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哲学比较初探

中西哲学比较初探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多元文化的交融和会通成为文化自觉的表现。

中西两大文化体系所孕育出来的哲学思想，各有长短，互有优势，并呈现出鲜明的特质。

比较中西哲学思想各自特点，在把握和弘扬本土文化的精华之时，充分借鉴和吸收他国文化的精义，在相互借鉴中灵犀相通，从中获得有益启示。

标签：中国哲学；西方哲学；比较世界哲学之源分东西两流，作为东方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由于民族禀赋、地理环境、文化氛围、生产方式和生活条件等方面的很大不同，导致中西哲学既有共性和同一，又有诸多的个性和差异。

共性和同一是双方需要互学互补的理由和动力。

一、中国哲学侧重于人生观，西方哲学侧重于知识论胡适认为中国哲学是“关于人生切要的问题”，人生离了哲学，是无意义的人生；哲学离了人生，是想入非非的哲学。

中国哲学把人不同于动物的特质理解为德性，中国哲学是主善的，由此孕育了伦理主义的人生论传统。

以儒道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哲学主题是关乎人生智慧，儒道的共同特点是重人生，重为道，而轻知识。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主张以“仁”为根本，“君子学以致其道”，“笃信好学，守死善道”。

为仁是孔子的一贯之道，是六艺之本，诸德之帅，闻道、为道是人生之本。

一部《论语》是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教训，是以仁为基础的人生之道。

在论语中，几乎不讲知识，甚至把学习具体知识看作是下等人的事情。

道家区别了为道与为学，并以“为道”是人生之首要义务。

老子认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主张“绝圣弃智”；虽然崇尚自然，主张“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但是《道德经》并不是一部关于研究自然的著作，而是通过对自然之道的感悟获得人生之道。

如从“水滴石穿”和“强风折树”中领悟了“贵柔”与“守雌”；从“海纳百川”中领悟了“谦和”与“无为”。

人之道就是无为，顺其自然，做到“少私寡欲”、“见素抱朴”、去伪存真、返璞归真。

庄子以“道法自然”为指引，以自然解释人生，让人参透自然，悟透人生，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真人境界。

在对待知识的态度上，老子否认知识，反对追求学问，学得越多，离道越远，所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大道废，有仁义；慧知出，有大伪”，相反“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只有“绝圣弃智”，“绝学无忧”，“常使民无知无欲”，方能无所不知；向往“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的小国寡民社会。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无涯。

以有涯随无涯，殆也。

”不仅认为追求知识，明辨是非没有必要，而且用个人的有限生命去否认追求无限知识的可能性。

西方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传统是重求知，重为学。

西方哲学把人区别于动物的特质理解为理性，西方哲学是主知的，它由此孕育并衍生出科学主义的知识论传统，古希腊哲学从一开始就以“爱智”、求知为目标。

早期的自然哲学家虽然以研究万物之本源或始基为己任，但是他们是用认识具体事物的方法去把握始基。

柏拉图在其学院大门上书“不懂几何者请勿入此门”，可见他在招收学生时对知识重视；亚里斯多德更是把求知、理性作为人的本性，解读了人们对知识追求的所以然，“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至理名言表达了他对知识的追求、真理的热爱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

西方近代哲学以重求知、重认识论为特征，是认识论哲学。

西方近代开端文艺复兴时期是西方哲学自我觉醒的时代，人文主义精神使人们的思想从空幻的彼岸世界回到了现实的此岸，从清静的僧院走到了纷扰的尘世，从而发现了自然，也发现了人自身。

追求知识，渴望个人自由，要求个性解放，反对教会的桎梏，要求发挥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这是当时人们的一般精神面貌。

随后，无论是以培根、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哲学，还是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唯理论哲学，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对认识的本质、规律和方法的研究，重视对知识的探究，解答人们怎样探索自然、世界和获取知识，知识论成为西方近代哲学的中心问题。

二、中国哲学侧重于辩证思维，西方哲学侧重于逻辑思维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上。

中国哲学侧重于辩证思维方式，西方哲学侧重于逻辑思维方式。

中国哲学没有像西方那样经过从16世纪至18世纪自然科学的洗礼，没有受到像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等创立的科学方法的影响，因而也没有产生像西方近代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传统。

中国哲学始终是沿着古代朴素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向前发展的。

它注重从整体上、宏观上、联系上把握事物，而极少用逻辑推理分析方法。

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包含着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

变化论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

矛盾论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

中和论强调的是中庸之道，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适度的合理性。

因此，中国人偏重于整体的、辩证的思维，善于运用综合的方法，把事物看成是普遍联系的，习惯于从整体上看问题。

这种思维方式有利于对事物进行总体上的把握和宏观上的概括，促进事物整体功能的发挥和事物之间的融汇与和谐。

它的不足是缺乏对事物的复杂性、个性的认识，很少对事物进行细致入微的考察和分析，对自然现象的解剖研究尤其不够。

这就导致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形式逻辑和实证分析不足，从而影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正如爱因斯坦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西方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

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

”西方人的思维是一种逻辑思维，这种思维强调世界的同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

同一性认为事物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一个事物永远是它自己。

非矛盾性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

排中性强调一个事物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

因此，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叫分析思维，他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喜欢从一个整体中把事物分离出来，对事物的本质特性进行逻辑分析。

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虽也有整体性思维，但占主导地位的是以个体思维、机械思维为特征的实证分析方法。

它往往重视每一个事物的状况，在具体细节上穷极分析，善于从解剖个别具体事物中看问题。

这种重个体、实证、重分析的思维方式，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它的不足是容易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看问题，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善于从总体上把握事物的联系和整体功能的发挥。

由此片面夸大了科技理性的作用，忽视人文价值的功能。

三、中国哲学重和谐，西方哲学重竞争中国文化崇尚和谐，西方文化讲究竞争，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趋向也是中西哲学区别的表现。

中国文化向来具有中道的文化品格，而中道的原则就是凡事讲究和谐，和谐是中国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

早在春秋时期，史伯，晏婴等思想家就对“和”与“同”之间的区别作了鲜明而又生动的说明。

史伯认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以他平他谓之和”，即真正的“和”是不同事物的相融相汇、协调统一，而不是相同事物的简单相加或单一重复。

儒家、道家和中国化的佛学都强调并追求和谐。

孔子把“和”运用到伦理道德上，强调“礼之用，和为贵”，要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道家“以相忘于江湖”，顺应自然，“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

佛家以“无念”来达到人与人、人与自我表现的和谐。

和谐思想是中国哲学的根本思想与精神财富，在中国先哲看来，和谐是宇宙生命的源泉与存在方式，和合就是“生生”；“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和合万物生”。

从人道的意义看，和合是人类生命得以繁衍的本体和前提，是社会制度规范的内在精髓，是国际交往的基本准则，坚持“协和万邦”、“亲仁善邻”的原则，倡导四海一家的博爱情怀。

和谐的思想使中国人崇尚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境界，欣赏温文尔雅，不露锋芒的风格，遵循不偏不倚，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

西方哲学也有和谐的思想，如毕达哥拉斯提出过“美德就是一种和谐”的命题，亚里斯多德提出“中和”的原则，但重视竞争的思想更为突出。

西方辩证法的奠基人赫拉克利特认为统一是由斗争产生出来的，特别强调对立和斗争的意义。

他说：“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

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

”这就明确把竞争作为人生存和发展的前提。

西方近代传统哲学也过分夸大了斗争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中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倾向来源于近代以来的笛卡尔主体中心哲学。

笛卡尔作为近代哲学的开创者，将哲学注视的中心从上帝转变为人自身，扭转人类思维的方式功不可没。

但他在确立主体中心哲学的同时，也创立了主客二分性的思维模式。

这种主客二分性的思维模式，是把外在的客体看作是主体支配与征服的对象。

随后哲学家霍布斯主张“人与人像狼一样”的生存方式，黑格尔的辩证法强调一种“一方克服另一方”的发展趋势，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无不重视生存竞争的原则。

在当代，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和平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期待。

追溯人类历史轨迹，从原始的血族复仇到相互妥协盟约，从战争的解决到谈判解决，从掠夺征服到契约交换，都表明人类在长期的博弈过程中，越来越倾向于理智地选择共生双赢的策略。

历史一再证明：是和平而不是暴力才是人类社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方式，我们不可设想一个永远充满暴力与流血的社会。

对抗性暴力冲突仅仅是社会生活个别状态，但绝不是社会生活的一般状态。

因此，树立和谐观念，消解冲突，化解矛盾，便是人类的智慧选择。

四、中国哲学重群体与道义，西方哲学重个体与功利中国古代把维护群体的协调，社会安定作为最高的伦理政治原则，把社会整体利益作为个人利益的出发点和归宿。

个人对群体来说，义务重于权利，奉献大于索取。

个体的价值只有在群体社会中才能得以实现。

个人在义与利的关系上，偏重道义，看轻利益，突出刚健自强的个人修养。

孔子认为，在人的生命中，恪守道德规范，将道义放在首位，人的生活才能充实。

明确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认为有德之君子追求的是道义，无德之小人追逐的是功利。

人的生活目标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追求富贵，虽然人人都想得到富贵。

但是要加以限制，限制就是道义，即“以义制利”，只有符合道义的富贵才可以取，不符合道义的富贵绝不可取。

孔子说：“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但“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忧道不忧贫”，“谋道不谋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

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孔子主张人为道义而活，非为富贵而生，人生才有真正的价值，始终把功利置于道义之下，反对见利忘义，主张见利思义，义然后取。

孟子的“舍生取义”，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无不表现出重视道义的特征。