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思潮的现代性嬗变

20世纪中国思潮的现代性嬗变

【内容提要】

“文艺大众化”是纵贯2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的主流观念，它先后经历了“五四”国民文学启蒙、三四十年代“革命文学”工具、“文革”灵魂专政教化与当代商业传媒大众文化嬗变。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的以现代性为标尺重写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不同，本文不取将现代性作为价值目标的意识形态立场，而是将现代性作为一个反思的框架，在清理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一个关键观念同时，让自己走出受支配状态（此即康德所谓启蒙）。

一

“文艺大众化”是20世纪左翼文学的一个口号，本文用以指代一种文学—文化观念立场与思潮。

从“五四”文学革命到当代大众文化，“文艺大众化”是纵贯2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并占据主流支配地位的思潮观念。因而“大众文艺”虽以底层民众代表自居，却恰恰与居于社会边缘的前现代“民间文化”相区别。无论就文学—文化经验的分量或社会历史影响而言，后者都不能与前者相比。在一定意义上讲，对“大众文艺”观念的反思，构成2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史研究的中心一环。

“大众文艺”的主流支配地位主要基于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及其现代性心态。现代化制度的“民主”及“人民主权”原则与现代性“平等”信念相互支撑①，共同赋予“大众文艺”以“时代呼声”的强音地位。因而，“大众文艺”研究势必结合思想史特别是现代性信念在中国的演进溯源考察。这一研究同时构成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角度。

然而，如同“现代性”与“现代化”在现代史上呈现出既统一又对立的复杂多重关系形态一样②，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思潮不同阶段的现代性嬗变，也具有差异乃至冲突的性质（如“文化大革命”运动之于“五四”文学革命或当代大众文化）。这种嬗变既使不同阶段的断代研究成为必要，同时使贯通各个阶段的思潮统一关联性研究更形困难。

困难不仅在于“大众文艺”思潮与20世纪中国极“左”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灾难性使后文革时代已有条件对之反思），而且更重要的是，“大众文艺”思潮深层依托的现代化模式及其现代性信念在今日中国已成流行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以市场社会为现代化范型，现代性成为这一范型单一信念与价值尺度。由于这种现代性信念在今日中国有重大急迫的正当合理针对性，因而尚难成为反思对象。

作为“现代性”核心的直线进步时间感与历史信念，依托不断加速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自我否定地弃“今”向“前” ③。“现代性”此种自我否定的更新机制，使迄今的各种现代化批判均转化为推进“现代性”的动力④。因此，“现代性”并非某种单一现代化模式的意识形态，而是可以承载各类不同社会目标的进步主义信念（就此而言，它又是现代历史上最普泛的意识形态）。

从而，“现代性”成为揭示20世纪中国“大众文艺”各个阶段嬗变又统一关系的深层线索。但是，与90年代后期开始的以现代性为标尺重写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不同，本文不取将现代性作为价值目标的意识形态立场，而是将现代性作为一个反思的框架，在清理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一个关键观念同时，让自己走出受支配状态（此即康德所谓启蒙）。

二

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代表作的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与《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如胡适本人所强调:“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⑤即依托“活文学”传播与建设白话文的“国语”。胡适未以“大众”（尤其是“工农大众”）为主题，但他的文学改良基石以及主要的历史成果却是白话文运动。白话文作为“国语”，意味着从思维与行为根基的语言形态上使“大众”成为国家主体。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看，这同时意味着“大众”登堂入室对精神礼器的占有与解放⑥。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三大主义之首即

以“国民文学”取代“贵族文学”。这一取代实质是新文学运动的基调:即使是与通俗文学“礼拜六派”对立的文学研究会所标榜的“为人生而艺术”，其人道观念也已确定地基于现代性的“民众”。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大众文艺取向明确地援引现代性观念。这不仅指新文学运动所倡“国语”、“国民文学”之“国”普遍被意识为辛亥革命以后的“民国” ⑦，而且指以西方现代性文艺思潮为参照，并以但丁、路德等开创现代欧洲民族语言事件类比自我定位。更为深刻的是，严译《天演论》所引入的进化观几无例外地成为新文学运动最深层的本体性依据，乃至成为一种“文学历史进化论” ⑧。严译进化论“第一次向中国人完整明晰地展示了一

种统摄历史目的与自然规律于一体的现代时间—历史观。它为民族国家竞争（物竞）提供了以线型进步时间—历史大势（天择之道）为本体根据的实然规律与应然价值相统一的定位。……现代性的进化论成为中国现代性定位的第一个意识形态。严译进化论因此成为中国现代精神及其心性结构亦即中国现代性兴起的开端” ⑨。李大钊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强调，无产庶民及其社会主义运动的胜利“潜藏着一个极大的社会的进化”，并且伴有可与基督教相比的历史信念⑩。这一说法扼要地抓住了作为“现代性”（modernity）历史原型的弥赛亚主义（Messianism）未来进步观（拉丁词“Modernus”）11 ，并从文化信仰渊源上揭示了“大众”的现代性。

现代性的“大众文艺”思潮自始已包含着两个将贯通20世纪后续嬗变阶段的矛盾关系:

1.“国民”与“劳工”;新文学运动的“国民文学”之“国民”，是一个与古代“贵族”相对的概念，它又被称作“平民”，是一个泛指现代民主社会主体的概念，是指“民国”之“公民”为“一律平等的人”，因而“平民文学所说，是在研究全体的人的生活” 12 。但这一现代“国民”观不久即易移为阶级性“劳工”。“民主主义”被等同于“庶民主义”，继而进一步等同为“劳工主义”。“劳工主义”靠现代性进化保证，后者要求“国民”转变为清一色的劳工阶级:“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凡是不作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去作工呵!” 13

这是一个深远的转向:“国民”（公民）逐渐被阶级性“劳工”统治，“大众文艺”从反抗“贵族文学”的现代性立场锐进为阶级分层观念，直至“文化大革命”完全演变为一个阶级专政概念。

2.“大众”与“精英”（知识分子）:崇拜“大众”与“劳工”的民粹主义（Populism）倾向于直接民主的无政府主义（尽管前者的集体主义与后者的个人主义对立），作为关于现代民主的现代性主张方案，它们与代议制对立。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已经确定了民粹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在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兴起之前的主流地位。“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平民文学”观念与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密切关系包含的一个矛盾是:对劳工大众的崇拜是知识精英自身的观念。尤其是，这一观念还包含着依靠知识精英唤醒与提高劳工大众的历史性过程设定。从而，知识精英代表劳工大众有其历史必要合理性。然而，此后的20世纪历史却表明，这一历史性过程未曾消除这一“代表”性结构关系（代表者从“知识精英”到政党“领袖”、乃至明星偶像）。在“五四”阶段，如何对待这一结构关系已呈现出不同态度:1）强烈的知识精英意识，甚至以施洗约翰先知身份自居:“我们正在拭目以待后来的替民众的圣灵施洗的人，我们正预备着为他缚鞋洗足。……我们打算接受些与天帝一样的创造者，来继续我们的工作。” 14 2）警戒从“先知”发展为“首领”:“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家，是能引路的先觉，不是‘公民团’的首领” 15 。这一警戒的重大性在半个世纪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才显示出来。3）力求以平等的“公民”观看待双方。“既不坐在上面，自命为才子佳人，又不立在下风，颂扬英雄豪杰，只自认是人类中的一个单体，混在人类中间，人类的事，便也是我的事。”“平民文学”一方面“决不单是通俗文学”，“乃是想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另一方面又“决不是慈善主义的文学。在现在平民时代，所有的人都只应守着自立与互助两种道德，没有什么叫慈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