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整理版)
政治、体制、经济角度1、封建社会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统治对科技的束缚愈来愈严重2 、缺乏持续性发展连年的战争和社会动乱使得古代中国不能保持科学发展的连续性。
使很多的科学技术浪费，失传。
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稳定的环境，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单一文化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种文明冲突演化的结果。
中国面临单一小农经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恶化，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
3 、缺乏专利与股份专利与股份可以成为古代民众技术名的强大动力，同时专利和股份也可以有效的保护和传承技术，或者是还未成形只有雏形的简单科学形象和概念，使之可以进一步的发展。
4 、缺乏交流与交通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封建社会末期严重地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封建时代的末期，我国缺少与外部周边国家的交流，知识很难传递，再加上我们当时国内的交通很不发达，即使有一部分人在搞一些研究，但总是单兵作战，无法协同对科学的发展起协同的作用。
5、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知识分子结构的不合理6 、熵增原理的解释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中熵值总不断增大，即混乱度增大，当著名的熵增原理提出后，有人便试图用物理学的原理来解释李约瑟问题，认为古代中国基本上是一个近似于封闭的体系，所以国家社会趋于混乱，导致近现代科学的起源不在中国。
思想，文化，哲学角度1、缺乏古希腊科学哲学思想我国古代没有完善的形式逻辑思想，很难产生严密的理论武器。
爱我们可以知道古代中国是不具备“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科学实验发现因果关系”这两个基础的，所以在古代中国没有产生近现代科学，所以我国古代的一切技术只能归结为经验技术，而非科学技术，所以李约瑟问题中的讨论涉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都是我国古代的经验技术，而且，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我国的经验技术在世界上是远远领先的。
4 、古代中国和希腊的自然哲学的不同古代希腊和中国神话都包含有共同的宇宙观概念。
李约瑟难题解答
李约瑟难题解答●从文化竞争模型：一、资源因素。
中国多山少地，半干旱气候的生态约束促使中国发展了节省能源、消耗劳力的农业技术，而非扩张资源、节省劳力的牧农技术，导致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治乱循环，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
二、文化因素。
西方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
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
三、系统复杂性因素。
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稳定的环境，西方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单一文化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种文明冲突演化的结果。
中国面临单一小农经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恶化，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
●经济基础:中西方的经济基础不同，导致社会发展进程不同，进而导致中国在近代落后于西方。
●古代文明：一、中国自南宋以来的专制集权制度，特别是封建专制者对中国人愈来愈加强的集权制度下的儒家思想教育是造成近现代中国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的根本原因。
儒家学说一反前朝历代只限于道德说教的范畴，在礼仪甚至从法律规范上对上至士绅下至普通百姓的思想行为，实施强行的灌输与限止，从而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维思想，扼杀了社会的创造动力。
二、南宋时期朝廷偏安一偶为了生存，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鼓励经济贸易发展来维持国家的税收收入，这样也就使得国家工商业空前发展。
工商业的发展致使南宋社会分工更加细致，贫富差别加大。
三、在政治上一方面表现为民众为追求工商业发展特别是相关技术的发展，需要一种更加自由开放的、更加宽松倡明的社会环境，要求封建统治者在保护封建土地制度的同时也能够保护工商业者的社会利益；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社会关系愈来愈向商贸化金钱化方向发展，私欲膨胀、只认利益而轻视道德规范，特别是缺乏对封建道德意识和国家民族意识的认同，从而造成社会混乱，特别是造成了宋朝普通民众、军队的爱国热情严重低下。
当时的状况使社会发展走到了一个政治上的十字路口，要不国家政治通过一定程度上打破封建专制而使社会制度更加清明民主，要不就为了巩固封建专制更进一步地加强对民众的政治思想统治。
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英国著名的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权威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试图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
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
某日见正龙老师有专文“李约瑟难题”之我见，与我的观点不谋而合，真可谓先言我声，故将其全文转载如下：“李约瑟难题”之我见——对于东西方科技与文化的思考王正龙我国著名科学家周光召先生说：“中国为何没有与西方同时或前后产生现代科学技术？这一问题困惑了许多科学史专家，被称为…李约瑟难题‟。
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今天，这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李约瑟和科学家们对这一难题产生困惑是必然的。
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道德与科技”的关系问题。
只懂得科技知识而不懂得道德修养的人，或者说不懂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是永远也不可能正确地解答出这一难题的。
物质与意识，第一第二，极难把握，圣人的理论连中国人自己也难理解，极易偏颇。
只有用孝弟这个行为习惯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孝弟观念习惯就是形成上下左右相互关联照顾这个观念的基础。
要想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人类的基本特性。
一个健全的人，都是由心理和生理两部分组成的，也就是说由思维技能和情感欲望两部分组成的，两者缺一不可。
近十年来“李约瑟难题”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李约瑟难题”研究综述引言：李约瑟难题（Joseph Needham Problem），又被称为中国科技发展“断层”或中国古代科技为何没有在工业革命前遭遇瓶颈等等，指的是中国古代科技在历史上相对低迷的现象。
近十年来，学界对于这一难题的研究逐渐深入，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本文将综述近十年来李约瑟难题研究的主要成果和相关观点。
一、李约瑟难题的提出李约瑟难题最早于20世纪50年代被李约瑟教授提出，他通过对比中国和欧洲古代科技的发展轨迹，发现中国古代科技在与欧洲的相对落后。
这一发现引发了学界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疑问和反思，成为中国科技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二、工业革命的影响近十年来的研究中，学者们普遍认为工业革命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传统观点认为，工业革命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断层”，原因在于中国在16世纪之后的封闭政策以及与西方的交流不畅。
然而，部分学者提出，工业革命并非是唯一原因，还应考虑到中国的文化传统对科技发展的影响。
三、文化传统与科技发展中国的文化传统强调人文主义，注重天人合一的理念。
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强调人文主义的思想渗透到科技领域，使得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更加注重实用性而非理论探索。
然而，也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科技确实也有理论上的创新，如宋代的天文学研究，但受制于古代科技生态系统的限制，无法迅速转化为实用技术，从而造成后来的相对滞后。
四、政府与科技发展政府对科技发展的支持与管理也是影响中国古代科技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古代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注重科技的发展，推动了许多科技的进步。
然而，中国政府过于强调控制和规划，限制了科技的独立创新能力，导致了科技发展的滞后。
同时，政府对科技的评估机制和激励机制也不够完善，使得科技人员缺乏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科研资源支持。
五、传统产业与科技创新中国古代的传统产业主要以农业为主，对科技的需求相对较低。
这种传统产业结构限制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速度和广度。
而在欧洲，工业革命的推动使得传统产业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扩张，从而催生了科技的进步。
如何理解”李约瑟难题“？
如何理解“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也就是说“为何科学发生在西方社会”的问题。
李约瑟在1930年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这一问题。
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争论一直都很激烈，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中国光辉灿烂的5000年文明造就了辉煌的成就，古代的四大发明，在人类科学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曾造福于全世界，推动了全人类历史的前进。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这样说，中国的四大发明在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之前陆续传入西方，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前提，为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物质基础，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的状况，有利于文化的传播；火药和火器的采用摧毁了封建城堡，帮助资产阶级去战胜封建贵族；指南针的出现使得欧洲的航海家有可能发现美洲新大陆和实现环球航行，为资产阶级奠定了世界贸易和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基础。
除此之外，中国在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方面也取得过许多重大成就。
而到了近代，西方在科学技术方面得成就远远超过了中国，三次科技革命区区一二百年，取得的成就却比历史上所有时间里取得的成就加起来还要多。
对于上述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地理环境差异，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技术没有继续发展，跟中国所处在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的地理格局是，东临茫茫大海，这是古人难以逾越的海洋；西北部是茫茫沙漠，无垠戈壁；而西南耸立了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和纵贯南北的横断山脉。
从科技史看“李约瑟难题”
从科技史看“李约瑟难题”1. 引言1.1 李约瑟难题的提出李约瑟难题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由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李约瑟提出。
这一问题涉及到科技史领域的重要议题，探讨了东西方科技发展的差异和相互影响。
在当时，西方科技一直被认为是全球技术发展的主导力量，而东方科技被认为是相对落后的。
李约瑟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东方科技与西方科技并非单纯的“一明一暗”，而是互相借鉴、相互渗透的关系。
他认为东西方之间的科技互动更为复杂，不仅是单向的技术传播，还包括了思想、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影响。
李约瑟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他的研究成果影响了后来一系列关于东西方科技发展差异的讨论。
李约瑟难题被认为是科技史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在科技发展的全球视野下，重新审视了东西方科技传统的交融和演化。
这个问题的提出，也促使人们更深入地思考科技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科技史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启示作用。
2. 正文2.1 科技史的重要性科技史的重要性体现在多个方面。
科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科技的演进和创新直接影响着社会的进步和变革。
通过研究科技史，可以了解人类在不同时期对技术的运用和发展，探索科技变革对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影响。
科技史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过程，揭示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和规律。
通过科技史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先人们是如何利用自然资源和技术手段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从而更好地应对当今社会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科技史也可以启示我们关于技术创新和发展的思考，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科技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科技史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认识和把握未来科技发展方向的重要依据。
2.2 李约瑟难题的背景李约瑟难题的背景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当时中国科学家李约瑟通过对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发现了一个现象，即古代中国曾经发展出许多先进的科技成就，如火药、造纸术、指南针等。
这些科技成就在当时被认为是引领世界的领先地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科技发展却逐渐停滞甚至倒退，导致了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边缘化。
从科技史看“李约瑟难题”
从科技史看“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是指中国科技史学者李约瑟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一个问题：在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出现类似于欧洲工业革命那样的大规模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
这一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成为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个难题。
为了理解“李约瑟难题”，我们需要从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和历史背景来进行分析。
中国古代的科技水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领先于世界，这在农业、制造业、药学、数学、天文学等多个领域都有表现。
中国古代发明了造纸术、火药、印刷术等对世界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
而在科技史上，中国也有诸如孙思邈、郭守敬、沈括等著名的科学家和发明家。
尽管中国古代的科技水平相当高，但却没有出现类似于欧洲工业革命那样的大规模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
工业革命使欧洲国家实现了科技水平和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崛起和世界历史的变革，而中国却止步于封建社会，未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
这就是“李约瑟难题”的核心：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科技水平并没有转化为真正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有关学者就“李约瑟难题”的原因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和研究。
一些主要原因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来进行探讨。
政治方面是中国古代未能实现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古代一直是封建专制社会，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手中，对社会力量和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中国古代社会的等级制度、官僚体系、土地制度等都导致了生产力的停滞和社会变革的困难。
尤其是唐宋时期，虽然社会经济达到了顶峰，但却因为政治腐败和权力垄断而未能实现科技革新和经济发展。
经济结构的原因也是中国古代未能实现工业化的重要因素。
中国古代以农业为主导经济，而且农业生产一直以小农生产为主，缺乏大规模的生产资本和市场体系。
这使得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限制，而没有出现独立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更谈不上工业化。
中国古代的手工业发展也受到了政治和制度的限制，未能形成真正的手工业工场体系，更谈不上大规模的制造业和工业革命。
从科技史看“李约瑟难题”
从科技史看“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是指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某一时期相对于其他文明的相对落后现象以及对此现象进行解释的学术难题。
这个概念由中国历史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李约瑟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
为何古代中国科技相对滞后，是李约瑟难题的核心问题。
李约瑟通过对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总结出几个理论解释。
中国古代社会的自给自足经济制度导致科技进步的滞后。
古代中国农业经济以小农经济为主，农民大部分时间都在忙于耕种和采收，很少有时间去从事科技创新工作。
相比之下，古代欧洲的封建制度使得农民有较多的闲暇时间，能够从事其他非农劳动，包括进行科技研究和创新。
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也制约了科技进步。
中国古代的皇权集中制度导致科技资源主要集中在皇宫和朝廷，缺乏科学研究与实践的基础设施和制度保障。
相比之下，古代欧洲的城邦制度和王国分裂制度，使得不同城邦和王国之间发展了相互竞争的关系，促进了科技创新和竞争。
李约瑟也提到了中国古代的道家思想对科技发展的抑制作用。
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主要包括儒家和道家两大流派，其中儒家注重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相对忽视科学思维和技术创新；而道家则强调个人修养和自然观察，鼓励追求自然道德，但相对忽视实用的科学技术研究。
李约瑟难题对于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它揭示了中国古代科技相对滞后的现象，并提出了一些解释。
这些解释既有历史因素，也有文化因素，对我们了解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历程和原因具有重要启示。
李约瑟难题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
一些学者认为，李约瑟过于强调中国古代科技滞后的现象，忽视了中国古代科技在某些方面的领先。
在农业生产、纺织业、铁器制造等领域，中国古代的科技水平很高，并且对世界科技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最近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对李约瑟难题进行了修正和补充。
他们认为，中国古代科技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层面的原因。
只有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科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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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李约瑟难题杨玉良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J. Needham）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中国（古代）的这些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据学者估算，在公元1世纪，中国的汉朝和欧洲的罗马帝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基本一致。
直到1820年，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GDP总量占世界总额的32.4%。
因此，多数学者认为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条件，中国早在14世纪的明朝初年就已几乎全部具备。
但工业革命毕竟没有在中国产生。
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后，中国的经济在世界上迅速从领先转变为落后。
韦伯疑问和李约瑟难题为何在宋代中国早已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而工业革命却没有首先在中国发生？此即所谓的‚韦伯（Max Weber）疑问‛。
众所周知，中国自16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情况相当不尽人意，李约瑟将这个疑问归纳为如下的两难问题：为什么历史上中国科学技术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为什么到了现代中国科学技术不再领先于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问题一经提出，一直吸引着国内外不同领域学者从不同角度寻求解答。
对这个看似矛盾的问题作出科学解释是非常重要的，它不只是一个历史研究问题，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找出一条中国通往现代化的道路。
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的方式已从工匠、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偶然的‚试错‛方式转变为发明家有意识的‚试错和改错‛的实验方式。
尤其在15、16世纪的科学革命以后，发明家的实验更进一步转化为在现代科学引领下的实验。
所以，真正使得中国从长期领先转变为近代落后的主要原因是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却在15、16世纪发生在欧洲。
林先生将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归于中国的科举制度，它使有天赋、充满好奇心的英才无心学习数学和进行可控实验等，从而导致对自然现象的认识仅停留在依靠偶然观察的原始科学阶段，不能质变为依靠数学和控制实验的现代科学。
我认为，林先生将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归于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的观点是很精辟的，但将科学革命未发生在中国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科举制度的观点值得商榷。
很难使人相信，一个科举制度就会扼杀中国人依靠数学来对观察和实验进行理论化的能力。
近代精密的科学理论诞生，首先需要有一个能够促使人们去探索自然的自然观，其次需要具备丰富的想象能力、出众的联想能力、高超的抽象能力、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论证能力。
这里，逻辑推理和论证的环节对于基于数学的现代科学理论的诞生，是极为重要和关键的。
想象、联想和抽象能力对艺术的发展、传统的技术发明方式的进步非常重要。
但是，若不再由此深入到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论证，就难以将经验的发现上升为精确的现代科学理论。
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论证是精密科学的诞生所必不可少的，没有演绎逻辑学就不可能诞生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精密的近代科学。
本文拟从科学理论诞生所必需的精神基础和思想方法的角度，来探讨‚李约瑟难题‛。
更重要的是要讨论，中国通往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在精神和方法论的层面上还缺少什么。
‚分析‛文化和‚综合‛文化从世界范围来说，现今自然科学的起源来自古希腊，源于古希腊积极的自然观及逻辑学。
英国近代著名哲学家、数学家和教育家怀特海（A. N. Whitehead）说过：‚希腊终归是欧洲的母亲。
‛研究古代思想史可以发现，古代中国人和古希腊人对于自然界的看法存在巨大差别。
古希腊人认为自然界是有规律、有秩序的，更重要的是他们相信这种规律和秩序是可以为人们所认识、把握的。
这种自然观在客观上会激励人们努力地探索自然。
古希腊人这种对于自然的理性态度，对于科学革命在欧洲的诞生是极为重要的。
事实上，现代科学的精神和传统就来源于‚自然界是有规律的，是可以认识的‛的基本理念。
此理念虽有缺点，但只是技术层面上的，在根本性的层面上是重要的。
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主流自然观却认为自然界在本质上是不可认识的。
在方法论方面，东方神秘主义思想不追求以严密和精准的方式来认识自然，而更多的是凭直觉。
虽然道家思想中还稍稍有些科学的观念，但其基本上乃是保守的。
它主张‚清心寡欲‛、‚无为而治‛，面对自然界人们能做的只是‚天人合一‛，顺应自然。
若从积极的角度去诠释这种思想，它在当今有助于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
遗憾的是，在历史上其基本取向却是追求‚天意‛，‚无为‛和‚出世‛。
这种消极保守的思想为古往今来的隐士们所崇尚。
北京大学的章启群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老子》的‘无为’思想实质上也包含了一种对自然、社会和人生无能为力的消极含义。
‛这种消极态度的直接后果就是严重阻碍了人们探索自然的热情和积极性。
古希腊人不仅认为自然界是有规律和有秩序的，并认为它们是数学的，乃至是几何学的。
他们对以逻辑推演和论证为特征的数学极其重视。
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创办了一个学院（Academy），专门讲授逻辑方面的知识。
该学院存在了九百多年，对普及希腊数理哲学精神起了巨大作用。
学院门口有一块牌子，写着‚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
可见古希腊人对数学和以数学为代表的数理哲学的崇敬程度。
柏拉图的‚一切事物皆可归于几何‛的思想已成为近代科学的主要传统。
在16世纪，笛卡尔又一次明确了几何自然观。
其后，爱因斯坦（黎曼几何与广义相对论）、杨振宁（纤维丛与规范场理论）、威滕（E.Witten）（现代微分几何与弦论）等均以各自的方式继承了柏拉图的几何自然观传统。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古希腊人对数学的重视是最为天才的举动，也是留给近代科学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近代科学的奠基石。
公元250年左右，希腊的这种数理哲学思想由罗马传到欧洲。
欧洲继承了希腊的科学遗产，促进了整个思想精神领域的改变。
这种改变再与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结合，创造出了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近代科学。
难怪兰德尔（J. Randall）在《现代思想的形成》一书中指出：‚科学起源于用数学解释自然这种信念，而且在很久以前这个信念就为经验证实了。
‛与此相反，古代中国人不很讲究以严密、精准的方式，而是仅凭自身的直觉来认识自然。
与古希腊的几何学比较就会发现，我们缺乏逻辑和数学的严密性。
大家认为勾股定理是中国人最早发现的，公元前570年左右，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也发现了勾股定理，更为关键的是当时毕达哥拉斯已经给出了勾股定理的几何学证明。
即使这个证明不是最根本的，200年后欧几里德在他的《几何原本》里则给出了完全严格的几何证明，但中国却一直未能给出证明。
非平衡自组织和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里戈金（I. Prigogine）在谈到21世纪首次索尔维会议在希腊召开的原因时说道：‚我认为21世纪的首次会议在雅典召开是再恰当不过的，因为西方科学诞生于希腊。
当然，埃及人、中国人以前也知道很多的事情。
但埃及人、中国人的几何学主要是观察性的。
他们没有发展出如同希腊人的理论和证明。
‛我国学者顾准说过：‚中国思想只有道德训条。
中国没有逻辑学，没有哲学。
有《周髀算经》，然而登不上台盘。
犹如中国有许多好工艺却发展不到精密科学一样。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认为：‚中国科学未能发展同中国没有订出一个更完善的逻辑学有关。
‛中国的逻辑学发展没有走上形式化的道路，更没有将推理逻辑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
杨振宁也指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
‛在没有演绎逻辑学的情况下，中国的数学始终只停留在计算上。
所以，一些数学家认为：中国没有数学（mathematics），只有算学（arithmetic），即中国的数学缺少严密的推理和论证。
古代中国人主要停留在依靠直觉和领悟（和西方的‚启示‛相类似）的方式来认识自然。
基于此，可以说西方文化主要是以‚分析‛为特征，而东方文化则主要是以‚综合‛为特征的。
‚分析‛文化以演绎逻辑为其主要的认识方法，而‚综合‛文化则以‚悟‛为主要的认识手段。
痛苦的承认缺乏以严密逻辑推理和论证为特征的数学哲学精神，是无法催生出现代科学的。
克莱因（M.Kleine）在《西方文化中的数学》一书中说道：‚许多人把现代科学的兴起归功于大规模地引入实验，而且认为数学只不过是一种偶尔有用的工具。
……实际上被他们完全颠倒了。
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是作为数学家而从事对大自然的研究的。
……对伽利略、笛卡尔、惠更斯、牛顿来说，演绎方法，这一科学研究中的数学方法，总是比实验方法所起的作用大得多。
伽利略推崇科学原理，甚至当科学原理是由实验方法得出的也是如此，因为从这条原理中推导出来的大量定理，远远超过这条原理本身所提供的知识。
而且他说，他很少做实验，即使做也主要是为了反驳那些不相信数学的人。
‛因为中国古代没有数学的自然观，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所以尽管有过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诸多发明，却最终没有诞生像样的科学理论。
直到16、17世纪前，中国的技术发明走在世界前列，而在科学思想和精神上，在演绎逻辑学的方法论上，则远远落后于希腊。
纵观人类思想史，几乎在同一时期，东西方的思想都发生了革命性飞跃。
在柏拉图时代，即中国的先秦时代，东西方都产生了一大批光耀人间的杰出思想家。
但其后中国的学者大多停留在对古代思想的解读、注释或满足施政需要的‚学以致用‛上，而思想的发展却不如人意，罕有‚百家争鸣‛的兴旺局面。
百家争鸣的核心是学术自由，争鸣就需要说理，需要严密的论证，逻辑学就会得到发展。
不幸的是，作为秦朝政治指导思想的商鞅学派，将独裁和文化专制主义制度化。
到了汉代，汉武帝在思想文化领域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之后，经学成为官方学说，儒学也已意识形态化。
‚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的思想得到空前强化，‚争鸣‛已无可能，错对由皇上判定。
从而，《墨经》中表现的逻辑学萌芽未能进一步发展，逻辑论证自然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北京大学的武际可教授不无感慨地指出：‚集权制的第一个恶果，就是使中国不可能产生精密科学所需要的逻辑学，从而也就没有推理的数学。
‛在应该产生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时候，尽管中国已经具备了其他可能的条件，但因为缺少催人探索的自然观和逻辑论证的思想方法，使得当时的中国不适合近代科学的发展。
正如杨振宁所说，‚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近代科学才真正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扎根‛。
所谓扎根，即指有适合其生长的土壤和环境。
当前对中华文化的讨论很多，我的观点是：或许在我们传统文化中最缺乏的是理性精神和演绎逻辑学方法。
作为一个中国人，承认这点是痛苦的，但只有看到这点，才有助于建立我们新时代的创新文化。
此岸的出发，还不是彼岸的到达有人根本不同意上述观点，斥之为‚文化决定论‛。
他们认为，文化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文化是一种习惯，因而难以更改‛。
由此必定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即若是文化决定，则中国就没有希望了。
这种立论是有问题的，他们忘了所有的文化都在发展，更何况本土文化和外族文化的交融是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