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讲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

第三十六讲“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哲学思考从“会通超胜”说到“古今中外法”在新中国文化建设基本方针和道路这一重大问题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和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正确主张。

这一主张不仅有辩证法的世界观、方法论作为思想理论基础，而且是先进的中国人长期探索和缜密思考的结果。

早在明朝末年中国人接触“泰西之学”之初，科学家徐光启就有“欲求超胜，必先会通”（《明史·徐光启传》）之说，哲学家方以智亦有“借泰西为剡子，申禹周之矩积”（《物理小识·总论》）之论，史学家万斯同则有“兼通中西之学而折其衷”（《送梅定久南还序》）之见，经学家焦循还有“会通两家（指中、西方）之长，不主一偏之见”之辞。

降至晚清，魏源提出“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海国图志后叙》）的预言，王韬也有“天下之道其终也由异而同，必有人焉融会贯通而使之同”（《瞍园文录外编》）的判断。

这些早期的中西文化“会通”说，虽然还很难与折衷主义完全划清界限，有的也有“中体西用”的倾向，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它是冲破华夏中心主义的樊篱，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一种最先进、最开放的理论。

徐光启等人正是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做了许多引介西方学术文化的工作。

到了近代，这种古今融合、中外会通的观点，一直成为富有辩证思维的有识之士的共同主张。

如章太炎力主会通“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

孙中山则称：“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

”蔡元培在文化方面，同样也持辩证综合的观念，他主张吸收世界各国的文化，尤其是共和先进国之文化，但是也应注意：“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

学习要和独创相结合，要和研究本国的文化遗产相结合，“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

由于蔡元培在中国文化界、教育界的特殊地位，他的上述言论影响深远，尤其是反对被人同化之说，对具有民族情感的人士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相继提出了古今中西文化沟通互补的思想。

李大钊认识到：“凭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短长，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

”他预言人类必将“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

恽代英也提出：“居于今日之世界，宜沟通中西文明之优点，以造吾国之新精神。

”这些提法都具有辩证思维的性质，表现出唯物史观派文化哲学的新的思想高度。

毛泽东汲取前人的智慧，综合党内外同志的真知灼见，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辩证综合的文化观。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就指出：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

……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做‘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做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

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他还说明，所谓“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

毛泽东在这里提出的方法也完全适合于一般文化研究。

对于文化研究来说，所谓“古今”，就是从时间的角度把文化及其传统看做是历史地发展着的；所谓“中外”，就是从空间的角度正确处理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

建国以后，他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又指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全盘西化”论所以是错误的，就是因为在概念上犯了错误，因为“‘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

”“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

”总之，在古今关系上要做到“古为今用”；在中外关系上要以解决中国问题为中心，“洋为中用”。

这就是毛泽东所倡导的“古今中外法”。

徐特立曾通俗地讲解毛泽东这一辩证法的文化观，他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古今中外法，就是说我们古代的也要，现在的也要，外国的也要，中国的也要。

把古代的变为自己的，和现代的结合起来，把外国的变为自己的，和中国的结合起来，这样看问题才是马列主义的方法。

”“古今中外法，把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变成我的。

像吃牛肉也好，吃狗肉也好，吃下去了，把它变为我的肉，这就对了，绝不是说吃了狗肉我就变成了狗肉。

”应该说，毛泽东这一提法不仅富于辩证思维，精辟深刻，而且饶有情趣，雅俗共赏。

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指导原则当今中国文化建设应坚持何种方针，怎样保证中国新文化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持久、深入地发展？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指出：我们要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这样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1997年9月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提出：“建设立足中国社会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文明。

”这是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和道路的准确表述。

首先，当代中国文化应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这是中国人民经历艰难困苦，经过无数次失败的教训才做出的历史选择。

在此之前，中国人也曾希图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论、进化论和其他学说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然而成效甚微，失败却接踵而至。

在怀疑和困惑中，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人类文化史上最伟大的科学成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文化从此才真正找到了正确的出路。

实践证明，中国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是正确的，此外没有别的选择。

在中国文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这个问题上，建国以后四十多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第一，中国文化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开辟的道路前进，坚持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分清原则界限，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样才能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才不致走到邪路上去。

第二，在文化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还必须注意克服“左”的思想干扰，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看做离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自我封闭的、定于一尊的东西，而应当把它看做是开放的、容纳百家精华的、不断更新发展的思想体系。

建筑在这种先进理论基础上的中国新文化，必然是根深叶茂的，自身有永不枯竭的生机，对外有无比强大的竞争力。

其次，当代中国文化要辩证地处理好“古”和“今”即历史传统和时代精神的关系。

一方面，当代中国文化立足于新旧世纪之交的历史背景，它要高瞻远瞩，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因而决不能把自己局限于一个狭小的格局中孤芳自赏，更不能盲目地颂古、信古、好古、怀古；另一方面，它要对历史传统进行认真研究，谨慎地甄别，以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需要为标准，分清糟粕和精华，然后进行正确的取舍。

在这个问题上，把传统文化全盘接收过来是不行的，全面反叛、否弃也是不明智的，而应做到立足当今，古为今用。

再次，当代中国文化要辩证地处理好“中”与“外”亦即立足本国与面向世界的关系。

所谓立足本国就是说中国文化建设要根据中国的国情、中国人民的民族习惯和中国现代化的需要来进行，而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外国文化建设的经验。

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人口众多，幅员广大，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有些地区近百年来已受到近代经济和文化的洗礼，而更多的地区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方面还没有完全脱离自然经济、农业社会的传统模式；知识分子有较高的科学、民主与法治的要求，而文化程度较低的人们又对传统的文化、习俗比较适应。

凡此种种都必须加以具体分析，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地加以解决。

所谓面向世界就是说中国文化建设必须实行开放政策，不能搞文化封闭主义。

近代世界和中国的历史都表明，拒绝接受外国的先进文化，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发展进步都是不可能的。

或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的中国为什么要学习资本主义的文化？我们的看法是：第一，资本主义文化是人类阶级社会中所取得的高于以往各个社会形态的精神成果，它含有以往各个时代先民的智慧，也含有当代工人阶级的心血。

尤其是那些具有全人类普遍意义的科技成果和管理经验，我们没有理由不学习和接受过来。

第二，中国人民在取得政权后已经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主要任务已从破坏旧世界转变为建设新世界，随着这个任务的转变，我们的文化方针也要有所改变。

在过去革命时期看来与中国人民格格不入的一些东西，如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政治理论、社会学说、哲学思想，立足于当前和平建设的任务，则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当然，我们提出面向世界，学习、吸收外国文化，决不吸收那些腐朽丑恶的东西，决不吸收其维护剥削和压迫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这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而拒绝一切外国文化，是一种愚蠢的做法，我们要以“文革”时期的教训为戒。

也就是说，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洋为中用，这对我们是绝对必要的。

中国文化的认同与适应对于“古今”、“中西”的辩证关系，还应给以哲学的关照和理解。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其发展途程中，都经常出现这样一种矛盾运动：一方面它要维护自己的民族传统，保持自身文化的特色；另一方面它又需要吸收外来文化以发展壮大自己。

这种矛盾运动，文化学上称之为“认同”与“适应”。

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下民族文化认同问题。

按照斯大林的说法，“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可见，任何民族都有其与其他民族相互区别的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积累而成的精神财富，是一个民族发展动力接连不断的源泉。

文化传统可以造成一个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和自强精神。

有了它，一个民族在遇到难以应付的历史环境的挑战的时候，就有可能激发民族活力，解决面临的复杂问题，使民族获得新生。

从世界文化史来看，欧美各国和日本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强有力的精神杠杆就是本民族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

尽管英、法、德、美、日诸国在采用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方面是共同的，但是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具体进程和方式，都各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它们都尽可能地保持了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亦即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

这些国家的人民在今天仍然常常以虔敬的心情缅怀自己的文化传统，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遗迹，那怕片纸只言，也视若瑰宝，倍加珍惜。

这种非常执著的、被人们称为“寻根”意识的东西，其实就是文化心理认同。

中国作为一个文化传统极其深厚、哲学慧根十分发达的泱泱古国，它的民族文化认同心理更较其他民族为甚。

仅以近代为例，无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那些为中国近代化、现代化而不懈奋斗的志士们，他们的基本原动力就是根植于民族文化传统深层的爱国主义精神。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历史转折的关头，它要迎接世界现代化潮流的挑战，把自己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更需要以民族文化传统为依托，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否则就不能自尊、自信、自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