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_发愤著书说_的心理美学内涵探析
司马迁发愤著书论
司马迁发奋著书论分析司马迁一生的志向就是继承父志，撰写出一部像《春秋》那样伟大的史学著作，，但是正当他满腔热情地从事此项事业，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而奋进之时，他受到李陵事件的牵连而惨遭宫刑。
为了自己视为生命所在的巨著《史记》，决定甘下“蚕室”而受此辱刑。
从中可以看出为努力实现自我价值执着追求。
为此，他有一段著名论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这就是著名的“发愤著书”论的中一段精彩的一须，其影响于后来之中国文人。
所谓"发愤"，就是指一个人身处极端逆境但是志向不被屈服，因为身处苦难却能更加的激扬奋发。
司马迁发愤著书，有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忍辱发奋，用坚韧的毅力来完成传世之作。
第二，揭露统治者的荒淫，歌颂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历史人物。
把个人的不平和愤怒之情，宣泄在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上，讲述古今往事，引人深发，启迪后人更加明智。
这些都是陷害司马迁的统治者们想都没有想到的巨大历史功效。
发愤著书就其思想而言，无疑继承了诗经诗言志这一特点。
有这么一种说法：乱世出英雄。
说往往在时事混乱的环境下，才可以逼出来一些改变时代命运的英雄。
也就是说人处于困境的时候会调整自己的应对能力，从而发挥出身体的潜能。
比如说：拿破仑，朱元璋。
相反，若是居安，往往不能思危，闲适舒畅的生活，往往会摧毁人们的主动发掘自我潜能的欲望以及能力。
虽然关于是快乐出诗人还是，苦难出诗人。
古今中外，说法不一。
但是，依我的经验以及切身体验来看，真的是只有在苦难或者心情低落的时候，才能写出来比较好的诗歌或者其他文学作品。
作者处于困境之中，忧思郁积，无处发泄，唯有诉诸于文字，才能达成自己的精神状态的平衡。
自古而今，经历了诸多人生磨难和精神挫折才终成大作的作家举不胜举。
古典文学
享人世之大难，著千古之文章。
-----浅析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摘要：西汉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其在评论屈原及其作品基础上的扩展。
他认为作者郁结于心，心中充满了怨愤不平之气，所以有感而发，从而创作出了一篇篇反应作者思想和情感的传世名作。
“发愤著书说”反映了一种文学创作的动机，也是对司马迁这一生的一种写照。
历史也证明，“发愤著书说”不仅仅是古人们的写照，也对之后的人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字：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屈原；《楚辞》；怨刺；《史记》西汉是儒家经学的极盛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也主要是受《楚辞》的影响，以写作骚体辞赋为主，所以这个时期的文学批评大多也是对屈原及其他的作品《楚辞》的批评，像贾谊、刘安、司马迁都曾对这位文学大家及其作品做出多评价，贾谊是最早对屈原和其作品《楚辞》而做出评价的，他首先肯定了屈原的但是他也提出了不赞成屈原过于执着，甚至自投继贾谊之后，淮南王刘安又对其作了全面而又高度的评价，在对屈原的,赞扬了屈原的美好品质，给予其作品《楚辞》以很高的评价。
而司马迁更是在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和观点之后，又结合历史史实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提出了“发愤著书说”.下面就围绕“发愤著书说”的几个方面来谈谈对它的理解。
1什么是发愤著书说。
他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那些名篇佳作，大都是作家们不肯同流合污，不肯向恶势力低头，然后遭到了身体或者心理上的严重的迫害，但是这些伟大的作家们身残志坚，从而创作出了一篇篇反应这种伟大精神的名作。
“发愤著书说”，这一重要的文学理论观点在“诗可以怨”、“发愤以抒情”的基础上提了出来，这个观点的提出，阐述了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动机，这个动机就是“发愤”。
后来也慢慢的将“发愤”作为了著成千古文章的一重要原因，成为了一个普遍的文学创作。
在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中也曾写到：“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法，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关于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几小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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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几小点看法中国古代有许多文人对文学创作动机和目的进行过描述。
动机，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阐释就是“与满足某些需要有关的活动动力”。
当然作家创作的动机有很多。
下面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说法。
“诗言志”思想。
《左传》里有“赋诗言志”、“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不言，谁知其志？言之物文，行而不远。
”《乐记》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
情动于中，故形于声。
”《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
《荀子》说道：“圣人也者，道之管也。
天下之道管是也，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易》《乐》之归于是矣。
《诗》言是，其志也……”《毛诗大序》也认为创作是“发乎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情发乎声”、“吟咏性情”。
上述各种说法，都是说诗文是“言志”、“道志”的，即文学作品要表达抒发作者由客观现实所激发的志向、理想、愿望、情绪。
强调情感在内心萌动而进行文艺创作。
“文以载道”思想。
“文以载道”的思想，在战国时《荀子》中己露端倪，荀子在《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提出要求“文以明道”，是后世：“文以载道”源头。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载道”。
唐代韩愈又提出的“文以贯道”之说。
李汉在《昌黎先生序》中说：“文者，贯道之器也。
”“文以载道”虽然不是明确的告诉人们古代文人的创作动机，但是不可否认它对古代文人创作动机的影响，且这个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原道”思想。
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日月云霞，山川草木，虎豹龙凤，均有焕丽炳蔚之色，林籁泉石，又有竽瑟球锽之声，但这都自然而然，乃属无心之美，惟人类秉五行之秀，参天地而为三才，结撰文章，则为有心之美。
”他认为文艺的创造是人类特权，人类的文艺创作是天然而为的，即是刘勰所说的原道思想。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思想。
司马迁认为创作动机来自不得酬的人生悲剧的怨愤，由于政治抱负不能实现，便愤而著书，用作品来“抒其愤”。
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一、本文概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重要命题，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理论价值。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这一理论命题的内涵、来源及其在司马迁创作实践中的体现，并进而分析其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启示和影响。
文章首先将对“发愤著书”说的基本内涵进行界定，明确其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独特地位。
接着，通过对司马迁生平及其著作《史记》的深入分析，揭示“发愤著书”说在司马迁创作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
在此基础上，文章将进一步探讨“发愤著书”说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分析其在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价值。
文章将对“发愤著书”说的现代意义进行阐发，以期为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二、司马迁的生平与著作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
他的一生历经了从盛到衰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个人命运，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创作。
司马迁的生平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少年时期、仕宦时期和受刑著书时期。
在少年时期，司马迁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博览群书，积累了丰富的知识。
他的学识不仅限于文学和历史，还涉及天文、历法、数学等多个领域。
这为他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仕宦时期是司马迁人生的重要阶段。
他曾任郎中、太史令等职，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宫廷秘闻。
这些经历为他编写《史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然而，司马迁的仕宦生涯并非一帆风顺。
他因替李陵辩护而触怒了汉武帝，被处以宫刑。
这一事件对司马迁的精神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但也使他有了更深刻的人生体验和感悟。
受刑著书时期是司马迁人生的最后阶段。
在遭受宫刑后，司马迁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
他忍辱负重，坚持创作，最终完成了《史记》这部不朽的巨著。
在《史记》中，司马迁不仅记录了自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四年的历史，还融入了自己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和对人生的独特感悟。
“发愤著书”内在逻辑对心理疏导的启示意义
“发愤著书”内在逻辑对心理疏导的启示意义【摘要】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发愤著书”被认为是一个典型命题，属于具民族特色的本土文艺心理学观点，是深刻揭示文学创作动力的中国古代文论代表。
本文将力图辨析此命题存在的内在逻辑，及其成为典型命题的影响因子，藉此试探其对现世社会疏导心理能起到的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发愤著书；双向选择；典型；心理疏导在中国古代文艺创作动力理论中，“发愤著书”被认为是一个典型命题，它是民族传统意识形态、思辨方式的综合呈现。
它影响深远，对其探讨，学界历来不乏其人。
本文则要重点辨析该命题的内在逻辑，即：在广泛现实中，“著书”何需有“愤”作支撑，“发愤”何以要通过“著书”途径，两者怎么能结合又是怎样结合起来的。
在此基础上，分析“著书”在众多抒发情感的方式中的突出优化性，从而处于现世角度，试探该命题对现下社会心理健康问题可以起到的作用和意义。
一、“发愤”之于“著书”的重要性“艺术家的生命体验，往往表现为某种情绪情感的储备。
这种储备在创作心理中逐渐会形成强大的定势和张力，如果遇有特殊情境的刺激，就可能转化为艺术冲动。
”钱谷融、鲁枢元也认为：“艺术创作的材料，来自三种时间：当时的印象，早年的回忆，未来的憧憬”，真正让作家进人创作状态的对象必然是触动了作家心灵的事实。
也就是说，情感的参与以及情感的变化在创作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艺术家以情感心灵为诱因，建构一幅心物统一的影象，从而才能使艺术品像“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烁着无穷无尽的色彩”。
《毛诗序》中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有情感在心中涌动，才会有语言的表述即文艺的创作产生。
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中有“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文章既然是情感、神明的标识，那么，文章的产生必然也离不开情感。
人类的情感类型是丰富的，具有两两对应性的。
而比起对应的“乐”，“愤”就文学创作价值而言，有着更高地位，也比其它情感类型更具重要性。
陆游有“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
试析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摘要：司马迁是汉代文学思想的集大成者，虽然他的文学思想体系不是十分的完备，但是其丰富性和卓越性是显而易见的，而发愤著书说又是重中之重。
本文结合《报任安书》和《世纪·太史公自序》，着重讨论其发愤著书说的内涵、历史传承及其影响、意义以及其局限性。
关键词：司马迁发愤著书文学思想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家、文学家，司马迁的文学思想历来备受学者的重视。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文学思想的核心，同时，也是司马迁文学思想特色之所在。
了解其发愤著书说，对我们了解司马迁整个文学思想是十分有意义的。
同时，由于时代的原因，司马迁的思想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这样也使我们对整个古代文论的发展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一、发愤著书说的内涵《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这样一短话:“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於縲绁。
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
’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於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①《报任安书》中也有一段与此十分相近的话，从这段话中我们大抵可知“发愤著书”这个名称的来源以及运行模式。
“发愤著书”是作者遭遇缧绁、身毁不用之时，经过“深惟”之后所作出的冷静的决断，它促使司马迁以前所未有的毅力去完成艰巨辉煌的时代使命，同时也是先父遗命。
可以说它是司马迁在自己实际创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古代伟大作家的生活与创作进行分析和总结而提出来的。
其含义实是人生受困后的发奋振作,是在身心挫辱之下,情感与理①《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郭绍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第37页智交变之后的一种升华方式,是士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其自我价值。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现代阐述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现代阐述司马迁“发愤着书”说的现代阐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历述韩非、屈原等人的事迹后，总结说：“《诗》三百，大祗贤圣发愤之所作也。
”提出了“发愤着书”说。
所谓“发愤着书”，是指怨愤郁结，借着书立说发挥疏通。
“愤”指作家意有所郁结，心理上受压迫而不得伸展，怨愤郁结，借着书立说发挥疏通，这样才能恢复心理平衡。
“愤”包含了个人怨愤的情绪，同时也显示了穷且益坚的意志，同时它又强调了创作者在逆境中奋起而不消沉的品格，以及极富于批判精神和战斗精神。
张大可《司马迁评传》中指出：所谓“发愤”，就是指一个人身处逆境而其志不屈，更加激扬奋发而有所作为。
司马迁发愤着书，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忍辱奋发，从沉痛中奋起，用更加坚韧的毅力来完成传世之作。
第二，揭露和抨击统治者的荒淫和横暴，同情社会的下层人民，歌颂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历史人物，把个人的不平和愤懑，宣泄在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上，述往事，思来者，升华了《史记》的主题，这是加害予司马迁的统治者们非始料所及的。
那么，司马迁为何要“发愤着书”呢？总体来看有三方面的原因。
其一，因为李凌之祸，获罪并且遭受了宫刑之冤。
在他落难之时身边的同僚竟没有一个人出手相助，在获罪这一层面上，他看到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官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一旦你加官进爵，他们就会跟在后面趋炎附势，拍足马屁；一旦你失宠失势，他们也就一个个跟你划清界限，最好是能完全撇清关系，有的更是落井下石。
也许是在他经历了这一人生转折点之后，他清醒地看到，任何人都靠不住，只能自己发奋努力，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名垂青史，以证明自己的国家之栋梁，那才是正确的抉择。
而在宫刑之冤这一层面上，在那个社会观念和道德意识极其扭曲，讲气节高于生命的时代，行了宫刑的人，就等于失去人格尊严，即使在现代，他这样的遭遇也多少会遭到一部分人的非议。
在《汉书.艺文志》中，司马迁有赋八篇，今存仅《全汉文》辑有《悲士不遇赋》一篇。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小结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发愤著书”、“不平则鸣” 以及“诗穷而后工”共同构成一组特殊的文学批 评范畴，成为文学创作中普遍的心理规律。从心 理学的一般规律来看，人处于困境的时候会调整 自己的应对能力，从而发挥出身体的潜能。相反， 若是居安，往往不能思危，闲适舒畅的生活，往 往会降低个体的主动发掘自我潜能的欲望。对于 文学创作而言，作者处于困境之中，忧思郁积， 不发不快，诉诸于文字，由此才可能达成人的精 神状态的平衡。
第二节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
二.影响
后汉何休《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中写道：“男女有 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刘勰在说明文学创作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时，指出建安时期的 作品“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 故梗概而多气”（《文心雕龙· 时序》）。在《文心雕龙· 才略》 里他认为敬通（冯衍的字）在东汉昌盛之世很不得志，所以他 的《显志赋》、《自序》等反而象蚌的病成就了珍珠一样，即 “蚌病成珠”； 钟嵘把“托诗以怨”与“发愤”结合起来，作为分析诗人为 何能取得较高的艺术成就的依据，他认为，被压抑、被损害的 人们的痛苦和怨恨之情以及相应的动乱生活对诗人的感召，是 诗人作诗的内在动力：“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 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 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 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第二节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
宋代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认为，诗文需 “穷而后工”；在《薛简甫公事集序》中有：“穷 者之言易工”。 王安石《书李文公集后》说“诗三百，发愤于不遇 者甚众”。 诗人陆游不无感慨地说：“清愁自是诗中料，向使 无愁可得诗?不属僧窗孤宿夜，即还山驿旅游时。天 恐文人未尽才，常教零落在蒿莱。不为千载离骚计， 屈子何由泽畔来?我辈情钟不自由，等闲白却九分头。 此怀岂独骚人事，三百篇中半是愁。” （《读唐人 愁诗戏作》） 《宋书· 王微传》中有：“文辞不怨思抑郁则疏淡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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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心理美学内涵探析王长顺(咸阳师范学院,陕西咸阳712000)摘 要:“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在继承屈原“发愤以抒情”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文艺心理学命题。
它蕴含着强烈的心理内驱力,是司马迁完成《史记》的心理动力;它隐含着内心巨大的自我表现欲,成为司马迁实现人生超越的心理基础;它饱含着深切的情感体验,透射出司马迁在《史记》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心理根源。
关键词:发愤著书说;心理美学;内涵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06)06—0007—03收稿日期:2006—04—17作者简介:王长顺(1969—),男,陕西乾县人,咸阳师范学院编辑,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在继承屈原“发愤以抒情”(《楚辞・九章・惜诵》)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文艺心理学命题。
它是司马迁遭受李陵之祸以后,在经历生与死的痛苦思考中形成,并在创作实践中发展成熟起来,最后以激愤的语言留下了精彩的论说。
在《太史公自序》中,他说:“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为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
故述往事,思来者”在《报任安书》中,他又说:“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在司马迁看来,自古以来的圣贤,如《周易》、《春秋》、《离骚》、《诗经》的创作者,都是在建功立业的过程中遭到了各种不应有的打击和创伤,“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于是就通过著书来抒发他们的悲愤,阐扬他们的主张,陈述往事的兴衰成败,留传后世,寄希望于来者。
他揭示了作家在受到创伤情况下,其“创作发生的心理学规律,阐明了创作的发生是主体为了舒其愤、泄其怒,满足一种深层次心理需求。
”[1](P123)这一论说成了司马迁及其《史记》对后世产生极为深远影响的重要方面。
这种影响“表现在他所提出的以‘舒愤懑’为其特色的美学观上”,[2](P486)这也“正是司马迁美学思想的核心和实质所在。
”[2](P479)一、“发愤著书说”蕴含着强烈的心理内驱力,是司马迁完成《史记》的心理动力总观司马迁关于“发愤著书说”的叙说话语,可以看出,他强调写作的目的是抒发、渲泄那种“郁结”之情。
这种“郁结”的情感是一种郁积性的情感。
这种情感的方向性是内指的而非外散的,其痛苦体验,由于发散不出,故形成郁积之势,使得这种郁积性的苦闷情感成了作家心中强烈的心理势能。
这种强盛的心理势能,成为司马迁完成《史记》的心理动力。
正如日本文论家厨川白村在《苦闷的象征》中所说的,“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
[3](P83)除此之外,这种情感又是一种受到创伤之后的情感体验。
弗洛伊德曾给创伤经验下定义:“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间内使心灵受一种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是创伤的”。
[4](P216)这种创伤经验是一种持久的不易消除的痛苦体验,它像烙在心灵中的烙印,时过境迁仍不时隐隐作痛,这种创伤性的苦闷也积郁成了作家巨大的心理势能。
无论是郁积性的苦闷还是创伤性的心理痛苦所造成的那种强大的心理势能,都能转化为心理内驱力,迫使作家通过“著书”这种途径使得情感得以释放。
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李陵事件受到宫刑,这使他在肉体上受到了极大的痛苦,同时也使他在人格、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侮辱,那种压抑和苦闷,“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
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报任安书》)这一种境遇的压抑状态转变成了“愤”的创作冲动。
“发愤著书”正是司马迁强烈的心理动力在继续完成《史记》实践上的充分体现,而“发愤著书说”则是司马迁将创作心理动力普遍化的结果。
二、“发愤著书说”隐含着内心巨大的自我表现欲,是司马迁实现人生超越的心理基础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认为,作家的“抒愤”,是希望在压抑状态下表明自己的心迹,以便在后人那里得到共鸣,即“思垂空文以自见”。
这里的“自见”,其实就是一种自我表现。
他之所以“隐忍苟2006年11月第21卷第6期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W einan Teachers CollegeNov.2006Vol.21 No.6活”、“发愤著书”,是不愿意自己的思想和才华徒然如空谷幽兰般不为人知晓。
即“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这里,司马迁写《史记》是为了“剖明心迹”,展示其才情、文采与个性,是“文学家对于自己的才华总有一种自觉,而不愿意随便埋没”的表现。
[5](P308)首先,这种浓烈的自我表现欲,是司马迁事业自信心与人生自卑相矛盾的产物。
司马迁的自信心突出表现为对自己修史事业的自负。
他一再表明自己的著作是沟通古今,整齐百家的“一家之言”,并坚信它将与圣人经典一样流传后世。
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他有“世主天官”的家世,自认“少负不羁之行”,“十岁诵古文”,二十南游,足迹所至,遍布天下,又能“绅由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
在此,司马迁着意表现自己的家学渊源,丰富的阅历,超人的博学与不凡的天资,言语之中无不流露出自负的心理。
然而,宫刑之耻又使司马迁对自身感到极度的自卑。
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
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这种奇耻大辱剥夺了他作一个正常人的资格,使他感到不仅自己成了世人取笑的对象,而且还玷污了先人,这就从宗法意识上毁灭了其做人的勇气,使他感到无地自容,唯有忍辱生存而已。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伟大的史学家不能不产生被打入另册的自卑感”,“这种强烈的自卑心理中还渗透着对自己人生理想、人格尊严、社会地位的自卑。
”[6](P39)其核心内容是对自己无足轻重的政治地位和徒有抱负而不能有所作为的命运的自卑,宫刑之辱使这种自卑得以强烈地表现出来,而这又与他事业的自信心形成尖锐的矛盾。
这种尖锐矛盾两方面相作用的结果,就转化成了强烈的自我表现欲望,以便“为自己重新铸造生活的英雄主义神话,才不致陷入价值解体后的精神崩溃”,[7](P162)从而实现对现实人生的超越。
其次,这种自我表现欲望还根源于“立德、立功、立言”的个体永生和不朽观念。
“死而不朽”是西周以来的传统观念,是指死后个体的多个“灵魂”(“魂”、“魄”、“严”等)依然以肉体方式与活人影响宗族社群的血缘延续性。
其本质就是如何使死的意义变成生的意义的问题。
至于“三不朽”,则出现于《左传》:“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而司马迁是在“立德”、“立功”受挫之后,将“立言”作为个人赖以不朽的重要手段。
“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报任安书》)当他完成《史记》的时候,他已经把自我,连同其独特的个性和丰富的色彩,成功地转移到了另一种超越肉体的不朽载体———“立言”之中。
正是自我价值的表现,才最终实现了人生的自我超越。
“发愤著书说”正是对这种超越过程的最佳注解。
三、“发愤著书说”饱含着深切的感情体验,它是司马迁在《史记》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心理根源如前所述,“发愤著书说”是一种深切的创伤性体验的结果。
在古代文人眼里,创伤性体验决定着艺术品价值的高低。
古人常常把艺术上的成就说成是诗人不幸遭遇的结果,是悲剧命运的馈赠。
大凡优秀的作家作品都离不开苦闷这个熔炉的冶炼。
韩愈曾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音易好。
”(《荆潭唱和诗序》)雪莱说:“最甜美的诗歌就是那些诉说最忧伤的思想的”,“最美妙的曲调总不免带有一些忧郁”。
[8](P188)中国古代文人还从具体作家作品入手分析创伤与作品优劣的关系。
明代谢榛认为:“子美不遭天宝之乱,何以发忠愤之气,成百代之宗”; (《四溟诗话》卷二)李贽认为:“《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
(《清诗活・汉诗总说》)这些都从不同角度说明了创伤性的情感体验决定着文学艺术作品的价值。
首先,逆境中的心理体验有助于司马迁对人生进行深刻反思。
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古今中外无一例外地都是对人生和世界的深刻反思的产物,因而具有深蕴的哲学意味。
孟子说过:“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
”(《孟子・尽心》)又说:“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固于心,衡于虑,而后作,……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孟子・告子》)法国的史达尔夫人在比较欧洲南北方文学时曾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忧郁的诗歌是和哲学最为调和的诗歌,与人心的其他任何情感相比,忧郁对人的影响最大。
”[9](P125)与哲学最为调和的诗歌也就是最具有深刻反思精神、最具有哲学意味的诗歌,而它正产生于忧郁。
人在逆境中往往能严肃地正视人类的命运,探索宇宙和人生的奥秘,因为环境使他不得不如此,而心中的苦难也迫使他为寻求解脱而探寻人生的答案。
因此,忧郁地、深切地体验着不幸的人,其作品也往往深刻。
屈原因忧愤而作《离骚》、《天问》,上天入地,探究人生与宇宙的奥秘。
司马迁也正是在对身受腐刑的创伤情感体验中,“使他对社会问题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尤其是对当代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评价,促使他把自己的思・8・ 王长顺: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心理美学内涵探析 第21卷想发表出来,引起世人的注目。
”[10](P155-156)在对“天人之际”、“古今之变”进行了深刻思考的基础上,“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一家之言”的《史记》。
正是这一深刻思考,才使“一家之言”在文学和史学上都有着极高的价值。
其次,创伤性的情感体验有助于强化司马迁艺术感受力。
艺术感受力是艺术家的内功,是艺术创造力的内在标志。
因为艺术活动是人类的感性活动,艺术品是人类感性能力的伟大创造。
因此,以情感为动力,以想象为核心,以感官为工具的艺术感受力,就不能不成为决定艺术成就的关键因素。
而艺术感受力的培养,正离不开艺术家的痛苦体验。
欧阳修说:“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
”(《梅圣俞诗集序》)而其着眼点正是艺术感受力的培养。
他说明了失意苦闷之人对郁积的创伤性内心世界,会有更加细微幽深的深切体会。
司马迁的悲惨境遇,“肠一日而九回”,这必然使他在内心对外界的直接刺激和历史上的人物事件有更加敏捷的感受和思考。
加之,他的遭遇与“忠而被逐”的屈原有相近之处,对屈原的学习和继承,又使他能够“以诗人敏感的心灵来感受历史”,[11]同时对历史当中那些可以使人喜、使人悲、使人特别感动、特别震颤的东西,进行咀嚼、品味、欣赏;或者从中寻觅和发现历史的诗意,从而把诸如易水送别、乌江自刎、高祖还乡、窦太后认弟这些情节和场面诗意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并以诗人的情怀去观照,从而受辱发愤,借历史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终于完成了《史记》这一“无韵之《离骚》”的不朽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