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寺所见唐代宦官与佛教的关系
谷响：诗人白居易的佛教生活
一诗人白居易九世纪间，唐代诗坛上出现了一位热爱人民的大诗人白居易（772－846），他一生写出了许多现实主义有人民性的诗歌，“惟歌生民病，不识时忌讳”，说出了广大劳动人民心里要说的话语，由于他的诗歌具有深入浅出的通俗的风格，因而在群众中得到很广泛的流传。
他的好友元稹说他的诗歌在“二十年间，禁省、覌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白氏文集序）。
白居易自己也说:“自长安至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与元九书）。
可见他的诗篇在从城市到乡村，从劳动人民到僧俗士女间广泛地流传着，这种情况在历代诗人中是很突出的。
他在当时也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诗人，当他生前，他的诗篇就已流传到西域、新罗、日本等国，为各该国人民所喜爱珍视。
鸡林国（今朝鲜）商人还将它看成一种有利的商品，竟到中国来重价搜求（白氏长庆集序），因而他的诗歌传布的地域很广。
1950年苏联文学家爱德林氏译出了“白居易绝句诗集”俄文本，许多报刊都撰文推荐他这本书，给中国人民诗人白居易以很高的评价（见中苏友好2卷4期）。
现今苏联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大量翻译和印刷他的作品，其他国家许多进步文化工作者也不断地从事于诗人的生平和作品研究，他的伟大的诗歌艺术是属于中国人民、也是属于整个进步人类的。
白居易生活的时代，是安史变乱以后，藩镇割据，土地兼并，人民陷入巨大的灾难里；这时社会上两极分化，一方面是高楼栉比，过着奢侈的淫靡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啼饥号寒，终年不得温饱，整个社会都在乱动当中；这时诗人——白居易，用自己的诗篇，反映了被压榨的劳动人民的生活，歌出了劳动人民的心愿，并大胆地尖锐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他思想的深刻和歌咏的广泛，正象一面镜子一样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
如覌刈麦、杜陵叟、卖炭翁、采地黄者诗，宿紫阁山北村诗，重赋、纳粟诗，村居苦寒、道州民、黑龙潭等篇，都是当时社会中劳动人民的生活素描，他们的劳动果实被剥削阶级残暴地掠夺了去的情形；他站在人民的立场，发出非常沉痛而激动的声音，道出劳动人民内心的愤怒和苦痛。
唐朝的佛教文化与影响
唐朝的佛教文化与影响唐朝时期是中国佛教文化的鼎盛时期，此时期的佛教文化丰富而深厚，对于日后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唐朝时期的佛教文化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当时，而是对于后世佛教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佛教传入中国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朝时期，但是唐朝时期对于佛教文化的扶植和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唐代时期的皇室和士族阶层对于佛教十分崇敬，这也成为佛教文化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唐朝时期的皇帝们对于佛教的扶植非常之高，他们甚至将佛教视作是国家的宗教，这使得唐朝时期的佛教文化得到的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
唐朝时期的佛教文化具有非常浓郁的佛教禅意。
禅宗作为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时期也支持了禅宗文化的发展。
唐朝时期的一位皇帝，开元十年派出两位高僧至于印度求学，并用重金将佛经译为汉语，这对于汉传佛教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除此之外，唐朝时期佛教文化的发展也是在传播中成长的。
佛教文化的快速传播得益于唐朝仁宗时期打造的丝绸之路的重启。
这条通路在当时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印度到中国的佛教经脉得以通过这条通路实现快速的传递，这使得唐朝时期的佛教文化得以在短时间内大力发展和普及化。
唐代时期的佛教文化对于后世佛教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佛教文化系统的建设和体系的完备化，使得后世的佛教能够步入一个成熟的阶段。
唐朝时期佛教文化中的一些思想和方法论，如“金刚经”中的“空”，“心”的训练等思想对于后世的佛教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比如仁兄菩萨、普贤菩萨等类别的出现，让佛教更为的详细和系统。
总之，唐朝时期的佛教文化对于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不仅丰富和深厚了中国佛教文化的底蕴，而且对于日后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白居易的诗歌与佛寺之关系研究
白居易的诗歌与佛寺之关系研究题目：白居易的诗歌与佛寺之关系研究摘要：本文旨在探究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与佛寺之间的密切关系。
通过对其诗歌和相关历史文献的研究，发现白居易在创作诗歌时，往往从佛教文化中汲取灵感，将佛寺的景象和佛教思想融入到自己的诗歌中。
他的很多作品都以佛寺为情境，以佛教思想为主题，表现出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文章从以下九个方面展开研究：一、白居易与佛教的渊源关系二、佛寺景象在白居易诗歌中的表现三、白居易诗中的佛教思想体现四、政治和社会背景下的佛教元素运用五、佛教文化与诗歌创作的联系六、佛教文化在白居易人生观中的地位七、白居易的诗歌与佛寺文化的互动八、佛教变化对白居易诗歌的影响九、佛教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对白居易诗歌的影响通过对这些方面的探究，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白居易的诗歌创作和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为后人阅读和研究提供更加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历史背景。
关键词：白居易，诗歌，佛寺，佛教文化，艺术价值Abstract: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etry creation of Bai Juyi, a famous Tang poetry writer, and Buddhist temples by studying his poetry and related historical documents. It is found that in his poetry creation, Bai Juyi often draws inspiration from Buddhist culture, incorporating the scenery and Buddhist thoughts of temples into his poetry. Many of his works take place in Buddhist temples and feature Buddhist themes, showing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artistic valu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following nine aspects:1. The deep roots of Bai Juyi's relationship with Buddhism2. The expression of temple scenes in Bai Juyi’s poetry3. The embodiment of Buddhist thoughts in Bai Juyi's poetry4. The use of Buddhist elements under political and social backgrounds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ddhist culture and poetry creation6. The status of Buddhist culture in Bai Juyi's philosophy of life7.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Bai Juyi's poetry and temple culture8.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t changes on Bai Juyi's poetry9. The impact of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Buddhist culture on Bai Juyi's poetryBy investigating these aspects, we can gain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Bai Juyi's poetry creation and the profound and extensive Buddhist culture, providing richer cultural resources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for future readers and scholars. Keywords: Bai Juyi, poetry, temple, Buddhist culture, artistic value正文：一、白居易与佛教的渊源关系白居易生于唐朝，此时佛教文化在中国已经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
对佛光寺东大殿唐代彩塑布局规律的分析
Fashion Color人文张玮Zhang Wei太原师范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0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Taiyuan Shanxi 030000 An Analysis of the Layout Rules of Tang Dynasty Painted Sculptures in the East Hall of Foguang Temple对佛光寺东大殿唐代彩塑布局规律的分析摘 要：佛光寺东大殿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唐代木构建筑，殿中佛坛上的34尊唐代彩塑体型高大，数量众多，分布密集。
在历史上东大殿曾经过多次修缮和改建，大殿门板从内柱推移到了外柱，这就改变了大殿内的空间，也改变了彩塑原有的视觉效果。
还原东大殿彩塑原本的布局方式和视觉效果即可发现，这种布局思路中继承了许多石窟寺的空间布局经验，对石窟寺的演变规律进行研究，可以更加清晰的认识东大殿空间布局所遵循的规律，深刻理解古人对于雕塑和展示空间这二者关系的认知。
关键词：布局方式；立柱；前廊；石窟Abstract: The East Hall of Foguang Temple is the largest existing Tang Dynasty wooden building in China. The 34 Tang Dynasty painted sculptures on the Buddhist altar in the hall are tall, numerous and densely distributed. In history, the East Hall has been repaired and rebuilt many times. The door panel of the hall has been moved from the inner column to the outer column, which has changed the space in the hall and the original visual effect of the painted sculptures. It can be found by restoring the original layout and visual effects of the painted sculptures in the East Hall. This layout idea inherits many experience in the spatial layout of cave temples. By studying the evolution law of cave temples, we can more clearly understand the spatial layout of the East Hall. The rules of the art, and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ancients' cogni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ulpture and exhibition space. Keywords:layout;column;front porch;grotto一、佛光寺概况佛光寺位于山西省五台县西北三十公里的豆村镇，始建于北魏孝文帝年间。
论佛教对白居易等人诗歌创作的影响_宋斐飞
第27卷第3期 许昌学院学报 2008年第3期V o.l 27No .3 J OURNAL OF XUC HANG UN I VERSI T Y No .3,2008[收稿日期]2008-02-29[作者简介]宋斐飞(1981-),女,吉林长春人,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论佛教对白居易等人诗歌创作的影响宋斐飞(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上海200234)[摘 要]唐代诗人的佛教情结表现为多个方面,他们不仅在生活上实践着佛家的清规戒律,过着淡泊名利的日子,而且热衷于和僧人们交往,其中也包括那些具有反佛思想的诗人。
唐代诗人存在着这种浓厚佛教气息的原因,是社会与个人双重因素作用的结果。
而诗人与佛教的这种密切关系又对唐代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进了唐诗走向繁荣昌盛。
[关键词]唐代诗人;佛教;情结[中图分类号]I 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824(2008)03-0063-03西汉末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到唐代进入全盛时期。
大到国家祭祀庆典,小到百姓日常生活,无不反映出佛教的深刻影响,佛教渗透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
在这样的态势下,唐代诗人便不可避免地与佛教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唐代诗人的佛教情结成为唐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佛教情结的表现唐代诗人的佛教情结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是他们身体力行的去遵守佛家的清规戒律,过着一种淡泊名利的闲适生活。
白居易就是其中的一例,他在官场不得意之时借病辞官,/暮节惑浮屠道尤甚,至经月不食荤,称香山居士。
尝与胡杲、吉旼、郑据、刘真、卢真、张浑、狄兼谟、卢贞燕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绘为5九老图6。
0[1](卷1195白居易传6)王维更是佞佛,他/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
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辋水周于舍下,别涨竹洲花坞,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0,/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
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
东汉末年的宗教迫害宦官专权与佛教的消失
东汉末年的宗教迫害宦官专权与佛教的消失东汉末年的宗教迫害、宦官专权与佛教的消失东汉末年，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政治、社会、经济的深刻变革。
在这一时期，宗教迫害、宦官专权成为了当时社会的重要问题之一。
与此同时，佛教的逐渐式微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本文将从历史背景、宗教迫害、宦官专权以及佛教消失等方面展开论述。
一、历史背景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在当前政治危机、地方割据、地震频发等种种困扰之下，社会不稳定，人民生活困苦。
这种社会背景决定了宗教迫害的出现与宦官专权的抬头，同时也为佛教的消失埋下了种子。
二、宗教迫害在东汉末年，道教、佛教等宗教迅速传入中国，并逐渐形成了较大影响力。
然而，身为统治者的皇权却对这些新兴宗教存有戒心。
因为这些宗教大都提倡个人解脱，讲究超越尘世的生活方式，与汉朝的稳定统治格格不入。
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宗教迫害随之出现。
当时的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收缴道教、佛教的经书，限制信仰自由，并对信教者进行迫害、惩罚。
这种形式的宗教迫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佛教及其他新兴宗教的势力。
三、宦官专权宦官是东汉末年中国独特的社会群体，他们由于其特殊身份以及与皇帝的关系，逐渐形成了令人担忧的专权体系。
宦官专权始于汉灵帝时期，由于皇权逐渐衰弱，指挥力量的实际掌权权力落入了宦官手中。
这些宦官通过操纵皇帝，干预朝政，谋取私利，严重影响了汉朝政治的稳定与发展。
宦官专权体制的形成与宗教迫害有着一定的联系，因为在宦官的干预下，修道、信仰等行为都受到了严格限制与打压。
四、佛教的消失在东汉末年的宗教迫害与宦官专权的双重打压下，佛教逐渐式微，并最终在中国消失。
受到皇权打压的佛教寺庙逐渐关闭，僧侣被迫离散，信仰佛教的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同时，宦官专权的崛起也使得皇权对佛教的压制更加强烈。
由于这些原因，最终导致佛教在东汉末年完全消失。
总结东汉末年的宗教迫害、宦官专权与佛教的消失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
唐初五台山佛光寺的政治空间与宗教构建_任思捷
，是为她
能够自称佛王、女主天下提供理论依据的重 要大乘经典 ； 而五台山能够在武后大力宣扬 华严的时期获得青睐并迅速崛起，可谓是大 势所趋
—
将五台山指认为文殊菩萨常住之
地，所依据的正是华严经文，此外文殊菩萨 作为“佛母”的形象，也应与五台获得武后 的重视有关
8)[19-20]
。
。
内外政权的巩固， 高宗与武后在显庆五年(660 年 ) 正月甲子启程前往并州，前后长达四个 月之久的巡游，就颇具象征意味
[21]
往代州
秘嫲嵒
今中台 今西台
今北台
金刚窟
今东台
。
同年十月，武后因高宗罹病主掌朝政，
大孚图寺 清凉寺
1 唐初之五台佛光
经历了南北朝前后三百余年的兵荒马 乱，隋、唐帝国使得分崩离析的华夏土地再 度归于一统。然而 7 世纪初的中国，无论 从政治或是文化地位而言，都已与秦汉时期 那个天朝大国相去甚远。自汉朝末年佛教东 渐以来，远在印度的另一个中原乐土，撼动 着中国对自身“天下之中”地位的想象，使 得人们在面对现世的苦难和末法的恐惧的同 时，亦身陷于所谓的“边地困境”之中挣扎 不已
[15-17]
。武
后早年即有接触、 登基后亲受笔削重译的 《华 严经》 ，以构筑莲华藏世界瓦解了时空的限 制， 常态化 (normalize) 了一个无所不在、 无 时不在 (omniscient) 的佛的概念
[18]
。
李显亦即弘道元年 (683 年 ) 高宗驾崩之 后即位的中宗，但他在位不到两个月就遭废 黜，直至神龙政变 (705 年 ) 武后退位才得以 复辟。此后，中宗立即将亡故之时并未被赐 予谥号的玄奘追谥为“大遍觉” ，又有将宫 中所藏玄奘画像送至慈恩寺供养等为玄奘追 荣的举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宗登基之 初，还在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皇宫之内，营 建了两处同样名为 “佛光寺” 的内道场
北魏宦官与佛教寺院述略
３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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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密。庭中有祗洹碑， 碑题大篆， 非佳耳。然京邑帝里，
朱世隆所立， 却是利用宦官刘腾的旧宅而改建的， 可以说是
佛法丰盛， 神图妙塔， 桀峙相望， 法轮东转 ， 兹为上矣。仔细 ”
玩味以上的记叙， 我们可以发现王遇建造的这一处祗洹舍
内行尚书宕昌钳耳庆时镌也。钳耳庆时， ” 即王遇 ，魏书・ 《
遇传》 “ 谓：王遇， 字庆时……自云其先姓ｆ， 后改氏钳耳， 世 宗时复改为王焉。……迁散骑常侍， 安西将军， 进爵宕吕 公。据研究者分析， ” 王遇所镌造的护国、 崇教二寺当为现
【 稿 日期 ］ ０５— ６—２ 收 ２０ 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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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 ５卷第 ４期
Ｖｏ ．２ １ ５ Ｎｏ．４
许 昌学院 学报
Ｊ ＯＵＲ Ａ１ Ｆ ＸＵ ＨＡ Ｇ Ｕ ＶＥ Ｓ Ｔ Ｎ Ｏ Ｃ Ｎ ＮＩ Ｒ Ｉ Ｙ
２０ ０ ６年 第 ４期
Ｎｏ．４，２ ０ ０６
北 魏 宦 官 与佛 教 寺 院述 略
六千四百七十八， 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 正光以
远佛寺还是开凿方山石窟寺。《 魏书・ 孟鸾传》“ ：盂鸾…… 王遇有宠， 鸾以谨敏为遇左右， 往来方山， 营诸寺舍。从这 ” 句话里我们可以得知， 一则王遇等确实在方山修筑过佛寺， 即思远佛寺， 往来方山” 从“ 的记述语气中， 可以推测王遇等 亦参与其中， 不过作用在王遇之后。迁都洛阳后， 在开凿国 家工程龙门石窟时， 令宦官自整、 王质、 刘腾等负责规划和 开窟造像工程， 史称：景明初， “ 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 灵岩寺石窟， 于洛南伊阙山， 为高祖 、 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 所。初建之始， 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 始出 斩山二十三丈。至大长秋卿王质， 谓斩山太高， 费工难就， 奏求下移就平， 去地一百尺， 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 中 尹刘腾为世宗复造石窟一， 凡为三所。 ］ 释 忠 ” （ 老 》龙门石 ‘ 窟从景明元年（０） ５ｏ到正光四年（２） ５３最辉煌最集中的开凿 期均由宦官把持并指挥完成。可以这么说， 无论是云冈石 窟， 还是龙门石窟， 其开凿过程中都有宦官的功绩在内， 当 然， 也不能否定广大工匠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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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寺所见唐代宦官与佛教的关系李淑芳2012-11-12 15:57:03 来源：《档案》2012年01期内容摘要：佛光寺东大殿梁上题记为研究唐代后期宦官与佛教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唐代宦官多信仰佛教，乐于营建佛寺，宦官妻女多有信佛者。
关键词：佛光寺；唐代宦官；佛教作者简介：李淑芳（1976—），女，山西祁县人，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讲师。
五台山佛光寺坐落在山西省五台县城东北30 公里的佛光山中，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
唐武宗会昌年间，佛光寺经历了“会昌法难”，佛寺被毁，仅祖师塔幸存。
大中年间，唐宣宗再次兴佛，佛光寺得以重建。
之后，佛光寺历经了宋、元、明、清的风风雨雨，一直傲然屹立于华夏大地，直到20 世纪30 年代，被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发现。
佛光寺坐东朝西，东、南、北三面环山，寺宇因山势而造，三重院落就建造在三层梯田式的寺基上。
寺庙最后一重院落中，也是寺院最高处，矗立着佛光寺的正殿——东大殿。
东大殿并不是最巍峨的殿宇，但由于它的发现打破了日本学者在中国大地上没有唐朝及其以前的木结构建筑的断言，而使之蜚声海内外。
“除殿本身为唐代木构外，殿内尚有佛菩萨像数十尊，梁下有唐代题名墨迹，栱眼壁有唐代壁画。
此四者一已称绝，而四艺集于一殿，诚我国第一国宝也。
”[1](p68)佛光寺东大殿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有无法估量的文物价值。
殿内梁上、门扇上及殿外石经幢上都有唐人题记。
梁上“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功德主敕河东监军使元”、“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2](p185-186) 等题记进一步加深了学者们对唐代宦官和佛教关系的认识。
右军中尉即神策军右护军中尉。
护军中尉设于唐德宗时。
《旧唐书•德宗本纪》载“（贞元十二年六月），以左右神策军使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护军中尉监”[3](p384)。
《新唐书•兵志》也载“以监句当左神策军、左监门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窦文场为左神策军护军中尉，监句当右神策军、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霍仙鸣为右神策军护军中尉”[4](p1334)。
窦、霍二人俱为宦官，可见护军中尉一职全由宦官充任。
《新唐书•兵志》又记“帝既以禁卫假宦官，又以此宠之”[4]（p1334）。
可见宦官通过护军中尉一职实际上执掌着神策军这支禁军劲旅。
霍仙鸣之后，宦官第五守亮、孙荣义、王守澄、鱼弘志等都曾任过右军中尉。
大宦官王守澄“（宪宗暴崩后）与中尉马进潭、梁守谦、刘承偕、韦元素等定册立穆宗皇帝。
长庆中，守澄知枢密事”，“文宗即位，守澄为骠骑大将军，充右军中尉”[3]（p4769）。
文宗欲剪除宦官，任用了出身低微的翼城医人郑注和宰相李逢吉从子李训。
当时另外一个大宦官仇士良有拥立文宗之功，却被王守澄所抑，于是李训任用仇士良为左军中尉，利用仇士良分守澄之权，“守澄不悦，两相矛盾”，分化、瓦解了宦官集团。
太和九年，“帝（唐文宗）令内养李好古齑鸩赐守澄，秘而不发”，但“守澄死，仍赠扬州大都督。
其弟守涓为徐州监军”[3]（p4770）。
王守澄之后，宣宗前的右军中尉是鱼弘志。
据此可知，梁上所记的功德主“右军中尉王”应该就是宪宗末期、文宗时当权的大宦官王守澄，王守澄是东大殿的功德主。
此外，还有一功德主是元姓的河东监军使，也是宦官。
功德主即为施主，也就是东大殿的布施者。
佛光寺东大殿是唐代后期的宦官布施建造的，从中可以看到唐代宦官和佛教关系的密切。
一、宦官多信佛玄宗时著名的大宦官高力士，从他的名字即可反映佛教对宦官集团的影响。
高是养父高延福的姓，金刚和力士都是佛教用语，而与高力士一同被送进宫的另外一个阉儿恰恰就叫金刚。
《旧唐书•宦官列传》载：“（高力士）与同类金刚二人，圣历元年岭南讨击使李千里进入宫”[3]（p4757）。
同卷记“力士于寝殿侧帘帷中休息，殿侧亦有一院，中有修功德处”[3]（p4758），可见力士奉佛。
此外同卷记肃宗时的大宦官李辅国“辅国不茹荤血，常为僧行，视事之隙，手持念珠，人皆信以为善”[3](p4759)。
于邵所撰的《内侍省内常侍孙常楷神道碑》记与李辅国同一时期的宦官孙常楷时也说到“植性慈惠，尤深象教，靡茹荤血，务施缁徒，斯不曰善乎？故归全之口，恍如先知，乃召群子，载受理命，尸坐自若，奄然而终，谈者以为报施明征矣”。
[5]（p4373）孙常楷的侄儿，也是养子，同为大宦官的孙荣义也和“朝议郎、内典引、上柱国僧法航、法律等，奉引进之恩，深泣血之感，窀穸哀送，必虔必信” [5]（p4373），和僧徒往来甚密。
此外，《祖堂集》卷第三《司空山本净和尚》记载中使杨光庭在天宝三载“到于寺中，去禅师院语话次，问禅师曰：‘弟子生死事大，一心慕道，愿和尚慈悲救度’”[6]（p179）。
可见其信佛之虔诚。
德宗时的“兴元元从定难功臣”焦希望“至乃公离诸见，性符道源，以明诚宏大觉之音，以清净修有为之事，动静无阂，喧寂一如，不牵外缘，不滞禅想”。
焦希望还经常从容而叹说：“性无生灭，物有始终，本乎天者为昭明，亲乎地者为委顺”，“是以遗生死，外形骸。
感冬夜之诗，归於其室；备岁时之制，叶前经。
信所谓知命不忧，达生之情者矣。
”[5]（p4920）从他的言论和行为都可以看出他的佛教信仰。
《唐代墓志汇编•唐故朝议郎行内侍省内寺伯上柱国刘府君墓志铭》记载的则是唐代普通宦官的宗教信仰：“（刘奉芝）口不茹荤，心惟奉佛。
”刘奉芝在唐史上不见其他记载，从其行为举止看也是信仰佛教的，可以算是普通宦官奉佛的一例。
活动在唐末的吴承泌，据《吴承泌墓志》称“公酷好浮图氏，不茹羶饮酒”[7]，显然也是虔诚的佛教徒。
从唐代正史和大量的墓志来看，唐代很多宦官都信仰佛教。
二、宦官乐于营建寺院唐代宦官既然信奉佛教，如果经济实力允许，就会营建寺院，为自己祈福。
《旧唐书•宦官列传》记载“（高）力士资产殷厚，非王侯能拟。
于来庭坊造宝寿佛寺”[3]（p4758）。
《全唐文》卷九百九十《内侍省功德碑》中也记到高力士、杨思勖等宦官，“敬造西方□□寿佛一铺”[5]（p10243）。
《旧唐书•宦官列传》还记载到：“大历二年，（鱼）朝恩献通化门外赐庄为寺，以资章敬太后冥福；仍请以章敬为名，复加兴造，穷极壮丽。
”[3]（P4764）这是代宗时大宦官鱼朝恩为取悦代宗而出资建造章敬寺的记录。
《唐会要》载“（宪宗）十二年二月，置元和圣寿佛寺于右神策军”[8]p853。
这是宦官在内廷建立奉佛场所的记载。
《内侍省内侍焦希望神道碑》也记载到左神威军中护军焦希望：“谓无上法宝，诸佛之心。
自达摩东来，实为教祖，公了见真性，元契度门，乃于军中建产精舍，上以奉国，下以利人。
皇上御大明以烛幽，发慧日以垂照，广一乘之妙旨，辅万物之自然。
及公上奏，乃赐额曰‘贞元达磨传法之院’，表正知也。
”[5]（p4920）这是宦官在神威军建立佛寺，并取得皇帝支持的记载。
《内侍省内常侍孙常楷神道碑》记：“（孙常楷）特上封章，请割衣食之费，於泾阳县，卜爽垲之地，建立伽蓝，上报皇慈覆焘之恩，次展天属怙恃之功。
优诏嘉许，锡名曰宝应，众善计费维亿。
”[5]（p4373）据上既可以看出佛教势力继南北朝之后的进一步发展，更可以看到宦官在建立了宗教信仰后对宗教活动的积极参与。
生活在唐朝后期，武宗灭佛之前大规模兴建佛寺热潮中的王守澄，在宪宗元和末年任过徐州监军，据《新唐书》载还杀死了宪宗皇帝，拥立穆宗后迁为知枢密事，拥立文宗后进拜骠骑大将军，被文宗秘密杀害后犹赠扬州大都督，其经济实力一定也是雄厚的。
不过，王守澄死后不久，文宗驾崩，武宗即位后即开展了打击佛教势力的活动，直到大中年间唐宣宗才停止了对佛教的打击转而兴佛。
大中年间，王守澄已死去二十多年，因而由王守澄亲近的人出面营建佛光寺东大殿，所以梁上题记有一“故”字。
三、宦官妻女的佛教信仰唐代碑志中反映出的宦官妻女皈依佛门甚至出家的事例很多。
如《唐故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张公夫人雁门郡夫人令狐氏墓志铭（并序）》记载，玄宗朝宦官张元忠妻令狐氏“自阻已後，念趣来缘，每弘慈悲，常思不忘”[9]（p11111）。
还有天宝年间亡殁的内侍雷某夫人宋氏，号功德山居长，在“内侍既殁，乐寿未亡”时，“顿悟空色，了归禅定”[10]（p79-80），因而皈依了佛教。
德宗朝大宦官焦希望之妻李氏也“浮图城中，龟谋协从，雁影连属，支提郁起，像法恒存”[5]（p4920）。
同为德宗朝知内侍省事彭献忠的夫人冯氏，在其夫死后，“乃冥心而习静，落发坏服，从哀既空”，最终“元和十二年三月十五日，出家受戒，持敕正度，仍赐法名正智，赐居义阳寺”[11]（p4903）。
唐代宦官的养女也多有出家奉佛的。
《唐故忠武军节度使正议大夫内给事赐紫金鱼袋赠内侍仇公（文义）夫人王氏墓志铭》中提到，其“（第）二女明晤清净，剃心为缁”[12]（p61）。
这些女性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出于嫁给宦官或作为宦官养女的无奈, 其出家经历都反映出宦官之妻女主动或被动的佛教信仰。
“女弟子佛殿主宁公遇”或许正和王守澄有这样的联系。
佛光寺的兴废印证了佛教在武宗和宣宗朝波澜起伏的发展经历，也印证着宦官与佛教的密切关系，再加上它精美绝伦的艺术水平，不愧是华夏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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