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的清官现象
古代对为官清正的对待
古代对为官清正的对待1.引言1.1 概述古代社会对为官清正的态度一直十分重视，这种重视体现在对官员廉洁自律、忠诚公正的要求上。
在古代社会，为官清正不仅是一种行为准则，更是一种社会伦理和道德的体现。
古人认为，官员作为国家的奉公之臣，应该以清正廉洁的品质为基石，以身作则，起到模范带头的作用。
古人对为官清正的标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官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应遵循的道德规范。
古代社会崇尚仁义道德，对官员要求他们具备高尚的品行和道德修养，以公正、坦诚、廉洁的态度对待工作和人民。
其次，古代对于官员廉洁自律的要求更加明确。
官员不得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并应遵守诸多纪律和规定，确保公正公平的执法和管理。
古代社会对为官清正的重视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方面，为官清正的要求促使官员忠诚履职，为国家和民众谋福利。
这为古代社会的政治稳定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古代社会对为官清正的要求也对后世产生了启示。
清明廉洁的官风使官员身负责任、勤勉尽职的形象树立起来，为后世政府治理提供了参照和借鉴。
同时，古代对官员廉洁自律的要求也对今天的社会提出了反思，我们应该借鉴古代的经验教训，在现代社会中加强对官员的廉政治理，推动社会的公正正义。
综上所述，古代对为官清正的态度和要求在古代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官员的廉洁自律不仅是一种职业操守，更是一种道德坚守和社会责任的表现。
由此，我们可以从古代清廉官风中找到启示，引导现代社会的官员更好地履行职责，为社会的进步和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1.2文章结构文章结构部分的内容可以如下所示：文章结构部分旨在介绍本文的基本组织框架，使读者对文章整体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本文按照以下结构展开：第一部分是引言，主要包括概述、文章结构和目的三个方面。
在概述部分，我们将介绍为官清正的概念及其在古代的重要性。
接下来是文章结构，将说明本文的整体框架和各部分的内容安排。
最后是目的，明确本文旨在通过对古代对为官清正的探讨，揭示其对当代社会的影响和启示。
“清官”论析-最新文档
“清官”论析一、关于“清官”的研究关于“清官”问题,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有过相当激烈的学术争鸣与政治争论。
50年代末,毛泽东针对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共产党内部出现的徇私枉法等现象,向党内同志提出了学习明代“清官”海瑞的号召,亦即提出了共产党人要发扬对人民负责、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的品格以及丢弃曲意逢迎的思想作风等问题。
在这样的政治、历史背景下,明史专家吴晗相继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编写了《海瑞罢官》的京剧剧本,从而引发了学术界对海瑞精神的评判,并由此拓展到对“清官”的讨论与评价。
当时上海社联、河南学界等,都举行了清官讨论会或笔谈,一时有关清官的文章充斥史学刊物。
此时的代表作大体有:星宇的《论“清官”》、王思治的《试论封建社会的“清官”、“好官”》和穆昆的《“清官”的实质和〈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等。
初始的争鸣,基本运行于学术轨道,后来发展到社会上、政治上,尤其是在政治上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偏差的时候,关于“清官”讨论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话柄与主题。
“四人帮”就借此大做文章,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学术讨论。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关于“清官”问题的研究,才逐渐走上学术讨论的正轨。
从日前CNKI收录的文章来看,大致有“清官”题目的文章700余篇。
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清官”这一主题。
最近几年尤其甚多。
关于“清官”研究的学术著作现在也不少,大致有120多(篇)部,如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廉吏传》、陕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古代陕西廉吏》、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河北古代清官廉吏》等,其中还有:博士论文一篇,即董斌的《反腐小说的文化意蕴与价值》(兰州大学,2007);硕士论文5篇,即戴国芳的《尽瘁国事的晚清官员》(华南师范大学,2007)、许静的《清官与侠客关系演变研究》(扬州大学,2006)、刘希欣的《清官和侠客的结盟与分离》(曲阜师范大学,2003)、李福德的《论清官文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1)、孙琴的《清官侠客长相随、忠胆义魂不相分》(苏州大学,2001)等。
“清浊区分”到“官吏分途”，来看唐代的“清官”制度
“清浊区分”到“官吏分途”，来看唐代的“清官”制度由于“清官”本身的特殊性质所致，中古“清官”的发展渊流在汉末，而在唐代发展成一个完整的制度。
唯有透过长时间的对于“清官”的考察，以及对“清”在不同时间涵意的转变，才有办法对唐代“清官”有更深刻的把握。
唐代清官陆贽“清”与“浊”的概念是汉末到唐末之间，士人阶层在彼此竞争对抗时，用以争取认同及区分对象的重要象征。
“清”的概念本来发源于汉末在野士人，用以和当朝的“浊流”对抗。
随着在野士人的出仕，“清”的概念也随着士人入仕而进入官制之中，形成“清官”的现象，知识份子皆争相以能任清官为荣，形成官制的“流品”区分。
在整个中古的制度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清官”从本来官制中的“流品”区分，随着门阀制度的发达而逐渐“制度化”，为高门子弟的仕宦前途提供了保证。
从这个角度看来，“清官”制度化的过程和中古门阀政治的发展息息相关，因此，透过对于中古“清官”的研究，有助于加强对于中古门阀政治的了解。
下面，我们将透过两点来为唐代的“清官”作一个总结。
一、从“清浊区分”到“官吏分途”曹魏以来，随着社会文化的改变，选官体制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高门子弟再也不屑由州郡掾吏之类的低职来入仕升迁。
朝廷中一些郎官、内侍、东宫官之类官职，成为高门子第习惯性的起家升迁之阶，并且视为所谓的“清途”，也就是“清官入仕之途”。
“清途”之所以称为“清”，是有其原因的。
汉末以来，“清”作为一个生活处事的理想，起源于东汉的在野处士，变成区分豪族高下的标准，形成所谓的“清流”、“浊流”，用来当作名士间，彼此标榜的特色，这个现象颇类似今日用“暴发户”、“士绅”来区分有钱人。
除了名士们称呼同类为“清流”外，其节操称为“清节”，其谈辩称为“清谈”，对政治的批评称为“清议”。
到了魏晋，名士与官族逐渐有合流的情形，于是“清”除了称呼名士的品格素质之外，还用来赞美士族的门第。
如此，则用“清”来区别士族习惯的起家升迁之途，称为“清职”、“清途”、“清华”、“清位”、“清选”、“清贯”等。
明清时期官员贪污与清廉状况考察
明清时期官员贪污与清廉状况考察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特别是在官员贪污与清廉状况方面备受关注。
贪污现象在官场中普遍存在，许多官员为了谋取私利，不择手段，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然而，也有一些官员始终坚守清廉之道，以身作则，为百姓做出了重要贡献。
明清时期的官员贪污现象并非起源于这个时期，早在古代就有类似的问题存在。
但是，明清时期的贪污现象愈演愈烈，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明朝在朱元璋建立的初期贪污并不普遍，但随着朝代的传承，地方官员的权力逐渐扩大，导致掌控财政与利益分配的机会增多，贪污情况开始恶化。
其次，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动荡不安，战乱频繁，许多地方上的官员为了应对战乱等问题，动用公共财政，以谋取私利，这更加推动了贪污现象的蔓延。
明清时期最典型的贪污现象之一就是税收贪污。
当时官员以特权地位控制着税收的征收与分配，许多地方官员在这个过程中以种种方式截留税款，甚至强行征收附加税收。
这导致了百姓沦为贫困，生活无法为继，同时也削弱了国家财政的健康运转。
不仅如此，明清时期的官员还经常利用职权收受贿赂，为亲友提供特权，甚至在拔擢官员时往往以权钱交易为准绳，使得人才辈出的机会无法公平获得，也导致了社会的不公与动荡。
然而，明清时期也不乏清廉官员的存在。
这些清官在担任官职期间以履行职责、廉洁奉公为准则，对待财务问题严格把关，并且关注民生，试图为人民谋福利，为国家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这些清官的存在不仅是社会道德的典范，也对其他官员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警示作用，间接地促进了清廉风气的形成与传承。
明清时期官员贪污与清廉状况的考察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官僚体制的弊端。
这种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贪污腐败的土壤，官员可以凭借自身的权势与职务，获取巨额的利益，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监管和制约。
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进行制度性改革，加强对官员的监管和责任追究，建立健全的反腐体系。
总而言之，明清时期的官员贪污与清廉状况呈现出一个复杂而多变的图景。
古代清官的廉洁修身
古代清官的廉洁修身古代中国的清官，是指以廉洁无私、奉公守法为政治理念的官员。
其具有高度的政治素养，严格的自我修养和高尚的公仆精神，深受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他们以问心无愧、义正词严来对待职务，倡导俭约节约，淡泊名利，勤政廉政，决不为私利所动。
在一段历史性的时期内，他们为社会带来了清明、公正、廉洁的政治文化氛围，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奠定了伟大的基础。
古代清官的廉洁修身，是以历史长河中的具体人物与事迹为基础的。
其中，以明代状元徐珂、清代大学士邵晋涵、钱锺书等人为代表的“清官”，更是被后世的人们所津津乐道，成为了中国政治文化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一个集体形象。
徐珂，是明代中期的一位著名官员和文学家。
他曾数次入京参加科举考试，先后荣获文、武状元，成为了一名享有崇高地位的官员。
从担任江西鄱阳县令，到任福建泉州府知府，再到山东济南府知府，他始终恪守廉洁奉公的官德，以拒贿倡廉、严明法纪来治理政务，没有任何被发现的贪污腐败行为。
同时，他还注重农业发展、救灾救济和残疾人教育等工作，受到了广泛的赞誉和尊敬。
清代大学士邵晋涵，是乾隆朝时期的一位著名官员。
他曾先后担任过山东、河南、江苏等省的巡抚、总督人员，以及内阁学士、内阁首辅等职务。
在领导地方政治、开展各项民生工程时，他坚持以德治官，将廉洁、公正、勤政等道德品质贯穿于他的一生。
在其所掌握的各地方，不设苛求民众的重税，反而广泛搜罗了各形式的优秀人才，提高了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水平。
他所坚持的官德思想，为他日后身居内阁的理念和精神奠定了基础。
钱锺书，是20世纪著名的学者和官员之一。
他在经历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之后，最终成为了一名隐居于美国，却依然深爱着祖国的知名学者。
在其所处时代的历史进程中，钱锺书一直秉持着自强不息、勤奋志向、坚守道德等信念，成为了一名深受尊重的文化人物。
在他的许多代表性著作中，都充分体现了他极高的人格品质和廉洁公正、道德操守的原则精神。
清官现象管见
清官现象管见以包拯为题材的电视还在层出不穷着，海瑞又开始隆重出场了，人们之所以对此类电视津津乐道的除了它的一些虚构的精彩的情节外，还有一点就该是：他们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敢于为民请命的“清官”。
其实作为历史现象的清官，与传统文学作品中的清官是不可等同的两个概念。
在文艺作品中，无论是传统的包公、海瑞，还是传奇小说《七侠五义》、《大红袍》，清官带有明显的神话色彩，是理想化的产物。
他们通常被描述成黎民百姓的救星，同恶势力斗争的英雄，他们清正廉洁，执法公正，在打击豪强、为民请命时，常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们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每次总能战胜邪恶，圆满收场。
这种描写固然反映了人民的良好愿望，也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是站在唯物史观的角度看，不能不说上述的清官概念带有根本的错误。
清官历代都有，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说明在封建人治社会中，清官的产生带有一定的必然性。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呢？一、清官是“民本”观念的产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就开始注意到“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就是最形象贴切的比喻。
虽然后来“民本”被纳入“君治”的范畴，但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并没有就此完全漠视“民”的存在。
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他们很重视调节“舟”与“水”的关系，力求把握矛盾边际平衡的“度”。
包拯说：“且民者，国之本，财用所出，安危所系”。
所以民命不得不请。
海瑞自称为民请命只是反对“涸泽而渔”，与海瑞同时代的另一个官僚说：‘海刚峰之意无非为民，为民者，为朝廷也“则更为直截了当。
由此可见，清官重民，源于民本思想。
二、清官适应了封建统治者的特殊需要封建专制统治主要是靠暴力和强权维持的，但是历史的经验反复说明，象秦始皇那样一味迷信严刑峻法，实施赤裸裸的暴政，结果是阶级矛盾极端激化，统治者自己国破家亡。
只有软硬兼施，宽猛相济，才能受“御民”“使民”，长治久安之效，做到“君安其位，民安其政”。
酷吏与清官的社会形象
酷吏与清官的社会形象在古代的中国社会，官员的形象一直是备受关注的。
我们常常听到清官和酷吏这两个词，这两种形象就像是天南地北的两个极端。
那么，究竟什么是酷吏，什么是清官呢？他们的形象又是如何得到社会认可的呢？在此，我将从这些方面进行论述。
一、什么是酷吏，什么是清官在中国古代，官员是社会的精英，担负着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秩序、发展经济等多重任务。
然而，由于中央政府的不力管理，一些地方的官员自我作主，沉溺于权力和利益之中，这就促成了酷吏的形成。
酷吏一般以虐民、贪赃枉法、唯权是视等陋习著称，让人深恶痛绝。
这些酷吏不顾民众安危，只顾自己所谓权利和利益。
他们会滥用职权，制造诬陷、冤罪，打压异己，残害良民，真是恶有恶报、恶是恶者、恶必必除。
相对于酷吏而言，清官则是一个令人敬佩的形象。
清官在历史上一直被赞誉为一种理念和追求。
作为一名清官，他应当以公为公，以私为私，以明法治、廉正清为最终追求，其目的就是要维护社会的公正与良善。
二、两种形象的由来酷吏和清官的社会形象，归根结底是由于官员在任上的行为所造成的。
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官员的行为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以酷吏为例，他们之所以会陷入到这种地步，往往是因为他们的能力不足、廉洁性也不好。
一些官员由于上、下级的压力，以及他们自己的贪婪，会对百姓肆意地施加压迫与剥削，最终影响了社会的安稳。
相比之下，清官则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实践，才能够逐渐树立起来的。
清官可以说是在千辛万苦的奋斗之中，完成了许多社会公益事业，积极推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三、社会形象的影响酷吏和清官的形象可以说对一个官员的发展带来了天壤之别。
在古代的中国社会，清官通常是得到社会认可和尊重的，他们的名望和地位也逐渐得到了提高。
在这样的环境中，清官们的职业晋升与个人发展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和提升。
相反地，酷吏得到的评价则是极为负面的。
酷吏的行为并不得到社会的承认，甚至会面临到流放、罢免、荒废家业等严重的处罚，甚至有可能失去人生的一切。
清官文化
古代清官举例
隋唐至宋元，经过七百多年探索，清官文化也得以快速发展，并逐渐在广大中国人的心中产生了清 官情节，且绵延至今。
பைடு நூலகம் 唐朝——卢怀慎
唐朝的宰相卢怀慎（？—716），滑州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人，武则天时任监察御史，后历任侍御史、 御史大夫，玄宗开元元年（713）为宰相。卢怀慎自知才能不如另一宰相姚崇，因此凡事避让，在任期间的政 绩只在于荐贤举能，任宰相三年后病故。卢怀慎为官廉洁，家无储蓄，门无遮帘，饮食无肉，妻儿饥寒，生活 得很贫穷住宅和家里的陈设用具都非常简陋。他是唐代比较清廉的一位宰相。卢怀慎的儿子卢奂在广州作太守 时，不为当地的奇珍异宝所动，能保持清廉节操，也受到当时人的称赞。玄宗嘉其美政，为其写有赞词：“专 城之重，分陕之雄，亦既利物，内存匪躬，斯为国宝，不坠家风”。他当官以后，身份高贵，妻子和儿女仍免 不了经常挨饿受冻，但是他对待亲戚朋友却非常大方。 安葬卢怀慎的时候，因为他平时没有积蓄，所以只好叫一个老仆人做了一锅粥给帮助办理丧事的人吃。玄 宗皇帝到城南打猎，来到一片破旧的房舍之间，有一户人家简陋的院子里，似乎正在举行什么仪式，便派人骑 马去询问，那人回来报告说：“那里在举行卢怀慎死亡两周年的祭礼，正在吃斋饭。”玄宗于是赏赐细绢帛，并 停止了打猎。 另外人们传说：卢怀慎去世时，他的夫人崔氏不让女儿哭喊，对他说：“你们的父亲没死，我知道。你父亲清 正廉洁，不争名利，谦虚退让，各地赠送的东西，他一点也不肯接受。他与张说同时当宰相，如今张说收受的 钱物堆积如山，人还活着，而奢侈和勤俭的报应怎么会是虚假的呢？”到了夜间，卢怀慎又活了，左右的人将 夫人的话告诉了他，卢怀慎说：“道理不一样，阴间冥司有三十座火炉，日夜用烧烤的酷刑来惩罚发不义横财 的人，而没有一座是为我准备的，我在阴间的罪过已经免除了。”说完又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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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古代的“清官”现象谈到清官，大家就会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的确，在我们眼中，清官就是官员中的先进，官员中的模范、榜样。
我们对清官如此敬仰，那也是寄托着我们一种情思，希望如今的社会，能多一点为民解忧的清官。
清官，顾名思义，即清廉之官。
在正史中，“清官”一般以“廉吏”、“良吏”称之。
清官是封建政权及其最高统治者皇帝的忠臣，是“德治”和“仁政”的真正实行者，是封建伦理道德和纲常名教的卫道士。
清官，包含清正、廉明，所谓“清”，意味着操守上的清白，比如屈原的“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至于廉，首先有品行方正的意思，此外，还有廉洁、不贪的意思，比如廉者不受嗟来之食。
由于清与廉意思相近，所以人们干脆把清与廉合并使用，当然还可以分而用之，不管是清官、廉官或者是清吏、廉吏，其意味是相同的，首先是操守上的清白，然后附会出品行方正、大公无私、清苦朴素、不贪污、不图享受等诸多美德在内的意蕴。
“清官”现象乃至清官文化的产生，首先与封建统治者关心官吏廉政问题有密切关系。
因为廉政问题关系到朝代的兴亡盛衰，关系到政权巩固，社会安定。
官吏作为最高统治者与普通老百姓的桥梁，其品质、工作效率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皇帝至百姓的这条道路的畅通与否。
所以，中国古代各朝代有政治远见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官吏的廉洁问题，把廉洁作为官吏必须遵守的重要道德规范，在吏治中遵循“以廉为本”的思想。
历史上，治吏有名的统治者，可能我们从诸多渠道，如历史书、历史电视剧中得知，要数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和清代的康熙大帝。
有明一代，更是重刑重典地反贪，政府考察官吏时，首要内容便是官吏的守廉状况，朱元璋更是苦口婆心地给官吏们做政治思想工作，要求大家保持晚节。
到了清朝，政府初建，百废待兴，政府更需要清官了，英明的康熙皇上煞费苦心地给众官们树立清官典型，期求众多官吏们能以这些典型为榜样，做到“廉以立志”、“廉以律己”。
可纵观整个历史，我们看到的现象则是——统治者愈反对贪污，贪污愈是层出不穷，统治者愈提倡清廉，可清廉却是那么的稀有。
可是，人毕竟有高有低，总会出现个先进典型。
后来人，还在这诸多清官中，根据他们的清廉指数，评出个中国古代十大清官，有春秋时期魏国人西门豹，西汉时期赵广汉、黄霸，唐朝的徐有功，狄仁杰，北宋的陈希亮、包拯，明代的况钟、海瑞，清代的汤斌。
这里面大多数人，我们都不太熟悉，比较熟悉的是狄仁杰，包拯、海瑞。
现在我们可以简单地来了解一下。
狄仁杰 （公元630-700 ），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
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
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
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庙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 唐室砥柱" 。
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 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连荷兰也有人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包拯 （公元999-1062 ），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
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立志要为国家出力，“竭忠死义”。
他最有名的是做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包龙图、包学士。
他在开封任知府虽仅一年多的时间，但死后，开封百姓却在开封府署旁边建了一座包公祠，以纪念和供奉他。
包拯一生清廉简朴，从不讲究排场，即使做了大官，穿着仍与布衣时一样；对贪污深恶痛绝，他一生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他在端州任知州，整顿吏治，打击贪污，深受百姓欢迎，离任时当地精制一好砚相送，他都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他一生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
对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
大力平反冤狱，是包拯生前与死后深为百姓所赞扬和称颂的主要内容。
包拯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名，特别在死后，作为清官的典型形象，被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大肆渲染，使之带有神奇色彩。
随着国际上文化交流的进展，包拯这个历史人物和艺术形象还赢得了世界的声誉。
虽然史料中的包拯与艺术作品中的形象相差悬殊，但包拯的一生，既能得到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也受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下层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作为清官确实是非常典型的。
海瑞 （公元1514-1587 ），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
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时期。
表面一片升平，其时危机四伏。
海瑞年青时，便对社会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
在户部供职时，出于对国家财力的忧虑，为进谏迷信道教、一心求仙而纵容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庙坛道观的嘉靖帝，以六品小官身份抱着必死决心毅然上疏。
这次他呈上的奏疏便是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后人称为《治安疏》。
可是他却因此而下狱，后得以获救，官复原职。
他为匡正时弊，严肃法纪，主持制定了贪污满“八十贯绞”等严刑。
他铁面无私，对一直有恩于他的老丞相徐阶也毫不留情，将徐家仗势多占的40 万亩良田退还原主，将欺压良民的徐阶的两个儿子及20 多个家人依律问罪。
纵观海瑞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多次冒死进谏，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但他严于执法，除暴安良，生活清廉，同情百姓，招抚流亡，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限制大地主无止境的盘剥，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等，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其行为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作用。
从三个著名的清官的介绍中，不难看出，清官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已经扩展到文化层面，形成清官文化。
清官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所形成和积淀的一种文化现象。
概括来讲，其文化形态有三：一是真实的、有文献记载的“清官”人物；二是文艺作品中的“清官”题材和艺术形象；三是以“清官”人物和形象为对象的各种文化遗存和文化活动，包括纪念祠庙、故址、祭祀活动等等。
清官文化之所以能流传几千年，是与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紧密相关的。
狭隘的利益观念和备受压迫的社会地位，使其更加期望圣人、明君、清官的出现，为他们消灾解难，“为民作主”。
这样就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中以明君、清官为其主要内容的清官文化。
作为清官文化中的主要因素——清官必须具有的几个特质，首先一点，那就是廉洁自律，清贫寡欲。
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代的清官都无一例外具有廉洁自律、清贫寡欲的特征，可以说，廉是清官最为显著的身份标记，“两袖清风”成为为官清廉的形象比喻。
海瑞在浙江淳安当知县，自己种菜，没有钱吃肉，有一次为老母过生日，只买了两斤肉。
可以说，廉洁，极度的廉洁和清贫，一种无法过正常生活的清贫，支撑了清官文化的内涵。
其次，清官敢于牺牲，不畏权贵，威武不屈。
比如历史上记载以及民间流传的有关包拯、海瑞刚正不阿的清廉故事，清官，居官，不以权谋私，不贪污受贿。
立于公堂，能够对官场上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作斗争，不同流合污，不畏强暴，不徇私枉法，刚正不阿，力主公道，平反冤狱，为政宽惠。
此外，清官都爱民如子，甚得民心，而且特别善于替弱势群体做主，为百姓带来幸福，受到老百姓的拥戴。
正是这些清官的出现，使得百姓在黑暗之际看到了希望。
而百姓也将他们看作是自己的救星，生存的希望，社会上流行着热情讴歌、赞颂清官的氛围。
因此，从主观愿望上百姓盼望清官的出现，指望他们为民作主。
最后，清官奉公爱民，也应廉于社会。
统治者掌握政权，必然要制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政策，推行于社会。
那些革奢倡俭，节缩开支等行为，应该说是廉的特征在社会上的广泛表现，即廉政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积极意义。
从这些所谓的清官特质，我们不难得出一些基本结论。
做清官好，做清官难。
清官作为封建社会一个特殊的群体，其长久存在是非常难的。
我想就这一问题说明几点。
首先，要想出清官，必须能够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推动，也就是说，有作为的君主才能这样作。
那么清官究竟在统治者心中占据什么位置呢？有作为的君主都是外儒内法，即中国帝王表面上遵从儒术，内在的实质却在使用法家之术。
正是由于这种特质，英明的帝王们才不约而同地“乱世用人才，治世选庸才，太平盛世出奴才，政治标准第一，道德标准第二，知识技能其三。
”皇帝表面上遵从儒家，是为了更利于他们的统治，让百姓成为顺民。
而清官则充当调试剂，润滑油。
可以说，儒家就是窃国大盗们白天的外套，法家则是他们的睡衣！那么皇帝喜欢清官吗？真心反贪吗？非也，贪官往往是忠臣，就像和珅一样。
皇帝当然反贪，但是只在贪风甚炽，影响政权的稳定性与合法性的时候，才反贪的。
皇帝根本性的恐惧，除了臣有二心之外，还有就是百姓的造反之心。
如果说百姓是妖魔的话，那么清官便是帝王供妖魔享用的牺牲与祭品。
说得不客气点儿，清官是帝王放在百姓面前的冷猪头肉！所以，皇帝对清官的喜欢是有限度的。
如果每个皇帝都爱清官爱的不行，则没有人做贪官，这也是有些清官落的悲惨下场的原因之一吧。
此外，清官难出现，也是因为，来往的客人要招待，开销太大，想清廉是有很大的经济难度的，官场中何处不是用钱之地？哪位官员不是爱钱之人？本来就是花钱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钱偿还呢？现在都责备郡守县令不廉，但怎么能够廉？有数的薪水，上级要打点，来往的客人要招待，晋级考核，上京朝觐，都需要大量的花费，想廉行么？说点具体的吧，明朝的县长，最后每月领到手的，不超过1130元。
你会说，这也不少嘛，那么咱们再算一笔账：那时没有计划生育，如果不是身体有毛病，那么每家孩子少则三五个，多则一个班；那时不兴一夫一妻，官大的，妻妾成群，官小的，起码弄个一正一副一妻一妾，清廉如海瑞，那也是九娶妻妾的；更何况，那时没有妇女解放运动，没有男女平等，没有双职工，没有社会福利，没有公费医疗，没有养老保险，没有退休金。
总之，清官生不如死，死后也是个饿死鬼；贪官死后如生，死也是撑死的！清官难出现，还有一个道德上的坎迈不过去，一句话，做清官，得六亲不认。
黑子做清官，做到平日没有私人书信往来，亲旧故友消息断绝！我私下里称海瑞为二百五，我自己认为，没有点二杆子精神，想做中国的清官，难哪！这也是百姓呼唤清官，而清官却少得可怜的一个重要原因吧！清官难出现，还有制度原因。
集权体制下，做清官，还有很大的组织难度。
常言说：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我们从表面上，看到的是清官的决心，但从背后，看到的则是做清官的无奈。
一句话：清官为民作主，但谁为清官作主呢？清官本身就没有任何有保障的安全，弄不好，连回家卖红薯的机遇都没有呢。
如海瑞骂嘉靖，如果不事先抬着棺材，小命早被皇帝收回了。
后来万历皇帝明白了海瑞身为道德榜样的作用，凡事还有点罩着他，但是即使这样，同僚们也能寻找合适的机会排挤与参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