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
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演变
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演变一、引言社会分层结构是指人们在社会中根据不同的社会地位、财富、权力等因素而形成的层次结构。
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演变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社会分层结构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到现代社会的阶级划分，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深入探讨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演变过程。
二、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2.1 天命观念下的等级制度在封建社会中，社会的分层结构主要是建立在天命观念的基础上的。
人们相信皇帝是上天所授予的统治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根据天命观念，社会被划分为君主、贵族、士人、农民和工匠等不同等级。
贵族地位高于士人，而士人又高于农民和工匠。
2.2 社会等级制度的稳定与社会流动的缺乏在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下，社会分层结构相对稳定，社会流动性很低。
贵族地位世袭，士人地位通过科举考试获得，而农民和工匠则只能继承其父辈的身份。
这导致了社会阶层之间的固化，社会流动的机会很少。
三、近代社会的阶级划分3.1 封建社会的动摇与社会变革的兴起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和动荡。
西方文化的引进、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内外压力的加大，逐渐削弱了封建社会的统治地位。
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分层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3.2 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与城市阶级的形成近代中国逐渐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代替了封建主义的束缚。
这使得社会分层结构变得更加复杂，新的阶级开始出现。
城市商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逐渐形成，并在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
这些新兴阶级通常具有较高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
3.3 农民工阶级的出现与城乡差距的拉大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农民开始大规模进入城市工作。
由于农民在城市中的地位较低，工作条件较差，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农民工阶级。
农民工阶级通常被认为处于社会分层结构的最底层，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差距日益拉大。
四、当代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4.1 新兴阶级的崛起与中产阶级的形成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一批新兴阶级开始崛起。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劳动者阶层分析
當代中國社會分層與勞動者階層分析摘要：组成社会大系统的不同人群，因其对社会稀缺资源——包括国家控制权力、生产资料及财富、社会资本、专门知识、技术等要素的拥有、控制的不同，形成了社会地位、职业、收入等方面的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阶层。
本文将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四个阶层：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并对劳动者阶层的构成和利益需求做了初步的分析和探讨。
本文认为，在当代，不同阶层间的妥协是民主的象征，是政治解决不同阶层之间冲突的理智和合理的方式。
关键词：四个阶层阶层冲突与妥协一、阶层的划分及标准所谓阶层，是指按照一定标准划分的社会群体、，每个阶层都有其独立的群体利益。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将目前中国社会分成国家与社会管理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这样10个阶层①（陆学艺2002）。
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A.Giddens）认为，社会根据三种“市场能力”划分为三种阶级，即掌握生产资料的市场能力的上层阶级、具有教育和技能的市场能力的中产阶级、具有体力劳动的市场能力的下层阶级②（李培林2004）。
划分阶层的标准有很多，如生产资料的拥有、财富和收入、组织权力、社会声望、知识技能、受教育程度、社会网络关系、消费水帄、信息资源占有、职业等等。
因为影响人的社会地位的因素的多样化，不可能依据一个唯一的标准来进行划分不同的社会群体，使用综合标准，即以多种因素的组合进行划分，是一种较为科学和合理的方法；同时，采用的标准和因素，应当是本质性、决定性的因素。
对这些因素的控制、占有的不同，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就有了明显的、本质性的不同。
按照人们对社会稀缺资源的控制和占有的不同，本文将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四个阶层：国家管理人阶层、资本家阶层、中产阶级、劳动者阶层。
稀缺资源包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三个方面。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社会分层与流动现状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社会分层与流动现状【摘要】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分层和流动状况备受关注。
本文从农民工的社会分层现状、流动状态、金字塔结构下的群体特征以及新型城镇化和政策措施对其影响等方面展开分析。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社会分层和流动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包括就业机会、社会保障等因素。
政策和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民工的分层和流动现状。
在展望未来，农民工的社会分层和流动趋势将继续受新型城镇化和政策的影响，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来促进其良好的发展。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农民工、社会分层、流动状态、金字塔结构、影响、政策、措施、发展趋势、展望。
1. 引言1.1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社会分层与流动现状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社会分层与流动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他们在城市中扮演着重要的劳动力角色。
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却存在着明显的分层现象，他们常常被边缘化、低薪酬、缺乏社会保障。
这种分层现象严重制约了农民工的社会流动。
而农民工的流动状态也是一个需重视的问题。
由于户籍制度和城乡差别，农民工在城市中往往没有稳定的工作与生活保障，他们不断地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流动，面临着身份认同、子女教育等诸多问题。
在金字塔结构下，农民工群体更是被挤压在社会底层，缺乏社会支持与保障。
新型城镇化对农民工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影响不言而喻，政策及措施对农民工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影响同样至关重要。
在未来，展望农民工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发展趋势，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农民工的权益与发展，促进他们在城市中更好地融入与发展。
2. 正文2.1 农民工的社会分层现状一、按工资收入水平可分为高收入农民工、中等收入农民工和低收入农民工。
高收入农民工多为技术工人或熟练工人，拥有较高的技能和经验，通常在大城市或发达地区从事高薪工作，收入较为稳定。
中等收入农民工通常是一般工人，劳动强度较大，收入比较稳定但仍需勤奋工作才能维持生活。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迁。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对社会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改革开放前的社会分层结构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大体呈现出传统的封建等级制度。
在这个等级制度下，社会被分为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等不同阶层。
地主阶级享有最高的地位和特权，拥有土地和财富；农民阶级是广大劳动人民，生活贫困，受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压迫；工人阶级则主要从事体力劳动，虽然收入相对较高，但权益受限。
而知识分子则相对特殊，虽然在社会地位上不如地主阶级，但享有一定的特权。
二、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分层结构变迁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从原来的集体经济中解放出来，拥有了一定的土地并享受相应的分红。
工业方面，国有企业逐渐放开，各种形式的企业开始出现，工人阶级的收入和地位也有所提高。
同时，市场经济的出现使得市场对知识和技能的需求增加，知识分子开始脱离原有的特权体系，在市场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
这一时期，社会分层结构发生了初步的变动。
农民逐渐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城市居民，部分农民涌入城市开始从事非农产业，增加了社会分层结构的多元化。
工人阶级的地位有所提高，通过市场经济获得了更多机会，一些工人甚至成为企业的老板。
知识分子也获得了更多机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无论是农民还是工人阶级，他们的地位提升与城市户籍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待遇也并不高。
三、改革开放中期的社会分层结构变迁改革开放中期，中国进一步深化了改革开放，逐步完善了市场经济体制。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人口增加迅速，城市化率也大幅度提高。
这一时期，城乡分割逐渐缩小，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差距缩小。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更为明显的社会分层。
以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角度分析农民工现象
以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角度分析农民工现象农民工现象是中国社会现实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涉及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两个方面。
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看，农民工被认为处于社会底层。
他们通常是农村地区的居民，由于农村就业机会有限，因此选择外出务工来谋求更好的生活。
然而，不同于城市居民，农民工通常缺乏正规教育和技能培训，往往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和低技能工作，收入相对较低，生活条件较为艰辛。
同时，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地位和名誉也往往较低，面临着缺乏保障、受歧视和不公平对待的问题。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他们也存在一定的社会流动性。
一方面，通过自身努力和不断提升技能，一些农民工能够逐渐摆脱贫困，改变自身的生活境况。
他们利用工作积累的资金，回乡创业或者转行就业，建立起自己的事业或发展自己的技能，实现了小康甚至更好的生活。
另一方面，农民工的下一代也存在上升通道。
随着中国农村对教育的重视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得到了良好的教育机会，为他们的未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些孩子有可能获得更多机会，成为城市中的白领或者技术人员，改善整个家庭的社会地位。
然而，农民工现象也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首先，农民工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往往没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无法获得高技能的工作机会，导致他们在社会分层中长久处于底层。
其次，由于农民工的居住和工作条件相对较差，城乡二元分割的现象比较明显，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进一步加深。
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很低，缺乏社会保障和福利保障，如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
此外，农民工在城市中面临的歧视和不公平对待问题依然存在。
为解决农民工现象所带来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问题，政府和社会应采取一系列措施。
首先，通过加大农村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机会，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上升通道。
其次，加强职业培训，提升农民工的技能和竞争力，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
同时，建立健全农民工工资保障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福利保障。
中国农民工社会阶层地位调查报告
中国农民工社会阶层地位调查报告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李宝帅摘要：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地出现了这样一个群体，城市中他们有一亿之巨，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军，然而硕大的城市中却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他们就是---农民工。
当今社会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农民工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在他们自己眼中他们不再低人一等，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镇)和乡镇企业就业。
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这就是被称为农民工的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
农民工主要是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城务工和在当地或异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
他们就业流动性强，有的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有的长期在城市居住、生活和工作，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虽然尚未成为城市居民，但与农民也有很大的不同，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文化观念已受到城市现代文明的熏陶。
农民工的大量涌现，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农民工的出现和发展，是中国国情的产物，将长期存在于现代化事业的进程中。
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
那么当代农民工在中国社会阶层中的地位又是怎样的呢？为解决这个问题我在2010年2月5日至8日走访了东营市西城金大地建材批发中心。
此时已经临近新年，但是在金大地仍然是一派繁忙的景象。
金大地作为东营市西城最大的建材批发中心仅仅成立六年，但是这里集中接近一般的批发商以及装饰公司。
5日下午五点钟我走进金大地，街的两旁全是各种各样的门头，有木门、卫浴、吊顶、灯具等等各种装修材料。
他们并没有因为新年将至而急着回家，反而门前室内有很多货物。
走进一家卫浴店面，老板热情的招待了我，待我说明来意之后，老板向我讲述了在东营的几年情况。
老板姓赵，山东泰安人，和妻子在东营已经八年了，初来东营时只有21岁，回想起那段时光，赵老板脸上露出了辛酸。
农民工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特殊阶层
农民工：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特殊阶层摘要：论文首先认为，农民工阶层是中国社会转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即1978年以后出现的中国社会的第三大阶层。
农民工阶层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农民工阶层最基本的特征是其社会身份、社会地信、社会生产的双重性；农民工阶层是中国社会转型推进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现实角度看，农业经济与非农经济、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的差别不会迅速消失，因此，农民工阶层还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从长远角度看，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向纵深推进，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农业经济与非农经济、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差别的逐渐消失，随着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进入整体性推进阶段，农民工作为一个阶层最终将不复存在。
关键词：社会转型；阶层分化；农民工；特殊阶层一、农民工阶层的社会成因探讨农民工阶层作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特殊阶层，其产生有其必然性：其一，当前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以及由此而导致的阶层分化是农民工阶层产生的社会背景；其二，改革以前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的二元是农民工阶层产生的历史根源；其三，改革以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失衡是农民工阶层产生的现实依据。
（一）社会背景：当前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以及由此而导致的阶层分化1978年以后，中国的社会转型进入快速或加速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
为了探讨改革以来的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又必须首先分析改革以前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
第一，分化的前提：改革以前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
1949―1978年，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呢？对此，我们可以从两种不同角度即社会分层研究中两种不同传统出发来进行分析。
在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研究中存在这样两种传统：一是按照依附关系来进行分层，称之为关系式分层；二是按照等级关系来进行分层，称之为等级式分层。
运用上述两种不同的社会分层方法来研究1949―1978年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现当时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是：从关系式分层理论出发来分析，存在一个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构成的三分式阶层结构；从等级式分层理论出发来分析，存在一个由干部、工人和农民构成的三级式阶层结构。
社会分层
浅析农民工的社会流动背景下的权益保障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的调查研究，当代中国已经形成了由十大社会阶层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
这十大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
但学者周晓桂认为，通过这十大阶层的划分来描述中国当前的社会阶层状况，有一个假想的理论前提，就是中国已经形成了稳定的社会分层，即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分化已经完成、物质利益地位已经相对稳定。
显然，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
因为当今的中国社会，不仅利益结构变迁十分迅速，同时各社会阶层也正处在分化、解组与重新组合的过程之中，也就是处在社会流动之中。
社会流动主要表现为各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地位的变化和人口在各个阶层之间的流动。
最近30 年来，由政府主导的改革开放是启动和加速大规模社会流动的直接原因，各个阶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得社会流动的变化愈加明显。
一、目前我国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基本现状目前我国社会流动的基本现状包括地域流动--地域流动的主要形式是城乡流动和区域流动；职业流动--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发展，也使得农村居民内部的职业分化大大加快；身份流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只存在三种身份：农民、工人和干部，并且三者之间的转换途径很少，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几乎没有可能，现在途径越来越多了，农民成为工人当然不用说了，农民和工人通过考试、竞争、选举等方式转变为干部的事例也不鲜见。
在笔者调研的过程中，大多流动农民工属于职业流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走出农村进入城市打工，人们习惯上把这个群体称为“农民工”。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倍加关注。
李培林认为，民工的流动具有三个特点：一是表现在地域上，农民工从农村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向较发达地区流动：二是表现在职业上，农民工从农业向工商服务业等非农产业流动；三是表现在阶层上，从低收入农业劳动者阶层向其他较高收入的职业阶层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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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
进入专题：农民工社会分层
●李强
本书书名所列的两大主题“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是笔者很长一段时间所关注的主要研究领域。
笔者对于社会分层的研究始于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
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人民大学还没有社会学这个专业，笔者对于社会学的兴趣更多是读书得来的。
当时，有关社会学的著作中文版很少，多数是外文书。
在北京，外文书藏书最多的要数“北京图书馆”(今天已易名为“国家图书馆”)了。
读研究生的时候，着实读了不少北京图书馆的外文书。
那时候的北图还没有搬到现在的白石桥，还是在北海南门的老北图。
笔者有幸能够得到北图的外文外借的图书证，数不清有多少次来来往往于当时所居住的北城地兴居和老北图之间，借阅了大量书籍，其中很多是社会学的著作。
所以，后来写研究生论文的时候，写的是有关社会分层中的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探讨发达国家的白领阶层，也可以称作中产阶级，当时国内的术语还是“脑力劳动者”。
笔者对于城市农民工研究的兴趣也是说来话长，1990～1991年在英国布里斯特尔(Brist01)大学访问一年，是中英友好奖学金资助的，读书过程中，看到大量关于迁移(migration)方面的材料，1992年夏季在美国安阿伯(Ann Arbor)密执安大学安静的图书馆里也阅读了不少城市移民(urban migration)方面的书籍。
这样从90年代初期开始，先是从理论上，后来又从实证上探讨流动人口、城市化和城市农民工问题。
本书是作者在大约十多年的时间里，关于城市农民工、城市流动人口、中国城市化问题等主题研究心得的一本集子。
笔者在本书中提出了和试图验证如下的一些观点：
第一，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中国城市农民工是城市中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在城市里较长时期地居住、生活和工作，但是无论他们自己还是整个社会并不认为他们是归属于城市的，而是认为他们是归属于农村的社会群体。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处在城市里的边缘位置上，所以常被称为城市中的“边缘人”，在生活方式上也成为城市里的一个特殊的亚文化群体。
然而，另一方面，他们与农民也有根本的区别，他们受到城市文化的熏陶，接受了城市的不少文化和观念，这些使得他们很难再复原到农村原来的生活轨道上。
第二，造成上述城市农民工特殊社会分层地位的首要制度原因在于户籍制度。
本书探讨了新中国户籍制度的起源，认为，户籍制度建立以后，起到了两个最主要的社会功能，第一是使得革命以后的经济分配、资源分享的秩序得以维持。
我国在尝试了打碎阶级的实验以后，需要用“非所有权”的屏蔽手段来维持经济秩序，而户籍是“非所有权”式的、最为有效的屏蔽手段。
依靠户籍阻止农民进城，实现了向城市工业发展倾斜的政策，完成了工业发展的原始积累。
笔者认为，户籍制度的本质是一种身份制度，当然，构成当时中国身份制度的不仅是户籍，除了户籍制度外也还有一整套复杂而又相互匹配的身份制度，但是，户籍制度是这套制度的核心。
笔者认为，改革以来，户籍制度的“社会屏蔽”功能有所衰落，经济所有权的功能已经出现了回归的趋势。
财产权作为社会筛选机制和技术证书权的筛选机制都已经对于户籍权力提出了挑战。
当然，在产权方面和技术证书方面，农民工也不占优势，农民工仍然有可能处于城市社会分层的下层。
但是，产权和技术证书权作为主导的社会筛选机制以后，社会公平的机制和理念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第三，在上述户籍制度的影响下，传统的人口流动的推力与拉力的模型发生了变化。
中国农民工流动的推力与拉力的模型与国际上的模型有很大区别。
在户籍制度的作用下，推力与拉力都会出现变形。
有些推力或拉力，会出现“功能失效”，也就是说，此种因素虽然还存在，
但是它却失去效用，从而使流动人口不再遵循一般的推拉规律。
迄今为止，我国的户籍改革虽然也推出了若干重要举措，但是，原有制度的惯性较强，户籍使推拉失效的现象依然如故。
第四，笔者提出，非正规就业会是数以亿计的流人中国城市的农民工就业的主要形式。
应充分认识非正规就业的正向社会功能。
非正规就业为中国巨大的失业人口、流动人口、过剩的农村劳动力留下了巨大的生存空间。
应改变目前对于非正规就业的管理对策，改变一些地方打击非正规就业的作法，应对其采取扶持、帮助的对策。
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这也是协调社会各个阶层利益的必要机制。
从根本上说，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都应当得到保障，而不应该仅仅是城市居民和正规就业者的利益得到保障。
第五，农民工中有底层精英存在，如果对于他们通通采取整体排斥的政策，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社会稳定。
第六，笔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是职业流动最为频繁的群体，然而，频繁的职业流动并不能导致他们职业地位的上升，笔者提出地位累积的解释，城里人由于可以通过档案制度实现地位累积，而农民工则没有地位累积。
第七，笔者将我国城市农民工的家庭关系归为五种基本模式，即单身子女外出型、兄弟姐妹外出型、夫妻分居型、夫妻子女分居型和全家外出型。
笔者发现这些以分居为主要特征的家庭模式，与传统的家庭理论是冲突的，也给社会学研究带来了很大困难，笔者对此进行了阐释。
第八，笔者印证了中国城市农民工高比例向家乡汇款的现象，笔者分析了这种向家乡的高比例汇款的原因及其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第九，笔者发现，城市农民工的多数处于无保障状态，受到失业、疾病的频频袭击，笔者提出了建立三条保障线的对策建议。
第十，笔者在实证研究中发现城市市民与农民工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发现了流入城市农民对城市居民的不满情绪。
本书剖析了我国农民与市民交往的历史，提出在今后几十年里，流入城市农民与城市居民将是在我国城市中共同生活的、长期共存的两大社会群体，提出增强他们之间的沟通、理解与合作，消除他们之间的隔阂、误解与冲突，从而保证我国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
第十一，本书从剥夺理论视角研究了中国城市农民工在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等方面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提出绝对剥夺在现阶段还是普遍现象，提出了多阶剥夺的观点，认为绝对剥夺降低以后，相对剥夺的问题还会再提出来。
第十二，本书证明，城市外来人口分为两个大的群体，他们的构成和需求有巨大差别，因此在户籍改革上，要分析户籍为不同群体带来什么样的实际利益，特别是要理解两大群体的不同要求，根据他们的要求进行改革。
第十三，本书分析了中国城市化的五种模式，即小城镇模式、中等城市模式、大城市模式、城市群模式和乡村生活城市化模式，认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道路显然不应固守在某一种模式上，而应采用兼收并蓄的方针，根据不同情况采用多种模式。
第十四，本书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人口高度密集的东南沿海城市带的形成是难以避免的。
“东南沿海线”是与传统“爱辉一腾冲线”大体平行的划分东南沿海省份与其他地区的线条，该线东南是我国流动人口、外来人口最为集中的区域。
东南沿海是我国农村人口的主要流入地，可以预计是未来中国人口最为集中的聚集区，也将是中国城市化未来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
第十五，本书提出了三元社会结构的思路。
三元结构首先是以二元结构为历史前提的，笔者认为使用三元社会结构的说法更能够反映中国的实际情况。
第三元群体的本质在于它与农村居民相比是一个占有一定城市资源的群体，它与城市居民相比又是一个仅占有十分有限城市资源的群体，是被排斥在正式的城市居民之外的非正式城市群体。
这个新产生的群体并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而可以说是一个新的身份群体。
本书除了笔者的劳动以外，也凝聚着笔者过去和现在的一些学生、朋友的贡献。
本书第十四章是由笔者当时的学生、现在中央编译局的周红云博士完成的，第二章、第十五章和第十八章，则是笔者与研究生张海辉合作的成果，第十七章第一、二节的写作则有笔者过去的学生，现在人民大学任教的李迎生教授、郝大海博士的参与。
清华大学的唐壮先生为第六章做了不少文献准备工作。
此外，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大多是笔者组织学生进行调研完成的。
对于所有上述学生、朋友、同人的贡献，在此深表谢意。
笔者多年来的研究和写作是在妻子张华女士无微不至的关心下完成的，所以，也特别感谢她的贡献。
本研究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1ASH003)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02JAZ840003)的资助，在此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