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_五四_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审美政治化的成因

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是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一座高峰。

在“五四”时期，它曾形成过浩大的声势。

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曲动人心弦的青春乐章，给当时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强烈的春天信息、撩人的炽热情感、浓郁的诗情画意。

辞旧迎新、激烈动荡的时代造就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浪漫主义在当时的大放异彩，使之与另一个文学主潮———现实主义构成双峰并峙之势。

一西方浪漫主义的三大特征是主观性、个人性和自然性，现代中国浪漫文学思潮也恰恰是在这三个方面同西方浪漫主义保持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主观性表现在现代中国浪漫主义同样把情感、想象、灵感提到了艺术的首要位置，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浪漫诗学体系。

个人性表现在现代中国作家个性意识的增强，主张艺术是自我的表现，追求艺术的独创性。

自然性表现在现代中国作家也流露出“回归自然”的倾向，向往人的自然本性和美丽、清幽的大自然。

不过，不同时代、不同国别、不同民族的浪漫主义是有着明显差异的。

虽然现代中国浪漫文学思想是经由西方传入，并深受其影响。

但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一种思潮、一个作家、一部文本在另一国度或另一文化体系中的传播，是要受到后者的时代环境、文化氛围和历史传统的制约的，同时，简论“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审美政治化的成因王媚（浙江师范大学，浙江金华３２１００４）摘要：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是“五四”新文学时期从西方传入中国文坛的重要的文学潮流之一。

但从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本土的生长环境及其发展情况来看，本土化后的现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形成了自我独有的特征。

通过对浪漫主义思潮的代表者创造社的分析可以发现，“五四”时期现实环境因素和文学家们的存在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以及人格等，共同酝酿的现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独有特质是审美政治化﹑现实化。

关键词：浪漫主义；本土化；审美政治化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３６９９（２００６）０５－００３６－０４Ｏｎ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ｚｅｄ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Ｒｏｍａｎｔｉｃ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ＣｌｉｍａｔｅｉｎＷｕｓｉＷＡＮＧＭｅｉ（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ｎＨｕａ３２１００４，Ｃｈｉｎａ）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ｃｌｉｍａｔｅｏｆｒｏｍａｎｔｉｃｓ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ｆｒｏｍｗｅｓｔ，ｉ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ｃｌｉｍａｔ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ｎｅｗ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ｉｎｔｈｅａｇｅｏｆ＂ＷＵＳＩ＂．Ｂｕｔ，ｗｈｅｎｗ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ｏｎ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ｆｒｏｍａｎｔｉｃｉｓｍｉｎＣｈｉｎａ，，ｗｅｃａｎｆｉ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ｎｄｉｇｅｎｅｄｌｉｅｒａｒｙｃｌｉｍａｔｅ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ｒｏｍａｎｔｉｃｉｓｍ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ａｇ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ｕｎｉｑｕ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ｌｅａｇｕｅｏｆ＂ＣＨＵＡＮＧＺＡＯ＂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ｔｈ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ｏｆｒｏｍａｎｔｉｃｃｌｉｍａｔｅ，ｗｅｃａｎｆｉｎｄ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ａｇｅｏｆ＂ＷＵＳＩ＂，ｆｏｒｔｈｅｓ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ｈｅｄｕｔｙｏｆｌｉｖ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ｔｈｅｈｏｎｏｕｒｏｆ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ａｎｄｓｏｏｎ，ｔｈｅｕｎｉｑｕ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ｒｏｍａｔｉｃ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ａｇ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ｗａ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ｗａ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ｚｅｄａｎｄａｃｔｕａｌｉｚｅｄ．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ｏｍａｎｔｉｃｓ；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ｚｅｄ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５－０８作者简介：王媚（１９７９－），女，浙江金华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６卷第５期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Ｖｏｌ．６Ｎｏ．５Ｏｃｔ．２００６接受者在接受过程中也将积极参与、阐释和创造。

这样，被传播的思潮、作家或文本在施放影响的同时，也就被重构了：或一些因素被抹掉了；或一些因素被强化了；或一些因素被修正了。

当我们探讨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独特的具体实现和转化形态可了解到：现代中国浪漫文学思潮舍弃了西方浪漫主义一些重要的特征（如宗教色彩，“回到中世纪”的情绪，反资本主义的性质），突出了它的主观性、个人性和自然性。

因此现代中国浪漫文学思潮简化和缩小了西方浪漫主义的内涵。

但另一方面，现代中国浪漫文学思潮又引进了西方浪漫主义所没有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中国浪漫文学又丰富和拓宽了浪漫主义的疆域，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

从浪漫主义有选择地引进和在中国本土的生长环境及其发展情况来看，现代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重构后的重要特征是引进了现实主义因素，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与政治性，并且这种引进在很大程度上是自觉的。

如成仿吾在１９２３年就明确表示对西方浪漫主义取材的非现实性及表现的幻想性的不满。

接着他表示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好感，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取材是我们的生活，他所表现的是我们的经验，所以他最能唤起我们的热烈的同情”。

最后，成仿吾宣称：“文学由浪漫变为现实的，是我们由梦的王国醒来，复归到了自己，我们已与现实面对面。

我们要注视着它而窥破它的真象。

我们要把它赤裸裸地表现出来”。

［１］上述观点可说是代表了一批现代中国具有浪漫倾向的作家的看法。

由此可见，现代中国浪漫派早期的浪漫主义式的追求并不是源于英国浪漫派那种审美本体论，而是为了启蒙千百万的处于封建桎梏和帝国主义压榨下的中华民族大众。

他们一方面笃信艺术即是人生，人生便是艺术的唯艺术论原则，但另一方面却又不能像英国浪漫派那样完全退缩到审美的象牙塔中以对抗外在的现实———因为国家的苦难、民族的兴衰始终使他们不可能像华兹华斯和雪莱那样去营造出一个可供沉醉或表演的审美乌托邦。

所以，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也就不会是一种纯审美意义上的浪漫主义，而是一种积极把目光投向外在的现实、将浪漫情绪政治化和将审美冲动现实化的文学思潮。

然而，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中，也只有将审美泛政治化才能够最大程度地动员全社会成员积极地参与到民族主体性建构运动中来，从而实现救国的目标。

西方浪漫主义在现代中国的被重构是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文化环境、接受者的思想面貌以及主观精神面貌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的。

我们可以“五四”时期浪漫主义思潮的肇始者和集中代表创造社为例，来探讨五四时期浪漫主义文学本土化后、重构后的现实性和政治性这一特质的成因。

二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将近８０年的时间里，中国人一方面努力变法图存，另一方面也努力用自己的传统文化去抗击和消解外来的西方文化。

结果，洋务运动搞了几十年，中国还是一次接一次地战败；义和团运动几乎把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抬了出来，结果还是一败涂地；辛亥革命虽推翻了封建统治，中国仍然处于黑暗之中。

这便使得２０世纪初的知识分子陷入了苦苦的思索之中。

渐渐地一群有识之士认识到：以往的历次运动都是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而中国要成为真正的现代强国，需要一场自下而上的普通的国民思想革命，需要对我们珍爱的文化传统进行一番认真的清理和变革。

所以，从１９１５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就是由中国传统文化所引发的一场大规模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文化革新运动，它以拯救民族为目的。

文学是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的重要载体，要革新旧文化就必须革新旧文学。

于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场“狂飚”所扫出的一片玉宇中，文学革命的朝阳喷薄而出了。

正由于由新文化运动发起的思想革命、文化革命的最终目标仍是为了推动社会变革，所以，“‘五四’新文学的高涨并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热情煽动的结果，更多的动因是改造国民灵魂的社会责任的驱使。

文学革命的发难者大都不是纯文学家，而首先是有所为的思想启蒙家，大都不以文人自居，而以救世者自居，他们注重文艺首务在消灭两千年来的思想文化传统的‘群鬼’，以便从‘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

”［２］由此可见，文学革命从一开始便必须承担社会现实责任。

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导人陈独秀对这个问题就曾明确指出，文学和国民性的铸造是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的。

他之所以要发动打倒旧文学的文学革命是因为旧文学“盖与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所以“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

［３］这种政治意识充斥的社会思潮中，在这种文学被看成是革新政治、变革社会的工具的时代氛围中，创王媚：简论“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审美政治化的成因３７造社成员必然会成为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派系和势力中隐含的以知识分子为主力的革新力量中的一分子。

因而，他们所提倡的文学主张、文学思想精神无疑将会呼应当时的社会革命思想，他们的浪漫主义精神也将会发展成一种典型的浪漫主义诗化人生观———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

此外，通过对创造社主要创始人和成员的思想精神面貌﹑生活环境与经历﹑性格气质等的追寻，我们也可窥探到他们把审美政治化的端倪。

首先，创造社的成员们不是传统文人，他们受过比较系统的西方文学思想的熏陶，是传统文化的激烈反叛者。

因此，他们有新思想、新知识，他们有革新的锐气和活力，他们要推翻一切陈旧的东西建设一个新的世界。

他们是新型文人，是现代知识分子，但他们与传统文人又有着精神上的脐带关系：因为他们大都生长在“书香门第”，从小就受过典型和严格的传统教育，因而意识深处不可能不积淀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因素。

所以，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他们具有了两个人格资源。

其一是古代文人的“良知人格”，他们继承了传统文人“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优良美德。

虽“天下”已变，但以天下为己任的美德没有变，文人作为社会的良知、良心这一点没有变。

其二是西方启蒙知识分子的“启蒙人格”，他们是启蒙者，是“铁肩担道义”的人，渴望燃烧自己的心作火把，带领众生走出黑暗、走出死亡，走向光明和新生，走向幸福。

所以，这种常常系情于国家﹑民族﹑政治之命运的中心心态和社会责任感，在与当时的国势凌夷、文明落后的双重困局相撞击之后，他们便顺其自然地成了思想启蒙、民族变革队伍中的先驱和骄傲，而这种强烈的革命与启蒙的价值取向也因适应了民族变革的需要而在历史中闪光。

鉴于这些因素，创造社成员思想、文学主张中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潜埋着的政治因素和要素也应是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了。

其次，创造社的成员大都留学日本。

对他们独特的经历，创造社的一位主要成员郑伯奇曾发表过这样的看法：“第一，他们都是在外国住得很久，对于外国的（资本主义的）缺点和中国的（次殖民地的）病痛都看得比较清楚；他们感觉到两重失望，两重痛苦，对于现社会发生厌倦憎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