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学案例

监督学案例新中国反腐败第一案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多年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解放，建立了人民共和国。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

决定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

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现在必须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

典型的贪污犯，必须动员群众进行公审，依法治罪”。

在决定作出后，一场规模浩大的“三反”运动就此展开。

“三反”运动期间，中央陆续收到各地报来的情况。

1951年11月29日，华北关于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情况的报告送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

报告列举了前地委书记刘青山，副书记、专员张子善贪污腐化的事实。

刘青山、张子善参加革命均已二十多年，他们在国民党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艰难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中，都曾奋不顾身地为党和人民群众的解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

但是，刚一解放，他们就违反法纪，背叛了共产党人的信仰。

与此同时，各地的情况也陆续上报到中央。

在北京市属各机关和企业部门工作人员中，已发现贪污分子650人，贪污额15亿元。

天津市12个公安分局中，仅一个公安分局就因受贿而将674个反革命分子释放或者取消管制，此分局的干部、警士收受过3514户商家的贿赂。

西北局检察院、法院、纪检三单位已查出和受理的贪污案件共损失国家财产80余亿元。

西南区从1950年1月到1951年7月，据不完全统计，贪污渎职案1400件，案犯3317名，共计盗窃国家财产110亿元以上，粮740余万斤，总计款200亿元以上。

1952年12月，刘青山、张子善在河北保定被执行枪决。

毛泽东曾指出，正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

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案例思考：权力腐败产生的根源是什么？依靠严刑峻法能否有效解决腐败问题？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在18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联邦党候选人约翰·亚当斯（时任美国总统）落选，民主党候选人托马斯·杰弗逊当选。

新总统定于1801年3月4日正式就职。

为了日后联邦党人能长期控制司法机关，亚当斯在杰弗逊正式就职前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例如任命他的国务卿约翰·马歇尔为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成倍增加联邦法官人数、在哥伦比亚地区任命42名治安法官等。

以上新增法官人选全由亚当斯总统提名，也全都是联邦党人。

1801年3月3日，这些人选由参议院连夜批准，由亚当斯总统连夜颁发委任状。

但是，由于时间过于匆忙，有些委任状并未发出，而3月4日新总统就上任了。

新总统杰弗逊就职后，命令他的国务卿麦迪逊扣发了这些委任状，以减少联邦党人对司法的控制，马伯里就是被任命为治安法官而又未拿到委任状的人之一。

为此，马伯里与其他几个未拿到委任状的人一起，请求联邦最高法院向执行部门颁发执行命令，发给委任状。

因为，根据《司法条例》（美国国会1789年颁布）第13条的规定，最高法院有权对公职人员颁发执行命令。

最高法院根据马伯里的申请，命令国务卿麦迪逊说明不颁发委任状的原因，以考虑如何处理此案。

但杰弗逊和麦迪逊对联邦党人控制下的法院极为轻视，认为在理论上，民选的代表即使不具有绝对的最高性，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否认司法机关有权向执行机关发布司法命令。

此外，经过改选，国会已控制在民主党人手中，并且正在对上届国会通过的巡回法院法案展开激烈辩论。

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判决马伯里一案，最高法院处于两难地位：如果驳回马伯里的请求，显然是向杰弗逊的民主党屈服；如果颁发令状，杰弗逊和麦迪逊显然不会执行，从而贻笑全国。

采用任何一种做法都会形成行政和立法两部门不受司法部门牵制的危险局面。

1803年，最高法院运用司法审查的手段摆脱了两难境地。

首席法官马歇尔在他起草并经最高法院全体法官同意的判决书中，先是承认马伯里被任命为法官是合法的，他有权得到委任状，而总统和国务卿不予颁发是没有理由的，马伯里的正当权利由此而遭到侵犯，有权得到补偿。

其后他却又说，最高法院不能颁发这样的执行命令，因为它超出了宪法第3条关于最高法院管辖权的规定。

根据宪法第3条的规定，最高法院除对极少数案件有第一审管辖权外，只能审理上诉案件，因而《司法条例》第13条的规定是违宪的。

最后，他就联邦国会立法权的界线、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法院何以有审查法律的权力等问题作了长篇论证，明确宣布“违宪的法律不是法律”、“阐明法律的意义是法院的职权”，以此开创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查国会法律的先例。

案例思考：从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分析司法权对立法权、行政权的制约，思考权力分立与制衡机制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周腊成案周腊成系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巴公二村村民，1984年至2001年在该村任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1994年至2001年5月间，周腊成利用职务之便，用其私有的三辆汽车在巴公二村村办集体企业“春城煤矿”拉煤卖煤，除私自将卖煤所得的460余万元转入个人账户外，还指使“春城煤矿”矿长和会计采取瞒报收入、虚假申报等手段偷税1400余万元。

2003年5月，晋城市中级法院一审以偷税罪、职务侵占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行贿罪等7项罪名33起犯罪事实，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周腊成有期徒刑30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20万元。

周腊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2004年3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并于同年６月２４日作出二审判决，以职务侵占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非法拘禁罪和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4项罪名，改判周腊成有期徒刑3年。

一审认定的周腊成所犯7宗罪33起犯罪事实被陡减为4宗罪6起犯罪事实。

在二审判决中，一审认定的且被告人周腊成也始终承认的“春城煤矿是巴公二村的集体企业”竟成了周腊成个人企业，并且认定周腊成拥有春城煤矿90％多的股份。

更巧的是，二审判决周腊成的刑期自2001年6月25日至2004年6月24日，于是宣判当日周腊成即被释放。

2005年2月，巴公二村80多名村民代表，在山西省十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到人代会信访组上访。

接待村民上访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认为案情重大，依法立即成立了调查组，展开调查。

通过调查发现，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时认定周腊成不构成职务侵占罪的依据“产权界定意见书”是虚假证据，巴公二村村民反映的问题属实。

考虑到此案性质恶劣、影响较大，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遂将其列为重点督办案件，并以简报和口头通报的形式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主要负责人反映了案件中存在的疑点，并经多次交涉后，山西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下发督办函，但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于再审后可否对周腊成改判加刑仍不同看法。

为统一认识，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调查组就该案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请示，并在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送达请示后，赶往最高人民法院汇报，最终得到了与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一致的答复，认为可以加刑。

省高级人民法院最终启动了再审程序。

经过再审程序，2007年4月，周腊成被终审判决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5万元。

非但如此，在二审中主办此案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孟来贵、郭文明均因徇私枉法罪被判刑。

案例思考：当前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存在哪些问题与不足？应采取哪些措施改善人大监督？阜阳腐败群案：一手遮天之祸王怀忠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三个因严重腐败而被处以极刑的省级以上高官。

法院查明：自1994年以来，王怀忠在任阜阳市主要领导和安徽省副省长期间，索取、收受贿赂共计517万余元人民币。

并对其拥有的价值480余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此外，他还利用职务之便，通过直接干预、打招呼等方式为他人谋取利益，其妻韩桂荣从中收受巨额钱款及两套别墅。

以王怀忠为代表的“阜阳腐败群案”，揭示了诸多深层次问题。

而关键是“一把手”一旦失控，因其一手遮天而营造出来的“一把手天下”，将给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严重灾难。

1.长官意志扭曲干部选拔机制。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王怀忠担任亳县县委常委、区委书记时，就有人反映他乱搞男女关系，不按规矩办事。

当地干部群众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王大胆”。

王怀忠为了达到升迁的目的，极力揣摸领导的心思，迎合上级的心理。

上级领导好大喜功，他就大吹特吹，伪造政绩；上级领导要抓典型，他就到处建立闪光点和形象工程。

因此，尽管他名声一直不好，却靠着那套善于投机钻营、见风转舵的本领，一再被当做有能力的干部受重用。

80年代初他成了全地区最年轻的县长之一，此后又担任县委书记、常务副专员、专员，直至升到阜阳市市委书记和安徽省副省长的高位。

像王怀忠这样的人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提拔重用，原因就在于当地的各级党组织在选人用人上没有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

2.家长独裁取代集体决策。

王怀忠担任市委书记期间，在市委常委班子内部，一切大事都由他个人说了算。

首先，他常把班子里正常的不同意见指责为“杂音”。

他在班子里拉几个亲信，形成一股势力，使班子其他成员不敢发表反对意见；对于持不同意见的人，他既拉又打，软硬兼施，使其屈服；他经常欺上瞒下，推说是省里某领导的意思，使持不同意见的人不敢坚持。

再不行，则采取冷落、孤立、打击手段，甚至恶人先告状，让上级领导出面批评。

在使用干部上，不按原则、条件和程序办事，说用谁就用谁。

对于一些明知有劣迹的人，只要是他的小圈子里的，或是给他送钱送物的，都最终得到提拔重用。

在王怀忠的家长制作风影响下，不少区县“一把手”独裁的现象十分突出，在重大事项和人事任免上都是少数主要领导说了算。

在有些领导班子中，只要谁对“一把手”持不同意见，就会被以“闹不团结”或“有杂音”的借口加以调整，以至谁也不敢违背“一把手”的意志。

3.浩然民意不敌上级青睐。

王怀忠以及阜阳腐败群案涉案人员，在被挖出前一直都是群众密集举报的对象。

反映王怀忠问题的群众来信特别多，在安徽人所共知，王怀忠甚至在大会上扬言：“你们不是到处告我吗？告状又有什么用？你们告一次，我就升一级”！而反映各县领导的信件在王怀忠的压制下，更是得不到正常的调查处理。

王怀忠在阜阳当政数年，乱纪无纲，随心所欲，把人的思想搞乱了，风气搞坏了，经济搞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