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视野中生态风险问题

马克思哲学视野中生态风险问题一、问题的提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协调和尖锐冲突问题被人们称之为“生态问题”并获得了全球性关注。

人类实践活动对自然的结构性破坏及其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已经造成的、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被称之为生态危机和风险。

人们为了解决并消除这种危机和风险，建立了许多国际性组织，出版了数千种期刊，召开会议并起草各种呼吁书和宣言。

然而，迄今为止，生态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甚至可以说它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

由于人口数量的急剧增长、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科学技术的日益发达，支持地球生命系统运转的生态环境已经被严重破坏，维持人类生存的一些重要自然资源也几近枯竭。

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汹涌，具有很强隐蔽性的生态风险日益变得可见并在全球范围内弥散，呈现出无间断性和常态化，并不时地转化为其他形式的风险和危机。

生态风险引起了国家、民族、种族之间的争端，甚至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国际冲突，导致争夺资源和能源的全面战争。

当代人类发展面临的这种生态风险已经演变成了人类的生存危机。

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中，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基础性理论，是马克思哲学自然观的核心。

马克思是在历史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中获得对历史的新理解的，正是意识到了历史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中介，历史唯物主义才突破了狭义的“历史理论”的界限而获得了“世界观”的意义。

历史作为人类活动的时间性过程性的表征，历史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的哲学反对抽象地谈论人与自然的对立或者统一，它既没有简单地把历史归并于自然也没有绝对地把自然溶化于历史，而是以科学的实践观点阐明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结构和历史情势。

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理论当然没有也不可能提供当今生态风险问题的全部答案，但马克思在深入研究当时的土壤肥力退化问题的基础上形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及其裂缝的理论，其中蕴藏着我们可以用以探究当代生态风险问题的思想智慧。

以当代生态风险问题激活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理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当代性的阐释和重构，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全球风险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应有的现实关怀。

二、马克思哲学视阈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一)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思维的确立。

近代以降，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思维方式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首先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在人与自然彼此分离并抽象对立的两极中解释二者的关系，因而无论是思辨的唯心主义还是直观的唯物主义都没有正确说明二者的关系及其对破解人类历史之谜的意义。

通过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实践论变革，马克思把人的生存、生产实践活动作为阐释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基础、出发点和思维原则，确立了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思维。

马克思指出:“在一个学究教授看来，人对自然的关系首先并不是实践的即以活动为基础的关系，而是理论的关系……人处在一种对作为满足他的需要的资料的外界物的关系中。

但是，人们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系中’。

正如任何动物一样，他们首先是要吃、喝等等，也就是说，并不‘处在’某种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

(因而，他们是从生产开始的。

)”［1］(p405)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在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考察中，重要的不是先从认识上把人与自然的概念抽象出来进行理论上的探讨，而是要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2］(p55)只是在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中并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才生发出了人与自然的认识关系、价值关系等其他关系。

正是在人的生存、生产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实践活动内在矛盾的社会历史性展开才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具有了重大意义。

马克思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置于一切问题的首位，把它作为研究其他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基础。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界的关系。

”［3］(p11)对于人与自然关系这个事实，马克思主张“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3］(p11)进行考察。

在马克思看来，人不是孤零零地独自存在着，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人的活动是对象性活动。

因而，“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呼入一切自然力的人”［4］(p105)必然处于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之中。

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原初性关联表明二者互为前提、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映照，人与自然是内在统一的整体，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只有在这个整体内才成为问题并可以理解、认识和干预。

在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构成的动态有机整体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绝非抽象的对立或者和谐，而是包含着复杂的辩证结构，始终在冲突与协调相交织的矛盾中发展变化。

在与人的对象性关系中，自然既有先在性、实在性、基础性，又有属人性、社会性、历史性。

一方面，自然环境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和进化，才为高级生命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人本身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自然界。

自然界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具有永恒的、不可或缺的意义。

因而必须承认自然环境及其内在规律对于人的先在性、实在性和基础性。

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

人靠自然界生活。

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

”［4］(p56)而“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4］(p92)，“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6］(p107)。

另一方面，通过人的社会历史性的生存和生产实践活动的中介，对人来说的先在的自然、外部自然界就不断地转化为人化的自然界和历史的自然。

在马克思看来，“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4］(p116)。

“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

”［4］(p83)“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4］(p89)。

这样，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的自然又具有了属人性和社会历史性，自然既是人类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又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和产物，把二者联系起来的就是人的生存和生产实践活动。

针对青年黑格尔派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变成“实体”和“自我意识”的神秘问题、针对布?鲍威尔所说的“自然和历史的对立”，马克思批评说:“好像人们面前始终不会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如果懂得了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其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那么上述问题也就自行消失了。

”［3］(p21)马克思哲学视野中的人与自然关系是实践基础上社会历史地形成并不断变更的，其中包含着自然对人的外在性和属人性的矛盾、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和超越性的矛盾，这些矛盾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代都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和特点。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历史性变更中，人的能动性和自然的属人性的确立并不能否定自然的优先性和基础性，自然的社会历史性质也决不能吞噬自然的先在性及其进化。

马克思明确反对各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机械论理解和二元论理解，在其成熟期的著作中，各种有机的和无机的固定立场已经让位于对生态过程的全面的辩证的理解。

人类实践活动对自然的具体形态的改变、对自然规律形成以及发挥作用的条件和范围的改变，不仅是一个使自然人化以满足需要、造福人类的过程，同时也有可能使自然反人化，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威胁和灾难即生态风险。

(二)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及其裂缝的剖析。

物质变换(物质代谢、新陈代谢)概念在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已经广泛流行于生理学、化学、农学等自然科学领域。

马克思吸收了这个概念的自然科学含义并创造性地把它用于对社会经济过程的分析，他不仅通过对一般劳动过程的分析说明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及其意义，而且发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变换的裂缝并揭示了造成这种裂缝的根源。

马克思运用物质变换概念说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内容时具有自然生态意义和社会历史意义的辩证内涵。

马克思一再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性和基础性作用。

人的生存和生产实践活动中的人与自然关系这个事实就其内容来看就是劳动过程中的物质变换。

人类为了满足由自身的肉体组织决定的物质需要，必须通过具体的有用劳动把存在于自然界的物质要素变换为适合于特定目的的使用价值或者说社会财富。

自然物质要素作为可能的使用价值，它本身就有其自身的物质变换规律，“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

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5］(p56－57)。

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自然生态意义上的物质变换或物质循环。

劳动过程的不断重复进行使这种物质变换的前提、过程和结果日益复杂化。

劳动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由人能动地引起、调整和控制的，这里就存在着人类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破坏作为其生存条件的自然界，从而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不能实现人的目的反而带来危害的可能性，马克思引用比?特雷莫的话说:“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

”［6］(p251)更为重要的是，“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7］(p24)。

现实的劳动生产活动总是借助于历史形成的具体劳动组织、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这就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具有了社会历史特点。

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结束了人们对自然界的神化和崇拜思想及幼稚行为，使人类在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创造出了巨大的社会财富。

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介下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也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缝”。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城乡的分离和对立，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5］(p552)。

而在城市，土地营养物质的消耗却表现为环境污染。

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及其对农业的改造“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在他们的对面，则造成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

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8］(p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