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东方文学学科研究综述

新世纪中国东方文学学科研究综述魏丽明我国对东方各国文学的研究、翻译、评论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在中国国内，东方文学这门学科在学科定义上有着特殊的位置。

1998年教育部对二级学科进行大规模整合，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学科合并，将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原有的“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两个二级学科整合，称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而这门学科的核心课程“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在传统上约定俗成地分为东方文学和欧美文学两大部分。

东方文学已经成为中国目前高等教育中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内容。

东方文学研究目前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研究群体、学术研究上都有相当的建树，但和中国西方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成绩相比，还处于不应当有的薄弱状态，尤其是在立足于东方思想文化传统，充分利用中国本土资源，积极进行具有现代意义的本学科理论创建上较为欠缺。

但从国内从事东方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员队伍的不断壮大、已发表的研究成果日渐丰富、发表本学科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的正常出版、国内东方文学相关学术团体学术活动经常举行及国内各高校与东方文学学科相关专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定期招生等多方面条件来衡量，东方文学学科无疑已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

一、东方文学学科建设研究纵览20世纪，可以梳理出东方文学这门年轻学科的成长历程呈现曲折起伏的发展轨迹：五四到新时期的东方文学学科发展，经历了依附于东方文化研究的散漫的自发形态到学科独立并向系统的学科形态发展的历程。

和国内所有的人文学科发展一样，东方文学学科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低谷时期。

但进入新时期后，有关东方文学学科的译介和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为本学科在21世纪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相当的基础，并具备了相当的规模。

回顾2000-2004年，可以发现国内东方文学学科的研究呈健康、繁荣和稳定的发展态势。

和20世纪相比，新世纪伊始，东方文学学科迈出了更加坚实的步伐，取得了日益引人注目的成绩。

与东方文学相关的各国文学研究会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各类学术研讨会经常举行，如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1982年成立，已举办10届学术年会）、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1982年成立，已举办9次学术会议）、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1987年成立，已举办5届学术年会，12次学术研讨会）、中国波斯文学研究会（2000年成立，已举办4届学术研讨会），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会（1983年成立，已举办10届学术研讨会）等学术团体的各种学术研讨会和年会定期召开，这些研究会的历次学术活动都有一批学术论文发表，有的还将论文结集出版。

如印度文学研究会至今已出版了6集《印度文学研究集刊》，发表论文近150篇，给研究会的发展留下十分有意义的历史轨迹。

国内以“东方文学史”、“外国文学•亚非部分”、“世界文学史（含东方文学）”冠名的教材不断涌现，且各具特色；东方文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宽，有关东方美学、诗学、文化研究的论文专著不断问世，有关东方文学的新的学术机构、社团和研究刊物健康发展。

2004年12月3日，查阅互联网，查“东方文学”关键词，点击中国国家图书馆共检索出216条相关书目，点击北大图书馆，检索出142条相关书目，点击北大天网搜索可以检索到1886条相关消息；查“东方文化”关键词，中国国家图书馆共检索出665条相关书目，北大图书馆共检索出464条相关书目，点击北大天网搜索共检索到19553条相关消息；这一切表明东方文学学科及与本学科研究密切相关的东方文化研究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

从总体上看，在新的世纪，国内从事东方文学学科的学者们的学科意识增强，从理论上对东方文学学科本身以及东方文学研究工作中的许多问题加以认真梳理并概括总结，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文学学科体系，并出版了一系列的专著，反映了中国学者对东方文学学科的总体认识在不断提升。

从世界科学与学术史角度看，这标志着我国的东方文学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东方文学学科从以东方国别文学的翻译、评论与研究为基础的“东方国别文学研究”阶段，发展到现在的“东方文学总体研究”阶段。

这一阶段有代表性的专著有：何乃英的《探索与开拓：东方文学论文选》，何乃英主编的《东方文学概论》、郁龙余、孟绍毅主编的《东方文学史》、孟绍毅的《东方文学交流史》，王向远的《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和研究史述论》、黎跃进的《东方文学史论》等。

在这些论著中，学者们基本达成共识，确立了东方文学学科研究的目的和宗旨，认为东方文学是若干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文学的集合概念，将东方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必须使整体的概念建立在具体的东方国别文学的基础上，但具体的东方国别文学的研究不能取代总体的东方文学研究，作为超越了国别文学的区域性文学的总体研究，东方文学研究实质上也包括比较文学的研究。

在具体的国别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它还必须进一步超越，上升到区域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层次。

东方文学整体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东方各国文学的内在联系，是有关东方各国文学关系史、交流史的研究；通过东方总体文学的研究，辨析东方各国文学的民族性和地区性的共同特征，即东方各国文学的独特性特征；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将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进行宏观的比较，研究东西方文学之间的关系，以求科学、客观地确定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中的成就、贡献、地位和影响，这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此外，还有多篇论文涉及与东方文学总体研究相关的问题，有代表性的论文文章有：杨建编辑的《“东方文学专家谈”》，王钦峰的《论“东方”概念的流动性——关于东方文学学科基础相关问题的思考》，叶舒宪的《“东方”概念的话语建构之根——〈东方化革命〉读后》，麦永雄的《全球化语境中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学的研究现状与前瞻》，刘介民的《读曹顺庆主编的〈东方文论选〉》等。

由北京大学通过学科整合组成的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2000年12月通过专家评审，被教育部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

这一举措对中国东方文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无疑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2001年，为了进一步推动东方文学在新世纪的发展，促进中外东方文学学界学者的交流和不同文化间的对话和互补，该中心成功地主办了一次盛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为“东方文学与东方文化——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展望”，下设10个子议题，包括：东方学的回顾和展望，东方文学、艺术与宗教，古代东方文学，东方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汉文学和文化在亚洲地区的传播，印度文学和文化在亚洲地区的传播，伊斯兰文学和文化在亚洲地区的传播，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交流和影响，东方文化与现代化，东方文学理论批评。

与会的中外学者180余人，其中来自国外的有22位，提交论文140余篇，学者们的学术研究领域涵盖印度学、日本学、朝鲜学、伊朗学、蒙古学、东南亚研究、阿拉伯学、希伯来学、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等。

大会名誉主席季羡林即兴发言，他认为目前世界的主宰依然是西方，西方对东方的了解很少，很多人还是持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心态。

因此，东方学者不仅要实施“拿来主义”，还要实行“送去主义”，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东方。

季先生的发言给与会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次国际研讨会进一步加强了各国学者之间的交流和友谊，对中国东方文学学科的稳健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定期问世的季刊《东方文学研究通讯》（截止目前，已出14期）已成为国内东方文学研究界的一个喉舌，是东方文学研究界学者们交流的重要学术平台，中心编辑出版的《东方文学研究集刊》（第一辑）（2003年）的问世也成为国内集中发表东方文学学科研究新成果的第一本论文集。

二、东方文学比较研究随着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兴起，再加上1998年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学科整合，引起了东方文学学科研究重心的明显转移。

2002年11月北大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召开了“比较文学视野中的东方文学”的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50多人，提交论文40余篇；2004年8月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和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会主办，山西大学文学院承办了“2004年全国东方文学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60余人，提交论文40余篇。

国内发表东方文学学科研究成果较集中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东方文学研究的论文出现了明显的转向，越来越多从事东方文学研究的学者采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把各民族的文学与文化联系起来，把文学同其他学科联系起来，从比较的文化的角度研究东方各国文学的关系和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联系。

有关东方比较文学的专著增加，相关学术会议、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和20世纪相比，都有明显的提升。

东方比较文学研究的专著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中国文学和印度文学、中国文学和东亚、东南亚文学比较几大部分。

有代表性的专著有：王邦维、林丰民主编的《东方文学——从浪漫主义到神秘主义》，梁立基、李谋主编的《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与东南亚文学》、孟绍毅的《东方文学交流史》、郁龙余的《中国印度文学比较》、郁龙余等著的《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薛克翘的《中印文学比较》，孙宜学编著的《泰戈尔与中国》，王晓平的《亚洲汉文学》，张哲俊的《东亚比较文学导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和《中日古典悲剧的形式——三个母体与嬗变的研究》、肖霞的《日本之桥与“五四”文学》、靳明全的《中国现代文学兴起发展中的日本影响因素》，林祁的《风骨与物哀——二十世纪中日女性叙述比较》，马歌东的《日本汉诗溯源比较研究》，黄爱华的《中国早期话剧与日本》，佟君、陈多友主编的《中日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方长安的《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张石的《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王晓平的《梅红樱粉——日本作家与中国文化》，胡令远的《人的觉醒与文学的自觉——兼论中日之异同》，蔡春华的《中日文学中的蛇形象》，李文的《日本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郑翔贵的《晚清传媒视野中的日本》，郑彭年的《日本中国文化摄取史》，张玉安、陈岗龙主编的《东方民间文学比较研究》，陈岗龙的《蒙古民间文学比较研究》，孟绍毅的《丝路驿花——阿拉伯波斯作家与中国文化》、张朝柯的《〈圣经〉与希伯来民间文学》，李岩的《中韩文学关系研究》以及《半岛唐风——朝韩文学与中国文化》和《越南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学》等。

已出版的各类外国文学研究专著中，有些专著涉及东方文学部分，如罗选民主编的《外国文学翻译在中国》中收入日本文学、以色列文学和印度古典文学在中国的论文。

国内出版的各类世界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及有关专著中都收有东方文学的内容，由于论文篇幅有限，没有在本文统计的范围，须另文专题介绍。

三、东方文学国别研究东方文学的总体研究是以东方各国文学的翻译、评论与研究为基础的。

从事对象国语言文学研究的学者们近年来出版了所研究的对象国文学史和与文学相关的专题专著，为东方总体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