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娇娜》与蒲松龄的情感经历

《娇娜》与蒲松龄的情感经历（资料）邹宗良西方的诠释学理论中曾经出现过一个“隐含读者”（derimplizite leser）的概念。

按照诠释学的观点，对每一个读者、每一个诠释者来说，他对一部文学作品的理解都可以是别有所解，和别人不一样的。

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到沃尔夫岗•伊塞尔，西方许多诠释学的倡导者都在那里强调，每一个诠释者都可以从作品的文本中读取、抽取某种“新的意义”。

他们认为，在作品的文本结构中存在着隐含的读者，也就是说，作品本身是蕴含着无数个可以解读的可能性的。

这样，每一个读者对一部作品的阅读和分析，都体现了对作品中隐含读者某一方面的理解。

这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诗无达诂”，西方人所说的“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莎士比亚”的诠释现象的丰富性。

也就是说，每一个读者，都有可能从一部文学作品中读出和别人的理解不同的全新的意义。

“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则是西方叙事学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

1961年，美国学者韦恩•布思出版了他的修辞性叙事理论的经典著作《小说修辞学》（[美] 韦恩•布思著，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小说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布思在书中首次提出了隐含作者这样一个全新的叙事学概念。

布思认为，在一部叙事性的文学作品中是隐含着作者的形象的，但是，之所以要把作品中的作者形象称为隐含作者，这是因为，在作品的文本中所呈现出来的作者的形象，和实际生活中的作者本人并不是等同的。

作者本人的形象，也就是真实的作者，这是研究者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发掘和研究而建构起来的一个形象。

比如说《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我们说他色黑（肤色比较黑），微胖（身材多少有些发福），喜欢喝酒，性情爽快，生活困顿，英年早逝等等，这是《红楼梦》的研究者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发掘所复原的作者的形象，也就是生活中的真实作者的形象。

蒲松龄这个人的形象，人长得很瘦削，很清癯，因为生活比较艰难，愁苦是表现在他的脸上的。

他的语言表达的能力不是很强，和人说话的时候往往是讷讷若不出诸口，不很会说话，不善言谈，但是他为人生性峭直，敢于替公众说话，为了百姓的利益不惜去得罪达官贵人。

但这样的作者的形象，并不是我们在读《红楼梦》、《聊斋志异》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作者的形象。

曹雪芹也好，蒲松龄也好，他们在《红楼梦》或者《聊斋志异》中有意无意地向读者展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自我形象，在小说中表露了怎样的创作心态，这是需要我们通过对小说文本的阅读、评析来进行推导和建构的。

比如我们可以通过《聊斋志异》来分析蒲松龄在作品中所表露的思想，来分析他的创作过程和创作心态，但这样推导出来的作者形象和作者本人，也就是真实作者，那还是存在较大的区别的。

蒲松龄本人是一个社会中的人，他在生活中所表露的是他的全部思想，这是一个原原本本的人。

但是在他创作《聊斋志异》的过程中，他只是在小说的文本中部分地表露了他的思想和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与评价，我们通过小说的文本所看到、所感受到的作者，并不是这个社会中人的全部。

换一句话来说，那就是作者在《聊斋志异》里所展示的并不是他的全部思想，他所表露的只是那些和他所描述的内容相关的思想。

我们透过作品所看到的作者和实际生活中的作者的这种不同，也就是隐含作者和真实作者的不同。

在文学史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况，由于文学作品是公开地面对读者的，在作者的潜意识里，创作、出版作品就是向读者大众袒露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所以在很多情况下，一部小说的作者都可能会有意无意地掩饰自己生活中的一些真实思想。

自明代后期到清代前期，曾出现过很多的风月小说，直白一点说就是色情小说。

这些小说的作者，一面在那里对性的内容津津乐道，但绝大部分的这类小说却都要对书中的人物提出道德意义上的谴责，或者说他们的行为有伤风化，或者让小说中的人物因为纵欲而得到报应。

透过这一类作者在作品文本中表露出来的这种自相矛盾的创作态度，对真实作者和隐含作者的关系与区别会看得更为清楚一些。

世界上许多事情的发展都会出现出人意料的结果，布思提出的隐含作者的概念也经历了一场出人意料的发展变化。

布斯是一个传统型的学者，他比较注重作品的文本和作者之间的关系，但在他写《小说修辞学》的时候，正是西方文学批评强调研究文本，强调抛开作者，只研究独立自足的文本本身的时候。

在这样一种批评趋势之下，布思坚持认为叙事学研究如果只研究文本是并不全面的，他不愿意抛开作者一极而只去研究文本，但是又担心由于对作者问题的关注而受到时人的批评，所以只好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提出隐含作者这样一种说法，希望人们在关注文本的同时不要忘了与文本的生成关系密切的作者一极。

在上世纪的60年代，布思隐含作者的提法不过是一种以研究文本为主而兼顾作者的权宜之计而已。

但让布思没有想到的是，90年代出现的后经典叙事学又重新关注起了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所以布斯提出的隐含作者的命题，在几十年以后又受到了西方叙事学家的重新审视。

2000年，西方的叙事学者就布思提出的隐含作者命题进行过一场网上的对话与讨论，结果是很多人通过进一步的思考，肯定了布思这一提法的正确性，并且对布思的观点进行了一些新的补充。

比如，在同一个人的作品文本中，可能会存在不同的隐含作者。

换句话说，同一个作家的作品文本中，可能会有一些前后不同或者自相矛盾的思想出现。

再比如，有的美国学者在讨论中就举出了中国的古典小说《红楼梦》，它是先后由两位作者共同完成的一部小说，研究者完全可以通过不同版本的文本来考察、分析两位不同的隐含作者在小说中所表露的思想和心态的不同。

就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而言，隐含作者这样一个概念的引入，其基本的意义就在于可以深化我们以往所进行的相关研究。

以前我们的评论也关注作品和作者的关系问题，但考察较为笼统，不够深入细致。

引入隐含作者这样一个概念，有助于我们从更深入的层次上来分析作家和作品文本的关系，这样的分析有可能会比以前的分析更加深入一层。

作为一个研究的尝试，下面我们以《聊斋志异》中的《娇娜》篇及相关的作者背景材料为例，从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关系的角度来探讨一下蒲松龄在这篇作品中表露出来的创作心态。

《娇娜》是《聊斋志异》中的篇名，也是小说中的人名。

娇娜这个人物并不是普通的社会中人，而是一位由狐狸幻化而成的美丽的少女。

也就是说，《娇娜》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人和狐女相恋的故事。

但是和《聊斋志异》中一般的人狐恋爱的故事又不相同，那就是，小说的男主人公虽然念念不忘娇娜，但却没有和她结为眷属，他娶为妻室的女子并不是娇娜本人，而是娇娜的表姐，一位名叫松娘的美丽的狐女。

这样，在小说的男主人公和狐女娇娜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十分微妙又十分特殊的关系：他们两个人之间有着过命的交情，这种交情的亲密程度已经接近于或者不下于夫妻之爱，但是两个人物却并没有因此而结为夫妻的姻缘，在他们之间所存在的一直是一种朋友和亲戚的关系。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两个人之间存在的这样一种关系，是友情还是爱情？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蒲松龄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故事，通过这样的故事展示出了一对青年男女之间那种“亲热厚密竟不避嫌疑”（《红楼梦》中形容宝黛关系的话）的非同寻常的关系，却又不让这样两个有情人竟成眷属呢？这个故事所反映的是蒲松龄内心里隐藏着的一种什么样的隐秘的情感？或者说是蒲松龄在当时普遍存在的婚姻关系之外，又怎样从当时社会的现实交往中发现了婚姻关系之外的爱情的因素？这篇小说所反映的这样一种作者的情感与心态，是真实的作者，也就是蒲松龄本人真实的内心感受和希望呢，还是属于隐含作者这样一个层面的内容，也就是说是蒲松龄在特定的语境之下受到限制的某种心态的表露？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对《娇娜》这篇小说的探析，来看一看其中所包藏、所蕴涵的这些意义，这样一些在人类心灵中生成的隐秘现象。

《娇娜》的故事是从男主人公漂泊外乡开始的。

主人公是山东人，姓孔，叫孔雪笠。

蒲松龄说，“孔生雪笠，圣裔也”，这个人是孔子的后代。

读这篇小说，“圣裔也”这三个字我们不可轻轻放过，这里面其实是包含了深意的，那就是说，即使是孔子的后代，他在当时社会中正常的婚姻关系之外，也还是需要爱情的，或者说，是需要精神这个层面的爱情的。

所以，我们认为，蒲松龄在这里揭出小说的男主人公是圣裔，是孔子的后代，这是隐含作者的一个层面，他隐含在字面背后的意义就是在为这篇小说所写到的孔雪笠和娇娜的这种关系张目，是为了表现这种关系存在的合理性，才为小说的男主人公安排了孔子这样一个倡言礼教的祖宗。

从作者所给出的这位男性主人公的字或号来看，“雪笠”二字当是出自柳宗元《江雪》的意境。

从隐含作者这一层面推考，我们认为“雪笠”这样一个字号所昭示的，是他对小说所写到的男女之间感情和精神交往的一种认识，那就是孔雪笠和狐女娇娜之间产生的这种精神层面的契合，在当时的社会中无异于一种寒江独钓式的空谷足音。

蒲松龄在写这篇小说的时候认为，就是圣人的后代也需要这样一种精神层面的爱情，这样一种婚姻之外的爱情关系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

那么，为什么说在社会正常的婚姻关系之外，存在这样一种婚姻之外的精神层面的爱情、爱恋竟然会是合理的呢？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解释，是需要我们通过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婚姻关系来加以说明的。

以这篇小说的真实作者蒲松龄为例，他的妻子刘氏，是淄川县丰泉乡道口庄一个乡村秀才的女儿。

在蒲松龄十几岁的时候，两家的老人为他们订了婚姻，到蒲松龄十八岁、刘氏十五岁的时候，两个人结为眷属。

刘氏这个人是很贤惠的，对公婆尽孝道，对丈夫很疼爱，从年轻的时候就纺线织布搓麻线，落下了胳膊疼的毛病，但到年纪很大了仍然不舍得停止这项可以为家庭带来收入的劳作；在这样一个贫寒的儒素之家，平时是难得见到鱼、肉的，偶尔因为招待客人买一点肉，刘氏自己从来舍不得吃，要留着等在外面教书的丈夫回来，所以常常是留着留着就腐败了。

刘氏和蒲松龄一起生活了五十六年，她去世的时候，蒲松龄非常伤心。

应该说，蒲松龄对这样一位妻子是十分满意的，这当然是从生活方面说的。

如果从精神方面考察，两个人应该说还是存在不小的文化距离的。

刘氏是一个很贤惠、很能吃苦耐劳的劳动妇女，她没有文化，不识字，所以虽然蒲松龄一生写了那么多的著作，在《聊斋志异》之外还有《聊斋俚曲》，还有诗、文、词和许多的杂著，但是在文化的层面上，在精神的层面上，他都不可能和刘氏进行交流。

而且，我们从蒲松龄的生平经历中看到，他后来确实又认识了一个有文化，会吟诗和写诗的美丽而且聪慧的女子，这样的经历也就激起了蒲松龄和知识女性进行精神的交流的涟漪，在男女之间的精神交往中产生了一些认识、感悟和生活的体验。

所以我们说，《娇娜》这篇小说所反映的这种青年男女之间精神上的交往，这种在男女之间所发生的精神生活的体验，其实正是蒲松龄自己的人生体验。

在那样一个绝大多数存在婚姻关系的男女之间缺乏精神交流的时代，蒲松龄把自己的这段人生体验、感悟写进了自己的小说，从而也就使我们读到、感受到了人类心灵深处的这样一种经历，感受到了人类心灵世界中那些复杂、丰富和隐秘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