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举落第与佛教的关系
苏 轼与佛教思想的关系如何影响创作
苏轼与佛教思想的关系如何影响创作苏轼，这位在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人物，其创作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
这种影响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他的人生经历与思想变迁中逐渐渗透，为他的文学创作注入了独特的内涵与风格。
苏轼生活的北宋时期，佛教在中国已经有了相当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尽管儒家思想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佛教的教义和理念在社会各阶层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苏轼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成长，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了佛教思想。
佛教思想对苏轼的影响首先体现在他对人生的看法上。
苏轼一生坎坷，多次被贬谪，历经磨难。
然而，佛教的无常观和空观使他能够以一种平和、超脱的心态来面对人生的挫折。
他深知世间万物皆无常，富贵名利皆如浮云，这种观念让他在困境中不致于陷入绝望和沉沦。
在他的诗词中，常常流露出对人生短暂、命运无常的感慨。
如“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这首诗以飞鸿在雪地上留下的爪印比喻人生的短暂和无常，表达了他对人生漂泊不定的深刻理解。
佛教的慈悲思想也在苏轼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他对百姓的疾苦充满同情，关心民生，这种慈悲情怀与佛教的慈悲为怀有着相通之处。
在他的为政生涯中，积极为百姓谋福祉，努力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
他的诗词中也常常表达对底层人民的关爱和怜悯，如“万顷风涛不记苏。
雪晴江上麦千车。
但令人饱我愁无。
”展现了他希望百姓能够温饱无忧的真挚愿望。
此外，佛教的禅定修行方式对苏轼的创作心态产生了重要影响。
禅定要求内心平静、专注，摒弃杂念。
苏轼在创作时，常常能够进入一种心无旁骛的状态，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中。
这种专注和宁静的心态使他能够敏锐地捕捉到生活中的细微之处，并用细腻的笔触将其描绘出来。
他的诗词往往意境深远，富有哲理，给人以启迪和思考。
在苏轼的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对佛教典故和意象的运用。
他巧妙地将佛教元素融入到诗词中，使其作品更具文化底蕴和思想深度。
例如，“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这句词借用了佛教“如梦如幻”的观念，表达了对人生虚幻的感慨。
论戴名世序跋与科举
论戴名世序跋与科举程嫩生【摘要】Dai Mingshi′s position shouldn′t be neglected in the school of Tongcheng in Qing Dynasty. His life was full of ups and downs and finally died in prison owing to inappropriate writing. He hated literary form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but he didn′t give up the pursuit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eventually succeeded in them. Because of many failures in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many dif⁃ficulties from family, Dai Mingshi had to teach and sell articles. Although he complained about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which talents couldn′t be selected out, he didn′t deny it, and on this basis he made some suggestions to education administrators, examination paper reviewers and examination participants. Dai Mingshi had predestined relationship with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we can say that it made him poor, successful and destructive.%在清代桐城派作家中，戴名世不可忽视。
佛教对苏轼文学作品的影响
文学评论·古典文学佛教对苏轼文学作品的影响杨月容 延安大学摘 要：苏轼学贯儒、释、道三家，具有很高的佛学修养。
日濡月染的佛学熏陶对苏轼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而佛教对他的主要影响，则体现在其文学作品当中，引用佛经事典、丰富禅机理趣、创造人生如梦的主题以及形成豁达开阔的人生境界。
关键词：佛教；苏轼；文学作品；影响作者简介：杨月容（1991.1-），女，延安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8-103-01苏轼是在白居易之后大力宣传居士思想的文人，白居易忠州种花，苏轼黄州躬耕，多有巧合。
白居易以“乐天居士”逍遥在洛阳香山，苏轼城东开垦坡地自诩“东坡居士”，在佛教中，居士指居家之士，指的是在家而有志于佛道者。
东坡自幼便受到佛学的熏育，而后多与僧侣结交，但其早期作品受佛学影响的印记并不明显，“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作为朝廷罪人，不敢与人来往，更不敢作诗为文，唯有读“佛经以遣日”，唯佛语可略书之。
在这种情境下，东坡的佛学修养得到了极大地提高。
受佛学的影响，东坡的诗、词、文创作也发生了变化，他的创作全无雕琢气息，信手拈来、深入浅出，用文学的方式抒发对佛教的看法。
这一时期的名作如《前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等，大都浸润了佛学的色彩。
一、引用佛经事典东坡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大量引用佛经事典。
例如《王维吴道子画》一诗中就引用了佛教故事，在《百步洪》中“坐觉一念愈新罗”出自《景德传灯录》这部佛家名作。
在东坡流传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引用佛家事典的诗文，不可胜数。
东坡高超的用典技巧，也为后人称赞，他往往能恰当裁剪、铸词精巧、不落痕迹的表达较为繁复的内容。
常常能用几句话就把事情的要点和主旨表达出来，苏轼谙熟佛典，诗词中的只言片语，却包含着丰富的佛教故事，极大地增强了诗文的内容含量。
晚唐文士张球生平索隐
晚唐文士张球生平索隐作者：杨宝玉来源：《敦煌研究》2021年第06期内容摘要：根据敦煌文书和敦煌古碑铭中保留的张球署名作品、从佚失作者姓名的敦煌文书中已钩稽出的部分张球著述等，首先勾勒了这位晚唐文士生平的大致轮廓，即：张球出生于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原本生长于江南越州，可能是于科举落第之后入幕新成立的归义军政权，累官至总揽文辞之责的节度判官掌书记，致仕后亦留居敦煌聚徒兴学、奉佛抄经，至公元911年尚在人世，在敦煌生活了五六十年。
随后探讨了张球生平作品研究的意义，指出张球的生命轨迹与作品内容关乎的不仅仅是个人传奇，更是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历史，对其人其事其文的多角度多层面的深入剖析当有益于敦煌地区史、晚唐文学史、中国东西部地区文化交流史等相关学科研究的细化与深化。
关键词：张球;晚唐;敦煌;越州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1）06-0071-08A Textual Study on the Life of Zhang Qiu， a Literati ofLate Tang DynastyYANG Baoyu（Institute of Ancient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101）Abstract：This paper outlines the life of the Late Tang dynasty literati Zhang Qiu based on the contents of Dunhuang documents and stele inscriptions signed by Zhang Qiu in， and on the anonymous works among the manuscripts of Dunhuang that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having most likely been written by him. Zhang Qiu was born in the fourth year of the Changqing era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Mu of the Tang dynasty （824） and originally lived in Yuezhou，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After failing to pas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Zhang likely served in the newly founded Gui-yi-jun regime as a counselor and secretary in charge of government paper work. It was in the capacity of an official that he lived in Dunhuang， where he was a devout believer in Buddhism，copied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gathered disciples for education. It can be reliably stated that Zhang was alive in the year 911 and lived in Dunhuang for a total of fifty to sixty years. This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of studying Zhang Qiu’s life and literary work， pointing out that his individual experiences and thought provide a wealth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history of a specific time and place. Research on these topics is useful for refining and deepening related research fields，including the local history of Dunhuang， the history of Late Tang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Western and Eastern cultures in China.Keywords：Zhang Qiu; Late Tang; Dunhuang; Yuezhou（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從原创地角度看，藏经洞保存的敦煌文书可以分为从外界传入的和于敦煌本地撰作的两大部类。
东汉末年的宗教迫害宦官专权与佛教的消失
东汉末年的宗教迫害宦官专权与佛教的消失东汉末年的宗教迫害、宦官专权与佛教的消失东汉末年，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政治、社会、经济的深刻变革。
在这一时期，宗教迫害、宦官专权成为了当时社会的重要问题之一。
与此同时，佛教的逐渐式微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本文将从历史背景、宗教迫害、宦官专权以及佛教消失等方面展开论述。
一、历史背景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在当前政治危机、地方割据、地震频发等种种困扰之下，社会不稳定，人民生活困苦。
这种社会背景决定了宗教迫害的出现与宦官专权的抬头，同时也为佛教的消失埋下了种子。
二、宗教迫害在东汉末年，道教、佛教等宗教迅速传入中国，并逐渐形成了较大影响力。
然而，身为统治者的皇权却对这些新兴宗教存有戒心。
因为这些宗教大都提倡个人解脱，讲究超越尘世的生活方式，与汉朝的稳定统治格格不入。
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宗教迫害随之出现。
当时的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收缴道教、佛教的经书，限制信仰自由，并对信教者进行迫害、惩罚。
这种形式的宗教迫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佛教及其他新兴宗教的势力。
三、宦官专权宦官是东汉末年中国独特的社会群体，他们由于其特殊身份以及与皇帝的关系，逐渐形成了令人担忧的专权体系。
宦官专权始于汉灵帝时期，由于皇权逐渐衰弱，指挥力量的实际掌权权力落入了宦官手中。
这些宦官通过操纵皇帝，干预朝政，谋取私利，严重影响了汉朝政治的稳定与发展。
宦官专权体制的形成与宗教迫害有着一定的联系，因为在宦官的干预下，修道、信仰等行为都受到了严格限制与打压。
四、佛教的消失在东汉末年的宗教迫害与宦官专权的双重打压下，佛教逐渐式微，并最终在中国消失。
受到皇权打压的佛教寺庙逐渐关闭，僧侣被迫离散，信仰佛教的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同时，宦官专权的崛起也使得皇权对佛教的压制更加强烈。
由于这些原因，最终导致佛教在东汉末年完全消失。
总结东汉末年的宗教迫害、宦官专权与佛教的消失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
古代文人与佛教文化的交织与冲突
古代文人与佛教文化的交织与冲突导言古代中国文学和佛教文化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文化领域，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古代，许多著名的文人都对佛教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表达了对其的赞美，同时也有一些文人对佛教持怀疑和批评态度。
本篇文章将探讨这种交织与冲突的关系。
文人对佛教的赞美古代诗歌与佛教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许多文人通过描绘自然景色、抒发内心情感来传达对佛教理念的赞美。
例如杜甫在《登高》中写道：“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这些诗作传递出了佛家“远离纷扰”的思想，表达出诗人希望摆脱尘世束缚寻求超脱的渴望。
除了诗歌外，古代文学中还有大量以佛教为题材或借鉴佛教思想的作品出现。
例如王勃的《滕王阁序》以佛教的“因果转化”为主题，表达了人生无常和宿命轮回的思考。
这些作品通过文学形式将佛教思想融入其中，并赋予其更加深刻的意义。
文人对佛教的怀疑与批评然而，并非所有文人都对佛教持赞美之态度。
有些文人对于佛教抱有怀疑和批评态度，认为其过于超脱世俗而失去了现实性。
他们认为，佛教强调放下欲望、追求空灵，缺乏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
李贺就是一个例子。
他在《经凤凰池与韦郎昌遇话别》中写到：“万里愁如天阔海不尽，圣僧檀江唯赞吏。
”这句诗体现了他对佛教僧侣世俗化行为的批评，暗示了他对一味追求超脱而忽视实际问题的担忧。
交织与冲突古代文人与佛教文化之间存在着交织和冲突。
有时，文人对佛教表达了浓厚的兴趣，并通过诗歌、文学作品赞美其思想和精神境界；然而，有些文人也对佛教持怀疑态度，认为其过于超脱世俗而缺乏现实解决方案。
这种交织与冲突的关系反映了古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文人们在探索自己内心世界的同时，也在思考如何处理社会现实和个体命运。
他们试图通过借鉴佛教思想来寻求智慧和启迪，但同时也表达了对佛教理论的质疑。
结论古代文人与佛教之间存在着紧密互动的关系。
一些文人通过诗歌、文学作品赞美佛教思想，将其融入自己的创作中，表达了对超脱世俗、修身养性的渴望。
孟浩然的友道
论孟浩然的友道摘要：关于儒释道三种思想对孟浩然人生的影响，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对他的求仕，甚至认为求仕是他交友的主要目的。
孟浩然生活在开元盛世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势必会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也会随着境遇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但求仕并非他交友的主要意图，他一生对朋友的感情至真至纯，是一个对朋友有着真性情的人。
只有把孟浩然作为一个立体的人，把他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去观照其生命历程，才能对诗人有更全面的认识，才能避免把诗人的形象扁平化、单一化、理论化。
关键词：孟浩然；友道；交友态度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4-0183-03近年来学界对孟浩然思想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认为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其中又以其对仕途的追求为着力点；二是认为其参加科举前是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科举落第，求仕无望之后，则又是以释道思想为主；三是认为在孟浩然身上，儒释道是圆融合一的，它们共同影响了诗人的一生；四是认为在仕与隐的人生选择上，隐逸思想占了上风。
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未能以诗人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观照诗人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在论述诗人对于仕途的追求时，把这一思想极端化了，以至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其交友主要就是为了求仕。
我们不否认这是他求仕的一种手段，但并不能由此论定其交友就是为求仕。
为了对孟浩然的形象有一个新的认识，本文以孟浩然的友道为论述点进行探讨，即从他交友的原则、方式、态度等。
在孟浩然不甚得意的一生中，虽未进入官场，不曾有一番政治作为，但却与不少官场上的人往来，有的甚至是“忘年之交”。
孟浩然的一生，除了求仕、漫游的那几年不长的外出时间外，基本处于隐居状态，这也是有学者认为隐逸思想对孟浩然影响很大的原因之一。
但生活中，他却是“往来无白丁”，不仅“谈笑有鸿儒”，而且还有上人、道士、禅师、隐士、逸人之类有着高雅情趣而又远离俗世之人，隐而不尽隐。
论科举制度对明清时期的社会作用！“科举”成了寒门逆袭的出路
论科举制度对明清时期的社会作用！“科举”成了寒门逆袭的出路前段时间李夫子拜读了一本书，这本书主要讲的就是在中国封建的帝制时代，什么才是成功的阶梯？唯有“科举制度”，尤其是在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主宰了当时中国的社会流动。
今天李夫子就跟大家科普一下古代科举制度对明清时期产生了哪些社会作用！从古到今，社会流动都是人们最为关注的话题。
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在职业、职位、社会地位以及社会阶层间的转变。
在流动的方向上，人们显然更关心的是如何实现向上的流动。
在今天的网络词汇当中有一个更为直白的表达，就是“逆袭”！比如说保安考上北大，又比如从白手起家到月入百万，从默默无闻到成名成家。
所以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一个人想要实现向上流动的方法和途径还是很多的，可以说是360行，行行出状元。
但是生活在古代的中国人就没有那么大的自由度了。
古代中国社会结构非常扁平，笼统的说，封建社会只分为两类人，“能够做官的士”以及“做不了官的民”，所以说古人想要逆袭，就只能够去当官，做不了官，或者是拿不到做官的身份，就不能够算是身份有所提升。
举一个例子，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在当时也不是靠他的科学成就来提升社会地位的，徐光启在数学、农学以及天文学方面的兴趣源于他父亲的影响，而这些兴趣对于徐家维持社会地位没有起到任何的帮助。
徐光启出生的时候，徐家已经是家道中落了，年轻的时候又因为家中被抢劫沦为了贫困人口，所以徐光启的前半生都是靠边种地边教书，维持清贫的生活。
直到42岁那一年考上了进士，被选入翰林院任职，他才真正的走入了上流社会，进而依靠上流社会的身份将他的科学性兑了现，从而名留青史。
可见古代决定一个人向上流动的关键是在科举考试当中脱颖而出。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古人对科举的执念，这完全是出于对向上流动的渴望。
言归正传，下面李夫子就跟大家全方位的揭示科举制度以及它的社会作用。
科举诞生的思想背景首先先说一下科举制度是如何诞生的？科举制度的诞生是有其思想背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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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举落第与佛教的关系
士人在科举中不可能会一帆风顺，往往会遇到一些烦恼、挫折、打击。
在科举失意时，他们容易颓废；在仕途蹭蹬时，他们需要休息；在动乱岁月，他们渴求解救；在经历人世沧桑、风云变幻中，他们需要解释……这些主观需要，一旦和大而无当、神秘莫测的佛教排上板，佛教便趁虚而入。
随着唐代科举制的发展，参加考试的人数越来越多，而录取人数则十分有限，以致很多人都不能一举成名。
唐人杜佑说：“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所收百才有一。
”
[1]（p.357）贞元十八年，唐德宗下敕说：“自今以后，每年考试所拔人，明经不得过一百人，进士不得过二十人如。
无其人，不必要补此数。
”[2]（p.1639）这样一来，难免有人落榜，更谈不到入仕，这是国家制度造成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唐代有不少文人遁迹佛门。
他们中有些人或因科举屡屡失利而心灰意冷，或看破功名利禄，而削发为僧。
如增忍原为儒家子，“数举不捷”，不得已，“顿挂儒冠，直归释氏。
”[3]（p.1639）又如“终南山圭峰禅师宗密，果州西充人，姓何氏，世业儒。
宪宗元和二年，将赴贡举。
偶造遂州圆禅师法席，味其道法，遂求披剃，当年取具。
”[4]（p.821）其中不少人因其高深的佛学修养而成为佛门的一代宗师，如宗密就成为华严宗与禅宗的一代宗师。
他们中有中举后由于种种原因遁入佛门者。
现可考的有张贞（661年进士及第）、武云坦（715年童子
及第）、释明演（756年明经及第）、王缄（857年进士及第）、释道氤（690年以前进士及第）、释普门子（进士及第）、释寰中（804
年中甲科）、释甄公（当为肃宗代宗之际）、释应之等九人。
这些人遁入佛门，或者是因为人生突遭极大的变故，如“释寰中，姓卢氏，河东蒲坂人也。
禀灵特异，挺质殊伦……学通终古，辞实丰赡。
年二十五，随计中甲科，然未塞其怀，复思再捷。
无何，遭母之忧，遂庐于墓所，及服阕，径往北京童子寺出家。
”[5]（p.273）当然，也有因为中举后屡次受挫于吏部选事而出家者。
唐代的进士、明经考试，及第只能取得出身，并不能立即取得官职，须再经吏部试合格（称“释褐”），方能步入仕途。
如“释甄公，姓鲁氏，江陵人也。
少而警慧，七岁诵《诗雅》，遂应州举，三上中第，未释褐。
与沙门议论玄理，乃显披缁，投福寿寺辩初法师，以为模范。
”而晚唐的应之则是在复试时被黜愤而出家的。
士子中举后出家为僧的情况，多发生在中唐以前。
如释道氤，《全唐文》卷九一四小传记其“少擢进士第，后遇梵僧心愿出家，事京师招福寺慎言律师为师。
元宗幸洛，敕与良秀、法修随驾。
开元二十八年卒。
”这恰与科举取士在唐代发展的进程相符：科举自中唐后渐趋重要，显宦多由科举出身（主要是明经和进士两科，中唐以后，进士科尤重）。
一旦登科，百千万里尽传名，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仕途也相对平坦，故舍官（举）出家者渐少。
士人科举落第与佛教产生联系，其中的一些原因也与士人习业
山林寺院有关。
唐僖宗光启三年（887）登第的郑谷，在《赠下第举公》诗中说：“见君失意我惆怅，记得当年落第情；出去无聊归又闷，花（一作苑）南慢打讲钟声。
”[6]郑谷当年落第，心情郁闷，听见僧寺集合僧众讲经说法的钟声响起，自己无聊的随着钟声手打拍子，计算数目，还是离不开佛教气氛。
有的落第士人还把满腹牢骚的诗文，题在佛寺墙壁上，于邺有《下第不胜其忿，题路左佛庙》一诗。
[7]另外，有的士人希望从佛教的出世主张中寻求慰藉。
许浑《下第寓居崇圣寺感事》诗说：“怀土（一作玉）泣京华，旧山归路赊。
静依禅客院，幽学野人家。
林晚鸟（一作鸦）争树，园春蝶护花。
东门有闲地，谁种邵平瓜（西汉初年，故秦东陵侯邵平沦落为贫穷百姓，种瓜于长安城东）？”[8]
在唐代，士人科举备考、读书、考试、中举、落第这一系列过程，总与科举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儒家的入世与佛教出世本事格格不入，它们之间之所以产生这些联系，这与唐代儒释融合有关。
儒释之间的融合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开始了，“可能在700年前后在一度削发为尼的武则天的支持下，佛教发展到顶峰。
然而在5-8世纪之间繁荣起来的佛教慢慢被改造成一套与原始宗教很少相似
之处但却很适应中国制度的思想和习惯。
”[9]（p.107）北宋苏轼也曾说过：“释迦以文教，其译于中国，必托之于儒之能言者，然后传远。
”佛教的传播必须借助于中国文化。
佛教为顺应发展必须顺应当时儒家一统天下的局面。
这样，佛教不得不与中国文化进行
比较和吸收，在可能的范围内，对自己的理论加以补充、修正、解说，逐渐与传统文化合流，成为具有中国特点的宗教。
由于佛教在社会上无论是对知识分子还是黎民百姓都与巨大的影响力。
统治者也不得不对佛教加以改造利用，以稳固自己的统治。
这样，佛教走向平民化，也就是走向世俗化。
这也就是科举和佛教发生很多联系的重要原因。
另外，儒家思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在吸收佛教理论以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从而增强它的吸引力，儒家佛教文化的合流成宋明理学的先驱。
佛教对科举制产生了一些影响，为中国的文化增添了些内容，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参考文献
[1] （唐）杜佑撰.《通典》卷15《选举三.历代制下》，北京：中华书局，1988.12月.
[2] 唐会要.卷76《缘举杂录》
[3] 赞宁.增忍传.宋高僧传（卷二六）[c].北京：中华书局，1987.
[4] 释氏稽古录（卷三）[a].大藏经（第49册）[c].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83.
[5] 赞宁.唐杭州大慈山寰中传[a].宋高僧传（卷一二）[c].北京：中华书局，1987.
[6] 《全唐诗》卷670
[7] 《全唐诗》卷725
[8] 《全唐诗》卷530
[9] 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m]江苏人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