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史学革命和史学研究方法
浅论梁启超历史研究的客观研究法
浅论梁启超历史研究的客观研究法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化名人，他在历史研究方面有着较深的造诣。
在梁启超的历史研究中，客观研究法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
那么什么是客观研究法呢？客观研究法是一种基于客观事实的研究方法，它强调研究人员必须遵循一个客观的标准，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接下来，本文将从梁启超历史研究的角度，谈谈客观研究法的重要性。
首先，客观研究法是确保历史研究正确性的基础。
在梁启超的历史研究中，他强调了事实的重要性，并以此为基础，用客观的眼光去看待历史事件。
例如，他通过比较中西文明的发展历程，得出了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的结论。
这个结论是建立在充分了解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的，它不仅说明问题，而且具有普遍可信度和可证实性。
其次，客观研究法可以避免主观臆断和扭曲历史真相。
梁启超深知主观臆断和历史真相相背离的危害。
因此，他在历史研究中强调了客观性，摒弃了主观臆断的倾向。
例如，他在对清朝满洲统治的评价中，既肯定了其治理的一些成就，又客观地指出其在一些方面的不足之处，综合考虑后得出了比较中立的结论。
这样的客观研究方法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在合理的范围内了解历史，还可以避免由于个人主观臆断而扭曲历史真相。
最后，客观研究法可以促进历史研究的科学化。
梁启超强调科学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他认为只有通过科学化的方法，才能取得客观、科学、全面地了解历史的结果。
他提倡历史研究应该具
1。
试谈梁启超及其史学方法
摘要梁启超作为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影响深远。
其史学思想以其人生经历明显的分为两个阶段。
在接收西方史学思想的过程中，经历了由完全接受到选择性接收的改变，在探究、梳理史学的过程中丰富了其史学思想体系，促进了我国史学思想的转型。
关键词：梁启超、新史学、传统文化试探梁启超及其史学思想梁启超（1873年～1929年）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和教育家。
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自由斋主人等。
其一生最为人熟悉的便是青年时期曾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人之一，事败后与康有为均外逃，其后又在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活动，他倡导以相对温和的改良来改变国家的处境反对激进的革命。
辛亥革命之后在中国实行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彻底覆灭。
经过各方利益角逐袁世凯担任了总统，梁启超便曾进入袁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一职，之后因对倒行逆施的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恢复皇帝制度的不满，对其严词抨击，之后一度加入了段祺瑞政府并担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一职，后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梁启超曾于1918年赴欧，在欧期间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
于是在回国之后即主张发扬传统文化，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
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
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自1922年起便在清华学校授课直至1927年。
后患尿血症，因医生之误切错肾在经历众多变故之后于1929年病逝。
终其一生忧国忧民，走在探究国家复兴的时代前列，活动于政界、文化界、史界、教育界众多领域。
其众多言论在社会上都影响颇深，梁启超还大量介绍西方的政治理论，这些活动使更多人了解西方、了解梁启超。
本文拟尝试写其在史学领域的贡献和影响。
梁启超是19世纪-20世纪活动在中国众多领域具有深远影响的人物，其史学认识及其形成的思想、理论体系都与其在各领域的活动是分不开的。
梁启超史学思想与方法教案教学设计
梁启超史学思想与方法教案教学设计引言：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著名学者、政治家和思想家，被誉为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
他在史学领域的贡献也是不可忽视的。
本教学设计将围绕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与方法展开，并提供一份教案教学设计，旨在帮助学生深入了解梁启超的史学理念以及如何运用他的方法进行历史研究。
一、梁启超的史学思想1. 史学的目标与使命梁启超认为史学的目标是还原历史真相，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并通过历史的研究来推动社会的进步。
他主张史学应当紧密结合现实，关注社会问题，展现历史对现实的启示和指导。
2. 史学的观点与态度梁启超主张以客观的态度对待历史，不偏袒任何一方，力求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他认为史学家应当具备审慎的态度，遵循历史的规律，避免主观偏见和主观意愿的干扰。
3. 史学的价值与意义梁启超认为史学的价值在于传承与发扬中华文化，挖掘历史的智慧，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他强调历史的研究应当与时代发展相结合，为当代社会问题提供参考与启示。
二、教案教学设计1. 教学目标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学生应能够理解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与方法，了解他在史学领域的贡献，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和批判思维能力。
2. 教学内容与方法(1) 内容：介绍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与方法，包括目标、观点和意义等方面的内容。
(2) 方法：讲述与讨论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多媒体展示梁启超的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并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讨论，深入探讨梁启超的史学观点的实践意义。
3. 教学步骤(1) 导入：通过提问引发学生思考，如“你们认为历史研究的目标是什么？”(2) 介绍梁启超的生平与学术成就，激发学生对其史学思想的兴趣。
(3) 通过多媒体展示，讲解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与方法。
(4) 分组讨论：将学生分成小组，每组讨论一个问题，例如“你们认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对当代社会有何启示？”(5) 小组汇报与总结：请每个小组选派一名代表进行汇报，总结本节课的学习成果。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史学观(完整版)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史学观一.梁启超与《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成书1.《中国历史研究法》创作的时代背景《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梁启超的著名代表作，同样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独具代表性的作品。
梁启超（1873-1929年），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
跟从康有为学习，倡导维新变法，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
变法失败后，潜居国外，在日本创立《新民丛报》等。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等职。
后又与蔡锷等组织护国军讨袁。
再后弃政治，治学术，在清华大学任教且著述不辍，临终前还为辛弃疾做年谱。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杰出的史学家，他不仅致力于具体的历史研究，而且很早就重视史学理论的探讨，写出了大批史学理论著作。
他在1921年在南开大学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1926年至1927年在清华研究院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都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经典著作。
梁启超对于中国的近代历史发展有着深厚的民族感，他积极参与救亡图存，不断向前发展，努力践行其方向，写作《中国历史研究法》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救亡图存，为了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性问题。
这部著作，可以说是梁启超在知识和学术上的的重要积淀，更是他不断为中国的发展积极努力地探索，具有深远的意义。
2.《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主要内容与简介梁启超于1921年在南开大学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有21万余言，共六章。
第一章详细论述了史的定义、意义和范围；第二章回顾、评价了中国的旧史学；第三章分析如何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第四、五章专谈史料学；第六章则阐述史实上下左右的联系。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在《总论》部分论及修史的目的、史家四长，概说五种专史；在《分论》部分则详细论述了各种专史的体例、特点和撰修方法。
梁启超认为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之生命极短，人类社会之生命极长，社会常为螺旋形的向上发展。
梁启超从历史的发展中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连续性，是进化论的革命论者，他从历史的方面深入研究这种连续性的活动如何构成了历史，尤其是研究对象，这种空间上含孤立性，时间上含偶然性的活动，皆非史的范围。
梁启超新史学原文
梁启超新史学原文
《新史学》是梁启超撰写的一篇长文，它是资产阶级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试图建立新的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
此篇文章收录于梁启超在1902年前后提倡“新史学”、“史界革命”时期的史学著述四种，即《中国史叙论》、《新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地理大势论》中。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出了“史界革命”的理念，呼吁以新的视角和方法来看待历史，推动中国史学向近代转型。
他认为，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过于注重政治和军事事件，而忽视了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因此，他主张应该从多角度、全面地研究历史，以便更好地理解历史的真相。
赏析方面，梁启超的新史学观点具有深远的影响。
他的“史界革命”理念不仅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强调全面、多角度的历史研究方法，对于我们理解和研究历史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同时，他的新史学理论也为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从《中国历史研究法》看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从《中国历史研究法》看梁启超的史学思想摘要：《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由20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授课时的讲稿改编而成。
在这部著作中梁启超论述了史的目的及意义、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中国传统史学、史学改造、几种专史的做法等，充分反映了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该著作不仅在当时对转型期的中国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对当今的历史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史学思想上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在西方思潮的大力冲击下，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体系日渐解体，新的文化体系尚未确立。
中国学术界也进入了转型期。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各学术领域的学者们在接受传统教育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的学术思想，力求改造传统文化使其能适应时代需要，在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得以传承。
梁启超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在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先进的史学思想，形成了新的史学观并成为中国新史学的积极践行者。
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在其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得到充分反映。
一、《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的主要内容《中国历史研究法》是1921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这门课整理的讲稿。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则是1926年10月到1927年5月梁先生在清华大学所作的演讲。
前者主要论述了史学的意义及范围、中国传统史学、史学改造、史料的搜集与鉴别等，偏重史学理论；后者主要论述了史学目的、史学家的“四长”、两种专史的做法，偏重史学方法。
概括而言，这两部著作的内容主要分以下几部分：1. 史学的目的、意义与范围。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界定了史学研究的范围：“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
”①同时指出中国史研究的目的有：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推求其保存盛大原因，察其有无衰败之征；说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汉族与其他民族的调和冲突及其结果等。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对现代教育历史研究方法的启示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对现代教育历史研究方法的启示一、本文概述《中国历史研究法》是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的一部重要著作，它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方法和路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为后世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本文旨在探讨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提出的历史研究方法对现代教育历史研究方法的启示。
我们将首先概述《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主要内容和梁启超的历史研究观点，然后分析这些观点如何与现代教育历史研究方法相结合，最后探讨这些启示对现代教育历史研究实践的意义。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强调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系统性和批判性。
他主张历史研究应以事实为基础，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分析和解释，同时要具备系统的历史观，将历史事件置于宏观的历史进程中考察。
梁启超还强调了历史研究的批判性，认为历史研究不仅要揭示历史的真相，还要对历史事件进行价值判断。
现代教育历史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与梁启超的观点相契合。
现代教育历史研究注重实证研究，强调以事实为基础，运用科学方法进行数据分析。
现代教育历史研究也注重历史事件的系统性，将历史事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考察。
现代教育历史研究也关注历史事件的批判性分析，旨在揭示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和影响。
因此，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提出的历史研究方法对现代教育历史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通过对梁启超历史研究观点的分析和探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现代教育历史研究方法的内涵和特点，同时也能够为现代教育历史研究实践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借鉴。
二、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主要观点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不仅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更是对现代教育历史研究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
梁启超在该书中明确提出了其关于历史研究的主要观点，这些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极高的指导意义。
梁启超强调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指导现实，他认为历史研究不是简单地记述过去，而是要通过对历史的深入分析和理解，为现实社会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梁启超史学思想述略
梁启超史学思想述略
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调历史的真实性与客观性
梁启超认为历史是客观的、真实的，它不应该被当作任意加工的文学作品来看待。
他将历史看作是一个客观现实的反映，它应该以比较客观的方式来研究和呈现。
二、注重历史的研究方法与技巧
梁启超提倡历史研究应该注重方法和技巧，这些方法和技巧可以辅助历史学者发现和理解事实，从而更好地解释历史事件和人物。
他主张历史研究应该回到事实本身，采用客观、真实、科学的方法去探索历史。
三、重视历史的价值和意义
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的过程本身是有价值的，通过研究历史可以得到对人性、社会和现实的更深层次理解。
他同时还强调历史的意义，认为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基础和经验，也是未来发展的重要借鉴。
四、追求对国家、社会和文化的理解
五、开创新的历史研究领域
梁启超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发展的先驱，他不断探索新的历史研究领域，为当代历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特别是他对民族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和探讨，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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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史学革命和史学研究方法葛喜生·鉴古野叟梁启超先生不愧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革命的宣传家、发起人。
他早在1901年9月就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指出“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
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
”（《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2009年5月北京第1版，第161页）既道出了旧史学的局限，又道出了新史学要将研究的关注点放在全体国民，研究这一群体的经历以及原因结果。
次年2月，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史学》，展开批判旧史学，他说“上自太史公、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瓯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
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
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
”（同上书，第176-177页）接着他分析了旧史学“四蔽”及由“四蔽”所生之“二病”。
蔽之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
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
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
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
虽以司马温公之贤，其作《通鉴》，亦不过以备君王之浏览。
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
”（同上书，第177页）蔽之二：“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
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
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
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
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能见及此者。
”（同上书，第177-178页）蔽之三：“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
凡著书贵宗旨，作史者将为若干之陈死人作纪念碑耶？……故泰西之史，愈近世则记载愈详。
中国不然，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
……推病根所从起，实由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舍朝廷外无可记载故也。
不然，则虽有忌讳于朝廷，而民间之事，其可纪者不亦多多乎？何并此而无也？……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
夫陆沉我国民之罪，史家实尸之矣。
”（同上书，第178页）蔽之四：“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史之精神维何？曰理想是已。
大群之中有小群，大时代之中有小时代，而群与群之相际，时代与时代之相续，其间有消息焉，有原理焉。
……今中国之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此事之何以生，其远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
其事之影响于他事或他日者若何，当得善果，当得恶果，莫能言也。
故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之徒费脑力。
是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
”（同上书，第178-179页）病之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
”（同上书，第179页）病之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同上书，第180页）由于上述“四蔽”和“二病”而导致旧史书给中国读者带来了难读、难别择、无感触的恶果。
特别是对“无感触”这一后果，梁启超说：“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厉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
”（同上书，第181页）有感于民族危亡的艰难时局和中国旧史学的上述弊端，梁启超振臂高呼：“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
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
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
”（同上书，第181-182页）1921年梁启超为南开大学学生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而后整理成书，即《中国历史研究法》。
在此书第一章《史之意义及其范围》及第三章《史之改造》中，梁启超除了继续其对旧史的批判以外，着重提出了改造史学的号召和史学改造的任务。
首先，他提出了新史学的宗旨和目的。
他自问自答说：“历史为死人——古人而作耶？为生人——今人或后人而作耶？据吾侪所见，此盖不成问题，得直答曰为生人耳。
”他分析说旧史学主旨在于为古代人主隐恶扬善，成为褒贬死人的一种工具。
“然无论为褒为贬，而立言皆以对死人则一也。
后世奖厉虚荣之涂术益多，墓志、家传之类，汗牛充栋，其目的不外为子孙者欲表扬其已死之祖父，而最后荣辱，一系于史，驯至帝者以此为驾驭臣僚之一利器。
”（同上书，第37页）可是，“若夫一个个过去之古人，其位置不过与一幅之画，一座之建筑物相等。
只能以彼供史之利用，而不容以史供其利用，抑甚明矣。
”因此，史学应加以改造，“是故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本位的历史，实史界改造一要义也。
”（同上书，第38页）其次，他界定了史学的范围。
他说“史学范围当重新规定，以收缩为扩充也。
……今后史家，一面宜将其旧领土一一划归各科学之专门，使为自治的发展，勿侵其权限；一面则以总神经系——总政府自居，凡各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
”（同上书，第38-39页）又说：“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
……治专门史者，不惟须有史学的素养，更须有各该专门学的素养。
此种事业，与其责望诸史学家，毋宁责望诸各该专门学者。
……专门史多数成立，则普遍史较易致力，斯固然矣。
虽然，普遍史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
”（同上书，第44页）梁先生还罗列了中国历史要研究的重要项目，诸如“中华民族是否中国之原住民？抑移住民？”“中华民族由几许民族混合而成？其混合醇化之迹何如？”“中华民族之政治组织——分治合治交迭推移之迹何如？”“民族之根本思想何在？其各时代思潮蜕变之迹何如？”“各时代所受外国文化之影响何如？我文化之曾贡献或将贡献于世界者何如？”（同上书，第5-7页）等等，他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
第二，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何如？其所产结果何如？第三，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第四，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于人类所应负之责任。
”（同上书，第7页）第三，要尽量摒弃主观偏见，对历史进行客观的研究，“在得于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
”（同上书，第40页）他说：“夫史之性质与其他学术有异，欲为纯客观的史，是否事实上所能办到，吾犹未敢言。
虽然，吾侪有志史学者终不可不以此自勉；务持鉴空衡平之态度，极忠实以搜集史料，极忠实以叙论之，使恰如其本来。
……乃至对本民族偏好溢美之辞，亦当力戒。
良史固所以促国民之自觉，然真自觉者决不自欺，欲以自觉觉人者，尤不宜相蒙。
故吾以为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
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
”（同上书，第41页）最后，他提出了完成伟大新史学的组织协作问题。
他说：“昔自刘知几以迄万斯同，皆极言众手修史之弊，郑樵、章学诚尤矢志向上，以成‘一家之言’为鹄，是皆然矣。
虽然，生今日极复杂之社会，而欲恃一手一足之烈，供给国人以历史的全部智识，虽才什左马，识伯郑章，而其事终不可以致。
然则当如之何？曰，惟有联合国中有史学兴味之学者，各因其性之所嗜与力之所及，为部分的精密研究，而悬一公趋之目的与公用之研究方法，分途以赴，而合力以成。
如是，则数年之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或可望出现。
”（同上书，第45页）二十世纪我国史学的主流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引下，向前推进的，而前进的方向也基本与梁启超指出的方向相一致。
梁启超的上述思想，有些自发的唯物史观。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能提出这样的建立新史学的观点，已很先进。
可惜的是，梁启超本人并未在“新史学”的具体研究和著述方面做出努力和贡献，却又说要开出一派“新考证学”，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新汉学”的猛烈浪潮袭卷而来，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新史学”学人偃旗息鼓，几乎销声匿迹。
三十年代起，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逐渐兴起，到新中国建立时，唯物史观派史学已成为史学的主流，但随后却又蒙上了厚厚的政治色彩，直到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史、社会史蓬勃发展。
“社会史使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内容实现了三大转向：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了重大的社会问题。
显而易见，这与20世纪初梁启超的‘新史学’追求的目标基本一致，他们属于同一谱系。
”（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第234页）因此，“伴随着社会史的全面复兴，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理想也终于找到了归宿。
”（同上书，第218页）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影响了一大批后来的史学家，如吴晗、周谷城、吕思勉、黎东方等，甚至连“新汉学”代表人物之一的胡适也受到梁启超的思想影响。
此外，梁启超根据自身研究的经验所得出的研究历史的具体方法，如归纳法、辩伪正误法等，很值得学人借鉴。
由于梁启超还没有掌握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所以在一些问题上他又陷于自相矛盾，甚至思想发生倒退，这是他的致命弱点。
如对历史的因果关系，他看到了社会历史的因果关系与自然科学中的因果关系不同，这是有眼力的。
1921年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他说到了“凡成为历史事实之一单位者，无一不各有其个别之特性。
……而最奇异者，则合无量数互相矛盾的个性，互相分歧或反对的愿望与努力，而在若有意若无意之间，乃各率其职以共赴一鹄，以组成此极广大极复杂极致密之‘史网’。
人类之不可思议，莫过是矣。
史家之职责，则在此种极散漫极复杂的个性中，而觑见其实体，描出其总相，然后因果之推验乃可得施。
”（同上书，第135页）这已经偶然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了，可是，由于他没有真正确立唯物史观，到1922年在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发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时，他的思想发生了倒退。
他单单看到社会历史现象的结果不与行为主体的主观愿望和目的直接相符，就误认为因果关系不存在，这是因为他没有掌握“原因”和“结果”的辩证关系，因为他更不明白这样一个唯物史观：社会历史是由无数的具有主观意识的人共同作用的结果，各个主观意志最终冲突、抵消而产生的结果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人类社会历史是个自然历史过程，也和自然界一样也是有规律可寻的。
比如他说“明成祖派郑和入海，他正目的不过是想访拿建文，最多也不过为好大喜功之一念所冲动，然而结果会生出闽粤人殖民南洋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