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西文论融合的四种基本模式
现代中国文论转型的四种路向
现代中国文论转型的四种路向贺昌盛【摘要】现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基本样态是在晚清时期古今中西交会互生的情境中诞生并演进而来的,追溯其源头,大体可以概括为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和梁启超所代表的"人文、修辞、审美、社会"四种路向.这四种路向除了各自都有其或隐或显的延续之外,也与当下的"文化研究""形式理论""审美主义"及"社会批判"等文学理论取向,有着潜在的呼应与对接.重新发掘这些既有的资源,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转型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期刊名称】《中州学刊》【年(卷),期】2017(000)008【总页数】5页(P147-151)【关键词】现代中国文论;文学;理论;转型【作者】贺昌盛【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厦门36100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02有学者将中国文论现代转型的源头追溯至梁启超的工具主义式政治书写与王国维的自主主义式审美书写两种基本理论模式的确立上①，这种看法无疑是深刻而富于洞见的。
但仅仅停留于此，也容易陷入“革命/审美”式此消彼长的既定思维框架之内，进而忽略或遮蔽了以其他形式存在并延续着的文论探索。
事实上，晚清时代中国文学思想的转变，首先应归因于由日文“文学”一词逆向输入汉语语境之后所引发的多重层面的变化与重新定位。
作为日制新词的“文学”②，在进入汉语语境后，一直在寻求能够得以生根的土壤，以便获得必要的本土理论资源的滋养与护育。
由此，对于文学特性与功能等的界定就成为晚清学人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概而言之，晚清有关文学的理论阐发有四种主要路向：一是章太炎的广义文学论，可视为现代“人文/文化”研究的源头；二是刘师培的“修辞/文章”论，可归为文学之“语言/修辞”研究一路；三是王国维的超功利“诗性/审美”说，已被看作中国现代文学审美论的发端；四是梁启超的“文以致用”论，它沿袭并改造了传统中国的“文以载道”思想，可以看作是向现代文学社会学研究的转换。
古今中外文学的交流与融合
古今中外文学的交流与融合文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记录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古今中外文学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加深了，影响了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古代文学的交流与融合在古代，各个文明国家之间交通不便，交流也不发达。
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从来都是人类的需要，尤其是当宗教、政治与军事力量参与时会有强制或选择性的文化输出。
中国古代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是中国诗歌鼎盛的时期，唐诗中有很多描写自然、人民生活、劳动、爱情等方面的作品，对西方诗歌产生了影响。
如北欧诗歌中的“布里达之歌”和“钟之歌”等都吸收了唐诗的文学风格。
古希腊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古希腊时期两部优秀的史诗，其描写英雄壮志和悲苦情感，为后来的许多文学作品提供了启示。
如莎士比亚的《伊利亚特》改编自《伊利亚特》，乃至于现代电影中也有许多描写《奥德赛》的故事。
二、现代文学的交流与融合20世纪以来，随着科技、人交通的不断进步，现代文学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愈加深入。
在文学交流中，翻译起着重要作用。
许多文学作品，如高尔基的《童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都被译成多种语言传播，从而为世界文学交流提供了便利。
现代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中国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标志。
莫言的作品多数反映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受到了国际读者的追捧。
其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进行全球发行。
三、现代科技对文学的交流与融合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21世纪，网络技术对于文学交流与融合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网络社交平台、博客、微博、网上论坛等平台为世界各地的文学爱好者创造了一个广泛交流平台。
例如，中国各地的网络作家通过网络共同创作出了大量的网络小说，而这些网络小说已经成为了青少年最喜爱的阅读之一。
四、古今中外文学的交流与融合对世界文学的意义文化的传播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古今中外文学的交流与融合更是使得人类文明不断得以延续和发展。
第三讲 中西文学的相互交往与融合
第三节 五四以来的中西文学关系
一、20 世纪以来，“西学东渐”已形成一个不可阻挡的潮流。人们 已意识到中国封闭性的知识结构必须突破，自觉地要求接受西方文化。 这时的接受目的还是用以补充自己已经意识到的缺陷，希望在旧有的文 化基础上更好地发展。 二、中国现代文学从它接受外来文学的角度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主要是对外来思想的传播与接受。 1、尼采特别有吸引力。他的学说不但在世界上风靡一时，也很适应 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作为对旧传统的叛逆者，他提倡的“重新估价一 切”、“否认一切权威”、“打破偶像”、强调“个人意志”、坚持“ 奋斗搏击”种种思想，对于当时以打倒封建传统思想为主要任务的文艺 界都有极大启发意义。鲁迅、茅盾、郭沫若等都接受过尼采的影响。 2、易卜生主义也以很强大的形式出现，大体接受浪漫影响的作家易 于接受尼采，而偏于现实主义的作家就更接近易卜生。
四、文学流传的五种形态
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流传学研究，是影响研究中最 重要的一个分支，也是最受学者关注与支持的一支。 如果是单纯地研究某一作家在国外的流传，那是具体 的考察，意义重大。但我们也有必要从总体上认识文 学流传中产生过哪些方式，形成了哪些形态。从已经 形成的历史来看，文学流传主要存在以下五种形态：
３、多波次、多向度流传形态。
多波次、多向度流传，是指同一个作家或者作品， 同一种文学思潮与文学批评流派在不同的时段对同一 个国家的作家所产生的影响，并且产生的结果并不相 同。多波次、多向度的文学流传，在世界各国各民族 的文学交流中是一种重要的现象，这种流传对接受国 的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与文学批评风潮的形成，具有 重要意义。
—— 黑格尔
二、外国文学在中国
这是一种广泛研究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和 渗透的工作：
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差异与融合
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差异与融合文化是人类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文化差异是世界多元文化的重要体现。
在文学作品中，作者常常通过描绘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融合，展现出丰富多样的文化景观。
本文将探讨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差异与融合的表现形式和意义。
一、不同文化的碰撞和冲突文学作品中，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和冲突常常是故事情节的核心。
通过描写和对比，读者可以感受到不同文化的独特性和相互之间的冲突。
比如，中国文学中常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比为题材，呈现出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冲突。
这种碰撞和冲突在作品中创造了紧张的气氛，使故事更具吸引力和张力，引发读者思考。
二、文化融合的呈现尽管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差异，但文学作品也常常展现文化融合的美好一面。
通过人物的交流、故事的展开，作者以独特的方式呈现了文化融合的过程。
这种融合可以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借鉴，也可以是不同文化在特定背景下的融合。
例如，当代文学中有很多作品描绘了全球化和移民现象，呈现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新环境中的融合与适应。
三、文化差异与人物塑造文学作品中，文化差异也经常作为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元素。
人物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环境决定了他们的性格特点和行为方式。
作者通过描写人物的文化差异，丰富了角色形象的内涵，使其更加生动立体。
比如，《百年孤独》中的布恩迪亚家族，代表了拉丁美洲的文化特点，他们与其他家族形成鲜明对比，使作品更加丰富多样。
四、文化差异与主题思想在文学作品中，文化差异也常常与主题思想相联系。
作者通过呈现文化差异，探讨文化冲突和融合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进而表达自己对于文化多样性的思考和认识。
这种思考常常超越具体的故事情节，具有更加普遍的意义。
例如，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揭示了西班牙封建社会的堕落和人性的虚幻，在讽刺之外暗示了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
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差异与融合，丰富了作品的内涵，展示了人类社会的多元性。
通过描绘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和冲突，呈现文化融合的美好，刻画人物形象和探讨主题思想，文学作品成为了跨越时空和国界的桥梁，让不同文化的读者相互了解和沟通。
中国文论话语及中西文论对话
中国文论话语及中西文论对话--------------------------------------------------------------------------------【作者】曹顺庆【内容提要】一些人认为中国文论仅仅涵盖“气”、“风骨”、“神韵”、“比兴”、“妙悟”和“意境”这样一些范畴。
然而，如果从一种文化的视阈来看，我们分析中国传统文论和清理中国文论话语，并不是以上所提到的这些范畴，而是要研究它们在文学中所呈示出的意义表达方式和文化规则，例如古代文论中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等等。
中国学者相信示意的唯一方式就是“立象”，它是长期以来在中国文论中已经被强化和突出的话语方式。
因此有必要在以前一些研究的基础上，深化中西文论对话研究，使之更加具体和系统，并遵循四个基本的话语规则。
一、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特征所谓“话语”（discourse），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或谈话，而是借用当代的话语分析理论（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的概念，专指文化意义建构的法则。
“这些法则是指在一定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思维、表达、沟通与解读等方面的基本规则，是意义的建构方式（to determine how meaning is constructed）和交流与创立知识的方式（the way we both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and create knowledge）。
”[1]335 说得更简洁一点，话语就是指一定文化思维和言说的基本范畴和规则。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的文论话语无非就是“风骨”、“妙悟”、“意境”等等范畴而已，这是一个误解，古代文论范畴并不是笔者所说的“文化规则”。
每一种文化、文论都有自己的规则，范畴只是话语表层的东西，而文化规则是支配范畴的深层的东西；范畴是有时代性的，而文化规则是贯穿于历史长河之中的。
此即笔者常说的“死范畴”、“活规则”，即范畴可能死亡，而规则仍然存在，规则不会随着范畴的过时而死亡。
文学史知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文学史知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相互借鉴，交流，融合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
它不仅影响着人类的文化传承，也直接关系到人类自身的发展。
本篇文章将会从不同角度来探讨这个话题，希望能够引发更多人们的思考。
一．文化传承的本质文化传承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环节。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有自身独特的传承方式和特点。
在传承方式方面，东方文化注重“师傅传徒弟，一脉相承”的传统，这种方式确保了知识传承的连续性。
而西方文化则注重个人独立思考的能力，强调自我成长和发展，这种方式注重了人的创新和个性的尊重。
不同的文化传承方式，体现的是不同的文化精神和思维方式。
这也导致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
正是这种差异，在不断地碰撞，融合，互相影响，推动着文化传承的不断演进。
二．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差异1)哲学思想上的差异东方文化的传统哲学思想主要有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思想等。
在这些思想中，注重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
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强调顺应天道，敬畏自然和先祖，强调个人对群体的责任和义务。
而在西方文化中，主流哲学思想主要是市民伦理学，建立在个人权利和个人利益上。
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强调自由、平等和人权。
以上观点的差异，体现了东方和西方在思维方式上的根本区别。
在东方文化中,个人是一个服务社会和自然的角色。
而在西方文化中，个人是社会和国家重要的组成部分。
2)艺术表现上的差异在艺术表现上，东方和西方文化也存在着差异。
东方的艺术注重的是自然美与精神内涵，形式更加抽象，代表性较强，常常配以哲学和道德意义。
西方的艺术则有着浓厚的个人风格和表现能力，追求真实与立体感，并在表达上强调观众的情感体验。
以上观点的差异，反映出东方文化注重感性，重视人性和内敛的特点。
而西方文化则注重以合理的思考和分析为基础，注重情感和观念的表达。
文学作品中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文学作品中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承载着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
通过创作、传播和阅读，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得以互动交融，共同推动着文学的发展。
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常常能够看到不同文化的碰撞和融合，这不仅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也展示了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和情感表达。
本文将深入探讨文学作品中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现象。
一、跨文化主题的探索很多文学作品都以跨文化的主题为题材，通过描绘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冲突来呈现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
例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希腊和特洛伊两大文化的战争，揭示了两种文化之间的价值观冲突与文明的嬗变。
而近年来，中国作家莫言的作品《丰乳肥臀》中也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在对比中深刻反思了中国几代人的命运变迁。
此外，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主题在当代文学中日益凸显。
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关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融合问题。
比如，英国作家J·M·库切的小说《百年孤独》以哥伦比亚为背景，通过描绘家族的变迁，展现了拉丁美洲的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汇与冲撞。
二、文化符号的运用文学作品中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还体现在对文化符号的灵活运用上。
作家常常通过运用各种文化符号，为作品赋予更丰富的内涵。
这些文化符号可能源自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传统、语言、风俗等，通过作品的传播和阅读，使这些符号得以跨越地域和语言的限制，成为各种文化背景读者所共知。
比如，九州云梦大典中的“吕洞宾”、“李公子”等神话故事，作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被王梦溪等作家巧妙地融入到了作品中，不仅丰富了故事情节，也让读者感受到了文化的传承。
而在西方文学中，莎士比亚的作品也经常引用希腊罗马神话，充分展示了西方文化的底蕴与魅力。
三、语言的多样性语言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不同文化背景的作者使用独特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使得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魅力。
文学作品的翻译与传播也成为了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途径。
文学交流 中西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
文学交流中西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文学交流：中西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文学交流是指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中西文化作为两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的文化体系，其之间的碰撞与融合给文学交流带来了独特的魅力和影响。
一、文学主题和题材的多元化中西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使得文学主题和题材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西方文学中的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思潮以及现实主义等思想在中国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广泛的借鉴和发展。
例如，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中出现了许多对日本文学、法国文学等西方文学的影响和借鉴，同时也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形成了独特而充满张力的文学形态。
二、文学艺术形式的交融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之一是文学艺术形式的交融。
西方文学中的戏剧、小说、诗歌等艺术形式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应用。
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对西方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例如，中国传统的戏曲文化对西方现代戏剧的表演形式产生了积极影响，使得西方戏剧在中国展现出独特的风采。
同时，中国传统诗歌的格律、韵律等元素也融入了西方现代诗歌的创作中，使得西方诗歌体裁更加丰富多样。
三、文学思想的碰撞与交流中西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推动了文学思想的交流与发展。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儒家思想、佛教思想等对西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西方哲学思想中的存在主义、唯物主义等思潮也在中国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引用和借鉴，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内涵。
四、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接受中西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大大促进了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接受。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西文学作品在国际间的交流与传播日益频繁。
中国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如《红楼梦》、《西游记》等在西方国家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传播。
同时，西方文学作品也在中国得到了高度关注和翻译。
这种中西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接受，不仅丰富了人们的阅读体验，也为中西两个文化的跨界交流提供了契机。
总结：文学交流是中西文化之间碰撞与融合的重要表现形式。
中西文化的碰撞带来了文学主题和题材的多元化，推动了文学艺术形式的交融，促进了文学思想的交流与发展，同时也加强了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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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西文论融合的四种基本模式--------------------------------------------------------------------------------【作者】顾祖钊【内容提要】中国学人参与人类文艺理论重建的主要形式是中西文论的融合，主要工作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它有四种基本模式，即共通性研究，互补性研究，对接式研究和辨析式研究。
本文对每种模式各举一例，以显示中西文论在带有全局性、关键性问题上融合的可能性，以及那种极富中国特色的、更具有人类性和世界性的超越性文论形态的诱人前景。
以此吁请更多的学者参与并理解这项关系着民族文论前途的理论工程。
1 996年10月，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在西安召开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讨论会，会上与会后，文论界进行了热烈的付论。
但总的来说，议论者不少，实干者不多。
有人至今对中西文论能不能融合、古代文论能不能转换，持怀疑态度①。
笔者自20世纪90年代初从事这项工作，已十年有余，这里提出‘冲西融合——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四种基本模式，就教于理论界同行之前，看看这条路是否走得通，是否有其前途。
这四种基本模式是：共通性研究、互补性研究、对接式研究和辨析式研究，让我们分述于后。
中西文论的共通性研究中西文论的共通性研究，大致可以在两个层面上进行。
其一是指关于文学艺术的常识和共识的归纳。
这是一种着似容易而意义重大的工作，由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许多关于文学艺术的原理早已被中西文论家发现，对这些共识的归纳常常是对元理论的确认，例如关于社会生活对文艺的制约关系，关于又学艺术的基本属性，等等，一对比、一归纳便十分清楚；其次，在对比和归纳中，许多原来并不为人注意的理论，也变得更为醒目更为成熟。
例如：西方只是到了20世纪才由波兰现象学家英加登提出文本层次论，他把一个文本由内到外分为五层。
而中国早就有了王弼的“言、象、意”说、刘勰的“文外之重旨’说。
对比之后，便会发现中西文本层次论，有很大的共同性。
但英加登的五层次论由于是首次提出，未为完善；中国的文本层次论由于是历史的积淀，则更为严密：它把文本从内到外先分为言、象、意三个层面，然后认为其意蕴层面又可以分为若干层次，如审美意蕴层、历史内容层、哲理意味层等等。
这样，在中西文论中，原来并不引人注目的文本层次论，便可以在对比中显现出来，突出出来，形成体系更严密，层次更分明，更有实践意义的新型的理论，成为分析文本的一种新方法。
其二是共象层面的研究。
它是一种还没有形成共识的理论难题，长期争论不下，中西部处于搁浅状态，成为难解的共象。
如果我们对这种共象进行比较分析，它们内在的共通性便会显现出来，从而产生新的共识，发现新的规律，更新人们固有观念，产生新的理论飞跃。
例如，现代派理论家艾略特气壮如牛地宣称：“最真的哲学是最伟大诗人之最好的素材，诗人最后地位必须由诗中所表现的哲学以及表现的程度如何来评定。
”②这明显是主张一种哲理文学观。
然而，此说却激怒了韦勒克，他在其《文学原理》第十章中写道；“难道一首诗中的哲理愈多，这首诗就愈好吗？难道可以根据诗歌所吸收的哲学价值的大小来判断它的优劣吗？或者可以根据它在自己所吸收的哲学中表达的观点的深度来判断它的价值吗？难道可以根据哲学创见的标准，或者根据它调整传统思想的程度去判断诗歌吗？”③显然，韦勒克并不愿意承认艾略特哲理文学观的合理性，因为他背后还站着黑格尔、别林斯基等理论史上的权威，在支持他。
无独有偶，象这样的针锋相对的争论也发生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
中国的哲理文学观源远流长，最终在宋代道学诗人那里发展成熟，真德秀提出“以诗人比兴之体，发圣人义理之秘”④。
但是，真德秀却受到他的学生刘克庄的直接否定。
刘克庄认为宋代道学诗“少者千篇，多至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⑤！他之所以敢如此攻击哲理诗，是因为前有刘勰、钟嵘对玄言诗的不满，近有严羽对道学诗的攻击。
这样，在中国文学史上，宋代道学诗则始终戴着“理窟”、“理障”的臭帽子难以翻身。
这样的现象．这样的争论，单在各自的语境中，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并没有人愿为它主持公道。
但是若把二者放在中西比较的语境中，就会突现出来，成为人类必须思考的一个“共象”，而受到我们的关注。
韦勒克虽然不满于艾略特的高论，但艾略特前有斯多葛派哲理文学观的支持，中有厄里根纳、但丁、谢林等壮威，近有瓦莱里、叶芝、卡夫卡的等人撑腰，使他完全可以不理睬韦勒克的非难。
而且，不管理论家们怎样看不起现代派，它还是以鲜明的哲理化、象征化的倾向磅礴于世界。
在这样的事实与观念的对比中，我们将悟出这样一个道理：人类不能不承认哲理文学和哲理文学观的存在了。
中国汉代的劝喻诗、魏晋的玄言诗、唐代的佛理诗、宋代道学诗的出现，都说明哲理文学应是不可轻视的一宗，目前是到了认真纠正中国文学史对上述哲理文学思潮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了。
但是为什么刀世纪的韦勒克还敢给哲理文学以不公正待遇？这是更值得深思的一个现象，而且，这并非是孤立现象。
在哲理文学观的一旁，人们会发现还有一种历史的文学观。
中国从孟子始便主张这种文学观，所以唐代诗人杜甫自命为秉笔直书的历史家，以诗为史因之被唐、宋人尊称“诗史”，李贽将《水浒》、《西厢》这种虚构性的小说戏剧，看成与《史记》具有同样的性质，金圣叹则称《水浒》为“庶人之议，皆史也”。
不仅中国有贯穿始终的历史的文学观，而在西方更是一种流行的文学观，从亚里斯多德起，就揭示了文学历史属性，狄德罗则称戏剧是“历史的艺术”，此外黑格尔、马克思、巴尔扎克、克罗齐、卡西尔等等，都宣扬文学的历史本质。
看来历史的文学观，同样应是人类的一种共识⑥。
但是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却遭到嘲笑和否定。
围绕杜甫“诗史”称号，明代王廷相斥之为“骚坛之旁轨”；杨慎则骂道；“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记时事，谓之诗史。
鄙哉！”⑦王夫之更在“诗以导情”的立场上认为杜甫的《石壕吏》，“于史有余，于诗不足”，写诗如果“一用史法”，“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⑧！这种对历史的文学观攻击激烈的程度，看来并不亚于对宋诗的否定，至使中国小说戏剧始终难登大雅之堂，直到晚清文坛还顽固地坚持着以抒情文学（诗）为正统地位。
当然，自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以来，中国正统文人都认为诗是表达情感的，所以王夫之才敢那样攻击杜甫，王国维才敢宣称：“文学有二元质焉，曰情、曰景。
”但是，如果前述哲理文学观、历史文学观都是合理的存在的话，情感文学观的正统和唯一的地位就要动摇了。
而在这方面，西方文论家并不高明，在那样多的人主张历史文学观，那样多的人主张哲理文学观之后，特别是在象征主义现代派文学席卷世界之后，英国的科林伍德在他的《艺术原理》中还说：“艺术家所尝试去做的，是要表达一种他所体会过的感情。
”美国的苏珊·朗格也说：“所谓艺术的，说到底也就是情感的表现。
”⑨请看他们的态度与王夫之何其相似？其实，古今中外不论哪一派的文论家，他们的思维模式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想以自己的观念涵盖整个文学艺术，因此就要不遗余力地攻击别人的观念；所以上述文论家均用一无论的观点看文艺，都是以自己的发现为真理为标准，都采用“非此即彼”的绝对化思维模式定是非，而最终谁也说服不了谁；以上三种文学观，从局部来说都是人类的共识，从总体来说便形成了长期争论不休、互相攻讦、谁也说服不了准的共象。
这个共象说明，人类若不从这种简单的一元化的思维模式下解放出来，关于文学的认识实难再前进一步。
通过中西文论的对比，这种共象的缺点暴露出来。
它启发我们应换上一种多元性开放眼光，肯定人类发现的哲理文学观、历史文学观、情感文学观三元共存的合理性。
这样便可以超越现有的中西文论模式，去建设一种更开放、更合理、因而也更带人类性的文论。
仅此一举，便可以看出，中西文论的共通性研究，怎样的意义重大、前景广阔。
中西文论的互补性研究由于中西文论是在各自相对独立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形成，再加上地域性、民族性的制约，便形成了中西文论的明显差异性。
这种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审美理想模式的不同，审美关注点和兴奋点的不问，思维方式和理论范畴的不同等等。
对于这种差异性不宜作绝对化、凝固化的理解，随着全球化语境的形成和“世界文学”步伐的加快，这些不同的东西才能变成相互沟通、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的兴奋点，因为差异性往往包含着互补性，不同理论中互补性的东西若是被发现，也能建构起新的理论形态，产生飞跃性思维成果。
比如，西方人十分关注人类自身的生存状态，把生活本身作为艺术措绘蓝本和比照对象，写实性的叙事文学如史诗、悲剧等艺术形式比较发达，并长期繁衍不衰。
对人的描绘和形象塑造成为艺术家和理论家关注的中心，典型便成为审美理想的范型模式，得到理论家的特别关注。
从亚里斯多德，中经黑格尔再到巴尔扎克、别林斯基和马克思，恩格斯，整个欧洲都把典型创造看作是艺术创作的极致，把典型论看作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范畴，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形态，这元疑是对人类文艺理论的一大贡献。
中国人对这一范畴也很乐意接受。
原因有二：其一是宋元以来，中国写实型叙事文学已经兴起，明清时已发展成为不可抗拒的文学潮流；不仅创作上出现了可以诉诸世界文坛而毫不逊色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而且理论上关于人物塑造的理论也迅速成熟，已经把典型论推进到主张个性典型的地步，就差“典型”的称谓破唇而出了。
其二，五四以来，西方文学，特别是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中国影响巨大。
再加上典型论得到马克恩、恩格斯和俄国别林斯基、高尔基等人的肯定，中国人便在毫元拒斥的心理的条件下接受了典型论，成为革命文学的指导原则。
这说明差异性的东西，也并非不可能成为共识性的东西。
然而由于中国人的艺术传统和审美关注的兴奋点不同，他们对审美理想范型的理解也不同。
中国是一个抒情诗的国度，由于抒情诗比较发达，困此人们把抒情文学展现的审美模式，视为审美理想的范型，从而把意境论建构得相当丰富和成熟，成为他们艺术创造和审美鉴赏的主要范型模式。
所以当典型论以“革命”的名誉铺天盖地笼罩中国之际，居然还有少数学者记得起意境范畴，认为意境是可以和典型并列的美学范畴⑩。
这种观点虽然在文革前没有得到更多的呼应，但却在文革后首先复苏，堂皇地进人了大学的讲堂，不久美学界又有人提出双峰对峙论，认为意境和典型可以在艺术世界里平分秋色11。
这种并列论，可以说是中国人首次发现了中画文论中的互补性，也是首次承认艺术世界并非是一元的，真是不小的进步。
但是，当新时期国门大开之际，满眼的西方现代派作品又向这种“双峰对峙论”提出了质疑。
现代派文学作品既不能用典型论去概括，也不能用意境论去分析，那么他们追求的是一种什么理想范式呢？由于西方文论长期处于反叛性颠覆性思维模式中，使他们不可能利用古代理论智慧去思考现实的理论问题，以致于当现代派传遍世界并成历史的时候，西方文论家还无法回答现代主义追求的审美理想范型是什么！他们只能从他们创造的艺术形象的某些特点人手，来标榜自己的艺术与众不同：如瓦莱里、艾略特所强调的哲理性；波德莱尔、莫雷阿斯、韩波、魏尔伦所强调的象征性；卡夫卡、尤奈斯库、贝克特等所强调的荒诞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