林则徐还提出了建立一支海军的构想。
从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看地主阶级改革
从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瞧地主阶级改革一、洋务运动时间:1861年-1895年背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内部痛定思痛,意欲图强。
洋务运动就是一场由失败的封建大地主统治阶级领导的自救运动。
美国汉学家芮玛丽这样评价这一阶段的“自强”运动:“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瞧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六十年。
”1、指导思想洋务运动的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就是“自强”、“求富”。
其分类思想就就是“师夷制夷”、“中体西用”八个字。
前四个字“师夷制夷”表明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关系,即学习西方的长技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
后四个字“中体西用”,表明洋务运动与本国封建主义传统文化的关系,表明中学与西学各自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即以中学为主体,西学为辅用。
“师夷制夷”、“中体西用”,也就是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处理中西民族国家关系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原则。
在洋务运动时期,从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到薛福成的“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都就是作为一种理论服务于“求强”、“求富”这一洋务运动主导思想的。
2、军事:积极创办新式军事工业,训练新式军队,筹建南洋、北洋与福建三支海军。
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
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批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相继问世。
短短几年中,中国就已经具备了铸铁、炼钢以及机器生产各种军工产品的能力,产品包括大炮、枪械、弹药、水雷、与蒸气轮船等新式武器,装备了一些军队。
北洋海军的建立,就是洋务运动军事方面的最高成果之一。
尽管最后北洋海军失败了,但就是它毕竟曾经就是中国可以威慑海洋的先进军事力量,在世界海军史上都占踞了一席之地,并且在培养北洋海军的过程中,还带动了一系列的近代事业发展。
晚清时期士绅与官府的合作与冲突
晚清时期士绅与官府的合作与冲突晚清时期，士绅作为介于官方和民间之间的社会阶层，将政府与社会联系起来。
士绅与官府互相配合，共同管理社会，也与官员一道分享利益。
但有时，士绅阶层和官员也会发生利益冲突。
不过总的来说，双方的关系以合作为主。
标签：士绅；合作；冲突士绅是明清时期连接官府与民间的重要群体，他们负担多种社会职能，是官府控制社会的基层力量。
大量历史文献中记载了士绅参与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等事物，在税收、司法、社会福利等方面协助官府。
他们一方面为官府出力，一方面又取得了原本属于基层官府的权力。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双方既相互依存又相互龃龉。
一、“士绅”的定义“绅士”一词在明清时期被广泛使用。
其中的“绅”就是“缙绅”，而“士”指有功名者。
这个词汇在明清政治、经济文献中经常出现，可见士人在当时的社会上成了仅次于官员的活跃群体。
不过在清初，“绅”与“士”尚未等同起来。
把“绅”和“士”的概念混淆在一起则要到晚清。
现当代关于士绅阶层的研究里，“士绅”概念产生了分歧。
费孝通认为：“绅士是退任的官僚或是官僚的亲亲戚戚。
他们在野，可是朝廷内有人。
他们没有政权，可是有势力……”[1]8这里的“士绅”概念既不包括士人，也不包括现任官员。
史靖的士绅概念包含了现任官员却不包括士人：“绅也就是缙绅，是专指那些有官职科第功名居乡而能得到乡里敬重的人士……合乎这个定义的就是绅士，否则就是恶霸，是土豪，是地痞，是劣绅……”[1]131这些定义的共同点在于为成为士绅设定了较高的准入门槛。
另一些早期的学者，对“士绅”集团的规模进行了扩大。
比如张仲礼认为，只要取得哪怕是最低级功名的士人都在“绅士”之行列[2]1-4。
瞿同祖认为清代的绅士阶层应该区分为“官绅”——包括现任、退休或革职者，和“学绅”——科举功名获得者[3]288-291。
当前国内士绅研究，一般都比较认同张仲礼、瞿同祖等学者降低门槛的定义。
对士绅内涵的规定，呈现出把士绅含义宽泛化的趋势，即士绅包括官员和士人，其中官员又包括现任官员，士人又包括生员。
晚清时期军事变革所带来的社会变迁
18海外文摘19世纪对于中国的历史来讲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
在1840年以前，中国是“家天下”的封建体制社会，皇权至上是当时中国的主要政治制度。
鸦片战争战败以后，中国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被迫向新型社会转型。
在这场整体的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军事制度的变革影响广泛。
接着引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教育阶层等一系列的变化。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清政府为求自强，大声疾呼“师夷长技以自强”，开始进行了一系列军事变革的措施。
如设立发展新式海陆军、建立军事学堂等等。
可惜的是，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战争之后，晚清军事变革留给人们的总是一次又一次的遗憾。
但不可否认的是，军事制度的变革对于中国社会的转型影响非常巨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军事变革促进了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进入近代以来，开明的中国人发现西洋的“养兵之法”强于中国的“练兵之道”，于是疾呼“师夷长技以制夷”，并将“养兵练兵之法”列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三大内容之一。
既然要练新兵，必然涉及到武器装备的改变。
武器装备的变化又必然涉及到军事教育及训练方式的改变。
军事实行变革之后，从京师同文馆到福州船政学堂、洋务学堂等等，这些学堂的建立都是受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影响并且主要是为了培养服务于清政府的军事人才。
这与以往的旧时代的学堂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正是由于这扇窗口，人们打开了眼界并逐步认识到了一个与传统旧学截然不同的新学世界。
而且，某些军事学堂会配有一定数量的外籍教习，这些外籍教师在传授军事知识的同时，难免会传播一些西方先进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这些观念时不时会影响到军人的思想，对改变军人的观念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了培养人才，清政府一方面聘用洋人担任教习，一方面派遣留学生远赴欧美。
而且留学归国的某些学生还在近代的中国充当了重要的角色。
比如严复，著名的启蒙思想家。
在留学英国期间不仅学习了海军驾驶技术，而且还大量地吸收了西方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
可惜的是，严复先生回国并未得到重用。
清末新政知识点总结
清末新政知识点总结一、背景概述清末新政是指清朝末年的一系列变革措施，旨在使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得到现代化改革。
此时，清朝政府面临着外敌入侵、国内民变频发、社会矛盾尖锐等问题，需要进行改革以挽救政权。
因此，清朝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变革措施，即被称为清末新政。
二、变革内容1. 八股取士：清末新政中，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是一项重要措施。
八股取士制度是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的一种形式，对士人的考试内容和方式加以严格的规定。
光绪三十年，清政府颁布了《废科举取士章程》，正式宣布了废除科举取士。
这一举措被认为是清朝新政的开始，也是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重要转变。
2. 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一场变法运动，是清末新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变法的目的是要改革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体制，使其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在变法中，有关国家、政治、军事等方面共提出了5个办法。
这5个办法包括：“设立宪政、兴办军机、罢黜科举、增设学堂、奖励新式商业”。
但是因为守旧势力和外国侵略者的干涉，戊戌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
3. 孙文的振兴中国运动：孙文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他提出了“振兴中华”的构想，力求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主国家。
孙文积极投身于反清复明、选修西学、称帝平政、宪政革命的斗争，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4. 新式教育的推行：清末新政中，废除八股取士制度，实行了新式教育制度。
传统的科举制度有不足之处，已经不适应时代的需要。
新式教育系统的实施为中国的近代教育体制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5. 土地改革：清朝末年，由于封建土地制度的恶果，不仅造成了土地集中化，而且导致了大批农民沦为地主、豪绅的佃户，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因此土地改革走上政府的议事日程。
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进行了土地改革的试验性工作。
例如在山东，清政府委派知名官员曾国藩、左宗棠等推行小规模的土地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6. 工商业的发展：在清朝末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向中国渗透，一些工商业活动也得到了空前的开展。
从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看地主阶级改革
从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看地主阶级改革从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瞧地主阶级改革一、洋务运动时间:1861年-1895年背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内部痛定思痛,意欲图强。
洋务运动就是一场由失败的封建大地主统治阶级领导的自救运动。
美国汉学家芮玛丽这样评价这一阶段的“自强”运动:“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瞧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六十年。
”1、指导思想洋务运动的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就是“自强”、“求富”。
其分类思想就就是“师夷制夷”、“中体西用”八个字。
前四个字“师夷制夷”表明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关系,即学习西方的长技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
后四个字“中体西用”,表明洋务运动与本国封建主义传统文化的关系,表明中学与西学各自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即以中学为主体,西学为辅用。
“师夷制夷”、“中体西用”,也就是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处理中西民族国家关系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原则。
在洋务运动时期,从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到薛福成的“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都就是作为一种理论服务于“求强”、“求富”这一洋务运动主导思想的。
2、军事:积极创办新式军事工业,训练新式军队,筹建南洋、北洋与福建三支海军。
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
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批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相继问世。
短短几年中,中国就已经具备了铸铁、炼钢以及机器生产各种军工产品的能力,产品包括大炮、枪械、弹药、水雷、与蒸气轮船等新式武器,装备了一些军队。
北洋海军的建立,就是洋务运动军事方面的最高成果之一。
尽管最后北洋海军失败了,但就是它毕竟曾经就是中国可以威慑海洋的先进军事力量,在世界海军史上都占踞了一席之地,并且在培养北洋海军的过程中,还带动了一系列的近代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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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3年11月 Vol. 25 No.6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Nov. 2003────────── 收稿日期：2003-03-04作者简介：张蕾蕾（1978-），女，安徽安庆人，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硕士研究生。
- 64 -✧历史学研究✧清末新政军事变革与士阶层的关系张蕾蕾（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上海 200433）摘 要：清末新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一件大事，近代社会的士绅以其独特的见识和目力在近代化的道路上推动新政前进，使新政全面打开中国的现代化闸门；另一方面，新政的各项措施尤其是军事变革以其历史的前卫性对士阶层的命运起了主宰作用，士阶层的消亡是不可避免的。
清末新政与士阶层的互动关系体现了历史的进步趋势。
关键词：士绅；新政；新军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3）06-0064-04从甲午之战到庚子之变，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一方面，《辛丑条约》的签订在中国最终确立了半殖民地制度，将民族危机再一次推向顶峰，由此促成了新的民族觉醒；另一方面，外国的武力制服最终摧毁了传统的民族心理防线，沉重地打击了人们的传统意识，因此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局。
近代中西文明碰撞以军事为主线，防卫型近代化是唯一合理的选择，先是引进坚船利炮，继而编练西化的新军，清廷“师夷之长技”的军事举措愈益激进，但这种蕴涵近代西方文化的新生事物，却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殊难契合。
近代军事变革浪潮冲破了千年古老王国的停滞状态，也为近代军人角色的凸现创造了难得的机遇，由此产生的文化差距和政治离异更是朝廷始料未及的结果。
读书人往往站在社会的最前列，是社会变动敏锐的先知先觉者。
士阶层既是其主体，其本身又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
他们本属于传统的封建社会，然而作为掌握知识具有理性精神的有强烈爱国心的读书人，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趋势，这样一群特殊的人物与自上而下的变革——清末新政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本文拟用历史的分析方法从军事变革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作具体阐述。
一士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这一概念古已有之，《诗经·大雅·甫田》有“今适南田，或耕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之句，其中“髦”指俊士秀民。
古代四民，士农工商，士出于农，而工商不虞焉。
管仲所谓“农之子常为农。
朴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
[1]“士”之概念既可指居官有职位的人，也可指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文人，“他们是知识分子与官僚相结合的产物，是两者的胶着体。
”[2]在科举制度确立后，士人的数目越来越大，逐渐成为一个独特的阶层，成为封建皇权统治的社会基础，同时，他们也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体现者，标志他们身份的是封建功名，而他们也正是凭借功名而获得了独特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
经历了庚子动乱的中国衰弱至极，清朝的统治摇摇欲坠，人人思变，人人言变。
清廷为了维系自己的统治，从1901年开始了历时10年的新政，企图以变革挽回人心，挽救危局。
清末新政作为一次自上而下的变革，在当时的中国为各方面所瞩目，士阶层中的代表人物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现依据新政的历史进程对此作具体探讨。
如前所述，功名身份是士之所以成为士的标志，那么依据此标准，当时士阶层上层主要由三大集团构成：一是镇压过戊戌维新固守旧法的顽固派，这一集团的代表人物是慈禧；二是后期洋务派，以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为代表；三是改良派，以张謇、张蕾蕾：清末新政军事变革与士阶层的关系- 65 -汤寿潜等人为代表。
面对危急的时局，统治阶级中的后期洋务派更清醒地看到变革的紧迫性。
早在西太后颁布“预约变法”上谕之前，刘坤一就在给同僚的一封信中指出“新政势在必行”。
[3]张之洞也明确表示“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法一策”。
[4]当西太后饱尝了西逃的颠沛流离之后，于1901年1月29日颁布了“预约变法”上谕，这无疑给主张变法的人们注入了一针兴奋剂。
刘、张二人往返电商，策划变法方案，以张謇、沈曾植、汤寿潜为代表的改良派更是积极地出谋策划。
著名的“江楚会奏三疏”就是张、刘参考他们的意见而提出的。
“江楚会奏三疏”的特点是把着重点放在人的因素上，强调推行现代化计划需要富于实干精神的人才。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后期洋务派主张立国之道在于治、富、强，即从政治、法律和道德方面整饬政府的同时进行新式的振军运动。
具体而言，是设立文武学堂、奖励游学、酌改文科、停罢武科等等。
这些建议大多被清政府所采用。
到清灭亡清廷共训练出以新式武器装备、实行新式编制的军队十四镇和十八混成协（旅）、又四标及禁卫军一镇，约17万人左右。
[5]因此，中国在20世纪初进行的这场新式的振军运动是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在王朝自救意识的主导下，在后期洋务派官员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下进行的。
士进则为官，退则为绅。
以张謇、汤寿潜等为代表的改良派位于士绅的上层，他们在地方自治机关中取得了一定的职位，从而在这场运动中起到了积极策划和推动作用。
而相对势力较弱的低级士绅只得寻求新的进取途径，结果大部分士绅向社会下层流动，如投笔从戎，充任士兵等等，1905年《大公报》报道：“深州举人胡某率本州举人七名，廪生三十名，呈请练兵处五大臣，恳请分发各镇充当兵勇，以为中国文人秀士之倡。
”[6]在清末新军兵营中，以举人秀才身份当兵效力是很普遍的社会现象。
[7](P461)随着低级士绅渐渐涌入军界，有两类没有功名的读书人也弃文从武投效军营。
一类是受过传统教育而在科举制废除后无法取得功名的读书人。
自1898年废八股，1903年废科举后，他们失去了旧日安身立命的途径，只有另谋出路，或出洋留学，或转入国内新式学堂。
那些既无法到外国留学，也进不起国内新式学堂的青年便弃文从军或投考军事学堂。
另一类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学生。
其中不少人富有爱国之心。
他们把军事训练看作振兴中华的前提。
日俄战争的结束和科举制度的废止几乎同时发生，此后，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放弃学业，投身军队。
[8]士绅进入军界，使军人总体素质得到不断提高，为新政军事变革的全面实行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作为正规军队的补充，绅商在积极赞同政府倡导的振兴武备事业的同时也组织了地方商团。
商团军事训练通常仿效日本军队的方式，夹杂着德军的色彩。
负责军训的教官多为毕业于日本军事预备学堂或正式军事院校的中国留学生。
但是，士绅和绅商对重振军备的支持是有限的。
因为编练新军是省和国家财政预算中开销最大的项目。
士绅们虽然理解中央政府发展武装力量以应付外来挑战的做法，并且支持提高军人地位的政策，但是，在财政问题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他们担心因此加重人民负担，激发民众抗税运动而不得不抑制军事力量的增长。
从上述叙述中可以看出，在新式振军运动中起重要作用的大多是具有封建功名、正统出身的官绅们，这种局面的出现是时代造成的。
二历史从来不是单向的。
沿袭西法编练新军，堪称中国近代军事领域内的一场深刻革命。
但是，由于清政府缺乏有效调控改革的政治能力和社会资源，致使激进的军事改革衍生出一系列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积极参与军事变革的士绅尽其所能地推动新政，同时新政也对士阶层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兵役制度的改革，打破了千百年来兵与民的社会阻隔，西化的新军不再是传统“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另类群体，而是国民仿效的社会楷模。
从“好男不当兵”到“国民俱是兵”的观念转变，使“无兵文化”的传统社会遭遇严峻挑战，近代军人强势进取与传统士人政治边缘化更呈强烈反差。
近代军人借改革之势入主社会，必然引发社会领导角色的转换和四民结构解体，进而危及传统的社会政治架构和政治运作方式。
主导改革的清政府理当意识到改变“祖宗成法”、更替社会主干带来的“后遗症”，但在防卫型近代化的历史背景下，由近代军人担当社会领导角色却是清廷无可奈何的选择。
从甲午战败到庚子事变，国际上西方诸发达国家对落后地区肆意扩张侵略，国内清政府的腐朽专制刺激着当时正在成长的新知识分子阶层，使他们觉悟到“今日之世界，是帝国主义最盛而自由败灭的时代”[9]，是“帝国主义最发达的时代”[10]，同第25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3年第6期 - 66 -时也是一个“竞争最剧烈之时代”[11]。
这种敏锐的洞察力和强烈的时代意识，再加上知识分子的现代主体意识的日渐形成，与清末“新政”中的学制改革、编练新军和提倡“尚武”教育而烘托出的社会氛围相结合，使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潮交相激荡，儒家传统的和平主义遭到极大冲击，尚武爱国的新军军人亦被推到了政治革命的风口浪尖。
伴随“重铸国魂”和近代军人意识之觉醒而来的，是民族国家与军人（国民）关系的明确界定。
新军军人忠于国家，还是效忠满清朝廷？无疑是检验军心的“试金石”。
传统社会的兵“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而体现国民与国家关系的新式军人理当“只知有国家，不知有朝廷”。
[12]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式军人的“愚忠”观念。
“以前是对皇帝个人尽忠，现在要对国民全体尽忠，对个人尽忠是军人之耻，对国民尽忠是军人之荣”，[13]这种反映近代国民意识的军人观念，对新式军人的政治逸轨意义深远。
激进的军人逐渐意识到造成国家孱弱落后的根源就是清廷的专制统治。
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排满革命”的主张，很容易在激进的新军官兵中引起共鸣。
对于这一点，近代著名军事家蒋方震在《中国五十年军事变迁史》中曾经就辛亥革命的特点和新军的作用评论道：“历次革命皆自外铄，其势不坚，而武昌革命则其势由内而外，由下而上，其成功也，非偶然也。
”编练新军的过程中，清政府采取了废除武举，开办武备学堂来培养新式军官的方法，同时又选送青年出洋学习军事，意图走一条培育人才的新路和捷径。
这部分出洋留学的人在国外感受到强烈的民族失败情绪和民族挫折情绪。
他们对中国积贫积弱社会状况进行深刻思考后，对清政府的统治因不满而失望。
其中的一部分人在与海外的革命党人的接触中，开始接受革命思潮，努力探求一种救国良策。
回国后，他们加入新军，成为新军中隐性的“不安定”因素。
对此，辛亥武昌起义的亲历者胡祖舜在回忆文章《六十谈往》中写道：“湖北新军，为湖广总督所手创。
之洞厉行新政，建设多端，学校林立、文武并育，人才蔚起。
”[14](P384)“每一营队，济济多士，革命思潮，潜移默化，革命小组，秘密滋生。
”[14](P85)新军士兵的来源与旧式军队有很大不同。
清末新军严格征兵制度“募兵制虽仍沿旧，而新兵入伍，类多考试，文盲已居少数。
”[14](P49)由于当时武举、科举考试已经停废，造成许多旧式读书人出身无路，转而投笔从戎。
于是当时湖北学生界有“秀才童生新军”之谓，可见一斑。
特别是湖广总督张之洞所施行的开明政策，将湖北新军变成了知识化、社会化的政治“大学校”，以开放的军营作为集聚社会精英的场所和反映社情民意的窗口，其社会政治意义远非封闭落后的旧式军队可以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