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宦官与佛教的关系
唐朝的崇佛礼 迎佛指舍利大礼每三十年发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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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崇佛礼迎佛指舍利大礼每三十年发生一次
导语：唐朝诸帝十分礼重佛教，先后六次将佛骨舍利迎入京城供人瞻仰。
这是一段佛教在皇城中最走红的时期，一股股崇佛热潮接连涌起。
从帝王到平民百
唐朝诸帝十分礼重佛教，先后六次将佛骨舍利迎入京城供人瞻仰。
这是一段佛教在皇城中最走红的时期，一股股崇佛热潮接连涌起。
从帝王到平民百姓，如痴如醉，莫不以看一眼佛骨为福。
那么唐朝的帝王们是如何奉迎佛骨的？
隋唐时期，从印度传进的佛教走上了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日渐学术化、世俗化、艺术化，发展为大众的佛教，并且与华夏文化缠结在一起，成了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唐代第二个皇帝李世民上台后，对佛教颇有好感，曾下诏为法门寺度僧，敕建寺宇。
为了表示自己“示存异方之教”的大度，顺应社会上日渐升温的佛教热，他曾下令开示佛骨，从而掀起了大唐诸帝礼佛的热潮。
陕西扶风的法门寺约建于北魏文成帝时期，寺内有育王塔一座，相传是阿育王所造的八万四千塔之一，内藏有佛祖的舍利。
唐初，法门寺已是有寺无塔，唐太宗下令准以修造望云宫的建材移去修塔。
贞观五年(631年)在歧州刺史张德亮的奏请下，唐太宗敕准开示佛骨。
据资料记载，开塔时将舍利“通现道俗”，每天有百姓数千人围观，“京邑内外，奔腾同处，屯积塔所”，人们纷纷“咸荐香花”，出现了一场观看的热潮。
不过这次仅仅是开示佛骨，并没有将佛骨迎入京师。
舍利埋在塔基下丈余深处，同时还获得周魏二古碑。
唐太宗下令开示的舍利是唐太宗下令开示的舍利是怎样的？见过的人各说各的，有的认为像玉一样，白光映彻内外，有的认为是绿颜色的，有的认为像佛
生活常识分享。
唐代的佛教文化
唐代的佛教文化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也是佛教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
在唐代，佛教文化经历了一个繁荣期，在它的影响下，中国人民的思想和精神世界得到了深刻的改变，同时还对东亚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今天，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探讨唐代的佛教文化。
一、唐代佛教的兴盛唐代佛教的兴盛源于佛教的传播，唐玄宗时期，一些印度和西域的佛教僧人前来中国传教，促进了佛教文化的普及和发展。
佛教的崇拜也成为了唐代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穷人和富人时常都前往寺庙行香或者放生救赎。
唐玄宗和武则天的崇佛往绩，也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支持。
佛教在唐代的发展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它的教义得到广泛传播和理解，二是佛教艺术和文化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繁荣时期，三是佛教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影响了整个文化传统。
二、唐代佛教的教义传播佛教在唐代的教义传播，体现在对唐代士人和社会群众信仰转化的普遍影响。
佛教的基本教义和主要观念被越来越多地接受和理解。
其中涌现了一批出色的佛教学者，如鉴真、玄奘、义净等，他们为佛教的传播和教义的解释作出了重要贡献。
佛教教义传播的核心在于禅宗的兴起和发展。
唐代禅宗强调的是直接悟道，其方式主要是靠行禅来达成内心的静修和悟道。
禅宗成为唐代佛教发展的一股强劲派别，过去被视为小众学派的禅宗，将成为中国佛教和东亚文化大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唐代佛教的艺术和文化唐代的佛教艺术和文化，是中国古代艺术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壁画、佛像、诗歌、文学等方式，向人们传递智慧和艺术的美感。
唐代壁画被誉为“世界壁画艺术的瑰宝”，唐代佛像的制作技艺也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此外，唐代的诗歌和佛经等文学成就也为佛教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四、唐代佛教的影响唐代的佛教文化，影响着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氛围。
唐朝的贞观文化和开元文化都是以佛教文化为基础的。
文学、音乐、绘画、建筑等艺术在佛教文化的影响下得到了更广泛的发展，佛教文化的影响也扩大到了东亚地区，为东亚的文化交流和传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唐朝的佛教盛行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多样性
唐朝的佛教盛行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唐朝（618年-907年）是中国历史上宗教信仰多样性达到巅峰的时期之一。
在唐朝时期，佛教成为了中国社会最为盛行的宗教之一，其影响力广泛渗透各个阶层。
本文将就唐朝的佛教盛行以及唐朝时期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多样性进行探讨。
一、唐朝佛教的兴盛在唐朝初期，佛教并未得到足够的认可和推崇。
然而，随着唐太宗李世民的统治以及后来的唐高宗，佛教逐渐开始发展壮大。
唐高宗时期，佛教成为了国家的官方宗教，受到皇室的大力支持。
此举极大地促进了佛教的普及和发展。
佛教的兴盛与唐朝社会政治的稳定和繁荣密不可分。
唐朝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心灵上的追求也开始接受更广泛的关注。
佛教教义强调解脱人民的痛苦，追求内心的平静和安宁。
这一理念在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共鸣，并吸引了众多的信徒。
二、佛教的影响力与传播佛教的盛行不仅仅体现在唐朝政府的支持和人民的信仰上，还表现在佛教艺术的繁荣和佛教文化的传播上。
佛教艺术在唐朝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壁画和石窟的出现使得佛教的教义以图像的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
著名的石窟艺术如敦煌和龙门石窟等，将佛教的故事和教义用艺术表现形式完美地展现了出来。
佛像的制作与塑造技术也逐渐完善，丰富了佛教的艺术价值。
此外，佛教的传播也离不开佛经的翻译和传抄。
唐代佛教文人们潜心翻译佛教经典，使得佛教经典汇聚于中国。
这不仅促进了佛教教义的传播，也使得中国佛教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和影响。
三、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多样性虽然唐朝的佛教盛行，但唐朝时期的宗教信仰仍然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
除了佛教之外，儒学也是唐朝重要的信仰体系之一。
儒家思想贯穿于唐代的社会教育体系和官僚制度中。
唐代儒家学者倡导道德伦理和人际关系的规范，对社会的影响力不可小觑。
此外，道教在唐朝也有着广泛的信众和影响力。
道教倡导炼丹修真，主张通过修身养性来达到长生不死的境界。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道教吸纳了许多民间信仰的元素，形成独特的中国道教体系。
佛教思想与文化在唐代的传播
佛教思想与文化在唐代的传播唐代（618-907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政治稳定，文化繁荣，同时也是佛教传播的高峰期。
佛教思想在唐代的传播不仅在中国境内有深远的影响，而且还对东亚地区的佛教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探讨佛教思想与文化在唐代的传播。
一、唐代佛教的起源与发展唐代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期，在这个时期，佛教在中国的规模、影响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唐朝的皇帝不止一位是信奉佛教的，加上士族和百姓，实际上是大多数人的信仰。
唐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逐渐与中国的儒家、道家思想融合，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佛教文化。
佛教的传入，与佛教经典的翻译离不开关系。
唐代是佛教翻译的黄金时期，佛经翻译家有很多著名的人，如玄奘和鸠摩罗什，他们的翻译对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二、佛教在唐代社会中的影响佛教在唐代社会中的影响非常显著。
唐朝时期，不仅皇宫、寺庙、官方机构建立了大量的佛教建筑、文化遗产，而且百姓家中出现了很多佛教艺术、考古遗物，如吐蕃玛尼石、石窟造像等等。
佛教在当时的唐代社会中的影响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佛教医学被广泛运用唐代民间对佛教医学有很多的信仰，佛教医学被广泛运用，被运用到佛教寺庙中。
医院也是严格建立的。
在遇到重要的疾病时，皇宫和其他贵族会派遣名医送到佛教寺庙。
2. 佛教影响到唐代的诗歌唐代的文化艺术也受到佛教的影响。
从诗歌到绘画，佛教经常被这些作品所涵盖。
许多唐代的著名诗人（如白居易、杜甫等）在创作中都使用了佛教的格言或词语，像“如来”、“空”、“涅槃”等这些佛教词汇被广泛使用。
3. 佛教教育在唐代有很高的地位佛教逐渐成为唐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唐朝，佛教出现了许多的道场、僧院，佛教学院等，培养了很多人才。
许多贵族拥有很高的教育背景，在他们的政治事业和文化艺术创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4. 佛教艺术发展迅速在唐代，佛教艺术也达到了巅峰。
论唐代的佛教影响
论唐代的佛教影响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灿烂的时代之一，也是佛教发展最为繁荣的时期。
自唐太宗成为皇帝后，佛教开始获得帝王的关注和支持，成为一种国家文化和精神符号。
唐代佛教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下面就从历史和文化两个方面来探讨唐代佛教的影响。
一、历史影响1. 佛教与政治在唐代，佛教逐渐成为政治势力，佛教僧人也成为了政治活动的人物。
唐代中期，佛教僧人们曾多次参与政治事件，如天宝之变等。
同时，佛教也受到皇帝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很多皇帝都会亲自出席佛教法会，向佛祖祈福保佑国泰民安。
2. 佛教与文化佛教对唐代文化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佛教到达中国后，随着语言、书法、绘画等的交流融合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符号。
唐代佛教文化的代表作之一是石窟艺术，莫高窟、龙门石窟等都是佛教文化的杰出代表。
佛教文化也影响了各个领域，如唐代诗歌中常出现对佛教的借用和提及。
二、文化影响1. 形成“唐风”唐代的文学艺术史被认为是最伟大的一段历程，佛教在这一过程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佛教文化的影响渗透到了唐代诗歌、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领域。
唐代的诗歌和绘画中，对佛教的诠释和表现无处不在，成为了“唐风”的特有元素。
2. 形成佛教禅宗唐代佛教影响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佛教禅宗的形成。
禅宗是佛教中的一个分支，以坐禅和直指人心的方法为主要修行方式。
在唐代，禅宗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和传承，成为了佛教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对日本、韩国等东亚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总之，唐代的佛教影响穿透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了中国文化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佛教文化也在唐代形成了独特的魅力和内涵，成为了我们后代学习和借鉴的宝贵文化遗产。
佛光寺所见唐代宦官与佛教的关系
佛光寺所见唐代宦官与佛教的关系李淑芳2012-11-12 15:57:03 来源：《档案》2012年01期内容摘要：佛光寺东大殿梁上题记为研究唐代后期宦官与佛教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唐代宦官多信仰佛教，乐于营建佛寺，宦官妻女多有信佛者。
关键词：佛光寺；唐代宦官；佛教作者简介：李淑芳（1976—），女，山西祁县人，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讲师。
五台山佛光寺坐落在山西省五台县城东北30 公里的佛光山中，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
唐武宗会昌年间，佛光寺经历了“会昌法难”，佛寺被毁，仅祖师塔幸存。
大中年间，唐宣宗再次兴佛，佛光寺得以重建。
之后，佛光寺历经了宋、元、明、清的风风雨雨，一直傲然屹立于华夏大地，直到20 世纪30 年代，被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发现。
佛光寺坐东朝西，东、南、北三面环山，寺宇因山势而造，三重院落就建造在三层梯田式的寺基上。
寺庙最后一重院落中，也是寺院最高处，矗立着佛光寺的正殿——东大殿。
东大殿并不是最巍峨的殿宇，但由于它的发现打破了日本学者在中国大地上没有唐朝及其以前的木结构建筑的断言，而使之蜚声海内外。
“除殿本身为唐代木构外，殿内尚有佛菩萨像数十尊，梁下有唐代题名墨迹，栱眼壁有唐代壁画。
此四者一已称绝，而四艺集于一殿，诚我国第一国宝也。
”[1](p68)佛光寺东大殿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有无法估量的文物价值。
殿内梁上、门扇上及殿外石经幢上都有唐人题记。
梁上“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功德主敕河东监军使元”、“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2](p185-186) 等题记进一步加深了学者们对唐代宦官和佛教关系的认识。
右军中尉即神策军右护军中尉。
护军中尉设于唐德宗时。
《旧唐书•德宗本纪》载“（贞元十二年六月），以左右神策军使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护军中尉监”[3](p384)。
《新唐书•兵志》也载“以监句当左神策军、左监门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窦文场为左神策军护军中尉，监句当右神策军、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霍仙鸣为右神策军护军中尉”[4](p1334)。
佛教对唐朝社会的影响
1、分析佛教对唐朝社会的影响中国的宗教很多，土生土长的只有道教，其它都是外来宗教。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外来宗教中，没有一个像佛教那样为民众所广泛接受，无论是高层的统治者还是下层的穷苦百姓都虔诚的皈依佛门；并且能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一、政治方面唐代是佛教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对唐代社会不同阶层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唐代前期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受佛教的影响很大，他们的崇佛行为非常普遍，他们崇佛的原因不是单纯的，是很复杂的。
他们最看重佛教在政治上不可替代的作用，积极地利用佛教来稳定封建社会秩序，巩固封建统治，教化民众，甚至改朝换代的有利思想武器；他们也利用佛教进行敛财，追求权势等等；当然，他们对佛教也有着纯粹的精神需求，为自己修功德、为亲人祈福、为亡者表达哀思等等，通过佛教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
唐玄宗限制佛教，而在唐朝后期，唐肃宗、唐代宗又再次推崇佛教，导致了相当势力的寺院经济出现，同时又有僧侣干预政事；其后唐宣宗唐懿宗崇佛。
加之唐时禁忌少，科学文化政策开明，总体上看，唐朝统治者大多崇尚佛教，这才是佛教在唐能兴盛的根本历史原因，因为宗教与政治息息相关，宗教必须在统治阶级的支持之下才能得到兴盛。
二．经济方面唐朝佛教的进步和发展对经济的兴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得唐朝经济更加全面、稳定地发展起来。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佛教作为佛教本身作为一种经济实体，尤其是寺院经济的发展，对封建经济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外，大量的农田都是在佛教寺院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开垦出来的，寺院农业的发展，改变了中国传统农业分散、孤立的小农经营格局，这种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对社会生产力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②佛教特殊的消费形式和消费手段也刺激了商品经济的进步与发展。
因为唐朝的佛教活动需要用到各种特定的物品，即宗教商品，承载了佛教的发展，也推动了相关商品的消费；而且唐朝宗教生活较为自由，许多人笃信佛教，并不吝钱财投入到施舍建寺、修经造像等佛教信仰消费当中。
唐代佛教传播对民间信仰的影响与融合
唐代佛教传播对民间信仰的影响与融合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繁荣、宗教多元的时代。
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对民间信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者之间也逐渐呈现出融合的态势。
佛教在唐代的传播可谓极为广泛。
唐朝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较为宽容，甚至有些皇帝还对佛教推崇有加。
这种来自上层的支持，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同时，唐代社会经济的繁荣，交通的便利，也为佛教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众多的佛教寺庙在各地兴建，僧尼数量不断增加，佛教经典的翻译和研究也日益深入。
佛教的传播对民间信仰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在观念层面上，佛教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思想逐渐深入人心。
以往民间对于生死、祸福的理解相对较为简单和直观，而佛教的这些观念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
人们开始相信今生的行为会影响来世的命运，从而在道德行为上更加注重自我约束。
其次，在宗教仪式和活动方面，佛教的一些仪式和法事也融入到了民间信仰之中。
例如，佛教的诵经、放生、超度等活动，在民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效仿和传承。
民间的祭祀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佛教仪式的影响，变得更加丰富和多样化。
再者，佛教的传播还对民间的神灵信仰产生了影响。
一些原本在民间信仰中地位不高的神灵，因为与佛教的某些观念或形象相契合，而得到了更高的尊崇。
同时，佛教中的菩萨、罗汉等形象也逐渐被民众所接受和信仰，成为民间神灵体系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民间信仰也对佛教的传播产生了反作用。
民间信仰中的一些元素和习俗，为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提供了土壤。
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不得不适应民间的文化传统和信仰习惯，对自身的教义和仪式进行一定的调整和改变。
例如，佛教在中国逐渐与孝道观念相结合。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道极为重要，而佛教通过强调对父母的报恩、为祖先超度等方式，融入了这一观念，使其更容易被民众接受。
另外，民间的节日和庆典也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契机。
在一些传统节日中，佛教会举办相应的法会和活动，吸引民众参与，从而扩大了佛教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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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寺所见唐代宦官与佛教的关系内容摘要：佛光寺东大殿梁上题记为研究唐代后期宦官与佛教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唐代宦官多信仰佛教，乐于营建佛寺，宦官妻女多有信佛者。
关键词：佛光寺；唐代宦官；佛教作者简介：李淑芳（1976—），女，山西祁县人，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讲师。
五台山佛光寺坐落在山西省五台县城东北30 公里的佛光山中，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
唐武宗会昌年间，佛光寺经历了“会昌法难”，佛寺被毁，仅祖师塔幸存。
大中年间，唐宣宗再次兴佛，佛光寺得以重建。
之后，佛光寺历经了宋、元、明、清的风风雨雨，一直傲然屹立于华夏大地，直到20 世纪30 年代，被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发现。
佛光寺坐东朝西，东、南、北三面环山，寺宇因山势而造，三重院落就建造在三层梯田式的寺基上。
寺庙最后一重院落中，也是寺院最高处，矗立着佛光寺的正殿——东大殿。
东大殿并不是最巍峨的殿宇，但由于它的发现打破了日本学者在中国大地上没有唐朝及其以前的木结构建筑的断言，而使之蜚声海内外。
“除殿本身为唐代木构外，殿内尚有佛菩萨像数十尊，梁下有唐代题名墨迹，栱眼壁有唐代壁画。
此四者一已称绝，而四艺集于一殿，诚我国第一国宝也。
”[1](p68)佛光寺东大殿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有无法估量的文物价值。
殿内梁上、门扇上及殿外石经幢上都有唐人题记。
梁上“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功德主敕河东监军使元”、“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2](p185-186) 等题记进一步加深了学者们对唐代宦官和佛教关系的认识。
右军中尉即神策军右护军中尉。
护军中尉设于唐德宗时。
《旧唐书•德宗本纪》载“（贞元十二年六月），以左右神策军使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护军中尉监”[3](p384)。
《新唐书•兵志》也载“以监句当左神策军、左监门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窦文场为左神策军护军中尉，监句当右神策军、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霍仙鸣为右神策军护军中尉”[4](p1334)。
窦、霍二人俱为宦官，可见护军中尉一职全由宦官充任。
《新唐书•兵志》又记“帝既以禁卫假宦官，又以此宠之”[4]（p1334）。
可见宦官通过护军中尉一职实际上执掌着神策军这支禁军劲旅。
霍仙鸣之后，宦官第五守亮、孙荣义、王守澄、鱼弘志等都曾任过右军中尉。
大宦官王守澄“（宪宗暴崩后）与中尉马进潭、梁守谦、刘承偕、韦元素等定册立穆宗皇帝。
长庆中，守澄知枢密事”，“文宗即位，守澄为骠骑大将军，充右军中尉”[3]（p4769）。
文宗欲剪除宦官，任用了出身低微的翼城医人郑注和宰相李逢吉从子李训。
当时另外一个大宦官仇士良有拥立文宗之功，却被王守澄所抑，于是李训任用仇士良为左军中尉，利用仇士良分守澄之权，“守澄不悦，两相矛盾”，分化、瓦解了宦官集团。
太和九年，“帝（唐文宗）令内养李好古齑鸩赐守澄，秘而不发”，但“守澄死，仍赠扬州大都督。
其弟守涓为徐州监军”[3]（p4770）。
王守澄之后，宣宗前的右军中尉是鱼弘志。
据此可知，梁上所记的功德主“右军中尉王”应该就是宪宗末期、文宗时当权的大宦官王守澄，王守澄是东大殿的功德主。
此外，还有一功德主是元姓的河东监军使，也是宦官。
功德主即为施主，也就是东大殿的布施者。
佛光寺东大殿是唐代后期的宦官布施建造的，从中可以看到唐代宦官和佛教关系的密切。
一、宦官多信佛玄宗时著名的大宦官高力士，从他的名字即可反映佛教对宦官集团的影响。
高是养父高延福的姓，金刚和力士都是佛教用语，而与高力士一同被送进宫的另外一个阉儿恰恰就叫金刚。
《旧唐书•宦官列传》载：“（高力士）与同类金刚二人，圣历元年岭南讨击使李千里进入宫”[3]（p4757）。
同卷记“力士于寝殿侧帘帷中休息，殿侧亦有一院，中有修功德处”[3]（p4758），可见力士奉佛。
此外同卷记肃宗时的大宦官李辅国“辅国不茹荤血，常为僧行，视事之隙，手持念珠，人皆信以为善”[3](p4759)。
于邵所撰的《内侍省内常侍孙常楷神道碑》记与李辅国同一时期的宦官孙常楷时也说到“植性慈惠，尤深象教，靡茹荤血，务施缁徒，斯不曰善乎？故归全之口，恍如先知，乃召群子，载受理命，尸坐自若，奄然而终，谈者以为报施明征矣”。
[5]（p4373）孙常楷的侄儿，也是养子，同为大宦官的孙荣义也和“朝议郎、内典引、上柱国僧法航、法律等，奉引进之恩，深泣血之感，窀穸哀送，必虔必信” [5]（p4373），和僧徒往来甚密。
此外，《祖堂集》卷第三《司空山本净和尚》记载中使杨光庭在天宝三载“到于寺中，去禅师院语话次，问禅师曰：‘弟子生死事大，一心慕道，愿和尚慈悲救度’”[6]（p179）。
可见其信佛之虔诚。
德宗时的“兴元元从定难功臣”焦希望“至乃公离诸见，性符道源，以明诚宏大觉之音，以清净修有为之事，动静无阂，喧寂一如，不牵外缘，不滞禅想”。
焦希望还经常从容而叹说：“性无生灭，物有始终，本乎天者为昭明，亲乎地者为委顺”，“是以遗生死，外形骸。
感冬夜之诗，归於其室；备岁时之制，叶前经。
信所谓知命不忧，达生之情者矣。
”[5]（p4920）从他的言论和行为都可以看出他的佛教信仰。
《唐代墓志汇编•唐故朝议郎行内侍省内寺伯上柱国刘府君墓志铭》记载的则是唐代普通宦官的宗教信仰：“（刘奉芝）口不茹荤，心惟奉佛。
”刘奉芝在唐史上不见其他记载，从其行为举止看也是信仰佛教的，可以算是普通宦官奉佛的一例。
活动在唐末的吴承泌，据《吴承泌墓志》称“公酷好浮图氏，不茹羶饮酒”[7]，显然也是虔诚的佛教徒。
从唐代正史和大量的墓志来看，唐代很多宦官都信仰佛教。
二、宦官乐于营建寺院唐代宦官既然信奉佛教，如果经济实力允许，就会营建寺院，为自己祈福。
《旧唐书•宦官列传》记载“（高）力士资产殷厚，非王侯能拟。
于来庭坊造宝寿佛寺”[3]（p4758）。
《全唐文》卷九百九十《内侍省功德碑》中也记到高力士、杨思勖等宦官，“敬造西方□□寿佛一铺”[5]（p10243）。
《旧唐书•宦官列传》还记载到：“大历二年，（鱼）朝恩献通化门外赐庄为寺，以资章敬太后冥福；仍请以章敬为名，复加兴造，穷极壮丽。
”[3]（P4764）这是代宗时大宦官鱼朝恩为取悦代宗而出资建造章敬寺的记录。
《唐会要》载“（宪宗）十二年二月，置元和圣寿佛寺于右神策军”[8]p853。
这是宦官在内廷建立奉佛场所的记载。
《内侍省内侍焦希望神道碑》也记载到左神威军中护军焦希望：“谓无上法宝，诸佛之心。
自达摩东来，实为教祖，公了见真性，元契度门，乃于军中建产精舍，上以奉国，下以利人。
皇上御大明以烛幽，发慧日以垂照，广一乘之妙旨，辅万物之自然。
及公上奏，乃赐额曰‘贞元达磨传法之院’，表正知也。
”[5]（p4920）这是宦官在神威军建立佛寺，并取得皇帝支持的记载。
《内侍省内常侍孙常楷神道碑》记：“（孙常楷）特上封章，请割衣食之费，於泾阳县，卜爽垲之地，建立伽蓝，上报皇慈覆焘之恩，次展天属怙恃之功。
优诏嘉许，锡名曰宝应，众善计费维亿。
”[5]（p4373）据上既可以看出佛教势力继南北朝之后的进一步发展，更可以看到宦官在建立了宗教信仰后对宗教活动的积极参与。
生活在唐朝后期，武宗灭佛之前大规模兴建佛寺热潮中的王守澄，在宪宗元和末年任过徐州监军，据《新唐书》载还杀死了宪宗皇帝，拥立穆宗后迁为知枢密事，拥立文宗后进拜骠骑大将军，被文宗秘密杀害后犹赠扬州大都督，其经济实力一定也是雄厚的。
不过，王守澄死后不久，文宗驾崩，武宗即位后即开展了打击佛教势力的活动，直到大中年间唐宣宗才停止了对佛教的打击转而兴佛。
大中年间，王守澄已死去二十多年，因而由王守澄亲近的人出面营建佛光寺东大殿，所以梁上题记有一“故”字。
三、宦官妻女的佛教信仰唐代碑志中反映出的宦官妻女皈依佛门甚至出家的事例很多。
如《唐故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张公夫人雁门郡夫人令狐氏墓志铭（并序）》记载，玄宗朝宦官张元忠妻令狐氏“自阻已後，念趣来缘，每弘慈悲，常思不忘”[9]（p11111）。
还有天宝年间亡殁的内侍雷某夫人宋氏，号功德山居长，在“内侍既殁，乐寿未亡”时，“顿悟空色，了归禅定”[10]（p79-80），因而皈依了佛教。
德宗朝大宦官焦希望之妻李氏也“浮图城中，龟谋协从，雁影连属，支提郁起，像法恒存”[5]（p4920）。
同为德宗朝知内侍省事彭献忠的夫人冯氏，在其夫死后，“乃冥心而习静，落发坏服，从哀既空”，最终“元和十二年三月十五日，出家受戒，持敕正度，仍赐法名正智，赐居义阳寺”[11]（p4903）。
唐代宦官的养女也多有出家奉佛的。
《唐故忠武军节度使正议大夫内给事赐紫金鱼袋赠内侍仇公（文义）夫人王氏墓志铭》中提到，其“（第）二女明晤清净，剃心为缁”[12]（p61）。
这些女性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出于嫁给宦官或作为宦官养女的无奈, 其出家经历都反映出宦官之妻女主动或被动的佛教信仰。
“女弟子佛殿主宁公遇”或许正和王守澄有这样的联系。
佛光寺的兴废印证了佛教在武宗和宣宗朝波澜起伏的发展经历，也印证着宦官与佛教的密切关系，再加上它精美绝伦的艺术水平，不愧是华夏国宝。
参考文献：[1] 梁思成. 梁思成文集（三）[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2] 梁思成. 梁思成文集（二）[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3]（后晋）刘昫等.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4]（北宋）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5]（清）董诰等. 全唐文[M]. 北京：中华书局，1983.[6]（南唐）静筠二禅师. 祖堂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07.[7]（清）王昶. 金石萃编（卷一一八）[M]. 北京：中国书店，2007.[8]（宋）王溥. 唐会要[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9]（清）陆心源. 唐文拾遗[M]. 北京：中华书局，1983.[10] 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 全唐文补遗（第三辑）[M]. 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11]（宋）李昉等. 文苑英华[M]. 北京：中华书局，1966.[12] 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全唐文补遗》（第二辑）[M]. 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山西档案》2012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