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野下的胡适书法

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无人——文化视野下的胡适书法王俊主题摘要：胡适是一个以“渊博”著称的文化学者，书法在他仅仅是书案“余事”。

然而作为一代文化领袖，他的社会影响使他的书法具有深刻而广泛的文化涵义。

对于胡适的书法，要在文化视野下考察才显得有意义。

也只有从文化学的角度来检视胡适书法，我们才可以了解胡适和那个时代。

关键词：胡适文化学者书法一关于胡适（1891年—1962年），我们有许多需要讨论的话题，他的学术思想和社会活动，纷繁复杂而饱受争议。

作为中国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文化人物之一，人们曾经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他，以不同的标准去评论他。

“他的一生，简直就是玻璃缸里的一条金鱼……在在都被千万只眼睛注视着。

”（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序）。

喋喋毁誉，伴随着他的生前和身后。

绩溪上庄村的胡适故居，悬挂着钱君匋书写的一幅对联：“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无人”。

此联是胡适当年为钱君匋而撰，现在由钱君匋书写回馈给胡适故居，倒显得更合适，这样的评语似乎只有胡适可以当得起。

胡适是涵泳古今、融汇中西的文化人物，一个“通才”式的渊博学者。

他自己曾经说，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文学是他的“娱乐”，社会科学三大学科皆有涉猎，可见其治学之广泛。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证：五十年代内地开展“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科院决定了包括胡适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文学思想、历史观点、哲学史观点、文学史观点等九个方面批判内容，于此可见肃清胡适在诸多领域的影响将是一个怎样巨大的工程。

我们由此也就想到书法之于胡适。

有人说，胡适天生是个“博士”，而非“专家”，虽然调侃，却有意味，用这句话来评价胡适与书法，应该也适用。

因为有着更多的政治理想和学术抱负，他对书法似乎没有倾注过多少的精力。

文学在他仅仅是“娱乐”，书法恐怕至多只能是“娱乐”而已。

胡适的书法，很儒雅，端庄秀丽；但太直白了，从笔法到章法，平淡无奇，没有什么打动人的地方。

胡适说他自己的文章“长处是明白清楚，短处是浅显”，反观其书法，几乎是同样的情景。

但从文化理解上说，胡适的书法与其文章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纯粹的书法专业角度来谈胡适书法，流于皮相地用技法的高低来衡量评判，也就“误读”了胡适，是对其书法的文化内涵的漠视。

欣赏胡适的书法，要放在特定的文化环境里，有人文精神的供养，在文化视野下审视考察，只有这样才显得有意义。

同样的，也只有从文化学的角度来检视胡适书法，我们才可以了解到胡适和他那个时代的学术文化观念、审美批评观念乃至人们的价值观念。

二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封建社会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

“新世纪”已经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有了更深的文化寓意，“传统”的中国从此走向了“现代”的中国。

在晚清到民国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时期，发生过许多奇特的文化现象。

有一个现象曾经引起近现代书法史研究者的兴趣——这就是，有一批学贯中西的“新派”学者，他们对书法并无刻意的追求，尤其是其中的许多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发起人或参与者，对古代文化或多或少有些抵触。

然而，他们却凭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功底，在书法上达到很高的造诣，甚至达到了许多专业书法家难以达到的境界。

这个特殊的群体，被书法史研究者称为“学者书家”。

“学者书家”与古代文人书法家有着许多的明显区别，又与明清以来逐步兴起的职业书法家大异其趣。

他们不以书法名于世，但他们笔下的作品，文雅含蓄，不雕琢，不造作，有内在的气韵。

他们的墨迹，在当时直至今天，都以富有极高审美价值而为人们赏识，以至在当代已成为一个别有意趣的专题收藏。

关于晚清民国的“学者书家”，人们可以开列一大批名单，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钱玄同、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章士钊、马一浮、谢无量、陈寅恪、郭沫若、梁漱溟……等等，都是我们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名字。

胡适当然是这个话题怎么也绕不过的一个重要人物。

我则格外地关注了一回胡适。

唐德刚先生说，“胡适之先生是现代中国最了不起的大学者和思想家”、“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似不为过。

对于胡适的评价，近些年来，随着文化研究的深化，逐渐地接近真实和公允。

我们可能会不同意胡适的一些观点，但我们无法否认胡适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文化巨星的地位。

“我的朋友胡适之”不只是时尚的口号，在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人圈子里，他是无法取代的领军人物，具有特别的感召力。

在他的周围，前前后后，聚集了那个时期许多的优秀文化人物。

胡适的政治观念和社会活动我们姑且不谈，他缺乏政治家应当具备的那些素质，充其量是一个政治“票友”。

他把自己的政论文章集为“我的歧路”，可见他对其参政议政也是不满意的。

我们今天只谈他的学识。

胡适是一个以“渊博”著称的学者，他获得一个正规的博士学位，此外还获得美国、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三十五个“法学”、“文学”荣誉博士学位，这实在也是罕见的。

他除了在哲学、史学、文学领域有精深的造诣外，在文献学、考据学、语言学、教育学、伦理学等方面，也均有所建树，具有开拓性的贡献。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胡适的地位太显赫了。

然而，谈到胡适的书法，我们说，他实在算不上是一个优秀的书法家。

他的写字，完全是一种文化人的“本然”的状态。

我们今天看到的胡适墨迹，主要是大量的手稿和书信、日记。

看得出，他很少有严格意义上的书法“创作”，基本上是传统“实用”方式的自然的书写。

传世数量不多的纯粹的书法作品，多为应朋友和学生索请而书写的小品，有许多是自作的白话诗、联和短句，从没有内容稍长或尺幅较大的制作；这些作品往往循规蹈矩，缺少个性张扬，没有任情恣性酣畅淋漓地挥洒。

而且，胡适也从来没有发表过谈论有关书法问题的言论和文字，我们几乎无法了解他对书法的认识与见解。

很显然，胡适对书法有那么一点的兴趣，这点兴趣，在民国时期，不过是文人学者的基本素质。

胡适并不曾有意识地把书法作为艺术来对待，他关心的是思想的传播，而不是书法形式美感的传达，所以，他的书法作品才经常地重复书写相同的内容。

他既缺乏艺术创作的激情，也缺乏对创作技法的重视。

梁实秋在《胡适先生二三事》一文中说；“胡先生不以书法名，但是求他写字的太多，他也喜欢写。

”这恐怕是“学者书家”的一个共同特征，而胡适尤甚。

胡适是民国“学者书法”的一个典型。

面对胡适的书法，我们需要对胡适所生活的那个年代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对胡适的生活状态有一个透彻的认识，我们可以通过胡适的人生和学术来分析他的审美意趣及创作心态；或者，我们也能够从胡适的翰墨情缘中，去寻绎他的学术思想，发现文化信息和解读文化密码去做更深的研究。

三“书如其人”，胡适的书法是他的人格、个性和学养的外化。

全面地考察胡适思想的形成，是我们理解胡适书法的基础。

胡适思想是他先天秉赋和后天学养合二为一所铸造出来的，他有三重的“背景”——“安徽人”、“哥大出身”、“北大成名”，这三重的“背景”，才成就了他。

胡适故乡安徽绩溪县，历史上曾经在很长时间里为徽州辖县，在文化脉络上与徽州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从1895年五岁起，胡适在故乡度过了对他来说极为重要的“九年的家乡教育”。

早期启蒙阶段的旧式教育，为他打下了一定的旧学基础，“徽文化”哺育了他，并且让他刻骨铭心。

胡适在晚年口述自传时，第一句话就说“我是安徽徽州人”。

当时，胡适的父亲已经逝世，他的遗嘱中提到要胡适努力读书。

胡适说，这寥寥几句话在他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响。

胡适读的第一本书，是父亲编的四言韵文《学为人诗》：“为人之道，在率其性。

子臣弟友，循理之正；谨乎庸言，勉乎庸行；以学为人，以期作圣。

”这种传统教育教给胡适做人的道理和标准，规范了他的人生行程。

母亲对胡适的教育也特别重视。

家业中落，她节衣缩食让胡适读书。

胡适后来留学美国时，家中经济已经十分困窘，甚至靠典当首饰过年，母亲还借钱为他买下一套《图书集成》。

我们读胡适的回忆录，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母亲在他记忆中的分量。

胡适少年时代的读书就很广泛，除经史典籍外，诸子百家、笔记小说，给他的童年带来了许多的乐趣，甚至影响了他后来的治学。

胡适回忆，九年中他读书写字，“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

”胡适十三岁时随兄往上海求学，开始了他的第二个人生阶段。

他进了新式学堂，这是他接受新学的知识转型过渡时期。

这个时期，促成他思想形成是梁启超和赫胥黎的学说。

“胡适”这个名字，就是当时读到赫胥黎的《天演论》，接受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

他加入了倾向革命的“竞业学会”，参与编辑《竞业旬报》，这使他受益良多：“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不但给了我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我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

”1910年，十九岁的胡适怀抱着“愿得西乞医国术”的理想，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留学。

在康奈尔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后，慕“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之名，又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就学其门下。

在哥大学习期间，胡适的思想理念发生重大转变。

胡适接受“实验主义”，主要是在真理论和方法论方面。

他后来提出文学革命，倡导白话诗文，考证古史和小说，研究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和文学史，以及在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诸方面，都受到“实验主义”影响。

正如他自己所说：“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

”他与留美同学进行关于中国文学改良问题的论争，他把与朋友讨论中得出的“文学革命八条”作了修改，撰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寄给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

陈独秀随之发表《文学革命论》推奖胡适，由此而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

随即，胡适接受蔡元培邀请，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授。

自此之后一直到他离开大陆，三十年间他曾经三次出入北大，从教授到文学院长到校长，与北大荣辱与共。

初到北大时，他们一大批“新派”知识分子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宣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倡导发起了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

胡适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并且成长起来的，他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

自此，年轻的胡适“暴得大名”，一发而不可收。

胡适常自谓投入“文学革命”是“逼上梁山”，但他对蔡元培、陈独秀等，却是心存感激的。

四我们在前面提到，晚清民国时期许多学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发起人或参与者，对古代文化或多或少有些抵触，但他们的书法仍然能够达到很高的造诣。

“新派”文人接受新思想，主张反叛传统文化，但他们骨子里的文人气依然挥之不去，他们的文人性情使其对传统文化中许多东西依然是割舍不了，充满着缅怀。

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与书法血脉相通，他们喜欢书斋里的墨香，翰墨情趣还在吸引他们。

关于这一点，有许多的思想史论著进行过分析讨论，此处不赘。

胡适也没逃出这种宿命。

蒋介石给胡适一个盖棺定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也是颇合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