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人物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人物专业名称：汉语言文学指导教师：称积银学生姓名：张春霞【内容摘要】人性是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内核，以人性为利器临摹人生和社会，重造民族的希望。

沈从文构建他的人性神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人性美的赞颂和讴歌，一方面是对摧残、破坏人性美的种种社会阴暗面或罪恶势力的揭露和鞭挞。

那么，沈从文正是通过对人性的美与善的赞美和对丑与恶的鞭挞来塑造湘西人物，展示理想的。

【关键词】沈从文湘西人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中间人物。

“沈从文就是在他礼赞湘西文化的同时,流露出对湘西文化的失落与困惑”。

[1]同样，沈从文也是在塑造美善与丑恶诸多湘西人物形象时，也流露出它在湘西文化的失落与困惑后极力重塑的社会理想。

“我只想造希腊小庙。

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

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

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2]这人性就是沈从文在对美善与丑恶诸多人物形象的关照下展现的理想。

这理想就是民族的希望。

然而，“近二十年来，当地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扁扭曲失去了原有的素朴”，[3]“湘西文化，在时代潮流里，随着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猛烈撞击，也逐渐坍塌轰毁”。

[4]“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5]所以，美与善关照下的人物形象是沈从文理想的集中体现；而丑与恶则是沈从文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把毁灭的人性展示给人们看，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一、美与善：沈从文笔下的正面人物沈从文对人性美善的追求表现了作家本身的美学理想和人生追求。

沈从文说：“什么叫做真？我倒不大明白真和不真在文学上的区别，也不能分辨它在情感上的区别，文学艺术只有美和不美。

精卫衔石，杜鹃啼血，情真事不真，并不妨事。

”“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是罪恶，可是总不能令人愉快。

我们活到这个现代社会中，被官僚、政客、银行老板、理发师和成衣师傅，共同弄得到处是丑陋，可是人应当还有个较理想的标准，也能够达到那个标准，至少容许在文学艺术上创造那标准。

因为不管别的如何，美应当是善的一种形式。

”[6]这些论述可以使我们更好的理解沈从文着意塑造一系列美善人物的动机和目的。

当然，沈从文也对美善的人物做了具体的诠释，比如：“人在社会中的义利取舍符合人的自然本性……不为金钱、权势所左右。

”还包括这种美善必须“‘扩大到个人生活经验之外’，‘粘附到整个民族的向上努力中’，‘对人类远景凝目’”。

[7]首先，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人物闪耀着浓郁的湘西民族风情。

充满诗情画意的湘西，不只是来自美丽的青山绿水，更重要的是来自湘西人物身上所显露的淳厚民风。

这淳厚的民风是描绘人性的风俗画，一首讴歌人性美的赞美诗。

湘西人忠于职守，勤恳工作，热情为人。

他们也见义勇为，见利就让，“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

在这里，他们相互以诚相待，他们的谦让并不只是几个钱的谦让，而是体现湘西人之间的相互友爱和尊重。

《边城》是沈从文塑造具有淳厚民风的湘西人物的典型。

在人们的交往中总是有感情的流注，人们不是唯实唯利，而是重情重义。

茶峒人的买卖之道侵润着浓郁的中国传统商业文化色彩。

祖父忠于职守，不取分文，老人的热忱和负责精神，得到了过渡人的由衷感谢，但他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平常的很。

顺顺乐善好施，一面从水上赚来钱，一面又洒脱散去；就连这里的屠户、妓女也重义轻利，守信自约。

顺顺不爱财，大老二老也绝非爱财之辈，老船工坚信：“一个有用的人，两只手敌得五座碾坊，洛阳桥也是鲁班的两手造出来的。

”并一再慨叹：“有人羡慕二老得到碾坊，也有人羡慕碾坊得到二老。

”[8]这一切说明边城乃至湘西具有超越金钱的淳朴。

其次，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人物闪耀着爱的光辉。

男女之爱，亲子之爱，朋友之爱，人类之爱……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

沈从文赞赏的、提倡的正是这样的爱。

湘西的风俗人情，各色人物，寄托着作者爱的理想。

作者怀着一种对当时社会的怀疑与不满，失望与痛苦的心情，在心中呼唤着爱，呼唤着美好的人生。

这亲子之爱，男女之爱，朋友之爱，人类之爱……纵横交织，犹如一张“爱网”。

作者实际希望这张爱网能铺遍天下，希望把它织进每一位善良人心中。

但沈从文并没有把这“爱”字滥施于人。

在《边城》题记中，沈从文开明宗义声言：“对于农人与士兵，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的一切作品中，随处皆可以看出。

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

”农人与士兵是沈从文青少年时期在湘西故乡接触最多的两种人。

所以对他们的心性品质也非常熟稔。

他“温爱”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人性和人情，他赞美他们心灵深处的博爱精神。

这点感情，这些爱的光辉是随处可见的。

《边城》中的大老与二老的兄弟之爱，翠翠与二老的情爱，老船夫与孙女的亲子之爱，茶峒山城人所体现的人类之爱等。

显然，正是这些具有美好人性的人们，创造了茶峒山城和平安静而又被美与善的氛围笼罩一切的人生一隅，正如作家在《习作选集代序》谈到《边城》时所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我主要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七行百里路两水流域一个小城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份恰如其分的证明。

”[9]《边城》充分表现了作者当初的这一创作意图，发挥了以美好人性净化人们心灵的“治疗作用”。

也就是作者将这种美善粘附到整个民族的向上努力中，对人类远景凝目，这理想也能够“重新燃起年青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会明》中会明的忠厚善良，热爱生命。

《连长》中的连长与年轻寡妇的难舍爱情。

《在别一个国度里》那个山大王要强娶宋家大妹妹为押寨夫人，甚至不惜以此向官兵妥协。

当他真的如愿以偿后，对自己的妻子到也百般爱护。

这样，作者塑造美善的人物形象的目的便达到了。

最后，沈从文笔下塑造的湘西人物是一曲热爱生命的赞歌。

生命对于人来说，无非指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力量。

人的本性却蕴涵于人的肉体和精神之中。

所以，生命的存在，才能谈得上美善的人性。

沈从文笔下人性美善的塑造同他对人的生命力的充分肯定分不开。

生命是大自然所赋予的，凡有生命的生物，在自然的雨雾阳光下萌发，生长跳跃，这一切均使众多的湘西人物生命流淌，人更珍惜生命的价值。

进入沈从文的小说园，我们不难发现，一篇并不引人注目的小说《三三》才是作家理想生命和理想社会之所在，也是作家对人性美善追求之所在。

《三三》中的少爷身在乡下，却时时想着“开河”，“学务局办学校”的事情。

这就是作家所谓的民族向上努力的生命追求。

他去乡下疗病，实则企望乡下的清山秀水重新赋予他早已丧失的人的天然神韵，而这健康的生命力溶注于这有志青年所热心的积极事业，以此美善更加滋长，社会更趋合理。

村女三三，一位得山川灵气的姑娘，天真、活泼、充满生命的魅力，待人处世皆“包含了一种纯朴的友谊”。

显然，她是作家笔下乡村美善的典范。

三三对少爷的好感，人们隐约议论着的少爷与三三相好的种种可能性，无不勾起少女对念书和进城的渴望。

念书“谁也不该讨厌”；“记起从前有人告诉她的话，说这水流下去，一直从山里流一百里，就流到城里了。

她这时忖想……什么时候我一定也不让谁知道，就要流到城里去，一进城里就不回来了。

”少女无限的生命遐想正是对美善的无尽诠释。

以上为沈从文对生命及社会理想构建下的人物美善的塑造。

作者以一题闪耀着理想与憧憬的美善友爱的心灵，附与他笔下的众多人物，诸如三三、翠翠、拍子等等。

他们之间的融合与“爱”的滋长构成了一幅湘西社会的暖色调，这色调无疑是作者的理想。

二、丑与恶：沈从文笔下的反面人物作者在《湘西·题记》中，把自己的散文当做一点“土仪”，并希望这种“芹献”有助于人们正确地认识湘西，引起人们关注湘西，沉思如何改造湘西。

这种创作意图是正确的。

他不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提供茶余饭后的消遣品，而是为人们提供研究社会问题的形象参考书，正如他把湘西社会当做一本大书来读那样：他不是引导人们消极避世，而是引导人们正视现实，变革现实，思考未来。

沈从文正是通过揭露湘西人性的丑恶面来寄予这一理想的。

当然，我们看看生活在矛盾与斗争中的湘西众多人物形象，我们会在人性的丑恶中激起一丝爱的浪花。

首先，沈从文以比较深刻的笔触揭示人们灵魂的扭曲和变形及摧残人性的社会恶势力。

在农民灵魂被压扁扭曲的样式中，最突出的是麻木和愚昧。

由于沈从文的亲身经历，他能非常真实地通过对杀人场面的描绘，展现人们愚昧麻木的灵魂及社会恶势力的丑恶灵魂。

无论是被杀者，还是周围看客，以至执行的刽子手，大多数是农民或农民出身的士兵，他们对于杀人这件事，只知道刀举起，人头落下，简单极了，至于为什么要杀人？为什么一天动辄杀上成百千人？为什么被杀者都是与自己境遇相差无几的乡下人？他们从不去追问更不会认真思考。

只是闻见越多，越习以为常。

同样，一些社会恶势力打着革命的旗号，无恶不作。

《辛亥革命的一课》记叙的就是他孩童时代对辛亥革命的感觉。

这个革命，在他的记忆中留下的“却不是关于杀戮那几千无辜农民的几幅颜色鲜活的图画”。

四乡农民对革命一无所知，以至死到临头，被害者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死得那样不明不白。

而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却见风使舵，悬上白旗，表示反正，一变而成为“革命者”，统治这个地方的依然是所谓镇宁使、道尹、知县，依旧的军阀统治，民众的麻木，给作者的感受是深刻的，其革命背景下的各色人物给人们的思考是深刻的。

沈从文在《桃源与沅州》《沅水上游几个县分》中分别写到的沅、晃两州的农民武装示威，却是当时湘西农民运动的一个侧面。

唐佰庚英勇牺牲了，并被兵士用刺刀钉在城门木板上，陈尸示众三天。

这些反革命，反进步的无耻之徒又说明了什么呢？其次，沈从文有不少作品对深受剥削和压迫的工人农民等下层人民“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的现象有所描绘，客观上揭露了现实社会普遍存在的阶级矛盾和对立。

他在讴歌农村素朴人性美的同时，却没有忘却在城市里，厂矿中，还有很多挣扎于饥饿线上的工人和农民。

那里到处是肮脏，贫困，疾病，愚昧……一句话，不是人过的日子，不是人待的环境。

沈从文笔下这些工人和贫民，似乎没有思想，没有欢乐，也没有悲哀，显得那么麻木。

他们不是“人”，“只能算是一群做工的动物”。

“他们都明白他们一生只劳作同饥饿。

”[10]连起码做人的权利也被剥夺，就是对人性的最大摧残。

且看《辰溪的煤》，煤矿工人的劳动条件是十分艰苦险恶的。

“若到一个取煤的斜井边去就可见到无数同样黑脸黑脚人物，全身光裸，腰前围一片破布，头上戴一盏小灯，向那个俨若地狱的黑井爬进爬出。

矿坑随时可以坍陷或被水灌入，坍了，淹了，这些到地狱讨生活的人，自然也就完事了”。

矿工不仅劳动艰苦，生活也十分低劣，“每天只能靠一点点收入，一家人挤塞在一个破烂逼窄又湿又脏的小房子里住，无望无助的混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