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大唐三藏圣教序_与唐代佛教的兴盛
唐代佛教文化的兴盛与影响
唐代佛教文化的兴盛与影响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繁荣昌盛的时期，也是佛教文化兴盛的时期。
唐代佛教的发展对于中国佛教的迅速传播和深入民间，乃至中华文化的影响和推广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这段充满历史意义的时期里，佛教的兴盛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哪些影响呢？一、佛教文化的传入和开展唐朝时期，佛教信仰得到各方面的重视和支持。
这主要是因为唐朝刚建立，国内社会和宗教出现了很多问题，佛教成为了一种能够安抚人民心灵的重要宗教。
因此，唐代的皇帝不仅对佛教持有宽容态度，还会有意地支持和发展佛教教育。
唐代迎来了许多卓越的佛教学者，他们为佛教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佛教文化的繁荣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
唐代时期，印度佛教文化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
再加上本土文化的不断融合和影响，佛教文化在中国国土上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深入发展。
特别是佛教对于诗歌的影响，使得唐诗在一定程度上向着佛学方向而发展，也使得佛教文化在中国人心目中得以深深地扎根。
二、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文化在唐代的广泛传播使得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多影响。
首先，佛教文化与汉族文化在这个时期达到了糅合和混合，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化风貌。
佛教的普及也使人们关注到精神层面的问题，这对人们的思想开拓和文明进步有很大推动作用。
佛教的普及也使得一些不同阶层的人们都能接触到佛教的智慧，并且在这门宗教里寻找到精神上的寄托和自我认同。
同时，在唐朝时期，佛教也对中国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当时佛教学校的发展和繁荣吸引了大量的学生，也开始形成了一种以佛经为主要教材的教育体系。
这种以佛教为主要教育内容的教育体系也为现代中国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佛教文化的宗教交流唐代佛教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与东南亚宗教的交流。
在唐朝时期，佛教便在各个方面的宗教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唐代的“南传佛教”。
这种佛教由于其强调禅修和宗教体验，被许多中国人所接受。
通过这种宗教交流，唐朝佛教文化与其他亚洲国家的佛教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交流和融合。
佛学研讨 - 唐代佛教政策漫谈
六、唐代佛教政策的时代特征
• • 唐代的佛教政策，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那就是豁达闳放，自信、大度。 唐太宗做过一首诗，有两句说：“竹分丛 而合响，草异色而同芳”很好地反映了他重视 多元文化，三教并用的深层心理。根源于其宽 广的胸怀和巨大的魄力，而统治者的这种胸怀 和魄力，得力于唐代国力的强盛，民族的自信。 鲁迅称之为拿来主义。 唐代的佛教政策，就是雄健自信的时代精 神的产物，其实质是要将佛教这种外来文化拿 来自由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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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宗废佛这种极端的做法，显然不顾佛教存在深厚 的社会基础，无视其具有配合儒、道充当思想统治工具 的作用，完全偏离了太宗以来对佛教既限制又利用的方 针，因而根本不能行之久远。 宣宗一即位，马上下诏复佛，掀起普天下造寺度僧 的高潮。 汤用彤先生认为：黄巢之乱，与武宗废佛使大批僧 人流离失所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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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雄才大略，为了替其子孙奠定长治 久安的基业，三教并用。他尊崇儒学，重视科 举，是为了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他以李 聃后裔自居，抬高道教地位，是为了借太上老 君神权的光圈提高李唐皇室的社会声望；对于 佛教，他加以利用的态度也很明显。 在太宗的时代，社会还很残破，经济尚未 完全恢复元气，增殖户口，发展生产乃国家当 急之务。为此他要限制寺院和僧尼数量，要检 括僧尼，严禁私度，总之在政治和经济上，他 对佛教是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力求消除或尽 量缩小佛教对于国家的不利作用。
三、玄宗朝的佛教政策
• • 唐玄宗大力限佛： （1）沙汰僧尼，限制写经、铸佛、建寺：“命有司沙 汰僧尼伪滥者万二千人，并令还俗。敕百官勿得创寺， 民间勿得铸佛、写经”。又不许私度僧尼及住兰若，并 敕令“天下村坊佛堂小者，并拆除之，功德移入近寺； 堂大者，皆令封闭。”
唐代帝王与佛教关系综论
一、前言中国佛教经过四，五个世纪的流传後，进入了宗派的形成和发展的大成时期。
唐代政治统—，经济繁荣，长安成了国际文化交流的重镇所在。
佛教也综合南北思想体系，八宗相继成立，大德辈出，译事发达，义学空前活跃。
在佛教发展的这个重要时期，唐代统治者的佛教政策如何?在佛教的日趋鼎盛的过程中起了哪些历史作用?这些问题颇值得探究。
本文对唐高祖、太宗、武则天，玄宗、武宗等几个重要时期的帝王与佛教的关系进行综合性的论述，同时对其它诸帝也做举要式的说明，兼论其成败得失，经验教训。
由於二百九十多年的唐王朝，二十几位帝王，对佛教的态度错综复杂，前期舆稍晚迥然不同，说清这些诚非易事，尚待才家通人不吝赐教。
二、唐高祖与佛教(一)草堂寺为子祈疾唐高祖李渊(在位时618———626)早年信仰佛教，在隋炀帝大业初年当时他为郑州刺史，曾为其子李世民在草堂寺祈祷身体康复，当时李世民才九岁(《全唐文》卷三载有傅堂寺为子祈疾疏)),後来李世民的病好，他认为这是三宝加被，便造了一尊石佛像送寺供养。
这则资料表明了他早年对佛教的态度及看法。
(二)在京城设十大德统摄僧尼为了加强对僧团的管理，唐高祖即位後便想用行政力量来精整山门，於武德二年(6(619)，於京师设十大德统摄僧尼。
《续高僧传》卷十一《保恭传》上说：“武德二年，下敕召还依旧检校，仍改禅定为大庄，乃举十大德统摄僧尼。
”十大德的设置，纲纪教团，有效的维护了僧尼利益，同时也对僧团进行整顿。
保恭、慧固等人都是望重教界高僧，深得大众的钦敬，京辇诸僧慑惮威严，遂不登及。
高祖闻之曰：“恭禅师志行诸澄，可为纲统，朕独举之”。
(同上传)(三)普建道场设无遮大会唐武德元年(618)，於朱萑门南通衢上，普建道场，设无遮大会，一时沙门、道士云集。
同时於并州，立义兴寺。
《续高僧传》卷十九《智满传》上说：“武德元年，乃韶满所居宅；为义兴寺，四事供养，一出国家，至三年，已满德为物归，道声更远”。
智满为当时“化宗所被，归宗如市”的高僧。
文成公主入藏兴佛原因探析
文成公主入藏兴佛原因探析作者：杨夏丽来源：《卷宗》2015年第12期摘要：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佛经、佛像，使汉地佛教深入藏地，至今被藏区人民怀念。
文章从唐太宗、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三方面分析文成公主入藏携带佛经、佛像的原因：唐太宗希望通过佛教，从思想上同化吐蕃，保证大唐西南边陲的稳定，实现唐王朝大一统的目的；松赞干布为了和顽固的苯教势力作斗争，并借助佛教来提升和神化自己的形象，以维护王权统治；文成公主为了满足日常供奉的需要，借助佛教缓减其思乡之情和内心苦闷。
关键词：文成公主；佛教；西藏；原因吐蕃松赞干布慕唐文明，几次遣使者向唐请婚，贞观十五年（641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
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入藏，携带一尊十二岁的释迦牟尼等身像和三百六十部佛教经典。
据索南坚赞《吐蕃王朝世系明鉴》载：“唐王以释迦佛像，珍宝，金玉书橱，三百六十卷经典，各种金玉饰物作为（文成）公主的嫁奁。
”吐蕃地处西南边陲，文成公主不远万里要携带佛经佛像入藏，在藏区修建寺院、倡导翻译汉地佛经的原因是什么呢？本文试从唐太宗、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三方面进行分析。
1 唐太宗方面唐太宗李世民（598～649）时期，注意吸取隋亡教训。
采用隋朝三省六部制，巩固中央集权；实行均田制，租庸调制，以农为本，发展生产，缓和阶级矛盾；重视选官用人和纳谏，完善科举制；重视与少数民族关系，采取开明的民族政策，稳定边疆，终于使得社会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
唐朝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都空前发展，成为当时的世界强国。
“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
”少数民族慕唐文明且试图依靠唐朝力量加强自身统治，皆以与唐和亲为荣。
唐王朝为了根除边患，拓展疆土，亦重视与诸蕃的和亲。
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下诏将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吐蕃松赞干布，并赏赐丰厚嫁妆，其中包括一尊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和大量佛教经典。
当时吐蕃苯教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唐太宗赏赐文成公主佛经佛像的用意是什么呢？早在文成公主入蕃之前的公元634年，松赞干布已迎娶泥婆罗国王鸯输伐摩之女尺尊公主，泥婆罗崇信佛法，尺尊公主入蕃时带着一尊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和大乘佛教经典。
《雁塔圣教序》赏析
《雁塔圣教序》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碑文之一，由唐朝大书法家褚遂良所书，全称《大唐三藏圣教序》。
这块碑文以楷书书写，笔画清劲，结构严谨，被誉为“楷书之极则”。
以下是对《雁塔圣教序》的赏析，字数超过800字。
一、历史背景《雁塔圣教序》立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是玄奘大师译经、传教的纪念碑。
碑文内容记述了玄奘大师西天取经的经过和译经传教的贡献，以及唐高宗对佛教的推崇和赞扬。
此碑立于长安大雁塔下，成为中国古代碑刻艺术的瑰宝之一。
二、书法艺术《雁塔圣教序》的书法艺术堪称一绝。
褚遂良以楷书书写，字体清劲秀丽，笔画流畅自然，结构严谨。
他的书法风格独具特色，既有欧阳询的劲峭刻厉，又有虞世南的温润闲雅，更有自己独特的风采。
在书写过程中，他运用了丰富的笔法和墨色变化，使得每个字都充满了生命力和韵律感。
三、结构特点《雁塔圣教序》的结构特点也非常显著。
首先，它的章法布局非常合理，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都保持了适当的距离和空间，使得整个作品既紧凑又舒展。
其次，它的结字造型非常美观，每个字都形态各异，独具匠心。
最后，它的点画处理非常精细，每一笔都有起承转合，每一划都有粗细变化，展现了作者高超的书法技艺。
四、文化内涵《雁塔圣教序》不仅是一件书法艺术品，更是一件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历史文物。
它记载了玄奘大师西天取经的艰辛历程和译经传教的伟大贡献，体现了唐朝时期佛教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同时，它也是中国古代碑刻艺术的代表之一，展现了古代书法家们的卓越才华和精湛技艺。
五、艺术价值《雁塔圣教序》的艺术价值非常高。
首先，它是褚遂良的代表作之一，展现了他在书法艺术上的卓越成就和独特风格。
其次，它是中国古代碑刻艺术的瑰宝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
此外，它还是一件极具观赏性的艺术品，能够带给人们美的享受和心灵的震撼。
六、传承意义《雁塔圣教序》的传承意义也非常重大。
首先，它是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瑰宝之一，对于研究中国古代书法艺术和碑刻艺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高清碑帖-唐·王羲之《大唐三藏圣教序》
高清碑帖-唐·王羲之《大唐三藏圣教序》《大唐三藏圣教序》，简称《圣教序》，由唐太宗撰写。
最早由唐初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褚遂良所书，称为《雁塔圣教序》，后由沙门怀仁从王羲之书法中集字，刻制成碑文，称《唐集右军圣教序并记》，或《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因碑首横刻有七尊佛像，又名《七佛圣教序》。
集王圣教序碑刻立于唐咸亨三年（六七二），碑通高三五零、宽一零八、厚二十八厘米。
碑文三十行，行八十三至八十八字不等。
王羲之：（公元303～361年），字逸少，会稽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
历官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内史。
有“书圣”之称。
王羲之书法，初学卫夫人，后渡江北游名山，先后见到李斯、曹喜、钟繇、梁鹄、蔡邕等书迹，遂改本师，草书师张芝，真书法钟繇，得个中奥妙，然后增损古法，一变汉魏质朴书风，创造出妍美流便的今体，于真、行、草三体有极高的成就。
千百年来被尊为“书圣”，被书法界奉为圭臬，为后世所钦仰。
此碑为弘福寺沙门怀仁集晋右将军王羲之书，唐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十二月八日京城法侣建立。
文林郎诸葛神力勒石，武骑尉朱静藏镌字。
行书，三十行，行八十三至八十八字不等。
额刻七佛像。
碑原在陕西西安弘福寺，后移西安碑林。
集王圣教序记，较雁塔褚遂良正书本晚十九年，多文王答敕、皇太子笺答、又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怀仁集王羲之书，历廿五年乃成。
《圣教序》虽是集字成碑，且缺失之字为拼接组合而成。
但因怀仁功力精凿，又是谨慎从事，终能各尽其势，完好地再现了王羲之书法的艺术特征，用明人王世贞的话来说，是“备尽八法之妙”，成为王字的一个大宝库。
此碑于宋以后中断，传世以未断宋拓本为佳，字迹稍肥，笔锋使转处莹丝可见。
集字而成的《圣教序》，其章法布势已作了很大的调节，但终因不是一气写成的，故此间稍有缺憾，即某些字势连贯不够，行气不足。
对此，我们可多多注意上下笔势的连贯，并参考如《兰亭序》《丧乱帖》《快雪时晴帖》等王字法帖，从中感悟、体味王书谋篇布局的要妙，就自然能窥得王字的真谛，进而把握王字整体风格。
唐代的佛教繁盛与文化交流
唐代的佛教繁盛与文化交流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佛教繁盛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之一。
在唐朝，佛教得到了皇帝和贵族的广泛支持与宗教扶持，并在国家事务、文化艺术、社会道德等多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同时，唐代也是佛教与其他文化交流最为频繁、广泛的时期之一，拓展了佛教心灵的边界，促进了佛教的繁荣与发展。
一、佛教在唐代的兴盛佛教在唐代的兴盛主要得益于转变积极的政策和皇帝的支持。
在唐太宗时期，佛教获得了政府的官方身份，成为国教，并受到皇家的供奉与尊重。
唐太宗率先倡导建立佛教寺院，并且将佛教教义与皇家威望相结合，形成了皇家寺庙的模式。
由此，佛教在整个唐朝社会上形成了广泛而深厚的影响力。
其次，佛教在唐代还因为得到了文人士大夫的广泛认可和支持而得以繁荣发展。
许多文人墨客皈依佛门，他们笔耕石林之余，涉猎佛经，并以佛法的智慧来熏陶他们的文学创作。
这些文人通过他们的作品宣扬佛教的思想，将佛教的智慧融入到文学的艺术表达中。
佛教在唐代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也成为了文化的一部分，融入了人们的生活中。
佛教的寺庙成为了村落和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所传播的道德思想得到了普罗大众的认同和尊崇。
佛教的兴盛为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繁盛的佛教文化为唐代的社会稳定和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唐代佛教的文化交流在唐代，佛教也与其他文化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形成了多元、开放的文化景观。
首先，唐代的佛教文化受到了印度佛教和中亚佛教的影响。
唐朝时期，大量的佛经和佛教文献从印度和中亚经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这些文献丰富了中国佛教的学术体系和思想内容，推动了佛教学术的繁荣与发展。
其次，唐代的佛教文化也得到了东亚各国的传承和发展。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不仅仅是中国文化的输出，同时也是东亚文化的输入。
中国的佛教文化以其独特的方式传入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并在这些国家中得到了深入的发展。
例如，许多日本的佛教寺庙和文化遗产都受到了中国佛教的影响，体现了中日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此外，唐代的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融合。
佛教在唐代的兴盛与影响
佛教在唐代的兴盛与影响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佛教发展最繁荣的时期之一。
在这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朝代里，佛教迅速获得了皇家和民众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对中国社会、文化以及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在唐代的兴起，追溯到太宗皇帝李世民。
李世民在位期间，提倡善政和和谐社会，看重佛教的教义和修身养性的价值。
他亲自迎请高僧鉴真来中国传教，并在洛阳建造了著名的白马寺。
随着皇家的支持，佛教很快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拥护。
佛教在唐代得到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别具风格的寺庙建筑和宏大的佛像雕塑，它还与许多其他方面的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唐代佛教文化。
佛教艺术在绘画、雕塑和文学方面都有很大的突破和创新。
在绘画艺术中，佛教的题材和造型成为了主要的表现对象，壁画和手卷中常常描绘佛陀的生平和佛教教义。
佛教雕塑则体现了唐代人对美的追求和富有创造力的表达能力。
同时，许多唐代文学作品也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其中包括大型史诗《长恨歌》和诗人白居易的作品，这些作品充满了禅宗和佛教的修行思想。
佛教在唐代社会发挥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提供了对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的批判，为底层民众带来了信仰的支持和安慰。
唐代是封建社会的高峰时期，社会阶层分化严重，贫富差距悬殊。
佛教的传播给了无数人另一种寻求心灵安宁和人生救赎的途径。
佛教强调慈悲和普度众生，呼吁追求内心的平静和修行的道路。
这种教义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的不公和民众的痛苦，成为底层人民的一种精神寄托。
同时，佛教在唐代也在政治、经济和外交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唐代政权倚重佛教，尤其是武则天在位时期，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也是佛教的坚定支持者。
佛教的兴盛加强了皇帝与僧侣之间的紧密联系，佛教往往成为国家统治的工具之一。
此外，佛教在经济方面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寺庙的兴建和维护，僧侣的生活需要给产业和商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推动力。
佛教寺庙不仅成为信仰和修行的场所，还是商业和社交活动的中心。
总的来说，佛教在唐代的兴盛和影响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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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3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Mar.,2000第29卷第1期Journal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S ocial Science)Vo1.29No.1【周秦汉唐文化研究】《大唐三藏圣教序》与唐代佛教的兴盛郝松枝(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陕西西安710062)摘 要:初唐制定的道先佛后政策,使得魏晋以来的佛道之争更为激烈。
由于没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与肯定,佛教始终处于劣势地位。
虽然如此,佛教在唐代还是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这除了其自身的教义易为大众接受以及玄奘等许多佛学志士的不懈努力之外,唐太宗为玄奘所译诸经写的总序《大唐三藏圣教序》与两种不同字体的“圣教序碑”亦功不可没。
关键词:佛道之争;玄奘;大唐三藏圣教序;圣教序碑中图分类号:B94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3(2000)0120100206有唐一代,儒、释、道三教并行,而维护封建统治根本的儒学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根植于整个封建体制之中,不可或缺。
正如唐太宗在《慎所好》中所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
”[1](《贞观政要》卷21)远涉流沙、来自于天竺的佛教经过初传演变,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一起依附占思想统治地位的儒家纲常名教,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组成部分,对维护、巩固封建统治制度起了积极的作用。
佛道二教虽则并行于当世,然而根据其自身的教义以及统治阶级的需要与好恶,或先或后取重于一时。
初唐制定的道先佛后政策,使得自魏晋以来已经开始的佛道之争更为激烈。
他们除极力为己方巧言辨饰、对对方进行夸大其词的攻击之外,亦各使出浑身解数,以取悦于当今,求安于后世。
本文试图从唐太宗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为玄奘所译诸经写的总序《大唐三藏圣教序》以及两种不同字体的“圣教序碑”对这一现象作以论述。
一、初唐制定的道先佛后政策儒、释、道三教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为求生存,相互辩难,互相融合,或先或后,偏重一时。
隋时佛教居三教之首,唐朝建立之初,及时调整了宗教政策,崇道抑佛。
这除了信仰因素之外,主要还是基于政治上的需要。
首先,借助道祖老子以抬高皇族李姓的门第名望。
唐朝初年,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势力还很强大,李唐王朝的“李”虽然是北周的贵姓,但这种关陇贵姓,仍远不能与山东士族比高低。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初唐皇帝经过了多方努力,而最有效的手段无过于攀附历史上已有很高声望的道祖李耳,以其为始祖,因而大倡道教。
这在当时重视门第的社会中对维护其统治是有重要意义的。
其次,抬高道教的地位来抑制佛教势力的发展。
隋收稿日期:1999203212作者简介:郝松枝(1963—),女,陕西蒲城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001朝统治者推行重佛政策。
使得佛教势力得到了无限制的发展。
由于僧人不为国家服役,寺院田产不向国家纳税,因而佛教的兴盛直接影响到唐初的财政收入和士兵来源,故唐初一些官吏曾积极主张抑制或废除佛教,唐高祖曾有废佛之意,只是考虑到废佛的影响太大,故而采取抑制佛教发展的政策。
而抑制佛教发展的手段之一就是扶持和保护能与佛教相对抗的道教。
由于初唐统治者的崇道抑佛使得自魏晋以来就已开始的的佛道之争更为激烈,当时抨击佛教之人,以道士出身的太史令傅奕为最力,武德四年,傅奕上《请废佛法表》及《益国利民事十一条》,极力吹捧老、孔之教。
他说“臣闻 农轩顼,治合李老之风,虞夏汤姬,政符周孔之教,虽可圣有先后,道德不别;君有沿革,治术尚同。
”因此建议皇帝“布李老无为之风,而民自化;执孔子爱敬之礼,而天下孝慈”,同时对佛教进行无情的抨击:“佛之经义,妄说罪福,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一亲,专行十恶,岁月不除,奸伪逾甚。
”主张请“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
”[2](《全唐文》卷133)当时名僧法琳等人虽然出面为佛教进行辩护,对傅奕进行反击,但由于没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显得苍白无力。
武德七年(624年)朝廷中发生了一场辩论,傅奕再次上《请除释教疏》,历数佛教流弊,请求“除去释教”,李渊命大臣们讨论,当时的大臣们信佛之人很多,只有皇帝的近臣太仆卿张道源赞同傅奕的主张,其他同僚却表示异议。
特别是梁武帝的玄孙中书令萧 与之争论最烈。
曰:“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
”傅奕据理力争,结果“ 不能答,但合掌曰‘地狱所设,正为是人。
’”[3](《旧唐书》卷79《傅奕传》)辩论的结果自然是傅奕获胜。
李渊虽然没有宣布废除佛教,却于第二年(625年)亲自到国子监宣布道第一、儒第二、佛最后,这无疑是对佛教势力的重大打击。
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再次下诏,重申崇道抑佛的政策,对“殊方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华之教,翻居一乘之后”的状况甚为不满。
诏文强调道教的理论高于佛教,道教对唐王朝的贡献亦大于佛教,所谓“大道之行,肇于遂古,源出无名之始,始高有形之外,迈两仪而运行,包万物而亭育。
故能兴邦致泰,反朴还淳。
至如佛法之兴,基于西域,爰自东汉,方被中华,神变之理多方,报应之缘匪一。
洎乎近世,崇信滋深。
人冀当年之福,家惧来生之祸。
……况朕之本系,起自柱下(老子曾为周柱下史),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
”[4](《唐大诏令集》卷113《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故道教的地位高于佛教,规定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
这些规定,对佛教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地位均是严重的打击。
此后的唐朝诸帝基本上奉行的都是这一政策。
二、玄奘的西行求法尽管唐朝实行的是道先佛后政策,尽管唐政府对佛教的发展采取限制的方法。
佛教在唐还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出现了鼎盛的局面,而激烈的佛道之争则是佛教得以发展的原因之一。
在此一点上,本人十分赞同芩仲勉先生的观点:“窃谓处两教竞争之下,愈剧烈则其表现愈辉煌,胜负之数,又视乎奋斗之程度;以言人材,释教则济济多士,不少笃实之徒,风靡一时,未始无故。
据义净求法高僧传,自贞观至武后,遵陆海而赴天竺者,数盈半百,忘长途之艰险,诚勇往之足多”[5](P166),而当时对佛教发展贡献最大的,则无过于玄奘。
在玄奘看来,佛教之所以蒙受如此不幸,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魏晋以来佛教内部的派别争论,有碍于佛教作用的发挥,造成不同派别争论的因素又在于对教义阐发上的不一样。
所谓101“异类差舛,……,大乘不二之宗,析为南北两道,纷纭争论,凡数百年,率土怀疑,莫有决匠”[6](《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2)理论上的不统一,产生了思想派别的分歧,彼此说法各不相同,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如何去博取更多的信徒呢?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处在分裂状态,政权更迭频繁,统治者往往利用佛教为自己宣扬声势,佛教派别林立是很自然的。
唐初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正在进一步形成与巩固。
统治阶级需要思想的统一,佛教各派纷争不休的状况是不受统治者欢迎的。
“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玄奘深知这个道理,要使佛教获得新政权皇帝的支持,处于一尊地位,如不因时改变旧的一套说教,并使各派统一起来,是很难成功的。
在这种“胜典虽来,而园宗尚阙”[2](《全唐文》卷906)的情况下,为了澄清疑窦,追本溯源,进而建立统一的佛教学说,以便更好地为新建立的统一封建唐王朝服务。
在唐王朝宣布道先佛后政策后不久,玄奘便向朝廷上表,提出要去西方“遵求遗法”,但未被允纳。
玄奘决心为佛教事业去冒一番风险,他不顾朝廷的冷遇,以“无顾身命”的决心和艰苦卓绝的精神“冒越宪章,私往天竺。
”[2](《全唐文》卷906)于贞观元年(627年)随商队经中亚细亚远赴印度取经。
玄奘的这次旅行是非常艰苦的,尤其出发时因贞观初立国尚不久,所谓“国政尚新,疆场未远”,因此“禁约百姓,不许出蕃”。
[6](《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玄奘是以亡命、流亡者的身份出国的,路途的困难自然更大,虽没有小说《西游记》所描述的九九八十一难,却也经历了多次生与死的考验,但为了求学,他克服了一切困难。
到印度后,由于他的刻苦钻研,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崇高的声望和地位,使贵为唐天子的李世民也深以玄奘在国外的成就为荣。
当玄奘取经归来,暂驻于阗时,遣人上表唐太宗,请示进止,陈述自己“见不见迹,闻未闻经,穷宇庙之灵奇,尽阴阳之化育,宣皇风之德泽,发殊俗之钦思”[2](《全唐文》卷906),唐太宗立即下诏:“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相见”[2](《全唐文》卷7),对玄奘归来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正因如此,贞观十九年正月,当玄奘载誉归来“近京之日,空城出观。
”“始自朱雀街内,终届弘福寺门,数十里间,都人士子、内外官僚,列道两旁,瞻仰而立,人物阗”。
[6](《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这种盛况与玄奘起程西行时的冷落情景不可同日而语。
这也是入唐以来佛教徒最为露脸的一件事。
足见帝王的认可与否可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唐玄奘以其出众人品、才识以及在异域所取得的成就使自己获得了这份殊荣,同时也给所有的佛教徒带来了福音。
三、《大唐三藏圣教序》及其影响玄奘归国时带回大小乘佛经520荚,657部,以及佛像、舍利等。
玄奘回到长安不久,唐太宗在洛阳召见了他,与之谈论,赞叹不已。
唐太宗这样宠待玄奘,并非因玄奘带回了大量的佛经和他所阐述的新教义。
除了对玄奘人品、风度、学问的赏识外,大概最感兴趣的在于玄奘经行西域各地10多年的亲历见闻,他对玄奘说“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并希望他能够还俗做官,“罢道,助秉俗务”[6](《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玄奘婉言固辞乃止,只是愿意把自己在西域的见闻写出来,同时恳请皇帝,允许自己在嵩山少林寺翻译佛经,唐太宗不主张他躲入深山,贞观十九年三月一日,准许他返回长安,恩典他入居当时长安寺院中条件最好的弘福寺译经,并命宰相房玄龄、太子左庶子许敬宗等“广招硕学沙门五十余人,相助整比。
”[3](《旧唐书》卷141《玄奘传》)给予官方的经济资助和其他便利条件。
玄奘深知他能在归国后很短时间内(两个月)组织起入唐以来规模最大的“译场”,没有皇帝的特许和政府的财力资助,凭他本人的力量绝不可能办到。
所以,亦竭力迎合太宗,投其所201好,在译经的同时,夜以继日的撰写亲身经历和传闻所知的中亚、南亚诸国城邦的真实情况,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大唐西域记》。
书成之后,玄奘将《大唐西域记》和新译的五部佛经一起呈献给唐太宗,同时还上了一道表文,请求唐太宗为所译经论作序,“今经、论新翻,敢缘斯义。
伏愿陛下曲垂神翰,发表经题,亲行玄藻,序明宗极。
”[6](《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附录2),唐太宗当时没有答应,以“朕学浅心拙,在物犹迷,况佛教幽微,岂能仰测,请为经题,非己所闻”为辞,而对《大唐西域记》一书,则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新撰西域记者,当自披览”[2](《全唐文》卷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