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费率过低的影响及对策

居民消费率过低的影响及对策
作者：邹赟
来源：《中国经贸导刊》2009年第16期
一、居民消费率过低所带来的影响
第一,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受许多因素影响,例如,消费、投资、国际贸易、劳动力、科技进步、经济体制以及政府政策等等。

消费需求作为最终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是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保证。

当前,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障碍因素。

特别是近两年,需求不足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需求不足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缓慢和经济增长质量低下的主要原因。

在基础设施薄弱,生产要素瓶颈作用显著的情况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明显,扩大投资成为主要的手段。

随着经济总量扩张、基础设施完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逐渐降低,拉动作用逐渐减弱,这时,只有扩大内需,提高居民消费率,才能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第二,财富及收入在我国居民中的分配极不均衡,贫富分化现象比较严重,并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从总体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看,已经由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0.28上升到2007年0.48,大大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从城乡收入对比看,差距不断拉大,已由改革初的2.3:1,进一步扩大到2007年的3.33:19,绝对额的收入差距达到9646元;地区收入差距同样呈现拉大之势,2005年西部居民可支配收入占东部地区的比例,在城镇由2004年的69.7%下降到2005年的66.7%,在农村由2004年的48%下降到2005年的44.2%;行业收入差距继续扩大,2006年人均收入最高的证券业达到8.67万元,最低的林业职工仅为8220元,最高与最低的行业收入差距为10.6倍。

这些指标已经大大超过拉美国家的收入差距水平。

随着收入和财产占有差距的扩大,由此派生的财产性收入差距也进一步拉大。

第三,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潜藏着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

与低消费率相对应,90年代以来,投资率出现了两个40%以上的高峰期,即1993—1995年的年均41.1%和2003—2006年的年均42.4%,其中,2004年高达43.2%,成为改革以来最高的一年,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房地产等行业的投资过快增长,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的局面。

如果消费市场不能相应地扩大,由此形成的无效投资和银行呆坏帐必然增加,将直接威胁到经济的持续、平稳、较快发展。

同时,我国出口的连年大幅度增长,使贸易摩擦增加,顺差扩大,国际收支不平衡也影响着宏观经济的稳定。

第四,投资与消费的长期失衡孕育着经济运行的巨大风险。

首先,消费率过低,投资率过高容易造成产能过剩,产品供过于求的矛盾突出,进而引起企业效益滑坡、失业增加。

其次,消费率过低,投资率过高,往往造成内需不足,为给过剩的生产能力和产品寻找出路,企业只能到海外市场寻求外需,从而导致出口压力进一步增大,以及由此引起的贸易摩擦增多、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强的
外部风险加剧。

再次,投资率过高,最终消费率过低,尤其是居民消费率过低,不但使得投资行为偏离其目标,即投资创造财富,最终为了消费,而且终将使投资因缺乏最终消费的强力支撑而难以为继,进而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第五,政府消费支出的比重不断增加,助长了奢侈浪费之风。

在最终消费支出中,政府支出所占比重,上世纪80年代为21.6%,90年代24.2%,2001年～2006年上升到26.8%,2006年达到最高水平的27.3%。

这说明行政管理成本在不断上升,对居民消费必然产生挤出效应。

在最终消费率已明显偏低的情况下,政府开支比重过大,进一步压低了居民消费水平。

二、提高居民消费率的对策
第一,确立以消费为主导的发展观念。

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关系,根本转变以生产为目的、消费为生产服务的观念,真正确立以消费为目的、生产为消费服务观念,彻底克服重积累、轻消费,片面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倾向。

虽然消费、投资和出口并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是归根到底,消费是根本,既是生产的起点,又是生产的归宿。

只有把生产建立在消费的基础上,不断扩大消费需求,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才能不断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才能真正体现以民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以改善民生为目标的发展的目的性。

第二,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加大经济发展成果向个人倾斜力度,是改变我国消费率过低、促进国民经济良性运行的客观需要。

从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长率看,除个别年份外,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和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率都普遍滞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1979—2006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7%,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4%、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6%,分别低于GDP年均增长率3.3和3.7个百分点。

与国际水平比较,我国劳动者报酬所占份额明显偏低。

比如,1978-2002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NP的比重的平均值为56.97%,比英、法、加拿大、韩、日、泰国等低10—27个百分点。

居民在收入分配中得到的份额过小,导致购买力不足,生产相对过剩。

第三,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利益割据,自我发展需要,盲目扩大生产能力,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造成产能相对过剩,产业结构失衡,企业无序竞争,产品质量不高,损害消费者利益。

因此,要科学规划,科学决策,以市场为导向,调整产业结构。

以产品质量为中心,杜绝重复和浪费,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加大消费市场执法力度,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第四,注重精神产品的生产开发,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教育、文化体育娱乐、卫生保健、旅游、通信等有利于提高身心素质和身体健康的精神
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

特别是在经济发展较快的今天,人们物质产品得到较大满足的同时,精神产品消费已经成为人们消费生活中最具增长潜力和最具发展前景的消费亮点。

第五,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利用社会保障机制调节消费需求的重要手段。

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功能,会增大社会成员生存和生活的风险。

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消费的助推器,有助于增强人们对未来的信心,消除消费方面的谨慎心理,稳定消费倾向和支出预期。

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保障机制在调节消费需求中的作用,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加快建立和完善包括就业、医疗、住房、养老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居民提供较完善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解除百姓的后顾之忧;二是适当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特别是提高城乡低收入者和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建立起同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是在继续巩固“两个确保”、规范和完善城市“低保”的基础上,稳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保险的参保率,尽快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四是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步伐,为农村低收入者和贫困人口提供最基本的生活和医疗保障,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非均衡发展的态势。

第六,创造有利于扩大消费的体制环境。

良好的消费环境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前提。

为此,必须深化消费领域的改革,优化消费环境。

一是加快清理和修订不利于消费结构升级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完善信贷消费政策,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步伐,进一步扩大信贷消费的规模和领域;二是以改善民生为重点,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财政对城乡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资,完善商品流通和服务设施,特别是要加强农村的商品流通网络建设,保证商品流通渠道畅通,要加强对农村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改善;三是加大市场秩序的整顿和规范力度,努力为城乡居民创造健康安全的消费环境;四是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稳定物价,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推动消费结构升级。

第七,更新消费观念,提倡信贷消费。

我国大多数家庭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勤俭持家,重积累而轻消费,对未来的忧患意识较强,消费过于保守,使一些潜在的购买力难以变为现实消费需求。

要提高消费率,就要帮助消费者树立新的消费观念,使消费者会花钱,敢花钱。

利用消费信贷拓展消费,要从购车、买房和教育消费起步,进一步扩大消费信贷规模,拓宽消费信贷领域,确定合理的消费信贷利率,延长贷款年限,简化贷款手续,使更多的消费者利用信贷消费方式,实现消费升级。

三、结束语
总之,只有不断扩大消费需求,加快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由片面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才能尽量避免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才能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加快转变,才能確保我国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邹赟,1976年生,江苏常州人,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经济贸易系,讲师。

研究方向: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