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与农民工进城

1）主要由于城乡的巨大差距以及农村的落后，进城农民工对城市的地域归属感表现出很强的态势；（2）进城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群体的归属感不强，这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是外界环境因素；（3）进城农民工对城市的地域归属感与对城市居民群体的归属感在强度上表现出较大的反差与矛盾；（4）由于进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在两个构成层面上表现出的不一致，从而不能简单地对进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作一个比较明确的强弱判定，而只能说，进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表现出一种矛盾不和谐的态势——地域上的强归属和群体上的弱归属。

在已得出的基本结论基础上，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探讨。

对于进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不能简单地说强就是好些或者是弱就不好，应视具体情形而定。

但当前的这种矛盾状况，其不利的一面要远大于可能起到的正面效应，所以应设法改变这种局面，化解不利影响，促其向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进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的当前态势已经产生或可能引起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进城农民工一方面在地域上表现出对城市的强烈归属与认同，他们当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希望能留在城市定居；但同时由于外界与自身的原因又对城市居民缺乏认同与满意，他们与城市居民互相交往、共同生活的意愿不强。

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城农民工的一种现实对策与选择就是以原有的人际网络为基础，在城市重建原来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模式，构建一种以进城农民工为主要成员的初级社会群体与亚文化生态环境。

进城农民工在城市的一种聚居区——“都市里的村庄”，如北京的“浙江村”、“新疆村”、“安徽村”以及南京的“河南村”等[23]，就是这种结果的集中反映和生动体现。

这使进城农民工固守狭隘的交往圈，保护了进城农民工身上的传统意识观念，阻碍了其对城市社会的认同与归属，同时也不利与城市社会的整合与发展。

（二）近年来进城农民工与市民的摩擦和冲突有不断攀升的迹象，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进城农民工对市民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太弱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市民对进城农民工的排斥和不友好映射在农民工的思想中再反射为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群体的不认同、不满意、缺少归属，进而转化为农民工与市民在生活交往中的互不谅解、互不认同甚至到发生剑拔弩张的冲突的地步。

这种现象在年轻一代进城农民工的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如果这种局面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引导，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进城农民工群体意识的不断发育，可能导致进城农民工与市民两大群体的群体性对立与冲突。

（三）进城农民工对城市归属感的这种状况还可能助长进城农民工“过客”心态的生成和膨胀。

本来大部分进城农民工原初外出的主要目的就是打工挣钱、改善经济状况，这使得他们有产生“过客”心态的潜在条件。

这种潜在条件在进城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群体较弱归属感的催化下而被激发和放大，强化了这种心态的效应与影响。

这就可能使进城农民工更进一步与城市社会相疏远，只是被动地适应城市生活，难以受到城市现代文明的熏陶和同化，阻碍其向现代公民的转化。

这还可能导致进城农民工的短视和越轨行为，不利于社会稳定。

（四）进城农民工对城市过强的地域归属感也不利于政府对农民工的宏观管理和调控。

虽然未来几十年是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的重要时期，进城农民工有留在城市并向市民转化的必要性、必然性和紧迫性，但具体以何种方式、以多大比例转化等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论证；而且也不排除因一些突发性事件比如高传染性疾病爆
发、突然性战争等而需要疏散城市人口或控制人口流动的可能。

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进城农民工的积极配合与支持。

但进城农民工对城市过强的依恋势必可能增加国家宏观调控的难度，存在着造成国家重大政策难以奏效甚至是失效的隐患，不利于维护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

（五）进城农民工对城市归属感的这种冲突不和谐状况可能会导致他们的内心矛盾冲突以及他们这一特殊群体“边缘化”程度的加深。

这些“离土又离乡”的进城农民工有明显的“边缘人”特征——他们主要生活在城市，主要社会关系却在乡村，“根”却在乡村；他们在职业上是城市劳动者，户籍和身份上却是农民；他们在法律上与城市居民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平等公民，但却不能与城市户口的工人同工同酬。

现在，他们一方面留恋城市相对丰富的社会资源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但又对城市主流社会的一些排斥和偏见顾忌重重，惟恐难以与城市居民进行融洽的交往与合作，这势必引起他们内心深出的矛盾斗争和抉择之苦，造成其在身份和生活空间之外的更深层面的心理上的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