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 语文人物

韩少功1968年初中毕业后，下放到湖南省汨罗县的农村插队。1974年调县文化馆工作，开始发表作品。执笔含有大量史料的传记《任弼时》（与甘征文合作）。1978年考入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并发表短篇小说《月兰》（《人民文学》1979年4月）在文坛崭露头角。1982年毕业后在湖南省总工会的杂志《主人翁》任编辑。1984年调作协湖南分会从事专业创作。1988年到海南后开始主编《海南纪实》杂志。1990年任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1996年与同仁策划文人杂志《天涯》，任杂志社社长。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月兰》、《飞过蓝天》、《诱惑》等，文艺理论《面对神秘空阔的世界》。199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作家出版社）引起各方争论。对传统文化心理的反思和批判是其创作的一个基本主题，他的《西望茅草地》和《飞过蓝天》分获1980、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是1985年倡导“寻根文学”的主将，发表《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4期）提出“寻根”的口号，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一主张。比较著名的有《爸爸爸》、《女女女》等，表现了向民族历史文化深层汲取力量的趋向，饱含深邃的哲学意蕴，在文坛产生很大影响。在以韩少功为代表的一批“寻根文学”倡导者们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有“规范”和“不规范”之分，他们认为传统文化中更多需要肯定和弘扬的是“不规范”的、存在于野史、传说、边地风俗以及道家思想和禅宗哲学中的文化精华，就如阿城在“三王”系列中所描述的；而对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被体制化了的“规范”文化，则持拒斥、否定、批判的态度。相对于“三王”系列对传统文化精华的痴迷，《爸爸爸》、《女女女》则以强烈的“寻根”意识，探寻文化规范对自由生命的制约，拷问“规范”状态下人类生命和人类文明由起源向末日退化的形态，从中发掘出人性中的惰性和冥顽不化的国民劣根性，也完成对传统文化的一次批判。韩少功基本上属于一个写实的作家，但由于他对楚巫文化和《离骚》浪漫传统的推崇，在他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审视民族劣根性的同时，以寓言、象征等艺术手段，重新复活了楚文化中光怪陆离、神秘瑰奇的神话意味，使文本涂抹上浪漫神秘的色彩，给人留下了无穷的回味与思考。我们说过，“寻根小说”大都采取一种貌似传统写实的叙述方式，《爸爸爸》用的却是类似荒诞的“寓言体”，可能是个例外。

《爸爸爸》

丙崽是一个“未老先衰”却又总也“长不大”的小老头，，外形奇怪猥琐，只会反复说两个词：“爸爸爸”和“x妈妈”。但这样一个缺少理性、语言不清、思维混乱的人物却得到了鸡头寨全体村民的顶礼膜拜，被视为阴阳二卦，尊“丙相公”、“丙大爷”、“丙仙”。于是，缺少正常思维的丙崽正显示了村人们愚昧而缺少理性的病态精神症状。在鸡头寨与鸡尾寨发生争战之后，大多数男人都死了，而丙崽却依然顽固地活了下来。

这个永远长不大的形象，象征了顽固、丑恶、无理性的生命本性，而他那两句谶语般的口头禅，既包含了人类生命创造和延续的最原始最基本的形态，具有个体生命与传统文化之间息息相通的神秘意味，同时它又暗含着传统文化中那种长期以来影响和制约人类文明进步的绝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亘久难变。韩少功通过《爸爸爸》解剖了古老、封闭近乎原始状态的文化惰性，明显地表现了对传统文化持否定批判的态度。

《山南水北》

《山南水北》写乡居生活:一个城里人回到乡村，盖了幢房子住下来。但是，他在冬天又乘飞机回到城市，他在院子里种菜，但是他的生计并不依靠务农，他是个作家，他的作品的读者基本上都在城市，甚至法国或日本，也就是说，这个人在乡村也不在乡村，他的“经济基础”、他与这个世界的货币交换关系远在乡村之外

韩少功对此有透彻的自我意识，在这本书中，他有时也许会把自己想像成归隐山林的文人，但他从未把自己当成农民，虽然他比如今绝大部分中国作家都离农民更近——农民是沉默的，农民成了被讨论和争辩的“问题”，大家七嘴八舌、慷慨激昂，但是，在慷慨激昂之前，

很少有人做认识论的反思和澄清:我是谁，我的背景和我的真实的社会位置，我与对象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个问题自己应该搞清楚，别人也有权搞清楚，否则我们就无法辨别什么是卓识什么是偏见、什么是热情什么是伪善。所以，他没有写农村的苦痛，因为从根本上讲，他还是一个城里人。

《山南水北》对山野自然和民间底层的观察与描述，使本书生气勃勃。《山南水北》写出了大地的美，也写出了劳动的，更写出了农民生活的美。它所呈现的场景和与之相关的世相，是书斋之外的风景。少功的文字因此和大地的血脉相连，而我们也因此听到了他的呼吸，闻到了他的汗水，见到了他的两腿泥。现在的无数作家丧失了写他们的最淳朴的家乡的能力。从这我们看出了韩少功是一个思想者。在《山南水北》中，韩少功并没有强调结构故事，从这一点上说，他似乎是放弃了所谓的“宏大叙事”；但是韩少功笔下的“小插曲”，都能够看出“大背景”。

几年前，我在少功的对话中，他曾经批评我们的史学，认为史学基本上是帝王史、文献史、政治史，但缺少了生态史、生活史；换句话说，只有上层史，缺少底层史，对大多数人在自然与社会互动关系中的生存状态，缺少了解和把握。我想，《山南水北》在今天的语境中其重要意义或许就在这里。如果我们在生态史、生活史，或者底层史的视角里阅读《山南水北》，大概不至于把少功看成为一个在城乡的对立中考察人性的作家。究竟是选择城市还是乡村，其实在韩少功那里并不是个问题。《山南水北》不时有对比着谈到城市与人的话题，但在我看来，韩少功始终没有在城与乡的对立中来寻找他安身立命的所在。他只是把被城市压迫了的“人”挪到了乡村的空地上。在生态史和底层史的构架中，城乡的结构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文汇报王尧）

在他的笔下，赏月、养鸡、种葡萄，全都是一种艺术化的享受。他常常在不经意间，将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做着对比。人人向往的诗意生活在作家的笔下频频显现。

他也写生活，比如如何种葡萄，还有今年的收成，还写了“农痴”等等，文字中洋溢这一种喜悦，他也写人，比如剃头匠的“青龙偃月刀”，装“卫星锅”的屠夫，乡间的“传道士”，读来真是妙趣横生。难怪有人做了这样的评价：

乡村七年，韩少功首次讲述隐居生活。《山南水北》一书中记录了韩少功对山野自然和民间底层的深入体察，其生动的人物、神奇的亲历、历史真相的揭示、直指人心的追问，多种元素构成了作品凌厉而温厚的风格。这是一本对生活与文化不断提出问题的书，是一个亲历者挑战思想意识主潮的另类心灵报告。（文：宏伟出处：大众日报 200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