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佛教寺院的地理分布

唐代佛教寺院的地理分布

中国古代，一般把祭祀神灵的场所统称为庙。佛教的庙宇，统称为寺院，（道教的庙宇统称为宫观）一寺之中可以有若干院，其后建筑规模较小的寺便叫作“院”。比丘尼住的寺院多称作“庵”。唐朝规定，创建寺院要向政府申请，得到许可，方准兴建；寺院的名称也由政府颁发。此外，当时也还有许多人私造佛堂，这一类就是所谓的招提、兰若。各地有多少招提、兰若，那是根本无法弄清楚的问题，就索性不去管它。本文所称寺院是指前者。《旧唐书•职官志》说：“天下寺有定数。”那么，这个“定数”究竟是多少？史籍中为我们提供了四个数字，唐太宗时有寺3716所，（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正藏》卷50。）高宗时有4000所，（注：《法苑珠林》卷100《兴福部》，《大正藏》卷53。）玄宗时5338所，（注：《唐会要》卷49；《唐六典》卷4；《旧唐书》卷43。）武宗会昌毁佛时，拆毁的寺院是4600所。（注：《唐会要》卷49；《旧唐书》卷18；《资治通鉴》卷248。）另外，唐代有“按州置寺”的说法，大概每个州都是有寺院的。如天授元年(690)，“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至开元二十六年(738)“并改为开元寺，”（注：《唐会要》卷48。）就透露了这消息。然而，寺院的分布并非各地一致，有些州（府）寺院较多，有些州（府）就不免十分稀少。寺院是佛教的重要设施，是僧侣生活居住的地方，也是他们坐禅、念经、布法的主要场所，可以说，凡是出家的僧人，其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寺院，寺院就是僧人之家。就是民众烧香拜佛、祈求佛主保佑，也主要在寺院进行。寺院的建造和平日僧侣生活的维持及各项开销，都需要当地政府、民众提供经济上的支助和慷慨的布施。因此，寺院的有无和多少，可以反映一个地区居住的僧侣人数之多寡及佛教活动的兴盛与否，亦可以反映一个地区民众对佛教的信仰态度。所以，考察寺院的地理分布是探索佛教地理分布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关于唐代各地寺院的数量，没有任何现存的材料。笔者本想通过两种途径解决这一问题：一是查阅佛教史传、唐代碑刻及正史等，搜罗各地寺院；二是利用明清诸省通志中所载寺院材料。然后，互相印证，求得比较满意的结果。遗憾的是，第二种途径行不通，因为诸省通志所载寺院材料不符合统计的要求。第一，诸省通志中所载各朝各代各地寺院，数量上是比较多的，然而，年隔悬远，唐及唐以前的寺院史事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要打个大大的问号。第二，即使记载可信，也因为对寺院沿革的记载大多简单粗略（乾隆《浙* 通志》记载较详细），且诸省通志未有一致的标准，难以用于统计。如各省通志中概谓某寺建于某时，然而，初建之时规模多大？如果是规模较小的院、庵，入唐以后是否取得政府颁发的寺额？这些多是无从知晓。还有诸通志中所载寺院并非全是修志时期仍然存在的，那么，唐以前所创寺院在入唐以前是否被毁，入唐以后是否重建，何时重建？大多也没有弄清楚。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能作为统计材料。如果诸省通志记载寺院，体例一致，取舍标准一致，记载详略一致，总之，有个统一的标准，倒也可以尝试用一用。可是，连这一点也是不具备的。故只得放弃第二种方法，而采用第一种方法。

唐代寺院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寺院，多为木制结构；一种是石窟寺。石窟寺比较特别，将另文专门论述。这里先论述一般所谓寺院（其中也包括有石窟寺，如洛阳龙门的奉先寺等，不过，这对统计没有丝毫的影响）的地理分布。

笔者仔细查阅《大藏经》中有关唐代的史传文字（包括经录、教史、传记、地志、杂记、护法、宗系、纂集等部）、金石文字、《全唐文》、《全唐诗》、《资治通鉴》以及两《唐书》等，搜寻其中存在于唐代的寺院，然后，分期分地编排统计，得出表1。在此需先说明两点：一是有些寺院的名称前后屡有变化，凡此类一寺多名而沿革可考者，当然只计一所（考证过程烦琐，从略）；可能还有一些寺院，也有多个名称，然而沿革不可考，统计时就难免失实。但这并不要紧的，因为各地区都存在这种情况，按统计学的观点，大范围的统计就可以消除由上述问题引起的误差。二是上述各种文献中所见唐代寺院，见于安史之乱以前者归入前期，以后者归入后期；见于前、后两期者，前、后期各计1所。

一、唐前期寺院的分布

据表1，唐前期文献中所见寺院总数是834所，（附图1，唐前期文献中所见寺院分布图）还不及开元时期全国佛寺5358所的1/6。《元和郡县图志》记开元州（府）是371个，那么，当时平均每州（府）就该有14所寺院。可是在表1中能达到这个平均数的州（府）是不多的。前面已经说过唐代是按州置寺，从表1也可得到证实，因为偏僻落后如崖州（治所在今海南省琼山县东南）、窦州（治所在今广东信宜县西南镇隆）、辰州（治所在今湖南省沅陵县）等地都是有佛寺的。所以说唐代佛寺的地域分布应是很广泛的。但是在本文的统计中有不少州（府）空无一寺，这就表明这样的统计是有局限性的。它不能完全切实地反映当时寺院的地理分布情形，表中没有寺院的州（府），不能说当时就没有寺院的存在；也不能由表1就武断地比较

各州（府）之间寺院实际数量的孰多孰少。尽管如此，这项统计是能够反映当时寺院分布的总体轮廓的。表1中那些寺院较多的州（府），无疑是唐前期寺院分布较多的地方；少有或没有寺院统计数的州（府），一般说来就是当时寺院分布较少的地方。

唐前期寺院的分布，北方多于南方，北方五道共470所，南方五道为364所。各道寺院数量由多到少的顺序是：江南、关内、河南、河东、山南、河北、剑南、淮南、岭南、陇右。州（府）与州（府）之间的差异也是异常明显，由表1看得很清楚，就不多说了。

全国有一些寺院分布很密集的中心。最大的中心是长安，有124所寺院，（注：据宋敏求《长安志》卷7《唐京城》，唐天宝时有僧寺64所，尼寺27所。据《唐两京城坊考》各坊所载统计有唐一代长安总有寺院112所。均少于笔者的统计数，也许是本文的统计中一寺多名现象未能尽除，也许是别的原因，容以后详考。）占全国总数的15%，终南山中集中了21所寺院，是前期寺院最多的名山。整个京兆府有寺162所，占关内道的89.5%，占全国总数的19.4%。另外一些密集中心是河南府（56所，其中东都洛阳29所、嵩山6所）、成都府（30所）、润州(28)、襄州(25)、代州（23所，其中五台山17所）、越州(23)、太原府(21)、苏州(19)、扬州(18)、荆州(17)、相州(16)、衡州南岳(16)。这些密集中心5个在北方，8个在南方。

次一级的密集中心有：杭州(12)、河中府(12)、幽州(10)、台州(9)、婺州(9)、江州(9)、兖州(8)、汾州(8)、常州(8)、梓州(8)。上述10个州，南方6个，北方4个。

唐前期有三个寺院密集分布带，二个在南一个在北方。最大的一个在今江苏、浙江境内，为邗沟—江南运河沿线分布带，北起扬州，南至台州，包括杨、润、常、苏、湖、杭、越、明、婺、台等10个州，总共有140所寺院，占全国总数的17%。第二个密集地带是汉水下游的荆、襄二州，共有42所寺院。太原盆地的汾州和太原府也基本上可称为一个密集地带，这就是第三个密集地带—太原盆地（太原府、汾州）分布带，共有寺院29所。

二、唐后期寺院的分布

唐后期见于文献中的寺院为664所，比前期少。分布在北方五道的寺院有299所，南方365所，南方超出北方，与前期的分布情形正好相反。（附图唐后期文献中所见寺院分布图）各道寺院由多到少的顺序是：江南、关内、河东、河南、河北、剑南、淮南、山南、岭南、陇右。与前期对照，地位提高者有：河东、河北、淮南、剑南四道；地位下降者有：河南、山南二道；其余不变。

前期的寺院分布中心在后期大多仍继续保持其原有地位。京师集中分布了79所寺院，还是第一大中心，终南山7所寺院，只有前期的1/3，全京兆府的寺院占全国总数的14.3%。其它各中心是：苏州(31)、河南府（28，其中洛阳14、嵩山7）、越州(28)、衡州（25，其中衡山23）、杭州(20)、润州(20)、扬州(20)、代州（19，其中五台山17）、成都府(19)、太原府(16)。其分布是：北方4个，南方7个。

次一级的中心有：荆州(13)、常州(13)、洪州(12)、潭州(10)、明州(10)、幽州(10)、镇州(10)、湖州(9)、台州(9)、婺州(9)、江州(8)。其分布是南方9个，北方2个。

前期的密集中心到后期失去中心地位的也有，襄州、相州便是，南，北方各一。荆州由密集中心降为次密集中心；河中府、兖州、汾州、梓州等不再是次级密集中心。地位上升者亦有之，杭州由次级密集中心上升为密集中心；洪、潭、明、湖、镇五州升为次级密集中心。很清楚，地位提升者绝大多数在南方地区。

后期寺院密集分布带有：①邗沟—江南运河沿钱分布带，范围同前期一致，拥有169所寺院，占全国总数的25.5%。②湘水中下游的潭、衡二州形成一个密集带，共有35所寺院。③鄱阳湖周围的洪、江二州，也是一个相对密集地带，二州寺院数之和为20所。

一个重要的佛教事件，在此一并道及，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之厄”的第三厄，发起者是唐武宗。当时僧尼之滥，使武宗感到问题之严重，于是他便藉道教而排斥佛教，会昌五年(845)下令废除佛教，并省天下佛寺4600所，兰若40000，勒令还俗僧尼26万多人。（注：《资冶通鉴》卷248；《唐会要》卷49。）这次毁佛运动至为酷烈，进行的很彻底，很普遍。“唯黄河以北镇、幽、魏、潞等四节度，元来敬重佛法，不毁拆佛寺，不条流僧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动之。”（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武宗灭佛后，仅一年就死了，佛教徒认为这是他遭了报应。武宗的叔父宣宗继位，便又恢复佛教。大中元年(847)闰三月，下敕恢复废寺，说：“会昌季年，并省寺宇……厘革过当，事体未弘，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